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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账本
作者:薛丽英



    皱巴巴的账本孤零零地躺在抽屉里,脊背磨损,纸页泛黄。一笔笔账款挤挤挨挨演绎着父亲的喜悦与忧伤。
    父亲在做大买卖前做过小买卖,奶奶说,父亲卖过气球、冰棍、水果,还骑自行车到北京卖过鸡蛋。在我记忆中他卖过煤炭、芦苇,养过猪,植过树苗,做过挂面,还批发过蔬菜,大概父亲记账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他做过两笔大生意,在我上初中时他承包了村里的果园,他像对待子女一样呵护着他的果树。春天,打药除虫、修枝剪叶,不知磨破了几双鞋;夏天,妇女主任一样为果树搞“计划生育”;秋天,为了保证果子皮肤光滑,就给果子“贴面膜”,待果子成熟时,又为它们揭“面膜”,揭去面膜的果子水灵灵的诱人。
    记账是父亲多年的习惯,果树管理期间所有花费,他都详细记在本子上。收获时,便天天把账本揣在身上,媒婆一样四处为果子找下家。每年谢果都非常热闹,也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枝头的果子拿足了架子,父亲知道我身子灵活,常派我到最高的枝头。我像杂技演员一样施展爬树技术,先在细枝干上荡会儿秋千,再把果子摘下来。
    父亲把收获写在脸上,两只大脚呈外八字,双手插腰,敞开嗓门喊:“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们,小心包装啊,划破了皮可就不好出手了!”泼辣的妇女挺着颤悠悠的胸脯调侃:“你操心苹果比操心你老婆的脸蛋儿还上心啊!”父亲笑咧了嘴,露出两排大黄牙:“嘿!嘿!嘿!真你个娘们儿蛋子,闲话不少,俺操心婆娘的脸蛋儿还得让你看着昂?”说完,转身掏出账本朝买主走去。老远,就见他两手在半空里比划,像是跟人家说价。等水果一上车,父亲的账本上又多了一笔。  
  不过 ,并不是年年都能大丰收。有一年,水果快成熟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一夜间,果园一片狼藉,许多果子早早夭折,树下铺了厚厚的一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可惜这不是落红,是憔悴损。满地忧伤一下子聚拢父亲的眼角,他弯腰捡起一个青涩果子,掂量过来,掂量过去,在账本上重重地记上赔本的一笔。若赶上现在政府给受灾农民补贴,他也不至于那么伤心。
    父亲不服输,一下子把“战场”转到省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家里常有外地口音的人来做客。
    由于父亲见多识广,为以后做大生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父亲账本上最醒目的几页是开办磷肥厂。父亲拿到办厂合格证后,征收了一大片农田,找朋友做合伙人,又雇了许多农民工。开业后,父亲每日长在厂子里,保证各项工序顺利运行。厂里每天都能听到机器高速运转的声音,每天都有大卡车进进出出。农民工有的一路小跑架着小车运肥料,有的拿铁钎装袋子,那场面像抢收。因为父亲按所装袋数付工资,没有一人偷懒。每到播种季节,父亲都免费送他们几袋磷肥,若要再买,只收成本,农民工干活总是乐呵呵的。
    晚上,父亲还要总结一天的生产销售情况,把账本上所有收支重新核对一遍。记得有一次他算一笔账款,怎么也算不对。正好我在他跟前剥豆子,他一扭脸说:“坤,你来帮爹妈算算这笔账,会不?”当时我已经上初三,对自己的数学很有信心,便一口答应。父亲指着账本上几行数字说给我听,我拿起石子在地上仔细算,可实战数学与书本上大有不同,我急了一头汗。不过,我的算式提醒了父亲,他瞧着我的算式高兴地说:“对!我想起来了!”瞬间,他紧皱的眉头舒展了。
    父亲的账本上有一笔不小的数目: 27000元,下面还重重地画着两道横线,这与父亲的厚道、讲信誉有关。由于父亲把关严,肥料效果好,方圆百里的小商贩都慕名而来。有时,父亲还命人送货上门。那一次,父亲接到x市x县x乡的货单,没加思索就派人送去大批磷肥。他们说手头紧,卖了肥料才付款,这在平时,是常事,父亲便一口答应。可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见他们送欠款。父亲多次派人上门讨要,他们赖着不给。父亲亲自登门,碰了一鼻子灰。
     那段时间,父亲话少,吃饭也少,连走路都无精打采,总见他斜着身子靠在被摞上吸烟,烟雾在他城墙灰一样的脸上缭绕着。也难怪,那时候农民撇家舍业打一年工都得不到工资,何况是他。若现在,农民要不回工钱,法律部门会出手相助。再说,哪个企业敢冒触犯法律的危险?父亲是厂长,也是农民,决不会犯这么大愁。。
    那时候,农民做生意很难。记得有一次环保部门来人,要罚钱。那人黑着脸说磷肥厂对环境造成污染,需交五万元罚款。父亲一看是同乡,笑脸相迎地向他介绍已采取的环保措施。那人斜眼撩天上的云,看都不看他一眼。父亲把交费单拿给他看,他不耐烦地说:“别啰嗦!不交马上停工!”停工,那可不行。可五万元是个大数目,开厂没多久,哪有那么多周转资金。好话说了一车,那人还是要开罚单。愁云在父亲脸上沉重地爬着,像要滴出水来。凭生意场上多年的经验,他往那人怀里塞了两条好烟:“容我凑凑成不?”他的脸马上转阴为晴:“那我过两天再来吧,你可要快点想法子啊!”他见左右没人,把嘴巴凑近父亲的耳根窃窃地说:“要不是有人黑你,县环保局也不会罚款。”父亲一怔,那人转身就走。为此,父亲九曲十八弯跑断了腿,才把这事平息。现在想想,一个农民能采取多少环保措施?如果环保部门改变工作思路,给出技术处理,估计现在我们也不至于戴着口罩出门。
     那件事没过多久,税务局又来收税。父亲又拿出交税单给他看,单子上显示税款已交齐。那人赖着不走,父亲给他塞烟,他拿了烟,仍不走。父亲让他尝了甜头,这事才算过去。临走前,还叮嘱父亲给他家送几袋磷肥。自那时起,凡遇这种主儿,每到播种季节父亲都给他们家送磷肥。这招还真灵,麻烦很少再登门。我多么希望父亲办厂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那样的话,也不会遇上那么没有廉耻的税官。
    不过,父亲做生意喜大于忧,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家的生活。他做厂长那几年,我们家盖起村里少有的新砖房。由于许多同乡在他的带动下富起来,都称他薛厂长。
     现在,年老的父亲明显精力不济,可他不甘清闲,在家开起小卖部,仍保持着记账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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