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9，近10年光景，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中，越战越强；而党的首脑机关，则从距离北京1000公里的陕北延安，移师到距离北京不足300公里的西柏坡，并走进了千年古都北京城。这是中国命运大转折的10年，是共产党树起历史丰碑的10年。

天津有一位老干部叫王连川，他是这10辉煌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王连川于1940年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进入延安，分配到中央军委无线电台作报务；1944年随同周恩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1948年到河北平山华北局党校学习，六个月之后被派往即将解放的天津市，参加接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工厂……

据王连川介绍，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有三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通讯联络部。三部又称“三局”，局长是王诤（解放后任军委总参通讯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四机部部长等职。他是我军无线电事业和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王诤同时兼任军委无线电学校的校长。王连川从该校结业后，被分配到三局三分队，队长是刘法永。1941年12月组织机构调调整，三分队和九分队合并成立“无线电第一集中台”，台长付英豪，政委周完白。王连川首次独立操作电台，便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他给远在江苏的新四军军部发电，因南方雷雨天气影响，信号断断续续，对方听不清，报务员竟气急败坏地一连发了7个“Pig”（猪）给王连川，以示“惩罚”。王连川看过之后并未“以牙还牙”，而是十分冷静地与对方联络，完成了任务。此事传到领导耳中，表扬王连川工作“有耐心”。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三局局长王诤和业务处长刘演找王连川谈话，通知他因工作需要，随周恩来副主席一道去重庆（周后因情况变化未同行而改日前往），接替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工作人员回延安学习。安排到重庆担任通讯工作的共有6人，电台工作人员有王连川、李希哲、石立，译电人员有周仓、孙彪、陈栋。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把王连川等赴渝人员请到家中，拿出来当时的“紧俏物品”花生和红枣招待他们。邓大姐热情地招呼大家：“别拘束，到这里就跟在家一样！”周副主席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关切地说：“那里天气闷热，条件艰苦，要有思想准备啊！”小伙子们无不感受到党的关怀，纷纷表示：“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怕！”“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使这批机要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周副主席亲自派副官丁江、颜泰隆等人随车护送他们以及作家周而复、刘白羽夫人汪奇等人入川。一路上王连川一行人化装成往前方运送武器弹药的汽车兵，以“捎带物资”等手段同沿途国民党军检查站周旋，经过宝鸡、翻越秦岭，到达绵阳。在绵阳卸下炮弹后，拉上了“国军”的油墨桶，在盘山公路上行驶两昼夜，车队抵达嘉陵江边。

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已迁都重庆，重庆一时成为英雄豪杰、文人墨客荟萃之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国共合作期间我军在国民党政府“心脏”的最高代表机构，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领导人都曾在那里居住和工作。我党著名作家周而复、刘白羽就住在办事处的一楼。办事处虽是“合法”的，但国民党却阻挠限制办事处与延安、与全国的联络。办事处只得秘密设立电台，白天将无线电发报机藏在墙里，备用零件放到地板下面，工作一般在晚间进行。还要做好伪装，以防国民党的突查。王连川负责接收延安新华社的消息，因篇幅大，工作时间长，加之重庆天气闷热，工作人员经常是大汗淋漓，汗水流进耳朵里，溃烂化脓，造成耳聋。他后来一直有些耳背，就是那时留下的病根儿。

电波浩荡。那道道电波，连接着延安总部和各地的人民武装，连接着党中央和解放区的人民。巴山蜀水间，激荡着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洪流，那红色电波穿过硝烟，超越时空，传播着震撼人类的信念与精神。

王连川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1923年5月，王连川出生于河南省洧川县（今尉氏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那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国无宁日，山河破碎。王连川的家乡是个贫穷的村庄，全家八口人，依靠父兄种地维持生计。“七七事变”后，洧川县连遭洪涝灾害，百姓走投无路，纷纷处出乞讨。而保甲长和地痞无赖们却趁火打劫，盘剥村民，令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王连川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深受没有文化之苦，于是痛下决心，千方百计供孩子进学堂学文化，只盼有朝一日逃出这沙丘苦海。王连川7岁上学，由于家中经常无钱供应学习，学业时断时续，六年的课程念了十年，17岁才高小毕业。生性耿直的王连川不愿和那些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在一起，喜欢独自学习和思考。有一次写作文甚至写了“国共合作，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句子，遭到胆小怕事的老师的训斥。渐渐长大的王连川开始懂得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于是立志投身于抗日斗争，为建立一个富强的家园而奋斗。

王连川上高小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我党为了保存和发展党的力量，地下工作非常活跃。当时学校校长佟华章、教导主任胡振民都是共产党员，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启发，王连川放弃了升高中念头，决心到延安投身于革命队伍。1940年春的一天，王连川与同学石遂心（后改名何洧，解放后在东北抚顺三中任教 ）、张朝选（后改名张超宣，解放后曾任松江省商业厅副厅长）二人核计，决定暗中给胡振民老师写封信，请他介绍参加革命工作。三名同学的这一想法得到胡老师的支持，当即介绍他们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为了防止被沿途敌人所发现，母亲细心地把介绍信缝在王连川随身穿的那件棉袄里面，临行前又烙了一大摞白面饼带着。春末的一个清早，王连川告别了生活17年的故乡热土，告别了父母亲人，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踏上抗战的征程。他们徒步出发，昼行夜宿，饿了就啃一口自带的干粮。一路上倒是没遇到什么意外，走了七天七夜，来到洛阳。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个来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开始打算把他们调入豫东彭雪枫支队，因为豫东离洛阳较近，彭司令那里也急需有知识的人才。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承认共产党，承认合作抗日，但却不断地给共产党和解放区制造麻烦，武装袭击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尤其近期国民党在通往豫东的沿线上检查吃紧，弄不好就会以“身份不明”等借口关押抗日爱国分子。为安全起见，领导只得放弃这个打算。

“这样吧，你们先留在办事处里，编入部队。过一段时间再定去向！”一位首长说。

王连川等三人成了办事处的兵。他身体壮实，被编入警卫排，个子较小的另两名同乡则当“小鬼”（勤务兵）。王连川穿上军装，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军事课。他们每人发一支步枪，5发子弹，外加4个手榴弹，参加站岗值勤。

几个月后时机来到。组织上决定王连川到延安学习、工作，并给他办理了加盖“第十八集团军”大印的护照，以应付国民党各哨卡、兵站的检查。王连川步行半个月，经过潼关，到了西安。在西安稍作停留后，他化装成八路军押运棉花人员，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乘车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他谈过话后，看他有一定的文化，诚实厚道，又经历半年的斗争考验，决定把他分配到军委第三局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电台报务。当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是几间破窑洞，学员没有课桌和教材，没有纸和笔，教师在黑板上写个“A”，学员们就在地上划个“A”，然后抹掉再划，英文字母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因国民党的封锁，粮食供应也十分紧张。经常没有菜吃，小米和土豆也吃不饱。正值青年的王连川饭量大，常因吃得慢而不得饱食。于是从老同志那里学来一“招”：吃饭前预备一碗白水，边吃连喝，这样“下去”快多了。这因食不果腹而生出的“刁虫小技”，岂是今天的人们所能理解的！

1948年初，王连川离开重庆，经中组部介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参加“土改工作团”，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做土改工作。土改结束后，随中直机关迁到西柏坡。随着三大占役的结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解放后，王连川同志先后在天津中华酒精厂、轻工业部华北办事处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他有一副铁脚板——从洧川走到洛阳，从洛阳走到延安，从西柏坡走到天津。中原——西北——西南——华北，戎马倥偬，跨越千万里，脚步不停息。解放后的王连川同志生活在大城市里，生活条件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但他从没有忘记革命本色。王连川是我们的老主任，我上班的时候，他已经按厅局级办理了离休，但还是依照当时的惯例经常到单位学习、看报，清心寡欲的他，读书学习可能是唯一的嗜好。他在位时就不习惯于坐车，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二十多公里。中午时分，王连川主任常常端着饭盒来我们办公室，边吃边跟年轻人闲谈，我们也爱听他的故事。他吃的比我们还简单，对粗茶淡饭“情有独钟”，人们开玩笑：“王主任最爱吃烧饼！”这位老领导平常吃的最多的是烧饼，两个烧饼一顿饭。这仅仅是“爱吃”吗？谁不喜欢鱼肉珍馐！他常跟我们说起那句老人们挂在嘴边的话：“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话，可不是唠叨，而是沉甸甸的！

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那一代人付出了很多，无数仁人志士贡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早已长眠于地下。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王连川老人在跟人们聊天中，话题不时回到战争年代，回到重庆红岩村，回到对敌斗争的武器——电台，悠悠电波不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王连川同志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成为激励后人进取的宝贵财富。他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地感叹道：“革命可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