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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庆难忘的记忆续集之七十一——改革开放初期(二)

作者:王西庆

作者相片拍摄于上海人民公园(1980年5月)

再来回头说一下我认得的这个知青的爱人,她人长得很漂亮,他们在一起下乡的这几年,互相帮助,增进了友谊,当然也增进了感情,但后来在婚姻问题上,女方家里死活都不同意。他就私自一个人跑到女方家里,说好话,死缠硬磨,说是看上人家的姑娘了,非要找人家姑娘不行。在那个时代,虽然是文革期间,兴无灭资,嫁姑娘不要财礼,那只能是干部的子女才能够做到,我们家就是这样,在我们结婚时,爱人家里从来就没有向我家里要过什么财礼,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个时期穷,不要财礼是假。不过我的这个知青朋友,好事多磨,后来女方的母亲托人就告诉他,说你要是能够医治好我女儿的妇科病,我就让女儿嫁给你。姑娘母亲的一句话就如同“圣旨”,可把我的这个知青朋友高兴坏了,他连嘴都乐的合不上来。我就想,实际上是人家母亲家里就根本不同意,不想让姑娘嫁给他,跟他受罪、受穷。只不过是姑娘家里专门给他出的难题,故意刁难他,知道他又不是医生,怎么能治好人家姑娘的病呢?

真是好事不负有心人,我的这个知青朋友还真行。他又是请医生找大夫,又是咨询专家找教授,特别是还求过神,讨过什么“仙药”,拜过什么佛门,还专门跑到一百多公里地的娘子关求过“仙水”。的确,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有一些人,在一些落后地区,不相信医院的。

传说有一个人,在深更半夜的时候,遇见一个红毛仙姑,红毛仙姑告诉他在城北面有一座大山,山上有一股泉水,你只要是心诚,就能够在那里求得好药。还有的人说是遇见了一个蛇精。不管怎么说吧!当时,一下子好多的人们都传说份云,真像是如同拨开了乌云见到了太阳一样。

每天一到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拥到了那座山上,一时间,人们把道路和路口都堵死了。为了疏通交通,维持治安,当地政府不得不派出了大批的武警和警察来维持秩序。

如果有时间你来到这里,就会看到那些烧香磕头、求神拜佛、讨药治病的人群很多。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看热闹的人们。而我就喜欢看热闹,可惜我忙的真没有时间去那里看看。

他们那些拜佛讨药的人们,在夜晚大山之中点燃了一个个的蜡烛,并烧起了一簇簇香火,跪在地上,前面还放上一张白纸,等着讨药、等着天赐良药。他们在跪下拜佛讨药的同时,你还要把真实的话说出来,让佛主听。这就是要看你心诚不诚,诚着则灵,否则求医讨药是不会显灵的。你还得把你结婚以前的隐私,统统都的说出来。结果有一些人为了讨药,真的把自己过去的一些隐私都说了出来,弄得一些人离婚的离婚,吵架的吵架,走散的走散。

我还认得一位好友,因老婆有病,医院去了好几回,又托人找私人医生看,也没有看好,他们俩口在休息的时候,也去了那座山上求医掏药。在当时,这样的人很多,不仅仅是有本地的,还有外地打老远来的人们,一些人还真的讨到了“仙药”。我的好友回到了家中,让我仔细地看了看他讨到的所谓的“药”。他们小心翼翼的把那张白纸一点点的打开,生怕那仙药跑了一样,当揭开了纸的最后一个角的时候,里面终于露出“仙药”来。我还仔细地看了看纸上面的“药面”,就像是现在咱们在吃咸盐时,用小勺子装的那样多,足足够两克的重量了。纸上面全是包的黑黑的“面面”,我想这就是所谓仙药吧!我猜想,那讨药的地方可能挨着煤矿近,一定是西北风吹来后,灰尘撒在纸上的。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我不敢说出来。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是不会相信那些“面面”真的是仙药的。我曾经想去那山上考察一下,但因路途太遥远,工作烦忙,错过了考察的机会。不过,我听去的人说,当你晚上来到了那座山上,你就会看到,那漫山遍野的山上到处是一片灯火辉煌,漫山遍野的人们跪在地下,点着蜡烛,烧着香火,嘴里在默默地叨念着什么,那些景色很是壮观。一些人在讨到“药”后,嫌山上的水不好,又跑到一二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去讨回“仙水”。回来后就把“药”吃了。一次不行,又多次去北面的那座山上,讨回来更多的“药”来吃。我也曾经和一些人探讨过,讨药的这些事情,一些人告诉我,在讨药的那座山上,风确实是很大,只要你把纸放在地下,上面压上几个小石头,防止纸被风吹走,一会儿那上面就撒满了灰尘,那就是讨的所谓的仙药。我听了才真正的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

怪不得后来政府出动了大量警力,把满山遍野讨药的人们在说服教育动员下驱赶走,还要求我们医院里,当病人来看病的时候,要对病人的态度好点。最后听说、听说警察们把山上的那些水坑也炸平了,人们再也不去那里讨药去了。

回过头看看我的这个知青朋友吧!他和我们一样也是有文化的人。我始终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神丹妙药,最终把人家姑娘的妇科病治好的。我想,我想他一定是找医院的专家治好的病,至于去那山上求神拜佛讨药,我想他一定是装装样子,一定是在作秀、作秀,做给人家姑娘的母亲看的,就是要让姑娘的母亲知道,看你这个人诚信不诚信,忠厚不忠厚。最后,丈母娘还信守诺言,在他们下乡返城之后,还真的把姑娘嫁给人家了。

并且,头一年,还给他生了一个八斤重的胖小子,第二年,又给生了个胖小子,第三年又······。结果女方不得不做了节扎手术,虽然是这样的结果,但、但一下子还是把双方的老人高兴坏了,这对知青佳丽,在双方单位还曾经传为佳话。

这一次呢,我和两个同事来上海出差以后,我们买珍珠霜的朋友非要带领我们来到上影厂,看来他是一定想见一见著名的明星演员了,我就想,这里可不是日化厂,你要买珍珠霜就能买到。这里是电影厂,人家明星演员整天忙着拍电影,是不会让你随便见的,要见等到有机遇才行,特别是名人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像我以前去大寨参观过几次,大家很想见一见陈永贵同志,结果一次都没有见到,可是我有一次机会就这么巧,终于见到了。

那是在1979年的四月份,我到火车站送一个四川亲戚,没想到真的见到了陈永贵同志。当时,当时我在站台上送人上了火车的车厢之后,车门都关住了,送行的人们已经逐渐走完,我等了好几分钟火车都没有开走,我感到很奇怪,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正好当时在这列火车的一个车厢里,一节车厢门没有关住,而且我看到它的左右车门都是透开着,我当时为了省事走近路出去,就上了这节车厢,我正准备往对面敞开的车门走去的时候,就在经过车厢过道中央时,我不由的向左边的车厢里看了一眼,啊!一个人把我惊住了,一个多么熟悉的身影,一个多么熟悉的面容,映在了我的眼帘。只见一个头上戴着白毛巾的人,竟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我的心当时马上激动的跳起来,啊!那不是、那不是陈永贵同志吗?这时,我通过眼睛的余光突然发现,发现已经有一个高大的人,站在了我的背后,在盯着我,我想,那一定是,一定是便衣警察,当时陈永贵同志就在车厢中部,在右边的座位上坐着,他还抬头扭过脸来看了我一眼,好像是看什么人来到了车上,他脸上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没有休息好,也可能是才从北京开会回来,返回大寨的。我后来才赶忙下了这节车箱。事后我还庆幸终于见到了陈永贵同志、终于见到了名人。

“干什么的?”“啊”的一声,一句话打乱了我的思路,当我们正往上影厂里走的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大爷,突然拦住了我们去路,片刻,我们都走过去向老大爷说明了来意,想进去看一看拍电影,顺便见一见里面的明星演员。那看门的老大爷看上去还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一个人,警惕性还是很高的,他仔细地从上到下“端祥”着我,“端祥”着我们,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装俗,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当时我不知道咋的了,我们真的是和那些上海年轻人,穿得奇装异服不一样。可是,那老大爷真的是要把我们一个个看穿一样,当时看的我都不自然的摸了摸头。我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穿的什么,我重新审核了一下我自己,上衣穿的是当时是我们那里最时新的“的卡”蓝衣服,上面小口袋上面还别着个钢笔,下身穿着一条灰颜色的“的卡”裤子,脚上穿着是一双好几天、好几天都没有时间打鞋油的皮鞋,肩上还背着个小小的人造革跨包,也许是我们的这身装束打扮,不像是他们上海当地年轻男人那样穿的“花梢”。我真有点后悔,后悔当时上海小巷子里就有很多擦皮鞋的,而在我们山西当时那里是没有的,为什么何不在这里,该扔给人家一两元钱擦一擦该多好,这下可好,丢了脸了,山西人讲话“丢了吃喝”。再看一看那个看门老大爷,一听我们说的话是外地口音,不像是他们当地上海地区的方言,好像对我们三个人突然警惕起来。

我们这几天在上海,除了在南京路大商店,那些服务员说的标准的普通话以外,人家上海人之间说话你是怎么听、怎么听也听不懂的,有人说,上海人说话时,就像是两个小鸟叽叽喳喳的,你是一点也听不懂。我想在这里,在人家上海人的地盘上,一看到我们,就一定知道是外地人,你是怎么装都装不来,怕得就是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城市来的人,我再看看那个看门老大爷,看样子很倔,大声说着带上海味儿的普通话;

“我们这里有明文规定,外人不得入内,”

那老头儿一说这话,不知我怎么就联想到在过去,我们在学校学习时,课本学过的话,在过去旧社会的上海,我们中国人进公园都不让进去,门口招牌上写着“华人与狗勿进。”想一想,那都是过去了,那句话从小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些外国人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与狗并论。现在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再也不是那些冒险家的乐园了。

责任编辑:李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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