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1937年11月在河北老家的山里，带着几名工人参加了八路军，开始在129师386旅772团一营。当时在红军排长蒲大义同志 （四川平昌人，55年授予开国大校军衔，61年晋升少将军衔）的排里当战士。

父亲在1938年二三月份，他们部队在386旅政委王新亭，和旅长陈赓的带领下，先后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不仅沉重的打击了日军在河北、山西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而且锻炼和壮大了抗日队伍，改善了武器装备。

经过几次猝死的战斗后，父亲锻炼了自己，在1938年3月由陈万元同志介绍入党。从此，父亲就把党当成了母亲，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神头岭战斗后，蒲大义同志升任连长，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父亲在他们连长的带领下，为掩护旅部首长和彭德怀同志转移，他们全连战士和工兵连的战友们坚守阵地，打击前来入侵的日本兵，战斗打的异常激烈。最后，我八路军战士大部分人员都英勇牺牲，连长和父亲也受重伤，倒在血迫之中。

从抗战时期一直到解放后的剿匪，父亲参加大小战斗不下百次，也经历过很多的艰险和困难，荣立大小战功无数次，身负八次重伤，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我听父亲讲，他们当年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是在1942年。在日本人大扫荡时期。那时，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我们解放区根据地的军民，生活都十分的困难，不仅光是吃山上的野味东西，还吃野菜，树叶，树皮，最要命的是吃了花生皮后，几天都拉不下来，肚子胀的直疼，最后不得不相互用手去抠。······

那时我们的部队就组织武工队，化整为零，分散在各个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经常和日伪军战斗，除奸。当时我们的物质补给十分困难，到几个月也吃不上米面，尽吃些高粱和黑豆，干粮是谷糠磨的炒面。这些还要靠部队掩护，到几十里接近敌占区的地方背回来，尽管这样，我们经常设伏打击日伪军，还能得到一些战利品，再加上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总算度过了困难时期。

“抗战时期，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父亲说。“1938年3月，当时我在386旅772团时，在一次激烈的战斗过后，连指导员陈万元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却在后来一次对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了。一想起那时的战争场面，一想起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来，心里就难受。”

我后来曾问过父亲，和敌人打仗的时候害怕不害怕呀？父亲说：

“要是打起仗来，坚决不要有害怕的这种思想存在，第一次我们新战士上战场免不了有点害怕，但经历过战斗以后，就好一点。那时，我们部队经常提的口号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你只有拼着生命去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要是害怕了，自己的生命有可能不保。一次，日伪军来根据地进犯，我们奉命设埋在山上阻击敌人，我当时还是个连指挥员，在我身旁有一个小战士，还是个新参加八路军的‘小鬼’，那枪炮响起来，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激烈的战争场面简直是无法形容，对于那个小鬼第一次参加战斗，他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简直是害怕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时，那个小战士就爬在我旁边，我告诉他，千万不要抬头乱张望，但他时不时的，就是抬起头来往前张望，生怕敌人来了。他没有注重隐避好自己。结果，当他的头一暴露在敌人枪口下时，被日本人的一颗子弹正好飞来，一下击中了这个新战士的头部，那个小战士当场连吭也没吭一声，就这样倒在了战壕里。他的脑浆、鲜血溅了我一身。”

父亲在说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小战士的怀念：

“他们还小啊！才十六七岁，就这么、这么走了。日本鬼子的枪法是打的很准的，往往是那边枪一响，这边人就倒地，他们甚至还有很多的射手隐蔽在一个地方，他们从小就练枪法，有些敌人专门来对付那些指挥员的，显然，这个小战士有可能被敌人误认为是一名指挥员。”父亲说着。

“我当时强忍住怒火，但心里你看那个气呀！战斗才刚刚开始，我们就死了一个同志，心里总觉得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的担子更加沉重了，我告诉战士们等敌人走近了，给我狠狠的打，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就在那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消灭了很多的敌人，也为那个小战士报了仇。

在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还得尽快地打扫完战场，为防止日本人来报复，我们还得赶快处理好伤病员，处理敌我双方的尸体，是敌人的，就地掩埋，是我方的，换个地方掩埋掉，已便以后好辨认，为了防止瘟疫的传播，来不及掩埋的，委托给当地的老乡，同时还要通知当地的老百姓赶快转移，以防敌人来报复。”

父亲在离休前，曾经有一些工人问过父亲，像你这么大的官，打起仗来肯定死不了。一定是在后方指挥，父亲说道：

“这绝不是你们说的想象的那样子，战争场面啊！那真是血腥的场面，那是人消灭人的战斗。一个战役打响后，关键的时刻到来时，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冲锋号一吹响，不论是战士还是指挥员，都要不顾一切的像勇士一样往前冲去，只有这样部队才有胜利的把握。特别是到了现在，是立体战争，是不分前方和后方的。”

父亲曾看过一些国内的战争影片和电视片，他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够令人满意，甚至于还骂到：“狗屁！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想，那些影片或电视片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只有那些曾经经历过战争场面的人，他才真正意义上懂得战争，了解战争。我不知道，不知道影片上的哪些东西令老人家不够满意，在老人的战斗生涯中，他曾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数次从死亡线上爬出来，几次负的伤也都是致命的。

从真正意义上说，父亲是懂得战争的。特别是1938年在彭城战斗中，日本鬼子数倍的兵力进攻我八路军阵地，父亲在勇猛的阻击中，胸部中弹倒下，差一点就要了性命。在诸次的战斗中，他都冲锋在前，九死一生，多次荣立战功。他曾经有一张相片，他的军功章都挂满了胸前。我想，他要是当电影导演的顾问，演过去战争的场面，那肯定要非常逼真的。

抗战时期，他除了参加过，晋东南的反“九路围攻”作战外，他还参加过‘百团大战’，‘冶西的战斗’，‘榆辽的战斗’等等。

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父亲和部队马上就投入到，参加攻打榆社城的战斗中去，榆社当时是日本人重要据点，筑有坚固的碉堡、工事，屯积了充足的弹药和粮草。位置十分突出，地形也十分险要。它的北门无城关，仅有坟堆和小沟，东门是通向辽县的公路，敌人有两个碉堡防守。南门外有一个外壕，城外面是一个小高地，西门较大，房屋离城墙较近。便于隐蔽，而敌人防守十分严密。战斗前，父亲所在的386旅的参谋长周希汉同志，为了弄清敌情，在他的率领下，侦查员们都化妆成农民。他们围绕城关附近，秘密侦查敌情。

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领导们研究后，对攻城进行了部署：以查玉升同志（少将，昆明部队副司令员）率领的16团一个营，附山炮一门，攻击西关西北角，协同772团占领西关。当时父亲就在772团4 连任副指导员。他们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北门佯攻，派一个连用火力封锁东门外敌人碉堡，以另外一个营为预备队，以772团一个营，附山炮一门，攻击西关的西南面，以两个连攻击城南敌人哨所，再派一个连在敌人退路上设伏，以另外一个营为预备队。

在1940年9月23日23时，按照上级统一的号令，八路军对榆社开始了攻击，但因部队在运动中，农村狗的狂叫之声惊醒了敌人，敌人开枪射击了。

过后，上级召开了包括父亲参加的连以上干部开会。大家发扬军事民主，研究后再次进攻。有的说这次要防止狗叫声惊动敌人。查玉升团长说：“主要是火力分散，未能压制住敌人火力。这次应认真组织火力接受上次的教训。”

会后参谋长周希汉带领大家冒着敌人炮火，利用地形，地物抵近了详细侦查。针对敌人的明暗火力点，编上号，给我重火力分配压制敌火力点的具体任务。在攻击前，旅，团首长检查了落实情况，并令把772团的山炮推到距城门50米的一座楼上，直接瞄准敌人城门上的火力点。要求各炮和机枪必须保证命中目标。

16时30分，第二次强攻开始了。一声令下，我猛烈的火力一齐射击，敌人的火力点受到压制，打的敌人抬不起头。日寇惧怕城池被攻下，便狗急跳墙，释放了毒气。天上还来了四架敌机疯狂地扫射，但敌人仍然挡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不久，我军攻克了敌人核心阵地，西北角和西关的碉堡，西关的守敌被全歼。鉴于敌人在城里以榆社中学为核心阵地，构筑有大小8个碉堡，形成了交叉火网。四周为人工削壁，高到30米。削壁上下有几层铁丝网，如果立刻进攻，难免会有大的伤亡。因此上级决定把攻击停下来，既防日寇反扑，巩固阵地，又需要进一步摸清敌情，做好攻占核心阵地的充分准备。

此时，386旅陈赓旅长来了，他运用激将法对周希汉参谋长说：“25团，38团攻占王景，沿毕据点的任务都完成了。都说向你们老大哥学习，那么你们怎么办呢？”

“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拿下榆社。”

陈赓说：“好！那就看你们的了！”

23时30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第三次强攻，我们的炮弹在日军工事上炸响，枪弹射向日军的枪眼，成排的手榴弹炸得日军抬不起头，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们架起云梯，登上削壁，去突破敌人阵地。16团5连登上高30米的削壁，迅速攻破敌人阵地，攻占了敌人的碉堡群，迫使敌人退到中学里，日寇在四架飞机的掩护下，依托高大的碉堡顽抗，并丧心病狂地大量施放毒气，刹那间处在下风的部队和指挥所的旅长中了毒。影响了部队的继续攻击。部队立即采取消毒措施，停止战斗。为了陈旅长的安全着想，参谋长周希汉劝他到后面指挥所去。陈赓旅长说：“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肯离去。”

周希汉再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打法。结论是日军会依托核心阵地坚固的工事，集中火力，坚决抵抗。为了减少伤亡，我们要采取坑道作业，进行爆破，让日军坐上土飞机。于是两个团抽出一部兵力，在工兵连的指导下，日夜苦干，开挖24小时。到25日15时，完成了坑道作业。

在第四次攻击开始前，陈赓旅长向各级指挥员叮嘱说：“以前几次攻击中，敌人主要的工事差不多都攻下来。现在只有敌人东北角一个碉堡和中学里的一些房子了。只要大家进一步提高顽强性，一定可以打下来。所以要求：今天这次攻击，一定要以最顽强的战斗，完全占领榆社城。”

“轰！轰！”工兵的炸药爆炸了。在敌人大碉堡附近，砖头全被炸烂，榆社城被包围在浓密的烟雾之中。回声激荡，碉堡里的敌人都被埋葬。我各路突击队八路军的勇士们像潮水、像海浪般翻卷到敌人的面前。有的沿着爆炸的坑洞和沟道逼近敌人，有的卧伏在隐蔽物后面向中学射击，父亲和八路军战士们趁敌人被震昏之际，发起猛烈的冲锋。头上，敌人的飞机嗡嗡地叫着，轮番地盘旋着，疯狂的扫射、投炸弹。但对于我军仰卧在壕沟里向敌机开枪的战士来说，它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向敌人冲击的散兵线里，有的战士腹部或有的眼睛负伤，经卫生员包扎后，仍然冲上前去。战士们果敢的行动，如同战斗的飓风，激动的海浪。任凭硝烟弥漫，血肉横飞，这“海浪”依然是汹涌澎湃地向前！向前！

16团2营副营长光荣牺牲了，四天前，他还曾经亲自到中学附近侦查敌情，而今天他带着自己的队伍，冲到学校门口中弹倒下了，是烈士们用鲜血为战友们打开了一条进攻的道路。

五连1排长，一个人接连砍断5道铁丝网，投出很多手榴弹，杀伤了很多敌人。突击队冲进学校，冲进文庙，剩余的那20几个敌人也被歼灭，榆社城被我们彻底解放了。我八路军终于把敌人的阪津大队、藤本部，四，五百人被全歼灭掉，藤本自杀身亡。换上便衣逃跑的20多个敌人，也被我八路军战士活捉。这次战役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榆社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

战斗胜利后，出于父亲的英勇表现，父亲在1940年12月，被调入386旅政治部敌工科工作，经过一个时间特别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工作员，（特工人员）然后，党多次派他潜入敌占区，打进了日伪军内部窃取情报，他都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为我们外线部队作战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路线。

在1941年10月，党又派他到豫北，让他再次深入到敌后，打入日伪军内部，党交给了他的一项艰巨任务是；除了窃取敌人的重要情报外，还要积极地去做工作，要让日伪军一个营的部队反正，连武器装备，加入到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来。

父亲单枪匹马通过关系，冒死打入了日伪军的一个警卫营里，并成功取得了一个伪军付营长的职位。不过，在当时，他还是十分谨慎的，在夜晚来临的时候，睡觉时，他为了提防意外，时刻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尽管是外面经常有人打冷枪。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他经常利用打麻将，或喝酒来麻痹敌人，并且还团结了一些骨干分子。他除了积极准备率领这个营的伪军士兵反正、在加入八路军的同时，父亲还积极地去做工作，准备把另外一个日伪军的一个警卫营搞到手，候机准备一同拉上山去。

就在父亲十拿九稳的时候，也不知道哪里出了点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变化万千。

据父亲的自传中说：“那一个日伪军的警卫营营长很坏，曾帮助日本人欺负老百姓，尽干了坏事。”

这一情报父亲预先就告诉了他的上级。他想利用反奸计的办法，让日本人来杀掉这个营长，就说他私通“八路”。然后，父亲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收编他那个营的部队，加上父亲的这个营，两个营加起来一共八百人左右的队伍一块儿拉上山去。

但是，父亲的这一计划竟没有能够得成，打了一个时间差，当时受各方面的因数限制，没能把父亲的这一计划，及时送出去让党知道，即便是把情报送出去，可是已经晚了。结果，我们的八路军外线部队，根据父亲前面的情报，去攻打了一下，那个很坏的日伪军营长的部队。

但是，在当时，那个警卫营的营长，已经被父亲实施的反奸计，被日本鬼子抓起来了，日本人说那个营长私通八路。

就在父亲正准备积极收编他那个部队时，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就是我八路军的部队，当时正好打了他那个营一下。父亲没有在外线部队的配合下，单方面在日本人中间实施的反间计，没能够得成，促使日本人看清了庐山真面目，竟把那个警卫营的伪军营长放了出来，结果呢，父亲带领的这个警卫营，一下子就暴露在日本人的面前，说父亲的这个营，才和八路军有关系。

父亲当机立断经研究，又经过上级批准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在一天深夜，父亲消灭了一些日本人后，就把一个营四百人左右的伪军部队，连同武器装备，及时带到山上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彻底脱离了敌人的队伍，部队通过整编后，正式编入了129师386旅18团，父亲任三营营长。为此在386旅的干部会上，386旅的旅长，陈赓同志，给予父亲高度的评价，并给予表扬。

事情过去以后，在父亲影响下，其他的伪军也不间断地投靠到八路军队伍中来。

后来，在1942年8月，父亲又从18团调回了386旅政治部工作。在1945年任山西翼城县武工队队长，1946年任太岳警卫5团3营营长，在多次对日作战中都立下不少的战功。1947年任太岳军区22旅司令部侦察科长，22旅66团3营营长，1949年2月任41师司令部直工科付科长，1949年9月任41师司令部军械科长兼云南保山县公安局长。他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又立下战功，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云南剿匪等战役，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一次，我到市干休所的家里看望父亲，老人家一个人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连续剧，电视剧的名字叫“凯旋在子夜”。是对越战争片，里面的镜头还是很感人的。

当电视剧出现打仗，死了那么多人的镜头时，老人家热泪盈眶，不时地用小手绢擦着他那哭红的眼睛，擦着他那衰老的被泪水倾满的脸堂。他曾想到过，在对越作战中，有好多的是父亲他们老一代军人，是他曾经从山西带过去的、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部队。在云南剿匪时，他们心形相处过，在对越战争中，有些指挥员可能还是他们当年的“小鬼”。当那些老八路老军人，看了这个电视剧后，内心都充满了感动。

特别是电视剧里，演到战士们出征时的镜头时，父亲更加充满了激动，印证和再现了他当年打日寇，进出太行、进出大别山时的情景。剧情中，一个小战士或许出去打仗时，就再也回不来，他在偷看一个女兵洗澡时，被那个女兵发现，但当她得知小战士要出征时，那个女战士作为姐姐还是原谅了他，并且紧紧地抱住那个小战士。在此刻，父亲他老人家坐在沙发上看了这个故事情节后，更是泪流满面。

我曾想不应该让他老人家看这个电视剧，他一看到这一类的电视剧时，他的心情就格外激动，就联想到他过去打仗时的情景，也使他的内心充满难过。

父亲的战斗历程，和战斗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作为指挥员该知道在战争中，如何地保护我们的战士，当失去儿子的父母亲，哭着闹着去向指挥员要，要自己儿子的时候，指挥员的内心心情是多么的难受。

在淮海战役中，父亲带领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穿插到敌人后方，一举拿下了国民党黄维的一个炮兵团，使我们的大部队在前进中，取得了主动权，避免了我军人员遭遇到敌人的重炮轰击，大量人员伤亡。就在敌人的飞机来报复性轰炸时，父亲又作为指挥员，挺身而出，大声地站出来喊着，指挥着我们的部队和战士们隐蔽，而父亲他却暴露在敌人飞机的面前，遭到了敌机的猛烈轰炸和扫射，身负重伤的他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在医院里苏醒过来，当上级首长来看他时，听说我们缴获的武器火炮和我们的部队人员没有受伤、没有遭受损失时，他的心里充满了何等的高兴，我想这应该在战争史上，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在住院期间，父亲他仍不放心，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个师部的参谋，怕他作战经验少，部队遭受损失。所以，父亲没有等伤口全好，就重返淮海战役的前线。在双堆集指挥部队，消灭了黄维兵团再立了新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父亲在41师直属机关被评为一等功臣，并发给了奖状一张。

另外，他还有几次所负得的重伤都是至命的。一次是在“彭城战斗”中，一次在“渡江战役”中，每一次他都差一点危及生命，当我问到当时的一些情况时，他的脑海里陷入了深层的回忆之中。有些事件，后来我还是看了他的自传或档案知道的。他在1940年百团大战中，都曾立个功，受到386旅政治部的嘉奖：曾奖过新军装一套，另外还有日记本和铅笔，这在当时、在当时1940年的时候，应该是八路军最高的荣誉。

解放军挺进大西南时，解放了云南以后，父亲担任了保山地区公安局长，肩负起剿匪的任务，在他们的41师，师长查玉升车队遭受到土匪们的袭击以后，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后来他们师长脱险后，就组织部队进山剿匪。

他们每天奋战在高山野岭之中，积极地寻找机会围剿土匪。云南的大山海拔是很高的，空气稀薄、人烟又稀少，时常有虎豹出末。而且有的地方又有瘴气，这给我们的剿匪部队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他们有时进山住在山里老乡的家里，也有时干脆住在深山老林里，想想当时剿匪任务是何等的艰难。听父亲说，有时一个营的部队出去后，几十个战士就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这些大山之中。就这样，他们在云南剿匪一年，除了一部份敌人跑到缅甸以外，最终有的还是被我们消灭了，一些匪首被我抓住，最后被政府镇压。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老师长查玉升（开国少将，昆明部队司令员）和团长王振邦同志（开国大校，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都报名去了朝鲜，他也积极地报了名，但后来因为负过重伤，上级没有被批准。

在清明时节，父亲也要带我们去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瞻仰烈士墓碑。这里埋了好多的先烈，其中包括在山西辽县，牺牲的他们的老首长，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他们是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在那一个个的墓碑上，刻有他们的名字，也有无名墓碑。

这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人们，如今不知道在哪里，大人们对孩子的思念，妻子对丈夫的怀念，那是永远的情，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这些烈士们，他们牺牲的时候还很年轻，是祖国的召唤，人民的召唤，党的召唤，才使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今他们成为了革命烈士，成为了英雄，让我们永远的记住这些英雄们 ，永远的记住是他们打下的江山。

园陵内种有很多的长青松柏，显得很肃穆，它们陪伴在英灵的身旁，默默地倾听着英雄们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苍翠的长青松柏，坚贞的相守，在日夜轮回和四季更替中，传达着对烈士们的深深的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