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近 照）

       作者简介：梁陆涛，大学文化，1954年1月出生，1972年12月参军，1993年9月转业到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在部队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先后获“北京军区先进新闻工作者”、“全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在境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字5000余篇（部）6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雪魂》、《中国古代私情命案演义》，散文集《生命标点》、《男儿有泪》，新闻写作文集《风中雨中歌唱中》，与人合著报告文学集《多彩的音符》、杂文集《疾风草》，编写播出电视专题片10余部，编导大型文艺晚会2台。2013年12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210万字三卷本《梁陆涛文学作品集》（散文卷《行走的江湖》、小说卷《雪魂·落雾》、纪实卷《眼里的世界》）。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全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一等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银奖、中国建设银行40年行庆征文散文类一等奖、全国首届金融文学大奖赛一等奖、新世纪10年河北省散文创作“精品贡献奖”、第二届“孙犁文学奖”散文奖、中国金融报告文学大赛“最佳创意奖”，及政府奖、媒体奖100余次。书法作品获第三届中国金币金色文化艺术大赛“银色艺术奖”并在2015年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展出。文学作品曾被《读者》、《传奇文学选刊》、《名家抒情散文精选》、《中国散文经典》、《中华活页文选》等书刊选载、收录。文学成就收入《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家名录》等。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学会会员，省杂文学会理事。

（一）

“歇歇！”

孙老兵抬眼看看天，瘦瘦的高个子从土豆棵子里直起来，一双长长的鹭鸶腿，晃荡晃荡，荡到地头。

孙老兵是晋东南人，乡音很重，总把现代汉语里的声母“Z ”、“C ”、“S ”，读成“zh ”、“ch ”、“sh ”。自由变成了“执”由，桑树变成了“伤”树。

老兵当然不叫老兵。老兵其实叫乐斌。不过并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的谐音才叫他老兵。在我们连队，像他这样入伍5年以上的兵，顶不济的也是个代理排长、司务长什么的，只有他没有任何官衔，连个党小组长都不是，真正的大头兵一个。叫他老兵，那是名副其实。

不过，虽然也是兵，毕竟沾了“老”字。萝卜不大，长在“辈（背）儿”上。平日里，班长、副班长都得让他三分。今天，班长不在，副班长在伙房值班，老兵的话就成了我们四个“新兵蛋子”的“最高指示”。

我直起腰。又矮又胖菜墩子似的江得龙正站在旁边撒尿，黝黑的皮肤在夕阳映照下闪着亮光。瘦小伶俐的林元军，提着锄把，三窜两窜到孙老兵跟前，伸手要卷烟纸。那脸上堆起的表情，让人想起在主人腿上蹭痒抬头向主人谄媚的狗。只有地锄得最快，脑门上汗津津的苏红卫，还钻在土豆棵子底下，憋笃吭吃地干，像没听见老兵的号令。

“苏红卫，老兵可是宣布休息了啊，你充啥子积极嘛！”江得龙边系着裤带，边鸭子似地晃着屁股，从苏红卫身边走过，挺中听的四川话从他嘴里出来，像便秘的人蹲在便坑上艰苦奋斗。

苏红卫盯了一眼江得龙那对圆鼓鼓的屁股，又用两眼的余光看看我，晃晃一张马脸，鼻子底下挺宽的一片“开阔地”绷得弓起来，头一低，只管把锄头抡得刷拉刷拉响。望着苏红卫弓起的脊背，我心里笑笑。苏红卫爱出风头，总想表现得比谁都革命。孰不知，大伯子哥背兄弟媳妇儿过河，出力却不一定落了好。

我起身慢悠悠地走到地头。江得龙已经摆平两条腿，仰靠在崖壁上吸烟。林元军还在跟老兵学着“吹喇叭”。这小子手太拙，学了一个星期，还没入窍。手指头哆哩哆嗦的，不是撒了烟叶子，就是卷起的“喇叭筒”中间透气，总也得不到真传。他傻呵呵地眼瞅着孙老兵捏一撮烟丝在长方形的小纸片里，双手变魔术似地三拧两转，一个小拇指粗细的“喇叭筒”便叼在了两片厚墩墩的唇间。他赶忙摸出一根火柴和一个挤扁了的破火柴盒，老头咳嗽似地，“咔喳、咔喳”划着了，递上去给老兵点着，眼瞅着人家美不滋儿地吸了一口，把一股灰不拉唧的烟雾，缓缓吐向空中。

塞外八月，正是黄金季节。天高云淡，不见南飞雁。风儿从耳边吹过，像敲响一串铜铃。夏天雨水多，春天下种时又上足了底粪，土豆秧子足有半人高。肥硕的圆叶子墨绿墨绿，像能滴出油来。

连队家底薄。年初我们刚下连，党支部就发出了开荒种粮种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反正用我们这帮子劳动力不用花钱。况且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麻将、台球、游戏机之类能让人上瘾的娱乐活动，更没有电脑互联网。电影一个星期一场，不是江水英、阿庆嫂，就是西哈努克。那几个样板戏的台词和唱段，我能从头到尾一句不拉地背出来。八小时之外，小伙子们剩余精力有的是。我们班长周拴虎是连队树立的标兵，早有人说已被内定为干部苗子，像开荒种地这些可比项目自然不能落后。一有空，就吆喝上我们哥几个扛镐背锹，上山开荒。连队驻地附近开完了，他又带上我们穿过“鳄鱼嘴”，悄悄在后山坡上开了这块地。好在这周围十来里地不见一个村庄，荒山秃岭的归属问题没人认真研究，不至于引起军地纠纷。入了夏季，眼见这土豆棵子疯也似地滋滋窜节，班长那干巴巴的长脸上时不时便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我想，他一定是从这丰收的画图中看到了自己辉煌的前程。

从这块地翻过牛头山，就是我们连队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雨裂沟，从牛头山的低洼处蜿蜒穿过，连接了山的这边和那边。那雨裂沟时而宽时而窄，沟沿上生满乱蓬蓬的杂草，远远看去，豁豁丫丫的，活像一只巨形鳄鱼微微开启的大嘴。于是，不知哪位前辈便给这条雨裂沟起了个具有热带风味的名字：“鳄鱼嘴”。

那时候，山顶有我们连队一个哨所，半个班的兵力常年住在山上。于是，顺着“鳄鱼嘴”便生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只是到了岭上，那路才倏然扭头北向，带子似的，一直伸到山顶，伸进我们的哨所。

那路自然是坑洼不平的。碎石骨碌的路面，不时便有一块块石头冒出来，傻呵呵地冲着人笑。天晴的时候，连队那头灰不拉唧的毛驴，过一段便拉个小平车往山上去。这“毛吉普”上满装着米、面、蔬菜，装着水，装着油盐酱醋柴和那半个班弟兄们的信件、包裹、报纸，满载的小平车在山路上扭着屁股跳起“迪斯科”，把我们连那头可爱的小毛驴折腾得响屁连天。

要通过“鳄鱼嘴”往山这边来，那就省劲多了。也许是牛头山太高，到了山这边，看那些远远近近的峰岭，一下子倒觉得自己也高大了不少。我背靠岩石，顺手扯了根草棍，叼在嘴里。远山近岭如大海的波涛，在眼前追逐翻涌。那些略高一点的山上，总有一些泛着白光的小路，像一条细长的银带子，从山底曲曲弯弯伸向山顶，又从山顶曲曲弯弯伸向山下。晚雾像一层轻绡的薄纱，一动不动地网住了峰岭沟豁。夕阳静静地躺在山梁上，把一片残淡的血红泼向大地。

“日头落的时候，红光光的，血啊似的，准闹人灾。”

我望着血红血红的夕阳，脑子里陡然响起奶奶说过的话，心头“咯噔”一下，直起腰来。

奶奶有一双小脚。奶奶没什么大本事，奶奶会看日头。1958年的时候我刚记事，听奶奶说过那句话。我还小，以为奶奶人老了犯糊涂。看着热火朝天的山上山下，我笑奶奶尽说丧气话。可一转过年，形势就不妙了。到了那年冬天，粮食吃光了，蔬菜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树叶也吃光了，外出逃荒的人成群结队。有人走着走着，腿一软，歪在当道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奶奶不让我娘去讨吃。那时候我们家乡对要饭的有个好称呼，叫“敛干粮”。奶奶不让我娘去敛干粮。奶奶变戏法儿似的，今天抠搜出一点麦糠，明天扒拉出一把干菜。嫁到山里的姑姑又隔三差五地给我们捎点吃了拉不下屎的黑枣面儿。就这么着，我们一家人安安全全度过了那两年艰难岁月。

大概是1965年底，奶奶又说过那句话。那次奶奶还说：“阎王爷找我了，这回有我。”记得那天是个星期天，我躲在小屋里看书，奶奶大概是口渴了打不到水，自己舀了一铜瓢水到锅里去烧。奶奶不知道那个灶好久不用了，找来把麦秸就点着了。烧了一会儿大概奶奶觉得不对劲儿，扒窗户往里一看炕上被垛里冒开了烟。奶奶颠着小脚端了一瓢水颤巍巍地进来，一下子把我浇成了“落汤鸡”。奶奶眼不好使，没看见我正躺在被垛子上看书。我的鼻子不管用，奶奶泼了我一身水，我才闻到一股烧烂棉花套子的焦臭味，才看到满屋子烟雾腾腾。被垛子一拨拉，炕脚头的褥子忽地冒出了火苗。我赶紧跑出去掂了半桶水，一下浇在火苗上。那件事后第二天黄昏，奶奶呆坐在街头的青石条上，望着西边坠落的红日，说了那句话。第二年，先是邢台地震，房倒屋塌，死了许多人。又刮过三天三夜的黄风。接着人们就开始互相斗，接着又把文斗变成武斗，刀枪棍棒，杈把扫帚，机枪大炮都拿出来了。奶奶就在那年收秋后老死了。奶奶死的时候84岁。奶奶没病没灾的，躺在炕上呼噜连天地睡觉。突然不打呼噜了，走过去叫，就不答应了。奶奶死后，我才发觉奶奶有些神秘。奶奶关于落日的话，我也就永远地记住了。

“喂，你们知不知道班长干啥去了？”孙老兵吐出一口烟雾，头靠在石块上，两眼看着天上问。

“做啥子？不是说到团部开会么？”林元军接腔回答。

“告诉你们吧，扎（咱）们班要出干部喽。”孙老兵慢悠悠地说。“今天，周拴虎到团卫生队检查身体，准备提干了。”

“真的？”我们几个人全都瞪圆了眼，连苏红卫也拄着锄站起来，饶有兴味地看着孙老兵。

要说，像班长这样儿的，也该弄身“四个兜”穿穿。我们班这位最高统帅今年22岁，高高的个子，精瘦，肌肉却发达，拳头轻轻一捏，胳膊上的肉疙瘩老鼠似地跳。宽肩，细腰，臀部有棱有角。干巴巴地长脸上，双唇有些外翻，配上一个娃娃似的蒜头鼻，一对鼓鼓的金鱼眼，显得有些滑稽。班长最得意的“绝活”是投手榴弹。那重250克的手榴弹到他手里，小孩玩泥巴似的。只见他双唇紧绷，蜂腰让腰带束成一拃粗细，两条长腿紧跑几个碎步，一个白鹤亮翅，就听“嗖”地一声，找去吧，总在70米开外。俗话讲，步兵的刺刀机枪兵的弹。班长就凭这一手，在我们机枪一连也算是个人物，连参加过1964年大比武的王连长也对他刮目相看。三个月前，我们二排长调到团政治处当了干事，周班长就代理了排长。

“那，周班长提了干，谁当咱们班长？”江得龙两个胖脸蛋子把五官挤得分外“团结紧张”，说话的时候，只听见呜呜哝哝的声音，却看不见嘴巴动。

“那还用问？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苏红卫晃着一张马脸，很肯定地说。

“你是说班副？”孙老兵扫了苏红卫一眼，撇撇嘴。“他要当班长，算老天爷瞎了眼！”

这孙老兵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死看不上我们副班长刘明家。

其实，刘明家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毛病。只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长相显得有点娘儿们气。喜眉俊眼，细皮嫩肉，活像旧戏中白寡脸的俊小生，不过那也不能算什么缺点吧。最可贵的是那张脸还总是笑眯眯的，从不跟谁瞪眼红脸。我倒觉得，要是他当班长，我们日子就好过了。可不知怎么，这老兵偏偏就跟人家副班长二饼碰八万，斜不对眼。

“要我说，老兵你来当班长吧。”林元军忘不了讨好他的老师。

“球，倒贴我一百块钱我也不干！”孙老兵傲气十足地摆摆头。“咱他娘这多好？省得伤神！”

这可不是老兵吹牛。

我们刚下连就听说，老兵是王连长当排长时接来的兵。老兵一下连，王排长升了副连长，特意把老兵挑到连部当司号员。也怪，司号员一般都是敦敦实实的小个子，王副连长偏就相中了螳螂似的老兵！要说起来，连队的司号员可是非同小可的人物。连队行军的时候，腰里挂一把金光闪闪的铜号，跟屁虫似地追随连长左右。全连百十号人行住藏打，吃喝拉撒，全在他的一张嘴。只可惜老小子命里没福。司号员的基本功就是练拔音。每天早早起来，憋一泡尿，爬到山顶上“嘟——嘟——”地拔号音，一直把尿泡里的尿水拔没了才完事。老兵有天早起爬到牛头山上去练拔音。刚“嘟——”了一声，不知怎么劲使岔了，号筒子“哧——”地一声放了哑屁，却把他裤裆里那俩玩意儿吹成了两个紫皮茄子。连队的“毛吉普”屁颠着把捂着裤裆哼哟直叫的孙老兵拉到团卫生队才救了他一条小命。号吹不成了，小子也蔫了。后来连队让他当副班长，当班长，他都把眼一瞪：“我才不伤那份神来！”就当起了个名副其实的老兵。

太阳落下山了，只把一缕缕的血红抹在西山顶上。晚雾变成了铅灰色，像一层淡淡的烟气，凝滞在波峰浪谷之上。老兵头靠在崖壁上，沉醉在他的“喇叭筒”里。我们几个也都大人物似地，各自煞有介事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山谷里静静的。晚风骤然响起，山野里的草木低吟浅唱，如歌如泣。簇拥在牛头山下的远山近岭，一下子变得神秘莫测了。

（二）

奶奶说过，命里有的早晚有，命里没有莫强求。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班长周拴虎竟然成了肝炎患者。

记得那天班长从连部回来，一句话没说，哭丧个脸，“嗵”一声跌在铺上，像倒了一棵树。林元军刚凑上去嬉皮笑脸地叫了声“班长”，就被孙老兵一脚踹了个狗啃床板。林元军爬起身，吐了口唾沫，刚要发作，一看老兵那张横眉怒目阴云密布的脸，张张嘴，哑了，屁也没敢放一个。

“你们几个出来！”

孙老兵冲我们几个点点头，抬手划拉一下，扭头先朝外走去。

我们跟在老兵后面，鱼贯爬出“地下室”，顺着矮屋顶旁边的小路，拐到后面的山坡上，坐下了。老兵以极难见到的庄重口气说：

“我说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这几天谁也不要惹班长生气，他心里不痛快。”顿了顿，又说，“班长那天去团卫生队参加提干体检，今天来了通知，说他得了黄疽型肝炎。提干是没戏了，恐怕还得去住院。”

老兵摆摆手，像是自言自语：“日怪了，周拴虎身体挺好的嘛，怎么偏在这节骨眼上出毛病呢！”

老兵的话像一根突如其来的棍子，一下子把我们给打懵了。的确，班长瘦是瘦，可身体挺好，从没见他闹过什么病啊灾的，怎么会得肝炎呢。

“别是没化验准吧？”我听说，化验有误是常事。

“扯蛋，哪还能错！总共才四、五个人，卫生队当宝贝似的，谁敢马虎。”

孙老兵一锤定音。我们全都成了霜打的山药叶，蔫了。说真格的，这几天全班真可以说是情绪高涨，士气昂扬。机枪连难得出个干部，这难得的机会偏偏青睐我们班，能不高兴？训练归来，我们几个就围着班长开玩笑：

“班长，这回你老娘可该高兴高兴了。”

班长父亲早逝。他当兵第二年冬天，唯一的哥哥从土窝里推土垫圈沤肥，被突如其来的土崩埋住了，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的老母亲哭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也只能看清个人影儿。亏了班长这兵当得不赖，要不老母亲怕是早就活不下去了。如今儿子要提干了，成了军官，想想吧，老母亲该有多高兴！

班长对老兵的话投去一个带着谢意的笑容，干巴巴的长条脸上，红扑扑的，油光闪亮。

“班长，你要提了干，可得请我们到集宁市好好吃一顿。林元军诞皮诞脸地凑上去。

“吃啥子嘛，咱们先想好。”江得龙黝黑的胖脸上神采飞扬。胖人食欲好，一听说吃，江得龙就来了情绪。

“吃馅饼！”我抢先说。集宁市的肉馅饼远近闻名，皮薄，馅足，味道正，咬一口满嘴流油。“班长可不能太抠了，得让我们论饱吃！”

全班七个人，唯独副班长刘明家是个例外。笑眯眯的小白脸上，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既不表示喜，也看不出怒，也不跟班长说笑。他跟班长是老乡，一个车皮拉来的，平时关系不即不离的，没红过脸，可也绝对不见得近乎，总像隔着一层纸。

我听说，副班长刘明家跟班长还是一个村的，他的母亲是大队妇联主任，在村里很有些势力。本来指导员曾经许愿让他当班长，可不知为什么，下命令时变成了副手。他心里当然不会高兴，不过脸上可从来一点也没带出来。

如今，同年同村，在村里绝对狗屁不是的周拴虎要提干了，刘明家却像没这回事似的。早晨起来，照样慢条斯理地洗脸，刷牙，照着小圆镜往白脸上搓雪花膏。晚上训练归来，里里外外洗个干干净净，就手把换下来的衬衣洗出来，晾上，然后便掏出小圆镜，对着镜子抠摸他脸上那为数并不太多的红红的“青春美丽痘”。

我们这位班副有一种“洁癖”。衣服被褥什么时候也是干干净净，纤尘不染。就连那身补了补丁的旧军衣穿在身上，也显得分外光鲜。配上他那张鹅蛋型的小白脸，淡淡的蛾眉浅浅的笑涡明眸皓齿薄薄的嘴唇，活脱脱一副姑娘相。我有时偷偷琢磨，我们这位可爱的班副是不是出生的时候让谁阴差阳错在小肚子底下多安了个零件。直到若干年后，我在一个脏拉吧唧的小书摊上买到一本《相面术》，从那里头我才知道，男长女相，福寿两全，我们班副绝对是个福相。我那时纯粹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周班长的厄运，带给我们机枪一连第四班全体官兵的是一场空前的劫难。当天下午，班长周拴虎就被隔离起来。自己胳肘窝里夹一副碗筷，到了饭堂，叫化子似地手一伸，等人家往碗里上了饭，扭过脸来，头一低，蔫蔫的，谁也不理不看，端回去自己吃。我们班其他六名弟兄也全都成了肝炎嫌疑者。第二天早起没让吃饭，营部的医助带着营、连两个卫生员，在我们六个人的胳膊上分别抽了一管子血，注入六个塑料瓶子里，瓶子外面缠了白胶布，胶布上分别写着我们六个人的大名，送到团卫生队去化验。

接着，周班长把铺盖打了个卷儿，由卫生员郭义文陪着，坐连队的“毛吉普”到团卫生队去住院治疗。

班长走的时候是个下午。老天爷哭丧着脸，把往日里生机勃勃的牛头山搞得没情没绪，像射了精的生殖器。我们跟在班长身后，从“地下室”爬上来，脸上全都哭兮兮的，像是去给什么人送葬。

周班长背个挎包，胳肘窝里夹着那个既当枕头又包衣服的小包袱，趔趔趄趄地走到等在路口的毛驴车旁，一屁股坐上去，头都没回一下。小毛驴屁颠颠地把他拉走了。我们没精打采地回到全班穴居的“地下室”，心里头闷郁郁的，想哭又想喊，半天谁也没吭一声。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到此结束。谁也没有料到，班长走后第三天，副班长刘明家突然被叫到团部去做了体检。而且仅用一个星期时间，刘副班长就永远脱离了兵的行列，被任命为本连本排排长。其速度之快，让人都顾不上眨巴一下眼。

事情也真够蹊跷。按说，和班长、副班长一个车皮拉来的，当班长的还有三个。周拴虎被淘汰了，别人还可以顶，怎么也还轮不上副班长上。可命运偏偏就这么垂青我们四班，班长没提了干，副班长后来居上。

“日怪咧！”孙老兵慢悠悠地咂着“喇叭筒”，倒换着脱下脚上那双千缀百纳的胶鞋，磕磕鞋筒里的土，又穿上。

“谁斜眼看人，偏看中个小白脸！”

说怪也真怪。后来才听说，世界上竟有那么巧的事。那天，我们连队到团部去洗澡。刘明家刚从澡塘出来，正好碰上在团里蹲点的师郎政委。郎政委一眼看上了这位细皮嫩肉，喜眉笑眼的“俊小生”。一打听，方知是我们机枪一连的副班长。郎政委当即找来我们指导员，在团招待所秘谈了很长时间。据消息灵通人士后来透露，当时谈的中心内容，是为军区江副司令那位待字闺中的千金选一个像模像样的“驸马”。又据说江副司令的女儿像上足了底肥的土豆叶子，黑油油的，贼亮。她对自己的肤色很有点痛心疾首，希望找一个白白嫩嫩的伴侣，好在下一代身上从根本上改变颜色。郎政委曾给江副司令当过警卫员，当年在太行山区老乡家的土炕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首长女儿的这点心事，当然要时刻挂在心上。也算是老天有眼，偏偏那天我们班副正好去洗澡，偏偏洗完澡一出门正好让郎政委看到了他那刚刚出浴的白里透红的如一朵吐蕊展瓣的水仙花般的美丽脸蛋。那年月，有人一夜之间变牛变马，也有人一夜之间扶摇直上九万里云空。“下”的情况各异，“上”的途径也千奇百怪。刘副班长——不——刘排长算是春风得意罗，然而更得意处似乎还在后面。不到一个月，一纸调令，将刘排长调到军区机关当了一名参谋。再后来，听说他果真当上了江副司令的乘龙快婿。不过这都是后话且又都是据说，不可笃信也不必不信。因为刘明家自从离开我们机枪一连，从没有来过一封信，更不曾旧地重游再来看看他曾经守卫过的牛头山曾经穴居过的“地下室”，连指导员这半个“月老”也让他遗忘了，弄得谁一打听这件事指导员就直摇头摆手连连否认。

短短的个把月工夫，人世间的喜、悲、惊、愕的滋味，算是被我们几个尝了个遍。班长走了，副班长先是提干后调走，大大咧咧惯了的孙老兵成了我们四班的主心骨。一向吃粮（凉）不管酸的老兵，像是一下子接住了一块大碾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压得老小子晕头转向连个响屁也放不出。那阵子，连队的技术训练正上劲，机枪兵的技术训练就是射击、投弹这些所谓的“技术活儿”。我们四班是重机枪班，全班的武器是一挺53式重机枪。技术训练要求班里每个兵都从重机枪第一练习打到第五练习，如果全部及格以上成绩，最后再打个特等射手就算OK。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打完了两个练习，重机枪第三练习是打夜间隐现目标。我们班全体士兵靶场当战场把一闪一闪鬼火似的灯泡当作敌人吐着火舌的枪口，一鼓作气打了个满堂彩，连老是悬悬乎乎及格的林元军也得了良好，高兴得老兵欢喜佛似地，挨个拍着我们的肩膀乐。

接着就预习第四练习。

第四练习还是打隐现目标，只不过由夜间变成了白天。正前方350米距离上并排竖着六个全身靶，每个靶宽60公分高150公分，哨音一响，六个靶一齐“刷”地竖起来，要求在短短的30秒钟之内完成重机枪的瞄准，固定，和用30发子弹对六个目标的连续射击。一要瞄得准，二要发射快，三要击发稳。打中四个靶为及格，五个靶为良好，六个靶为优秀。要说这点营生我是不在话下的，早操练得炉火纯青了。老兵也挺信任我，而且还像前面三个练习一样，委任我当“检查官”。就是说，除了搞好自己的射击预习，还要成天掂个破瞄准镜给别人检查标尺、准星、瞄准点。

打靶那天是个上午。

天像块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太阳懒洋洋的，像谁在蓝布上打了个鸡蛋，屎黄屎黄的蛋黄把挺干净的蓝布洇湿了一大片。轮到我打的时候，兔崽子老兵自告奋勇给我当副射手，狗似地往我旁边一卧。按规矩，射手在瞄准之后，说声“好！”副射手便轻轻按下高低机把手固定高低。本来，老兵这人是个贼大胆，啥也不在乎。可那天不知中了什么邪，关键时刻尿裤子。当时也怪我粗心大意，一点没注意老小子那双手哆哩哆嗦地根本就没摸到高低机把手。结果哨声一响，我一推击发机，一阵高山流水似地枪声响过，就见那六个靶子后面一溜烟尘呈斜线形上了山顶，我的脑袋顿时“嗡”地一下涨了老大。

王连长从指挥台上怒气冲冲地扑过来，抬起那双黄狗屎色的牛皮鞋，在我蹶得高高的屁股上狠狠踹了两脚：

“你妈的想打飞机啦是不是？”

这下子，我算是凉锅贴饼子——出溜到底啦！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懵头懵脑地立起身，双眼直直地望着对面那座收下了我30发子弹的山头，浑身一阵阵发冷。我相信，那时候我的脸色肯定跟黄鸡屎的颜色没什么两样。

还好，30发子弹总算没他妈全飞了——一号靶中两发在胸部，二号靶中两发在肩部，三号靶颈部中一发，四号靶脑瓜顶上擦着蓝边还有一发，中四个靶，及格！

我怔怔地看完报靶，心头一松，颓然跌坐在地上。凭我这条“老枪”，优秀是十拿九稳的，全让老兵给搅和了。看来，这孙乐斌永远就是块老兵的料，球事儿也办不了。可人家毕竟是老兵，平时关系也不赖，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嘛，咱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屁憋肚里自个儿闹肚子疼吧。

我这个骨干分子靶没打好，拖了班里的后腿，心里自然不好受。回到班里，偏偏苏红卫老小子乘人之危，幸灾乐祸，扯着叫驴嗓子唱起了二人台：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我直视着苏红卫那双不断眨动着的耗子眼，心里的火骨突骨突直往外冒，牙巴骨咬得咯吱咯吱响，真想发作一通。可毕竟人家也没惹你，冤无头债无主，只狠狠冲着苏红卫的马脸剜了一眼，躺在铺上响屁没放一个。

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打靶回来，成绩不理想，光顾生闷气了，偏偏又忘了一件事。

那时候连队时兴饭堂广播。每每训练内容转换，有什么大的活动，或者政治学习、批判运动等等，各班都要有人写成稿件吃饭时当众宣读，叫做“饭堂广播”。这稿子可以是决心书，可以是学习体会、读书笔记、影评书评，可以是表扬稿或者新闻报道，也可以是诗歌、散文一类狗屁文字。形式没人讲究，内容也不太认真，只要有人站在那儿朗朗宣读，让人们在一片喀哧喀哧跟动物没什么两样的咀嚼声中听到一点人的声音就够了。

饭堂广播是政治表现的一种形式，新兵都很积极。为了解决争端，连队采取了轮流执政的办法。那天正好轮到我们班。老兵头天就把任务交待给我了。老兵说内容你自己定，把你小子肚里的墨水儿好好抠搜抠搜，写得深刻点，动人点，让他们听了掉泪儿，震狗日的。我在连队有“作家”的美称，写篇饭堂小广播实在是张飞吃豆芽——小菜。我早在心中打好了腹稿，原计划今天中午一挥而就，晚饭时“广播”出去。谁知上午这靶打的，把人的情绪全搞没了，竟然把饭堂读稿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耷拉个脑袋吃完晚饭，我正躺在铺上看书，孙老兵脸黄黄地进来：

“张志远快起来！娘的，屁大个事儿，不就是读个稿吗？指导员好发火。叫你去哩，肯定好过不了！”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连部。

毕竟是首长的宿舍。连部的房子就比我们班那种掘开式的“地下室”马架子泥顶房要高级得多，一律卧砖到顶的平房，明晃晃的两扇玻璃窗户。连首长和连部“五大员”也不像我们睡那种大通铺，两人一间屋，一人一张单人床，两张床中间摆一张办公桌。我进去的时候，连长不在，只有指导员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喝茶。指导员是个红脸汉子，胖大胖大的，浑身上下透着结实饱满。看见我进来，指导员胖脸上的肉动了一下，小眼一眨巴，下巴颏朝我点了点，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喝了口茶，慢条斯理地对着我说：

“张志远，你知道叫你来为什么吗？”

“知道。”我低着头回答。“我今天忘了饭堂读稿。”

“对呀对呀，你的脑子还管用嘛！”

指导员揶揄地咧嘴朝我笑笑。肥大的屁股抬起来又重重落在床沿上，砸得单人床咯吱咯吱地叫唤。

指导员长得丰体肥臀，块头大，干活儿有劲。老兵们私底下说，指导员跟老婆睡觉劲头也大。还说指导员每次家属来队，都要从市里买一块泡沫垫子垫床上。家属住个把月走的时候，那泡沫垫子就烂得不能用了。

“张志远，你怎么这么不争气！打靶成绩不好就闹情绪啊？我说你这脑子里就少根弦！全军都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有什么事能比这重要！”

指导员把茶杯重重地墩在桌上，魁梧的身躯立起来，在我面前慢吞吞地来回踱着步。

“你知道，我一直是很器重你的。你文化高，有写作水平，想培养培养你。你可倒好，稀屎糊不上墙，干工作光凭个人情绪，这就能长出息了？”

……

晕头胀脑地从连部出来，我心里堵得木木的，难受。说心里话，指导员待我还是不错的。我一下连就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担任着墙报组长、幻灯组长、演唱组长、报道组长，全连大概没有人带的“长”字能超过我。这些活儿都属于政治工作范畴，归指导员、副指导员管。我也是真卖力气，吃的苦受的累说也说不完。参加团里组织的墙报评比、文艺汇演、幻灯比赛什么的，我没少给机枪一连拿奖，指导员平时见了我什么时候都是笑模悠悠。可这会儿就因为这么一篇狗屁稿子，你看看他老人家动了多大肝火！我心里憋屈得慌，可又不敢说。还是那句话，有屁憋自己肚里闹肚子疼吧，咱算是半点脾气没有。

太阳掉到西山里去了，牛头山上的金色正一层一层自下而上地抹去。望着那罩在辉煌里的山顶。我心绪烦乱地朝山上走去。我知道这会儿无论如何不能回班里去。苏红卫那张马脸早把幸灾乐祸的表情酝酿好在那伺候着了。就是林元军、江得龙这两个四川“锤子”也不会老实呆着，我不能在这时候让他们看笑话！

我拐过马号，沿着“鳄鱼嘴”弯弯曲曲的小路一口气翻过牛头山，在我们班的土豆地边上坐下来．眼泪憋不住就涌出来了。我索性放开嗓子涕泪横流地嚎了一阵，直嚎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晚风哀鸣绿草悲歌才站起身来，响亮地擤了把鼻涕摔到岩石上，然后冲着被落日抹得一片屎黄的西天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

（三）

一轮满月静静地镶在洗得干干净净的天幕上。耀眼的月儿，把她周围蓝色的世界揉成一片透明的惨白，像一张薄薄的色纸。稍稍离开月儿一点，淡淡的天色渐渐变成一种沉沉的灿烂的深蓝。离开月儿愈远，那灿烂的蓝色便愈浓，愈沉，像雍容华贵的锦缎。那亮在天幕上的星星，便像一颗颗镶嵌在锦缎上的碧玉，珠光宝气，熠熠耀耀，格外惹眼。白日里袒露在阳光下的峰峰岭岭，全被一片银色的朦胧罩住了。高高低低的山梁，静静地卧在天幕下，像刚刚承受了爱的甘霖的少女，柔美温顺地躺在情人的臂弯里，甜蜜地沉沉睡去。深深浅浅的沟壑，呲牙咧嘴地裸着朦胧的狰狞，把一股冷森森的清气释放在夜空。一缕若有若无的雾岚，慵懒地环抱着山野，氤氲的雾气给山岭披了一件轻柔素雅的薄纱，使得那梁，那沟，那蜿蜿蜒蜒的山路，那散落在山坡上的低矮的营房，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了。

我披着皮大衣，从“地下室”里爬出来，自动步枪横挎在腰间，晃晃荡荡地向连部走去。

我们住的营房在连队阵地下面。“阵地”是战争术语，其实就是山顶上的坑道和连通坑道的堑壕。那时候，中苏交恶，北线部队的战争气氛非常浓，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核战争。我们王连长就经常说，当兵的嘛，开的打仗铺儿，卖的子弹头儿。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部队北上以后，几乎年年都在打坑道挖堑壕。我们驻地周围稍微大一点的山梁，差不多被一茬一茬的兵们全给掏空了。上了阵地，一个连队一条坑道。下了山，一个连队住一条山沟。顺山势挖出大大小小的方坑，三角架支起两排荆芭，铺上油毡，再糊上厚厚一层泥，算做屋顶。旁边齐地面垒起一米高左右的土墙，中间留个地窖似的小门和一孔小窗，就成了兵们的栖身之地。

我们连队的“营房”排成参差不齐的两排。前排低，后排高，后排的地面都超出了前排的房顶。后排一拉溜马架子房住一、二、三排，前排两幢平顶房是连部和食堂。住着连首长和连部“五大员”。日久天长，前后排的房顶上都长满了青草，夏日和青山一样苍翠，冬天与荒山一样荒凉，非常隐蔽，超低空侦察机也未必能看出破绽，充分体现着“用战备的观点衡量一切”的思想。只是我们一、二、三排的弟兄们受大罪了。马架子房冬天墙上能结出半尺厚的霜疙瘩，像麻疯病人的脸。夏天下起雨来，屋顶上就跟母牛撒尿一样沥沥拉拉地没完没了。

我一直搞不明白，在这样荒凉得瘆人的野山里，方圆几十里不见个村庄，到了晚上连个人毛也见不着，况且又是我们这种一马车就能搬走全部家当的穷连队，设个岗哨旨在防谁？可是，当兵的就得站岗放哨，这似乎是天经地义。而且好像也只有站在哨位上，唱起“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伟大祖国站岗”，才会觉得自己真是个当兵的，才会觉得实实在在的自豪。

美中不足的是，像我们这种边防连队，羊拉屎似的住在高低错落的山沟里，没有院墙，没有营门，当然也没有岗楼，“哨位”没法固定。连里特别规定，白天站岗在马路边的一棵小杨树下，夜里就在连队食堂或者连部门口。

这会儿，我踩着山石垒砌的台阶，一步步走下坡，来到连部门口。夜风吹在脸上，已经有了些许寒意。寂静的山野没一点声息，指导员抑扬顿挫的酣声，从连部屋里悠悠传出。站夜岗我最爱坐在这儿听指导员打酣。有了这酣声，才会在这死一般静的世界里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给恐惧的心灵增加一点勇气。

我裹上大衣，坐在一块石头上，抬头看了看玉盘似的月亮。倏地，一首咏月的唐诗涌上心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股浓浓的乡愁，像一团扯不断的丝线，在脑海里缠来绕去。

正在这时，我忽然听到房顶上传来“踢踢踏踏”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走路。

“谁？”因为事发突然，我脑袋“嗡”地炸开了，头发根子直乍煞，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哗啦”一声端平了枪，紧张地打量着房顶上面。

“张志远，别紧张，是我。”

房顶上传来老兵的声音。接着，老兵瘦瘦的螳螂似的身躯便出现在台阶上面。

“该我带班，我来看看你狗日的睡觉没有。”

“我当是什么东西，吓我一跳。”

我放下枪，也跟老兵开起了玩笑：“今儿倒稀罕，失眠了吧？”

连队规定，新兵站岗，老兵带班。可孙老兵带班从来就没起过床。谁要叫他，叫轻了，他不理，喊重了，他就骂街：“没事找事！谁愿意站让谁站去，老‘只’（子）没这习惯！”时间长了，谁还再叫他。

“哼！我怕你小子想媳妇想出事儿来。”

老兵一屁股坐在我刚才坐过的石头上，抬头看看天。

“你瞧这月儿，白织织的，像不像你那小对象的脸蛋儿？" 

刚下连队时，有一次过星期天洗衣服。我随手把衣兜里的钱包扔在铺上。钱包里夹着我对象娟梅的一张半身照，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两条齐肩的短辫一前一后甩在肩头，静静地冲着人笑。老兵一眼看见那张照片，伸手抢过来，一双大眼盯着照片，夸张地咂吧咂吧嘴。

“嘿，你小‘只’（子）艳福不浅哩！瞧这脸蛋，白织织，水灵灵的，一掐一股水儿。”

说着说着，老小子竟然把照片凑到他那张脏兮兮的臭嘴巴上，“巴”地亲了一口，逗得全班哄堂大笑。

“你这家伙老不正经，像你这么操蛋，谁家的闺女敢找你。”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嘿，不是吹牛，回家了只要招呼一声，门口的大闺女能排一长串儿！”

老兵入伍前在公社卫生院当过一年多卫生员，国家正式职工，吃“皇粮”的。那年月，“一工二干三教员，誓死不嫁庄稼汉。”单凭正式工一条，也不愁个像样的媳妇儿，老兵这话还真不是吹牛。

“那你还在这儿干个什么劲儿？提不了干，班长不当，有当兵瘾啊？”

“这你就不懂了。国家有规定，当兵加工龄，满了八年回去直接安排三级工。差这一年回去，还不知到猴年马月才能调一级。”

老兵掏出烟丝烟纸，灵巧地一拧一转，嘴上便叼起了一支“喇叭筒”。老兵点着烟，吸一口，眯着眼，说：“老‘只’（子）现在是八年抗战，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面。要不，我会在这儿干熬着？”

呵，老兵平时看起来对什么事也大大咧咧没个正形，啥也不在乎，其实老小子不傻，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着哩。

“哎，张志远，跟你说个事，你小子嘴巴严实点，别跟别人瞎勒勒。”

老兵煞有介事地皱着眉头，一副庄严的神色，在月亮底下反而更让人觉得滑稽。我憋不住想笑。

“你先别笑，等我说完了，你想笑也笑不出来。”

老兵的口气挺严肃，我也一本正经起来。

“周拴虎的病是‘扎’（咋）得的？我老‘寨’（在）心里嘀咕这事儿。这几天，我到师医院跑了几趟，终于搞清了！”

“怎么回事儿，这里头有说道儿？”我紧张地问。

“师医院搞化验的那个小白脸，你知道，就是和周拴虎、刘明家是老乡的那个，不是跟我也挺说得着么？听他说，前个时期，刘明家曾经找他要过肝炎病毒血清。当时他问刘明家要这个干啥，刘明家说‘捉’（做）个动物试验，他就给了。我算了算日期，那正是周拴虎检查身体的前几天！”

“怎么，你怀疑班长的病跟副班长有关？”

“怀疑，还用怀疑？就这一个提干名额，周拴虎占了就没了刘明家的份了。我就觉得这里头有鬼花胡，怎么周拴虎不行，就偏偏轮上他刘明家了？敢情他‘找’（早）知道了哇！”

“那他弄肝炎病毒，就能让班长得病啊？”我不解地问。

“嘁，那还不好办？他把那些病毒抹在你的牙刷、毛巾这些物件上，用不了几次，你不得病才怪哩！”

“我操，老兵，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可别瞎推理。”

“扯蛋，我这不是光跟你说了嘛。”

他伸手在屁股底下的石头上捻灭了烟蒂，拍拍手。

“我当过卫生员，医学知识还懂点儿，没根据的事我也不会瞎猜疑。你想，他刘明家要那东西干啥，‘捉’（做）动物试验？唬鬼吧，成天在一块，你见他试验啥了？”

我说这几天老见老兵往外跑，原来是为这事。相处多半年了，老兵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稀哩糊涂的角色，天大的事儿也没见他认过真。可是这件事我却觉得应该对老兵刮目相看了。

“我早就看刘明家不是个善茬儿。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为了自己有个前程，竟然对老乡下毒手！”

老兵狠狠地慢声细语地说。

“不过，事儿就这样了，咱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拿他没办法。可他娘谁是人谁是鬼，咱这心里得清楚！”

老兵的话说得我头皮发紧，背上冷飕飕的。这情况太令人意外了，我的思维竟一下子没转过劲儿来。人怎么能这么坏！吃一条河水长大，一个车皮到了部队，为了自己的利益，真能对成天滚在一条炕上的战友下此毒手？想想都后怕！夜风拂过面颊。我的心脏突然一阵紧缩，一股冰冷的寒气透过胸腔直冲出来，使得舌头根子一阵阵发硬发木，上牙下牙也不由得“咔嗒、咔嗒”碰得直响。

月儿西斜了，把一片惨淡带到西天。刚刚被月儿揉搓过的地方，这会儿又变成了锦缎般的蓝。月儿和星星似乎没有刚才亮了。雾气却比那会儿重了，湿漉漉地凝在山岭沟壑和我们这低矮的营房上面，好像伸手抓一把就能抓住似的。连队东头马号里传出一声响亮的马的喷鼻，紧接着，那头小毛驴突然“咕——呱，咕——呱”地浪声大叫起来。那山，那梁，那沟，那谷，被这突如其来的呐喊惊醒了，不情愿地咕涌着身子，睡意懵懂地呼应起来。于是，整个山野，到处都响起了那令人牙根发痒的“咕——呱，咕——呱”声。

（四）

每星期三、六晚上是法定的自由活动时间。

星期三规定晚上不得超过十点半。星期六因为是周末，第二天休息，“自由”到天亮也没人管。只是我们边防军人的星期天和老百姓不是同一天。我们的星期天其实是星期四。听说边防部队有的过星期五，有的过星期六。首长们讲，从历史上看，敌人往往利用星期天休息日发动侵略战争，这样岔开过星期天是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星期三、六晚上，说是自由活动，可在这山沟沟里当兵，抬头梁低头岭，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喧嚣的街市，没有轻歌曼舞的剧场影院，没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耀，让你自由也自由不到哪儿去。

当然，既然是自由活动，这段时间就可以由个人安排。可以聊天，可以看书，可以写信，可以睡大觉。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多是凑在一起“甩弹子”。

我至今认为，“甩弹子”最能体现军人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四个或六个人围一场儿打对家，二副或三副扑克堆一堆儿，牌抓到手里满当当一大把。带“雷”带“炸”带“工兵”。甩起来大呼小叫，劈哩啪啦，刹时间硝烟弥漫，飞土扬灰，天翻地覆慨而慷，玩起来就没个完。

夜里“甩弹子”时间长了累过了劲，早晨起来装死。老兵还有个怪毛病。他不起床别人睡不着也得陪他挺尸。谁要擅自行动起床穿衣，他会马上扒开被头露出脑袋朝人家翻白眼：

“抢你娘孝帽‘只’（子）戴啊？”

谁也不想抢孝帽子戴！况且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正是吃饭没饱睡觉没够白天多事夜里多梦的年纪，谁和床板也没仇没冤，就都不吭声，一齐挺着，乐得睡个回笼觉。一般情况下，不跟老兵同流合污的，只有一个苏红卫。

苏红卫和我是同乡。苏红卫原本不叫苏红卫，而是叫苏有福。苏有福改名叫苏红卫是因为他爹。

苏红卫他爹过去是个焊汆子焊锡壶焊脸盆修理钢精锅的手艺人，走街串巷与各色人等打交道，顺风使船看人说话操练得炉火纯青。苏红卫从小受父亲熏陶，处处爱占个上风头。1966年冬天，我们家乡那个小镇上闹运动，苏有福他爹当了一名红卫兵战士。苏有福成天看着父亲臂戴“红卫兵”袖章出出进进挺神气，脑瓜一转，自作主张把名字改成了“苏红卫”。虽然小镇上的人们总也改不了口，可参军到了部队，他的“苏红卫”就响响亮亮地叫起来了。

苏红卫干活绝对肯卖命。可惜人太精，人太精了常常出力不讨好。比方星期天老兵不起床，别人也乐得陪着睡懒觉。他却不，早早起来，的哩当啷提个水桶扛着扫帚出去打扫卫生。扫干净我们一、二、三排门前，又去扫连部和食堂。辛辛苦苦一早晨回来，却像做了贼似的，老兵不给好脸子，我们几个也耐搭不理。中国的事儿就这么怪。领导天天都鼓励人们做好事。可是好事大家一块做才好，好处人人有份。眼瞅着的好事别人都不去干，唯有你逞强显能，准落不了好。

苏红卫挨着老兵睡。苏红卫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几个都已经醒了，只有老兵还蒙着被子打呼噜。苏红卫刚坐起身来，老兵的呼噜就停止了。过了一会儿，老兵扒开被头，眼睛朝苏红卫眨巴眨巴，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苏红卫，我说你大礼拜天的充甚积极？”

苏红卫正低头把团成一团的褥单往铺底下塞——大概老小子晚上作梦“画地图”了——听了老兵的话，一张马脸当即就变了色。回头冲老兵狠狠地剜了一眼，骨嘟着嘴儿一声没吭，恼咻咻地跳下床来，叠好被子，提起水桶扛着扫帚四顾无人地走了。看着苏红卫拉上的门，我们几个心里都有点别扭，全都一动不动地躺着。宿舍里的空气一下了变得沉闷、窒息起来。

老兵的脑袋再没像往常一样缩回被窝里去，两只大眼盯住屋顶看了一会儿，翻身趴在枕头上。

“喂，喂，都哑巴啦？”

这时，屋外响起了集合号声。苏红卫踩着号音推门进来，放下水桶扫帚：

“快起来吧，集合去洗澡，今天咱们连洗第一班。”

“洗澡，几点了？”林元军撑起身子问。

苏红卫没好气地回答：“开完早饭了，你说几点？”

一顿早饭吃不吃不打紧，训练、劳动一个星期，身上都冒臭味了，洗澡可不能错过。哥儿几个“噢！”地发一声喊，手忙脚乱地起床穿衣。

老兵没奈何地翻翻白眼，不情愿地坐起身，慢腾腾地穿着衣服：“真真扫兴！礼拜天洗澡，谁立的这规矩，缺八辈子德……”

孙老兵的话还没落音，王连长那双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就把我们的门踢得“咚咚”直响：

“孙老兵，磨蹭什么？大闺女上轿似的，就等你们四班了！”

“来了来了！”

老兵一掀被子，光着两条细腿跳下铺，一边穿裤子，一边朝我们叫道：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出去集合！”

我们几个急忙跟头骨碌地爬出了“地下室”。

（五）

从澡塘出来，我和林元军、江得龙厮跟着到团部服务社买了点牙膏、肥皂、洗衣粉、信纸、信封和邮票。听说原来军人寄信不用贴邮票，交收发室盖个戳子就行了。可我们当兵那阵儿，不知是谁给取消了军人寄信免费的优待，据说是为了“军民一致”。老兵事多，新兵信多，取消了这个优待，可就坑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每月六块钱的津贴费，一大部分都花在了信封信纸邮票这些物件上。

买好东西刚要出门，忽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原来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卢建智。建智生得五短身材，虎头虎脑，一双大眼珠黑亮黑亮特有精神。

我扑过去，亲热地和老同学搂在一起：

“哎，还在六连？”

建智下连后分到二营六连，在连部当通信员。

“不在了。刚调这儿来。”建智右手很随便地指指脚下。“在特务连警卫排，给袁政委当警卫员。”

建智把话说得很平淡很漫不经心，但我却听出他语气里充满着兴奋和得意。

“嗬，行啊建智，好好干吧，前途无量。”我两手使劲在他的两臂上拍了拍，真诚地开了句玩笑。

“快拉倒吧，有什么前途，伺候人的差使，没什么出息。再说，跟首长们在一块儿，也不好干！”

“那倒也是。不过你小子心眼灵活，准能干好。”

我回身向愣在一边的林元军、江得龙做介绍。建智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很随意地伸出手来：“认识了认识了。我跟志远是老同学，欢迎你们到团部来玩儿！”

听建智这口气，好像团部成了他们家，话出口那么轻松。比起来，林元军、江得龙两个就显得傻了，只是红脖子胀脸地嘿儿嘿儿笑，右手不自然地伸伸缩缩老半天才跟建智握了握。这也难怪，林元军、江得龙老家在四川广元的大山沟里，当兵前连广元县城都不知道是啥样儿。当了兵又跌进塞北的大山沟里，见的石头比见的人多，从来就没有见人握手的习惯。卢建智善解人意地冲他俩笑笑，回头说：

“志远，走，好容易来一趟，到我那儿坐会儿。”

“你那地方敢随便去呀？让政委看见了可不是耍的。”

“你怕嘛儿？袁政委人不赖，和和气气的，没一点架子，挺好接近。”

建智略略停顿了一下，一对黑眼珠眨巴眨巴，拉我到一边悄声说：“我就是想给政委介绍介绍你。说实话，咱们一个车皮来了五个同学，就数你有点真本事，说也行写也行。老在连队窝囊着，可惜了的。”

“你快算了吧，我有什么真本事。”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为建智的真诚所感动。扭头向林元军、江得龙说：“你俩跟老兵说一声，我晚点儿回去。”

林元军、江得龙答应了，我便和卢建智一块出了服务社，向首长院儿走去。

那时候因为天天都在准备打仗，戍边军人全都吃住在阵地上，团长、政委也是无家无口的光棍汉。当然，团首长的宿舍，不仅我们的“地下室”根本没法比，就是我们连首长的宿舍也还差着档次。从总体布局上看，团首长院前后两排平房也是依山建筑的“掘开式”，只是掘开的地盘很大，一面依山三面围墙。房屋的墙壁是雪白的“夹气砖”垒砌，“夹气板”铺上油毡浇上沥青算是房顶。在这灰不拉唧的大山中，这白色的小房子就显得很是洁净整齐，素朴雅致。我随着建智走到他的宿舍门口，正碰上袁政委坐在小院里看书，面前的水泥桌上还整整齐齐地叠着几张报纸。

“政委，这是我的同班同学张志远，在机一连当兵。”

卢建智拉着我上前给政委作介绍。见政委抬起头，我赶紧立正，规规矩矩敬了个军礼。袁政委抬抬屁股，很随便地伸过手来跟我握了握：

“哦，听小卢提起过你，说你文章写得不错，是不是，小卢？”

建智点点头：“是他，张志远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才子。”

我脸上热辣辣地，两只手拨拨拉拉不知往哪儿搁：“首长，我哪能写什么东西啊，就是爱好写而已。”

袁政委中等个，胖胖的，粗手大脚，方脑袋平板脸，肤色很重，在太阳地里油乎乎地闪着亮光。我忽地想起老兵们传播的一个笑话。政委当指导员时，人家给他介绍对象，是个大学生，长得细皮嫩肉，眉清目秀，可说是如花似玉。可是初次见面，袁政委把女大学生吓了一跳：

“唷，你怎么……长这么黑？”

袁政委抻抻身上专门借来的一套脏兮兮的军装说：

“成天施工训练，风吹日晒，敢情没你们白净。不信咱换换试试，让我坐坐办公室，保证不出半月咱也能变变色儿。”

女大学生半信半疑地打量着袁政委，三言五语，亲事就算定了。到了洞房花烛的时候，袁政委已经调到师机关当干事。大学生见他脸还是那么黑，就问：

“你现在坐办公室了，这脸怎么还这么黑？”

袁政委“噗哧”笑了：“你才知道啊，实话告你吧，咱这色儿是爹妈给的，谁也改变不了喽！”

这会儿，我想起这个传说，看着袁政委那一张黑油油的平板脸直想笑。

“小张啊，平时看点什么书啊？”袁政委笑眯眯地问，额上耸起三道深深的抬头纹。

“嗯——，在连队，也找不到什么书看。”我沉吟着回答：“毛选四卷、《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呵，还有，前段时间我刚读过法国弗兰茨·梅林写的《 马克思传》。”

“噢，《马克思传》? ”

袁政委饶有兴味地立起身，两手背在身后，慢慢踱着方步：“‘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是不是这么说的？”

“首长，您的记忆力真好！”我惊讶得脱口而出。

“唉，小张，我的记忆力哪能跟你们年轻人比啊。关键是要学习，要勤奋，要刻苦。”

袁政委随意地摆摆手，并没停止他的沉稳的脚步。

“国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许多现实问题真假难辨，是非难分，不学习，跟不上形势，可是要落伍的哟！”

我静静地听着袁政委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和他脚下轻微的“沙——沙——”声，一种异常的情绪在心中油然升起。我一贯觉得政治对于我们这些乳臭未干嘴上没毛的“新兵蛋子”来说是很远很远的玩意儿，可望而不可即。这会儿听着政委的教诲，我突然觉得灵魂中沉睡着的政治神经苏醒了。我不由得挺了挺胸膛。

政委看看我，意味深长地笑笑：“小张啊，人活着最要紧的是什么？是有政治头脑，脑子里没有政治，成天浑浑噩噩，那就成了庸人。你们年轻，正是长知识的时候，可得好好学习，增强点政治远见啊！”

我点点头。

“哎，这样吧，过几天师政治部在教导队办理论骨干读书班，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跟你们连队说一下，让你去读读书，学习学习，怎么样？”

嘿，这可是天上掉了张大馅饼，我简直有点喜出望外！赶忙正正了身子，胸脯一挺，一副“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的架势，两个脚后跟“紧急集合”，抬手给政委敬了个礼：

“首长，那可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首长的希望！”

从首长院出来，我兴奋得直想唱。建智拍拍我的肩膀：“我说你不白来吧，怎么样？好好干，将来也弄个团长、政委的当当。”

“你快别扯了，哪跟哪的事儿啊！不过，学习学习总不是坏事儿，起码能逃避一个月。”我心里早已“四海翻腾云水怒”了，可脸上尽量还想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说实在的，志远，咱们高中课文里《陈涉世家》上的陈胜是怎么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官儿就是光给他们当的？拿出点水平来给他们看看，将来也提个干，给咱同学们争口气！”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说这话的时候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后来尽管他没坐了天下，可也叱咤风云耀武扬威了一阵算是留名青史了，我能跟陈胜比？

回到连队第三天，通知果然来了，让我马上报到。先到团机关集中，再一起到师教导队。我在连部接受了指导员一阵“谆谆教导”之后，回到班里。老兵很为我高兴，晃着瘦瘦的高个子，帮我整理行装。要说新兵头一年就能有这个好事，并不是太容易。江得龙、林元军站在一边一递一句给我送风凉话，苏红卫冷着一张马脸，坐在马扎上，后脑勺抵墙，一双眼斜得看不见多少黑眼珠了。我心里兴奋得直打鼓，可脸上却没带出来，低着头，一声不吭地打我的背包。

当天下午，我背着背包到了团部。在政治处报到的时候，宣传股的刘干事上下打量打量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粗腔大嗓地说：

“你就是张志远啊？咱们团去的六个人数你年轻，好好学啊，学点真本事，咱们团可正缺理论骨干哪！”

刘干事说的是实话。我们团参加师理论读书班的六个人中，一个副指导员，两个排长，两个班长，只有我是没有任何官衔的“新兵蛋子”。置身其间，我自然有些受宠若惊。坐在大卡车上，头顶着蓝天丽日，清风从面颊上拂过，我的心里也是一片阳光。我恍惚觉得，命运之神正向我频频招手。要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参加过几个学习班了，什么幻灯班、音乐班、新闻报道班等，但一个是那些班时间比较短，都是三两天就完事，再一个层次也比较低，都是团里办的班。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由师政治部办的班，时间长，内容重要，学习马列理论，是培养理论骨干的，层次显然要高得多。后来，当我提了干并且顺着排、连、营、团的次序稳步上升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次理论骨干培训班，真的是我人生旅途中一个最最重要的驿站。

（六）

一个月时间一眨巴眼就过去了。换上棉衣的时候，我们六个人依旧坐了卡车回到团部。在建智那儿点了个卯，我就背着背包踏上返回连队的小路。

正是日落时分，残阳把西天涂抹成一片污浊的桔黄。被初冬的寒风劫掠着的山梁已是一片萧瑟满目荒凉。山坡上的庄稼收割尽了，干渴的土地袒露着被人们粗暴蹂躏过的干瘪了的胸脯。零零落落堆放在山坡地上的一捆捆小麦、莜麦，在落日的映照下显得孤零与凄冷，一点儿看不出丰收后的喜庆。

翻过二道梁，刚拐过一个山嘴，冷不丁从路边背风处站起一个人。

“林元军！”

我惊喜地扑过去。

“你怎么猫在这儿？”

林元军拍打拍打两只小屁股，枣核似的瘦脸上几条干巴巴的肌肉动了动算是给了我一个笑脸：

“你龟儿子如今牛气了。团里打电话说你今天回来，指导员专门派我来接你。”

“这么大个人，怕丢了是怎么的，还用你接！”我有点受宠若惊。

林元军干瘪的脸上动了动，伸手接过我的手提包，瘦小的个子灯芯子似地晃悠晃悠，头前走了。唷，不对劲儿，这小子平时一张嘴可贫了，今儿怎么成了闷嘴葫芦？

“林元军，你心里有事儿，有尿憋着小心把你的卵壳子憋胀喽。”

我紧走几步，赶上他，故意用四川话跟他开玩笑。

“是不是咱们班又出什么事儿？”

林元军扭头看看我，小眼里的光躲躲闪闪的，嘴张了张，停了一会儿，才说：

“班长回来了。”

“是吗？班长出院了？”

“班长出院就直接回家结了婚，这回是带着婆娘来了。”林元军慢条斯理地说。

“噢，是啊？”这消息太意外了。“这么神速！怎么样，班长夫人能打多少分？”

部队住在大山沟里，常年见不着个女人。用兵们自己恶心自己的话，当兵三年，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儿”。有干部或是老兵的家属来队，那就成了全连的焦点。小兵拉子们总会没屎推尿地蹭到家属房那儿看一眼，然后就在背后偷偷地给人家打分。

林元军没接我的话茬。两腿木木地迈着步子，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嘴张了几张，才呜呜哝哝地说：

“你知道不，老兵……老兵给抓起来了！" 

“什么什么？老兵……”

我吃一惊，抢上前去，一把抓住林元军瘦削的肩膀。

“怎么回事儿？老兵怎么了？”

林元军把手里的提包“咚”地撂在路边，一屁股坐在山坡上。

翻过牛头山，从我们班那块土豆地往东十多里地有个小村庄名叫半个井。那时候还兴公社、大队，这半个井就是三个井大队的一个生产队。生产队的场院里有几间土房子，一间是队部，其余几间是下乡知青的集体宿舍，住着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听说最多的时候住过20 来个人。后来，这些知青招工的招工，回城的回城，保送上大学的上大学，只剩下了一个北京来的女知青纪云芳，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孤零零地留在知青点。

今年春天，我们二排到半个井支农。地里干活休息的工夫，老兵跟纪云芳聊了一阵儿。回到班里，他悄悄跟我说：

“日怪咧哎，‘扎’（怎）么就这么巧！一见那个纪云芳，我就觉得面熟。一问，可不是，她姥姥家是我们村的，小时候她一直住姥姥家，上小学我们还是同学哩，初小毕业她‘柴’（才）回了北京。”

他停了停，叹口气又说：“唉！这世道也不公平，有门子的都走了，就剩下人家一个姑娘家留在这鬼地方，没亲没故的，也真够可怜的！”

老兵一边吹着“喇叭筒”，一边就那么絮絮叨叨地说。这事儿，我听过也就忘了。可万万没料到，老兵犯事儿，还就是犯在这个纪云芳身上。

我走后不久，团政治处来我们连进行“批林批孔”试点。团政治处的邢主任，带着宣传股赵股长焦干事，还有他那副厚厚的“瓶子底”，进驻我们机一连，准备在这儿“掘探井而得甘泉”，出点像样的经验。

邢主任机关坐久了，养成了早起遛早的习惯。

那天他一早起来，像往常一样，几根干柴棒样的手指握着架袖珍收音机，瘦瘦的高个子虾米似地弓着腰背，边听广播边在连队营区的山坡坡上遛弯儿。刚走到马号旁边，房后突然闪出个战士，朝他规规矩矩敬了个军礼：

“首长，向您报告个情况。”

邢主任停住脚步，抬手扶扶架在鼻梁上的“瓶子底”，眼角的鱼尾纹抖了抖，细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战士：中等个，不胖不瘦，一张长长的马脸，小鼻子小眼，鼻子下面是一片平展展的开阔地。

“噢，报告什么情况？”

“首长，四班的老兵孙乐斌，和坏分子的女儿勾搭，还送东西给她，阶级立场有问题。”

“是吗？小同志，说话可要有证据啊。”

邢主任关掉收音机，头稍往前倾，“瓶子底”后面的一双眼睛倏地睁大了，圆溜溜地瞪着眼前的战士。

“首长，昨天晚上，不，今儿早起，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亲眼见他用车装了一麻袋土豆，送到半个井去了。”

小战士停了一下，大概觉得这样没把话说明白，又补充说：“那个女的就住在半个井，是个北京下乡知青，叫纪云芳。”

“噢？好！不错！小同志，警惕性很高，革命战士就应该具备这样的素质嘛。”

邢主任伸出五根干巴巴的手指，在对方的肩头轻轻拍打拍打。“小同志，你叫啥名字？哪个班的？”

“嗯……首长，我……也在四班，是今年入伍的新兵，叫苏红卫。”

“好，小苏，苏红卫同志。噢，还是个新兵，觉悟很高，值得表扬！你先回班里去吧，我来处理这件事。”

邢主任扭头就往连部走去。他眼镜后面的大眼里抑制不住地闪着喜悦的光采，瘦瘦的长脸上兴奋得变颜变色：“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如果能在基层抓个活典型，树个靶子，那可太有说服力了！听说邢主任原来是师政治部大批判组的干事，后来当保卫科长。因为跟师宣传队一名女演员过从亲密，机关上下传得沸沸扬扬，老婆也几次跟他闹，被平调到团里当了政治处主任。据说，当年让他离开大批判组去当保卫科长，他就觉得大材小用。如今以师政治部科长身份下到团里当政治处主任，他更觉得是有人故意整他，早就憋着一口气要干点成绩出来给别人看一看。

邢主任急匆匆走回连部，连长、指导员都刚刚起床。他招呼了一声，冲着连长、指导员问：

“你们四班那个叫孙……孙什么斌的，对了，孙乐斌，表现怎么样？”

“孙乐斌？怎么啦？”

因为跟邢主任不大熟悉，指导员有点紧张。扭头瞥了瞥正在卷烟抽的连长，迟疑一下：

“兵老，平时稀拉一点，不过，也没什么大毛病……”

“没大毛病？”邢主任摆手打断指导员的话头，把“大”字重重地夸张了一下，连珠炮似地数落说：“你们就是不动脑子么！就是缺少政治敏感性么！这么个落后分子，成天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居然视而不见！我说同志哥哟，尤其是你这个搞政工的，脑子里可不能缺根弦啊！”

邢主任看着傻愣在当地的连长、指导员，干瘦的脸上忽地放出一个宽厚的笑意。扯过张椅子坐下，兜里掏出个精致的铁皮烟盒，抽出一支烟在烟盒上墩墩，叼在嘴上，打火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好似不经意地把苏红卫报告的情况简捷说了说。然后不容置辨地挥挥手：

“这样吧，王连长你留下，指导员跟我、赵股长、焦干事一块到半个井去，实地查证查证。”

实地查证根本没费劲就有了结果。老兵送给纪云芳的那麻袋土豆轻而易举地就当了邢主任们的“战利品”。据说纪云芳当时一口咬定是她从连队偷的，没有人给她送。当过保卫科长的邢主任看看个子瘦小身材单薄的纪云芳，指着戳在墙边的印着“XXX团”字样的麻袋，“嘿嘿”一笑：

“你偷的？那你现在给我把它扛出去看看。”

纪云芳果然就去扛。可吭吃憋笃半天，那麻袋愣是不听她使唤。

“好了好了，别耍花招了！”邢主任“啪”地拍一下桌子。“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由你自己走。你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勾引我们的战士，你已经够上判刑了！”

邢主任转身对站在旁边的生产队长说：“看好她，我们还要来找她的。”

生产队长是知青点的邻居。五十来岁，长方脸，厚嘴唇，满脸刀刻斧凿般的皱纹。一双混浊的眼球看看瘦瘦的邢主任，点点头，说：“‘墨’（没）事情‘墨’（没）事情，首长放心格吧，这妮子可老实啦，‘墨’（没）事情。”

“你……”邢主任倒噎一口气，苦笑着摇摇头，向赵股长们说：“找人把这土豆弄回去，咱们走！”

关于给纪云芳送土豆的事，老兵一上来就供认不讳，而且供述了他以前还曾送过大米、白面。当邢主任找他谈话时，他振振有词地说：“生产队分的粮本来就不够吃，她孤身一人，身体又不好，挣不了多少工分。苦干一年，连肚‘只’（子）问题都解决不了。‘扎’（咱）是人民‘只’（子）弟兵，‘只’（子）弟兵能眼看着人民挨饿吗？”

邢主任眨动着“瓶子底”后面的一双大眼，生气地训斥老兵说：“人民，什么叫人民？你连人民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她老子是专政对象，她是坏分子子女，咋能算人民？你这纯粹是敌我不分嘛！”

“反正，反正谁肚‘只’（子）饿也不好受。”老兵低声嘟哝了一句。

“你……你还是个老兵！你阶级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污蔑‘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邢主任气呼呼地训斥着，不由老兵再分说，立即打电话要团保卫股来了个干事，把老兵带走了。

“这老兵，撞到枪口上了。”

参加一个月读书班，我觉得在政治上长了不少见识。基层搞运动正愁没有“活靶子”，老兵偏赶上这个风口浪尖犯事，还不让人家逮住只蛤蟆攥出尿来？

闷闷地坐了会儿，我拉起林元军，一前一后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太阳沉到西山里了，正把涂在西天的污血一缕缕地抹去。代之以一团团黑色的烟气，像烧焦的棉絮，飘浮在渐渐暗下来的天空。空旷的山野里，只有凛冽的晚风在匆匆刮过。两双穿解放鞋的脚踢哩吐噜地踩在山路上，间或踢着一颗石子，便有一阵骨骨噜噜的声音一直响到沟底，这空寂的山野也便生出一阵久久的骚动和不安。

（七）

“回来了？”

一进门，班长周拴虎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声。我赶忙给班长敬了个礼：

“班长，我学习结束了。你的身体没事了吧？”

“没事。那点小病还能把咱怎么样了？”班长淡淡地摆摆手。“你先收拾收拾，有时间咱们再聊。”

班长说完，回头卷了一沓旧报纸，挟在胳肢窝里。

“班长，听说嫂子来了，什么时候看看去。”

“行啊，去了我请你喝两杯。”

“酒可不行，看看嫂子。”

“看不看的吧，别脏了你的眼。”

“班长，看你说的。”

“真的，不骗你。看不的。”

班长推开门向外走去。我一直送出门去，看着他瘦瘦的高个子隐进连队西头的家属房。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整个改变了一个人。原来那个事事逞强处处好胜尽职尽责勤勉要强的周拴虎不见了。那张脸拉得更长了，有些外翻的双唇软塌塌的，蒜头鼻子软塌塌的，连那一对金鱼眼也成了软塌塌的，闪着疲惫不堪的光。我摇摇头，怅然若失地走回宿舍。五班六班一排三排几个平时要好的哥们儿听说我回来了，都跑过来看我。碰巧今儿又是个周末，堆起三副扑克，吆五喝六气冲霄汉一直折腾了半宿。

星期天晚上，按条令规定召开班务会。班务会是班级组织的例会，一般是总结讲评本周工作，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然后再对下周工作做出安排提出要求。那个星期天晚上，司号员吹过了班会号，兵们都钻进各自的“地下室”，召开班务会。班长见我们都在马扎上规规矩矩坐好了，金鱼眼懒洋洋地横扫一遍，慢条斯理地说：

“今儿这班务会很简单，一个事儿。”

班长从左裤兜里摸索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塑料袋儿——里面装着小半袋子黄乎乎的烟丝，还有一根黄铜管子弯成的“烟斗”。他用手慢吞吞地捏出一小撮烟丝，按在“烟斗”里。又从右裤兜里掏出两块火莲石和一团火棉子，“嚓——”“嚓——”地磕打了几下火莲石，直到火莲石碰出的火星燃着了火棉子。然后，他将缓缓燃着的火棉子按在烟斗上点着烟丝，闭着眼“咝——”地深吸一大口，“噗——”地把烟灰吹出来。再按上一锅，又吸，又吹。班长就这么旁若无人地装烟吸烟吹烟灰，直到把一团火棉子燃尽了，才长长了呼了一口气。班长吸的这烟叫作“一口香”，一袋烟只吸一口就烧完了。我怔怔地看着班长这一套已十分熟练的动作，心里陡地涌上一股酸酸的滋味。

“我住了一程子院，班里的事儿好长时间也没接触过。”

班长一边低头摸索着装烟丝，一边自顾自地说。

“眼下我家属来队，班里的工作有时还是顾不上。我请示了一下连里，决定选拔一个副班长，协助我抓抓班里的工作。”

班长又忙着去打火莲石点他的“一口香”。我看看江得龙、林元军。他俩也都看了看我。苏红卫谁都不看，只把一张马脸对着黑黑的玻璃窗。但是我却注意到，他脖子上那条青筋蚯蚓似地蠕动了两下，然后便轻轻地缓缓地挺有节奏感地慢慢爬动。我盯着那条蚯蚓看了好大一会儿。

副班长职位不高，在全军带“长”字的“官”里是最小的。可在我们班就不得了，那是真正的“副统帅”！尤其这事儿要摊在我们这些新兵身上，那意义更是非同凡响。

“他倒会赶时候！”我望着那张马脸，心里说。

老兵事件之后，苏红卫被政治处邢主任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狠狠表扬了一通。邢主任把苏红卫说成了“身在基层连队，胸装国家大事”的英雄人物，并亲自主持连队的支委会，决定破格吸收苏红卫同志为中共党员。那时候不兴“预备”，一步到位。所谓“破格”，就是要打破常规。机枪连老兵多，入伍第一年入党根本没有先例。但是既然主任说了，连长、指导员都不好反对，其它支委也只有点头的份儿。就这样一致通过，让苏红卫填了《入党志愿书》。正赶在这节骨眼上，我想，这副班长怕是非他苏红卫莫属了。

“咝——噗！”“咝——噗！”班长不慌不忙地抽了几袋“一口香”，憋住气在胸腔里回味够了，然后才缓缓地说：

“张志远一直是连队的骨干，团支部委员、革委会委员，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

听到点我的名字，我心里一激灵，下意识地低下头，盯着那凹凸不平的地面看。我不知道班长下面要说什么，是鼓励安慰一番？还是……

“这一次吧，张志远又专门参加了师里的读书班，团里也反映不错。连里决定，让张志远担任副班长，先代理着，等正式任命了再算数。我不在的时候，由他负责全班工作。”

“不，我不行！班长。”

我突然觉得血一下子全涌到了脸上。本能地抬起头来，朝着班长，急欲辩白什么。坐我对面的江得龙冲我暧昧地笑笑。身旁的林元军用胳膊肘捣捣我，挤古挤古一双耗子眼，好像在说：“行啊，哥们儿，当官儿啦！”苏红卫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大张着，眼瞪圆了，可怜巴巴地看着又开始低头侍弄他的“一口香”的班长。屋子里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仿佛能听见每个人怦怦的心跳声。

“啊，行了行了，张志远，你也给大伙说两句吧。”

班长抬眼看看我。我正看着可怜巴巴的苏红卫发愣。刚才还对苏红卫可能当副班长而忿然，这会儿，当这顶“桂冠”意外地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我却突然觉得像是作了贼似的浑身不自在起来。要说这人就是摆不脱虚伪的本性。其实谁他妈不想出人头地，我平时那么卖劲地表现那么费力地讨好那么廉价地出卖感情，不就是为的有个进步有个前程？可一旦真得到了自己早就盼望得到的东西，总是要扭捏作态一番。一来是为了给人看——瞧，这可不是我硬要干的啊；二来也需要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

我回头看了看三个一声不吭的哥们儿，又看一眼班长，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

“嗯……也没什么说的。既然领导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哪儿不对了，有班长，有大家伙儿，该说的就说，谁也别客气。哦，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在班长领导下，把咱们班的工作干好。”

说完这几句话，我又看看班长。班长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随意地摆摆手：

“大伙还有啥说的？没啦？没啦散会。”

班务会散了，班长走了，平时有说有笑的几个哥们儿，突然生分起来。苏红卫噘着嘴不吭气，江得龙、林元军也大米下锅——“焖”上了。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这么闷了一会儿，熄灯预备号刚响，哥儿几个就全出溜进被窝了。

躺在铺上，我却睡不着，大睁着两眼盯着黑咕隆咚的马架子房顶。我想起了我奶奶。那年我10岁，奶奶带我去给大伯上坟。大伯是我爹的亲哥哥，18岁跟解放军出了山，牺牲在攻打石家庄的战场上。奶奶专门带人找到部队，把大伯的尸体要回来，葬在了老坟里。奶奶看着我给大伯烧了纸，教我跪在坟前磕了四个头。奶奶用拐棍点着坟头自豪地说：

“远儿，知道不，你大伯可是能干哩，才当一年兵，就当了班长。班长你知道不？挎盒子炮的主儿，威风着哩。哪像你爹，说是端着公家个饭碗，可干了大半辈子了，也没挂上个长，窝窝囊囊的，天生伺候人的命。”

奶奶看不上我爹，总嫌我爹老实巴交，三棒子轧不出个响屁。可她不知道，我爹一直是坐机关的，文化不高，凭着自己的努力耍上了笔杆子。“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爹在县委办公室，管接待“红卫兵”。到了运动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偏偏跟我爹关系不错的几个“红卫兵”头头全站错了队，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我老爹也跟着上了“线”，关在旧“县衙”里办了10个月的学习班。可怜我爹14岁就在县政府参加了工作，勤勉敬业，小心谨慎，树叶掉了也怕砸破脑袋，对革命可说是忠心不二，落得如此下场自然心里不舒坦，一个疙瘩解不开神经就出了毛病，成天窝在家里不敢见人，班也上不成了。如今知道他的大儿子有这么点长进，心里也该宽绰宽绰……

哦，对了，还有娟梅。前几天娟梅来信说她当了她们那个小学校的副校长，还说要跟我比赛比赛看谁进步快！我和娟梅从小一块长大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同学，用老话说那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农村人老封建，看见姑娘小伙子谈恋爱就指指戳戳。我和娟梅的恋爱就只能是偷偷摸摸的。记得那次村里演电影，我在人群里发现了她，就悄悄打了个手势向外走。挤出人群在一个街角拐弯的地方停下来回头看看，见她擦着墙根儿悄没声地跟过来。我故意咳嗽一声，拐过街口，她就在我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那架势，就像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接头。我们厮跟着来到村外。那里顺渠埂有条小路，小路漫坡斜下去伸进沟底。沟中间有一条绿草掩映的小渠蜿蜒穿过，渠两边挤满了大小不等各种规则的稻地池。好像正好是十五十六吧，挂在天上的月亮好圆好大好亮，沟里的小渠树木田埂水稻，活像一幅清晰度极好的黑白照片。我拉着娟梅胖胖的小手，欢快地走在这静静的田埂上，把歇在田埂上的青蛙惊得“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往水里逃。

正走着，娟梅一脚踩空，“噗哧”一下踏进稻地池里。她“哎哟”惊叫一声，一把抱住我的胳膊。我急忙伸手搂住她的腰，一使劲把她从水池里拽出来。她的温软柔韧的前胸紧紧贴在我的胸膛上，白嫩嫩胖乎乎的圆脸羞涩地埋在我的下巴底下，柔顺的黑发搔得我的脖颈痒酥酥的。我捧住她脑后的两只小辫，把那张脸抬起来。呵，那是一张充满期待充满渴望的脸，那是一张印满了爱的音符的脸！我情不自禁地头一低，在那微微翘起的软乎乎的嘴唇上使劲亲了一口，一阵巨大的眩晕掠过头顶，我们就这么相抱相偎着一起滚倒在稻地池里，把水稻压倒了一大片……

“哒哒哒哒嘀嘀嘀嘀哒嘀哒哒嘀哒……”

我正和娟梅嘻嘻哈哈地在稻田里滚，一阵急促的号音惊得我一个悸灵坐起来。

“快！紧急集合！”

我一骨碌爬起身，一边悄声喊了一嗓子把大家叫醒，一边手忙脚乱地摸衣服穿。

“日皮的，搞啥子紧急集合哟。”

林元军悄声嘟囔着。黑暗里，大通铺上乱成一锅粥。

“背包带儿呢？我的背包带儿呢？”又是林元军带着哭腔的嗓音。

“这是啥子？睡觉不老实，把背包带儿蹬到人家被子里了。”江得龙老牛喘气似地轻哼着，随手把背包带扔给林元军。

等我们跟头骨碌地爬出“地下室”，班长正背着背包站在门口。我们全班赶紧列队，跟在班长身后跑到操场，全副武装的连长、指导员已经等在那儿了。各班、排向连长报了到，连长向队中央横跨两步，威严地扫了一眼他的“臣民”，粗着嗓门大喊一声：“同志们！”

“嚓！”全连一齐立正。

“从今天起，我们就进入冬训了。请稍息。”

“嚓！”又一个整齐的声音，队列忽地矮了一截。

“刚才接到营部命令，要我们20分钟之内赶到牛头山背后与一、二、三连会合。好，现在马上出发。听我口令。立正，向右——转，跑步——走！”

队伍整整齐齐跑了没几步秩序就乱了。因为要赶时间，腿长的就往前跑，队伍也就不成为队伍。天就要亮了，启明星像患了眼疾似地发出惨淡的光，东山尖上挂起了一条一条银灰色的云带子。晨风迎面扑来，吹得人直打冷战。刚离开娟梅热乎乎的怀抱，这风刮到脸上就觉得分外凛冽。

跌跌撞撞地跑着，走在我前边的林元军回头冲我小声嘟嘟：“咋搞起的么，这腿走起来咋这么别扭I ”

我跟上一步，猫腰仔细一看，憋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你个锤子！看看你的裤子，口儿朝后开了，这下你龟儿子放屁可痛快了I ”

“说是么。这咋办？”林元军呼吃百喘地揪揪鼓鼓囊囊的裤裆，又伸手摸摸开着口的后臀，也憋不住笑了。

“凑合着吧，快点儿，跟上！”

我使劲往前推了他一把。连队队形可以乱，可班队列不能乱，班长走前副班长殿后这是规矩。我只能跟在林元军身后闻他的臭屁。老小子不甘心地嘴里嘟嘟着，踢踢踏踏跟上了队伍。

太阳露脸的时候，我们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了连队。一进门，哥几个全愣了：

“老兵！”

“老兵！”

孙老兵盘腿大模大样地坐在大通铺上，嘴里叼着一支“喇叭筒”正吸得起劲，灰乎乎的烟气带子似地飘在空中。我们一进来，那带子突然抖动两下断裂了，分成一缕一缕向屋外飞去，浓烈的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嘿，你们可回来了！”

老兵伸腿从铺上下来，随手把烟屁股扔在地上：

“‘捉’（昨）天晚上通知我归队，今天打‘找’（早）起我就往回颠儿，回来你们刚‘周’（走）。”

“老兵，你怎么回来了？没事儿了？”

我边放背包边急急地问。

“有淡事儿！邢主任想抓我个典型，可听说团长、政委不同意。这不，就放我回来了。”

“这么简单？”

“不简单‘扎’（咋）着，还咬下我半截啊！”

我边和老兵说话，边用眼的余光看了看苏红卫。苏红卫薄薄的嘴唇紧绷着，鼻子底下的一小片开阔地又弓起来，眼里闪射着一股凶狠的寒光，一张马脸阴得能滴下水来。他头都没抬，只顾解他的背包，草绿色的背包带被他扯得哧啦哧啦直响。

上午，班长从连部回来，似笑非笑地看看老兵：“我说你老兵也是，跟个女知青狗扯连环！”

“周拴虎，你，你别瞎扯！”老兵“呼”地蹿起来，脖子里的青筋涨鼓鼓地冲着班长嚷。

“我们是老同学，看她落难，帮一把。谁他娘有歪的邪的，谁，谁就是大闺女养的！”

“再说没有也没用！你小子伸着脖子找挨刀。”

“身正不怕影儿斜，脚正不怕鞋歪，‘周’（走）到哪儿‘扎’（咱）也是‘扎’（咱），怕球！”

老兵满嘴唾沫星子直溅，一双脚踩得屋地“啪啪”响。

“你别在这儿显你能。”班长鼓着一双金鱼眼故意气他。“一会儿让你哭都摸不着坟头。”

“哭？老子竖着光棍一条横着一条光棍，钝刀子拉肉，‘扎’（咱）要皱一下眉头不算裤档里吊灯笼的！”

“行了行了，说正经的吧。你们也听着。”班长冲我们摆摆手，又转向老兵。“团里放你回来，说是不给处分，可是让你提前复员哩。五天期限，抓紧准备准备吧，连里通知下了。”

我愕然了。到明年春天，老兵就可以够八年工龄就可以成三级工了。现在让他走，这不是明摆着坑他么！

老兵不吭气了，一屁股坐在床铺沿上，摸出烟纸烟丝，手哆嗦着，卷起一支“喇叭筒”叼在嘴上，点着了滋拉滋拉抽。

“我知道不会这么便宜了我。”老兵自言自语地说。“在团里我就听我老乡说，本来要当典型批判我，后来团长、政委觉得捅出去对团里的影响不好，就不让批。我琢磨着就不能这么简单么。要这么不声不响了，那邢主任的老脸往哪儿搁！”

老兵只顾自己在那儿叨叨，我们几个也都不吭气了，靠到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子上，闷闷地坐着。外面操场上，连队已经开始操课了。各种口音各种调门的口令声从贴着地面的小窗户传进来，在黑洞洞阴森森的小屋里浮躁地游荡。苍白无力的阳光里，有一些明晃晃的物件在跳跃。不知谁惹了它，连队那头小毛驴突然“咕——呱！咕——呱！”地浪叫起来，震得这铁架子房顶簌簌噜噜直往下掉土末子。

（八）

老兵离队前这五天，是我们机枪一连四班历史上最沉闷最悲壮的五天。

一向还算勤快的哥儿几个，现在每天连地都懒得扫了。操课回来，腰带解下来随手扔到铺上，七倒八歪地坐下，看着老兵一个人出出进进的忙活。当兵六年，一旦离开，总有点事要做。老兵还是像往常那样，晃着两条鹭鸶腿，有时慢条斯理像个文弱书生，有时又蹦蹦跳跳像个孩子，有一次不小心脑袋碰到房顶的铁架了上起了老大个包。

全班最不轻松的大概就数苏红卫了。

在训练场上，他从不吭一声。四十多斤重的枪架扛在肩上，咬着牙一气跑五、六里地再“呼吃呼吃”爬山头，谁替他他也不干。回到班里，老兵不在，他还能安安静静待会儿。老兵要正好在屋里，他肯定坐不住，一双小眼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兵的脊背，像一只被手拿尖刀的屠宰手抓在手里的小羊羔。“土豆事件”使苏红卫出了一下风头。然而时隔不久，他就像一只破鞋一样被扔到一边去了。副班长没当上；前两天开支部大会讨论他入党，因遭到几个老班长异口同声地反对，也搁了浅。苏红卫是小道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下子像霜打的土豆叶，蔫了！

也是凑巧，就在这几天里，我的生活里却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正躺在铺上闷着，班长拿着一张军区小报走进来：

“张志远，你看看，这上面的名字是你不是？”

我直起身，接过报纸一看。

那是一篇发在报纸理论版的文章：《从资本主义在列宁故乡复辟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题目挺长，两行黑体字。文章也不短，占了半个多版。题目下面的署名是：驻内蒙古某部新战士  张志远。

“嘿，真登出来了！”

我高兴得一下从床铺上跳下来。

在师教导队参加读书班的时候，有一次让交心得体会。我抠搜了半天，写了一篇东西，四、五千字。交上去以后，在读书班采访的师宣传科柳干事狠狠把我表扬一通，说这文章可以拿到报社去投投稿。我一听忙说不行不行，这全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凑起来的，哪能上报呢。柳干事哈哈笑笑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抄好了就是一篇好文章。他又说，试试呗，别把报纸看那么神秘。说完，就把我的体会文章给拿走了。没想到还真给登出来了！

林元军凑过来看了一眼报纸说：“听说以前报纸登稿子还给稿费呢，三分钱一个字。这大一块，能拿好多稿费沙！”

江得龙撇撇嘴：“去，那都是封资修，早批判了，谁还给你稿费嘛。”

老兵也拿过报纸溜了一眼，脸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说你小子行嘛，别自己瞧不起自己。好好练练，以后把咱们班这几个人编进小说里，咱也跟着你沾沾光。”

“哼，写小说，还他娘不够丧气啊！”班长冷笑着瞟我一眼，撂下一句话，掀开门走了。

我抬眼看看躺在铺上一动没动的苏红卫，靠在门上从头到尾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心里美不滋儿的。可看看大家沉闷的样子，便一声不响地把报纸叠起来，随手掖在我铺位的羊毛毡下面。

老兵离队的前一天，吃过午饭，他突然把我叫到门外：“张志远，你陪我到半个井去一趟吧？”

我愣了一下：“干啥？找纪云芳去？我说你算了吧，还嫌这事闹得小啊！”

“‘扎’（咋）着临走了也得告个别。你现‘寨’（在）是副班长，你陪我去，也有话说不是？”

老兵一脸恳求的神色。我看看他，点点头说：“等我去跟班长说一声。”

出了屋，才发现天阴得很厉害。铅灰色的云团层层叠叠地压在头顶。风一阵紧似一阵，从光秃秃的山梁上掠过，发出凄厉的啸叫。衰草在寒风中抖个不住，牛头山披上了一身坚硬的盔甲，缩着脖子忍受风刀霜剑。我也像这牛头山一样，披了件军大衣，缩起脖子跟在老兵身后，从“鳄鱼嘴”穿过，沿着曲曲弯弯的山间小路，急匆匆地向半个井走去。

进了村，找到纪云芳的住处，我们吃了一惊：门上了锁，门板上斜着贴了一张封条。矮土墙围起来的小院里到处都是杂乱的脏土和猪粪、鸡粪，活像个荒庙，根本就不像住人的样子。

推开隔壁生产队长的家门，盘腿坐在炕上的老大娘用一双昏花的老眼打量了我们老半天。生产队长对老娘说：“妈，只管看甚？找那个北京妮子的。”

“噢，你就是云芳的同学吧？”

老大娘朝老兵点点头。

“啊，是，是，大娘，云芳她搬哪去了？我要复员了，来看看她。”

“唉，作孽哟，遭罪哟！”

老大娘昏花的老眼里流下两行混浊的泪水，干枯的手拍打着炕沿。“你这后生，咋就一翅子走了个没影呢！”

“大娘，云芳她，她‘扎’（咋）啦？”

老兵扑过去扶住老大娘的两只胳膊。大娘只管摇头，半晌也没说出话来。

生产队长低着头坐在炕沿上，两腿耷拉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土豆事件”发生后，部队把情况报告了公社。公社革委会主任是个40来岁的干部，原来是县委机关的打字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功，当上了县革委副主任。后来因为奸污女青年，闹得在县委院里待不住了，才下放到这儿当了公社主任。主任得到这个情况，当即就把纪云芳叫到公社关起来了。关了10多天，那天突然被送了回来。跟她做伴的队长的女儿去看她，她脸上挂着泪却直笑，问什么也不回答。人走了，就呜呜地哭。那哭声压抑、凄厉，让听到的人心里直打哆嗦。

“哎，都怨我！”大娘用干瘦的手掌揉揉眼窝。

“那天傍黑儿，我就一点点没注意听不见哭了。到了夜里，我让妮子过去跟她做伴。妮子过去，门咋也推不开，门上还贴了个纸条条。”

这时，生产队长从靠墙的破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老兵急忙接过来，只见那上面是两行娟秀而又工整的字迹：

“妹妹，姐姐走了。你千万别一个人进来，别让姐姐把你吓着。”

“云芳，她……”

老兵突然转过身来，一双眼睛吓人地瞪圆了，两条长腿不由自主地抖索着，双手绝望地伸向前去像要抓住什么。

“云芳，哎，这妮子……上吊了！”

老大娘的哭声像骤然而起的狂风，在这农家小屋里回响。这老年人发自心底的哭嚎，让人不由自主地一阵一阵直打冷战。

老兵颓然跌坐在炕沿上，脑袋沉沉地耷拉在胸前，长长的后脖颈鱼背似地弓起。过了好一会儿，头抬起来，已是满脸的泪水！

队长一声不吭地蹲在屋地下，“滋啦滋啦”一口一口地抽烟。劣质烟草卷成的纸烟，把一股股臭鞋钵味漫散在屋里，呛得人直闭气。

“队长，人埋哪儿了，我去看看。”

老兵抹了一把满脸的泪水，嘶哑着嗓子低低地问。

“没出阁的妮子不让往老坟场里葬。结个鬼亲吧，一时又找不到主儿，就埋到村南岗子上了。”

生产队长头都没抬，一字一句说得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像在说一个极平淡极平淡的故事。

“唉，可怜的妮子，活着受罪，死了也孤孤地受苦……”

老大娘擤了一把鼻涕，边掉泪边絮絮叨叨地诉说。老兵紧绷着一张铁青的脸，推开门向外走去。我默默地在老队长肩头拍了拍，跟在老兵身后，向村南山岗上走去。

铅灰色的云团撕咬着，空中的阴云连成黑压压灰蒙蒙的一片。山风刮得更紧。一阵冷风，筛落下漫天小米大的雪粒子，不等落在地上，便被风追逐着，亡命似地逃进山洼。一会儿工夫，那雪粒子变成轻飘飘的雪片，在山野里狂乱地舞动着，顿时把天地间搅成一个灰蒙蒙白乎乎的混浊世界。老兵的两条腿，在风雪中显得愈加单薄，像两根弱不经风的灯草。

我跟着这两条长腿，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村南那座光秃秃的山岗上。一座新坟孤零零地立在山脚下，背风那面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白雪。

老兵陡地立住了。望着孤坟呆愣片刻，滞重的双脚一步一挪地走过去，绕着坟堆慢慢转了一圈，然后盘腿坐在坟前的冰冻得邦邦硬的泥地上。他掏遍身上所有的衣兜，摸出一堆脏兮兮的毛票，一元的，一角、两角的，一张张捋平叠在一起，放在坟前用石块压住。又摸出一小沓卷烟纸，和那些钱摞到一块。他把挤扁了的火柴盒捏在手里，摸出几根火柴，划一根灭了再划，划一根灭了再划。这动作他不急不慌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五、六次，火柴才在他干瘦的掌心里跳了跳燃起来。他把火苗凑近石块，引着压在下面的钱，然后把石块挪开，用手一张一张拿起纸和钱，又一张一张看着它们变成一小卷一小卷的纸灰。一撒手，那纸灰卷便倏地滚得无影无踪。烧完了，他摸出仅剩的一张卷烟纸，装了一小撮烟丝，鸡爪子似的五指抖抖地捣动着，卷成一支跑风漏气地“喇叭筒”。点着了，老兵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坐在坟前，一口一口地把烟吸得只剩下一小截空瘪的纸筒。

我一直迎着风雪一动不动站在老兵身后，默默地看着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看着那一堆黄不唧唧的泥土。人的生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前后不到一个月，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就这么去了。来亦匆匆去亦匆匆，生命的短暂几乎令人猝不及防。世界不会因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溘然长逝而发生丝毫改变。历史老人依然不动声色地迈着平稳的脚步。人们依然像昨天前天大前天那样各自按着各自的目标生活，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她全然忘记。奶奶说过，没结婚的童男童女暴死，灵魂是得不到安息的，只能成日成夜地四处游荡，不时发出一声凄凉悲切的呐喊。纪云芳活着的时候生活得那么吃力那么孱弱，如今去了那个世界，她敢无所顾忌地呐喊两声吗？

老兵慢慢爬起来，伸手拍拍坟堆。那动作像是在抚慰一位相熟已久的朋友。然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拍打拍打双手，瞥一眼呆呆站在一边的我：

“‘周’（走）吧。”

老兵像来时那样晃着长长的双腿，头也不回地自顾走了。也许是坐的时间太久，我看见老兵的两条腿有些歪歪趔趔的，每走一步都好像要付出好大的努力。

雪愈下得紧了。风更起劲地叫，白茫茫的山野里像有一群凶恶的怪兽在追逐撕咬。走在这阗无人迹的山路上，我仿佛嗅到了一股死尸的气息。

“是我害了她，‘川’（全）是我害了她！”

老兵踉踉跄跄地走着，嘴里没头没脑地唠叨两句，便又不做声了。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只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这令人恐惧的风雪和脚下高低不平的山路。

才是头场雪，就这么凶这么恶，这漫长的冬日可怎么度过啊！

（九）

一夜风雪，气温骤然下降了十来度。

早晨起来，宿舍内依山建筑的后墙上，结了一坨坨白花花的霜疙瘩。穿上衣服，脚往大头鞋里一伸，像踩住一块冰。伸进手去摸摸，哈，毡垫和鞋底冻到一起扯都扯不下来了。草草整理好内务，班长就在外面喊叫了。我打开门一看，好家伙，雪全把门给堵上了，班长正用铁锹铲门口的雪。

扫完雪回来，班长摸出他那脏兮兮的烟口袋，来了两锅“一口香”。脸色阴郁地扫了我们一眼：

“今天，老孙就要走了。不管他是怎么走的，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在我们四班这几年是有功的！”

班长又抽了两口烟，“噗、噗”地吐出烟灰。

“昨天下午团里来了通知，调张志远到团报道组，让今天晚饭前报到。张志远是块好材料，以后好好锻炼锻炼，兴许能有点出息。那时候，也算咱四班出了个人物。”

班长停了停：“再过个把月，就轮着送我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早晚都得走。我只是觉得，这半年，我这班长当得窝囊，对不住大伙儿。以后分开了，你们别骂我。”

班长的话有点生离死别的味儿，说得我鼻子酸溜溜的只想流泪。

昨天晚上，我和老兵一回到班里，通信员就来叫我。到了连部，指导员用他胖胖的手掌拍拍我的肩膀说：“一篇文章让你出了名。团报道组调你，上午宋副主任亲自打来电话。你小子去了要好好干，给咱们机一连争光！明儿下午，让咱们的‘毛吉普’送你去报到。”

出门能坐上“毛吉普”，那是全连的最高待遇。除了送病号、接家属、连首长探家和往牛头山哨所送给养，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随便动用毛驴车的。虽然还都是个兵，可从连队调到机关，从基层调到首长身边，那意义可就大不一样。我想起建智跟我说过的话，陡然便有一种不寻常的情绪从心头掠过。

老兵上午走，坐师里开往市区的班车。我下午走。可同样是离开四班，然而我的走好像引不起大家的兴趣。老兵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江得龙靠在行李卷上歪坐着，短粗的手指使劲揉搓着他油亮油亮的胖脸蛋。林元军悲悲戚戚地挨在老兵身边，可怜巴巴地像一只温驯的小猫。苏红卫还是那样耷拉个脑袋坐在墙旮旯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面，鼻孔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吃过早饭，连长、指导员一块来看了看。指导员又给老兵讲了一通不要背包袱，要正确对待，回到地方要吸取教训要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干好工作之类的话。其他班的一些老战士也来为老兵送行。免不了兔死狐悲，牢骚一番叮嘱一番祝愿一番。老兵孩子似地笑着，迎送着一拨一拨前来为他送行的人。赶巧了，他还拿刚卷好的“喇叭筒”给别人抽。

离别的时刻到了。

上午八点半，师里通往集宁市的“大篷车”路过连队驻地。因为下雪，车晚了点，醉汉似地摇晃着从山背后拐过来，挂了防滑链的车轮，在雪后的公路上哗哗啦啦地碾过，老远听起来像过坦克车。

苏红卫第一个站起来，抢着去给老兵拿行李。不料，江得龙横着膀子挤过来，一下把苏红卫扛了个趔趄。江得龙一扬手将老兵的背包上了肩。林元军给老兵提着包，我抱起那只装东西的白木头茬子弹箱。只有苏红卫空着两手，依旧耷拉个脑袋，孝子似地走在最后。

班车司机正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催。老兵抓住后箱板跨上车去，接过行李，又伸手和我们一一握别。这时，苏红卫突然扑上去，双手抓住车箱板，“哇！”地一声哭喊起来：“老兵，我不是人，我对不住你呀老兵！我不是人啊！我混蛋啊……”

苏红卫哭喊着，猝然松手，直挺挺仰跌在地上。车鸣着喇叭摇摇晃晃地开走了。我们一边手忙脚乱地扶起苏红卫，一边腾出手来向老兵告别。老兵站在帆布篷下，一脸悲壮地向我们挥着手。

车拐过山梁不见了，我们这才回头看苏红卫。只见他牙关紧咬双眼紧闭，鼻孔里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我们赶忙扶他坐起来， 又是掐人中又是摇着晃着喊他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睁开眼，茫然地看着我们几个，手抬起来，伸着食指挨个儿点了点，嘴唇颤颤抖抖。半晌，突然一下挣脱我们的怀抱，呼地立起身，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你，你们是什么东西！我是贫下中农！我是共产党员！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我们一下惊呆了，一齐喊着他的名字，手忙脚乱地扑上去把他抱住。可不知他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腰一弓，两腿用力撑住，胳膊抡起，竟把我们几个全甩在一边儿。林元军连连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一个一米多深的雪坑里，哼哟嗨哟半天才爬出来。苏红卫往前跑了两步，倏然回身，叉腿立在那里，两眼直直地盯着人看，一张马脸可怕地抽搐着，脸上放着赤红赤红的亮光，像烧着了一盆炭火。俄顷，他“咕咚”一声双膝跪地，抓起满地裹着沙粒子的雪，胡乱往嘴里塞。边塞边“咯崩咯崩”地大吃大嚼，沾在腮帮上的雪随着肌肉的蠕动耀眼地弹动着。

我们几个全傻了。一道不祥的阴影从心头掠过：苏红卫是不是疯了！

苏红卫确实精神失常了。当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弄到连部，师医院的医生闻讯坐着救护车匆匆赶来的时候，苏红卫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歇斯底里地乱喊乱叫着一些古怪的名字，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可嗓子怪叫，一会儿又女里女气地唱起了“金灿灿的太阳红彤彤的旗”。一连串打击和过重的精神压力摧毁了苏红卫的神经，灵魂深处的洪水猛兽冲垮了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他的思维天地里横冲直撞，把他的精神世界彻底搅乱了。

苏红卫当即被师医院的医生带走了，据说可能得送石家庄的一所部队精神病院去治疗。随后，我也走了，不过我没有坐连队的“毛吉普”。我只跟班长、江得龙、林元军告了个别，便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连队。

雪停了。惨白的太阳孤独地挂在天上，阳光混浊而迷蒙。白雪皑皑的山头上偶尔裸露出一片黑黑的山脊。曲曲弯弯的“鳄鱼嘴”差不多被雪填平了，只显出一道曲曲弯弯的轮廓，像一条白色的巨蟒缠在牛头山半腰。冰封雪裹的牛头山披着银色的铠甲，巍然耸立在我们连队后面。那淡淡的阳光只有在这巍巍的牛头山上，才稍稍显出一点灿烂和辉煌。

牛头山的下面，便是我们连队了。散落在山沟里的低矮的“马架子”房被雪掩埋了，只拱出几条银白色的屋脊。一条刚刚扫开的雪道，连通了那一个个埋在雪窝里的房门。刚刚被苏红卫搅得一塌糊涂的营区，这会儿倒出奇的安静。连平时最不安分的小毛驴，也被驭手牵到马号里去了，一点声息也听不见。一只灰白色的野兔从牛头山上箭一般冲下来，在我们的房脊上飞快地跳跃着撒欢，不留心一头撞在连队食堂的烟囱上，惊恐地在房顶上打了个滚，一溜烟跑没了影儿。

呵，亲爱的连队，我生活了将近一年的连队，我就这样不辞而别了，您能原谅我这个新兵吗？

                         

                            2013年2月定稿

        载于《金融文学》2013年第4、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