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我的心沉沉的，脚步轻轻的，带着延伸的怀念和思绪，我从百里之遥的异地又一次踏上了这熟悉的小路。秋风萧瑟，吹着小路两旁稀疏的白杨，几片叶子滑过我的脸颊，飘落到我的脚下。我的心忽地一颤：“绿叶？”一片绿叶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俯下身子，小心翼翼的拾起它，你全身还充满着生命的绿色，为什么就早早飘落了？飘落在这弯曲的小路上？
小路旁边，那座坟墓——是三哥的坟。
到了坟茔地，我拿出了纸钱和供香，点燃了起来，纸火着了起来，映红了我的脸庞，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三哥的形象立刻映入了我的脑海，勾起了我深深地回忆------
上世纪五八年十月， 父亲修村北石津灌区军齐干渠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三哥出生了，父亲回家后，母亲让给孩子起名。父亲卷了个喇叭筒，灌上老旱烟，用火镰敲打了几下火石，还没有引燃棉絮，忽然说：“前面的两个小子都是从新上起的，这三儿正赶上村北万人修干渠，以后有了水，我们种地就有了保障，孩的名字就叫新河吧。”说完又继续用火镰敲打火石，这次引燃了棉絮，点上了旱烟，叭叭抽了两口，吐出了烟雾。问母亲：“孩叫新河，行不?”
母亲点点头，表示同意了。
三哥出生在1958年，全村人都到大队部集体做饭吃食堂，到了
饭点按人口分饭吃。生下来体质就不壮，母亲的奶水又少，父亲从食堂端回来的萝卜汤，只能让孩子喝这个了。1959年以后赶上了“低指标，瓜菜代”，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尝够了“挨饿”的滋味。当时，由于多方面原因，各地都闹起了“粮荒”。上级决定：降低粮食供应指标，按不同工种相应减少。 人们要靠瓜菜和其他代食品来做补充。每天给几两粮食就吃几两粮食，严格按照定量从食堂打来饭食，全家人分着吃，够不够就是那些。肯定都不够吃，不足部分靠“瓜菜代”来解决。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不吃，把有限的粮食集中到午饭和晚饭，那也不行。常言说：“一顿不揭锅，两顿吃的多”。在那挨饿的年月，人们肚子里都没有油水，越吃越够不着底。三哥到了二岁之时，尚不会走路。我奶奶照看三哥，放在草窝里晒暖，从来一动不动，二岁半时，正值寒冬，三哥冻得无力啼哭。父母忙下地出工，不出工分不到粮食，人口多，有六口人吃饭，（有大姐、大哥、二哥和奶奶），母亲喂饭三哥也不张嘴，只是躺着，有口气出入。这时，我姥姥来了，看到孩子可怜，心疼地掉下了眼泪，忙把三儿抱起来揣在怀里，大约半个钟头，姥姥用筷子蘸了蘸糖水，往嘴唇上抹了抹，小嘴张开了，姥姥说：赶快喂喂孩子。母亲赶快熬了点高粱面糊，喂了起来。
老爸回家后，以为孩子已夭折，便说，三儿还有气吗？姥姥说：看你说的，这不吃饭呢！
我母亲带着我和十岁的三哥去老姥姥家去看老姥爷。我表姨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她丈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分到一家军工厂工作，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得多。常常给我们做衣服和鞋子。表姨给我们每人煮了一个鸡蛋。我表哥和表姐全吃完了。我和三哥拿着这鸡蛋不知是吃物。表哥说，给我吧，我给你们磕开吃。我和三哥把鸡蛋给了表哥，表哥拿起来就跑了。我哭啼着找表姨告状。表姨说，不要哭，我再给你俩个煮两个。说着，表姨又从瓦罐里拿出了两个煮了起来。煮熟后，表姨给我俩剥开外壳，递给我俩个吃了起来。过了很多年后，我和三哥提起此事，三哥说：那时候不知道那是鸡蛋，怎么吃。说着笑了起来。
三哥为了照看我和五弟，十一岁才上了小学，每天吃了饭，领着我去上学。因村里的小学为复式班，一三、二四年级为复式班，我和三哥在一个教室里读书共二年。三哥在班里学习为中等，由于个子小，但年岁大，常常帮助年龄小的同学值日，清整卫生，到了冬天，教室的煤火炉基本上我三哥全包了。我在一年级的时候，遇上雨天或雪天，三哥常常背我去上学。三哥村小毕业后，去邻村读初中去了。三哥读初中的时候，那时教育战线上正学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学校基本不上课，常常拿着劳动工具去上学，到学校深翻土地，学生人工拉粪，扣坯，烧砖，盖校舍，人称学校为“五七农场”。上了两年初中，什么也没学到就毕业了。
那个时候的学校放两次农忙假，一次是麦假，一次是秋假。放麦假的时候，生产队让小学生到地里拾麦穗，为了补贴家用，三哥总是领着我和五弟去地里拾麦穗，队长怕小孩们偷懒，就每人必须把2米宽长200米的麦田的麦穗拾完，拾完麦穗者，生产队每人记半个工分。我和五弟天性好玩，没长性拾着拾着就跑着玩，三哥总是把自己的活干完后，把我和五弟的干完。放秋假后，三哥为了给家庭增加收入，常常领着我和五弟去十里以外的狼窝窑上的荒地上去打草。在去打草的时候，三哥拉着二轮木制车，让我和五弟坐在上面。有时，我和五弟也拉三哥一会儿。三哥说：你们还小，走的太慢。于是，三哥又让我和五弟坐在车上拉起来，夕阳西垂，夜幕降临，我们把打的青草装满车，三哥拉着草车，我和五弟在地下走着，有时三哥嫌我们走的慢，他让我们坐在草车上一起拉着。常常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第二天，我们把草晾晒，待晒干后，把草打捆，一个一个放入草棚子里。就这样，整个秋假，我们打了一千五百斤干草，送到生产队里饲养处，每交一百斤干青草，生产队算一个工分，这样，我们给家庭添了15个工。那个年代，每个工值两毛钱，没工分的必须拿钱买，生产队分口粮都是按工分。母亲常常说：多亏了你们这些小崽子，我家能多分些粮。
十八岁那年，三哥初中毕业，参加生产队劳动。到秋后，村大队组织青壮年去外地挖河，大哥、二哥都报了名，我三哥也要去，大哥二哥不同意，说三儿身材矮小，力气薄，怕他吃不消。三哥执拗要去，他亲自找队长，和队长软磨终于去了。当时，家庭条件好的人家，一般是不去挖河的，是吃苦卖力气的活。不过，一般家庭的人没法，一是可以多挣工分，二来为家庭省些口粮点。
农村孩子结婚，必须有房，我家弟兄五个，房根本没有。为了盖房，家家户户冬天拉土，春天暖和后就和泥、扣坯、买煤矸石烧窑。(烧红砖)。我大哥参军后，就剩下二哥和三哥了，二哥三哥每年坚持这样，我家一共烧了十窑之多。用独轮车垫房基，经过六年的辛苦劳作，我家终于盖成了三处12间房。大哥、二哥相继成婚分家另过。三哥岁数也不小了，由于家庭贫困，加上自己身材矮小，也没人提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村里的喇叭播送了一个通知：邯郸峰峰煤矿招一批农民工下煤窑。三哥去大队报了名。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打工的地方很少，村里的青壮年几乎全报了名。村支书说：这样吧，我说几个条件，符合的就去，名额有限，人多了咱们抓阄决定。一是未婚；我村特别穷，六百口人，就有老少光棍63人，号称63军，军长为潘小鱼，六十多岁。二是有初中文化；三是家里人口多，劳力多，人走后，不能耽误家里的农活。这样，符合要求的只有10人，上级来的指标只有2人.咱们大伙抓阄吧。于是，村里的胡会计做阄，胡会计说：一共十个阄，抓住1和2就去，抓住0了就等下一批再去。
于是，大家纷纷到抓阄箱走去，先后有8个人抓了阄，其中，潘六抓了1号，算定了一个。这时，三哥走上前去抓起一个，慢慢打开，一看是2号，三哥高兴地举起手来，我定了，我去邯郸煤矿了。
这样，三哥、潘六和邻村的十几个农民工在1982年3月26日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到了邯郸峰峰矿区，经过半月的安全生产培训，三哥被分到了孙庄矿掘进二区，成了一名挖煤农民工。
当时，我在县一中读书，收到了三哥的来信，信中说：四弟，好好读书吧！你赶上了好年代，我在矿区打工，给你寄去50元钱，作为生活费和买学习用品。以后考上大学，三哥挣钱供你，不要认为家里穷，掏不起学费而耽误你的前程。当时，我在一中读书，每月的生活费为9元钱，足够我半年的生活费。这封信，既是对我的鼓励，又对我给予厚望，我太感谢三哥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峰峰矿区生产设备比较落后，三哥身材矮小，力气又薄，每天超负荷地劳作，支巷道、大炮眼、刨风钻、装煤车，常常累得睡不好觉。有一次，加班到深夜，实在是顶不住了，终于累倒了，需要休息几天，可带班的黑二队长，不让歇班，实在没办法和队长吵了起来。黑二队长说：你别干了。就这样，三哥在煤窑咬着牙干了一年多回了家，所挣的钱全部供了弟妹上学和补贴家用。
石德铁路铺复线，需要当地不少的民工，距我村三里地，不少村民参加修建。三哥又投入到筑路劳动之中。拉土方，垫路基，干了有一年多。石德复线全线通车，维修铁路需要人工清整轨道路基，用洋镐清筛，把费石子清除掉，保持轨道畅通，由于三哥老实肯干，被留下在道班（铁路养护工区）干活。三哥每天到道班清筛。道班实行包干制，每人每天清20空轨道的石子，换上合格的石子，三哥常常累得身子象散了架。
由于长期超负荷劳动，三哥常常感到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有一次，我回家后，母亲提起三哥就说：他从小身子骨就不壮。我和三哥商量，到地区医院查查吧。于是和三哥到地区医院找了我的同学李强，河北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分到了地区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溶质性贫血，需要靠药物治疗。三哥服药维持了三年，又肾衰竭，不治而亡，年仅36岁。
三哥，你就像一截小小的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家人，为了兄弟姐妹，为了这个家，成灰泪始干。
三哥，你就是小小的萤火虫，即便是渺小，也要把一丝光和热留个黑夜，为了兄弟姐妹，为了这个家，把光能放完。
怀着希冀，我每次从异地回来，踏上这熟悉弯曲的小路，心情很沉重，如果三哥还有来世，看看现在社会的变化，享受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再也不会那样辛劳，三哥，你在那边还好吗？我们都过上好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