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过复杂，太过传奇，太过缤纷，也太过荒谬，它比文学还要“文学”，它充满魅力，作家们不能不关注于它，但作家们也感到无力与无奈，它的瞬息万变、难于把捉，使得作家们感慨万千。尽管如此，许多作家还是把眼光投注到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上来，创作了《第七天》（余华），《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带灯》（贾平凹），《炸裂志》（阎连科），《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春尽江南》（格非）等小说。平心而论，这些作品不乏优秀之作，但仍然令读者感到不满，特别是余华的《第七天》，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至今仍在发酵，人们不能不深思，为什么这些直面现实的作品，不能给人以艺术的震撼，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作品的缺憾？但我觉得，尽管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作家自身的问题，不能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当代作家主要是两种能力的缺失：一是主动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二是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这两种能力的缺失成为当代作家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

主动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是说当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成了作家、成了名人之后，便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的到了作协机关，有的到了编辑部，有的到了文化部门，功成名就，享受着比较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从而缓和了同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他们的写作不是生命体验的喷发，而是为写而写，为证明自己作家的身份而写，这只能是一种惯性写作。职业化的惯性写作导致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和隔膜，没有人真正地主动地去深入生活，挑战生活，而成为旁观者、道听途说者。这些年来，我们对深入生活之类的说法似乎不屑一顾，更没有人像当年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为了要写正在进行中的合作化运动而主动离开北京到农村落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而为小说的写作获得了第一手活生生的素材了。我的这些说法是不是老调重弹？是不是落伍保守？但我觉得，老调还是要弹的，我一直坚信，生活永远是艺术的源泉。没有对生活穿透骨髓般的生命体验，你永远写不出好的作品。也许重温胡风的文艺观在今天是非常有必要的，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那种要求作家与生活“拥抱”“燃烧”的“相生相克”的动态过程，就是强调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当然，胡风也有“到处都有生活”的说法，那是对当年只允许写“工农兵”的“题材决定论”的反拨。我在此重提“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并不是要求作家都像当年的柳青等老一辈作家那样去某地落户，而是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辜负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空前荒唐的时代，作家面对如此复杂、丰富、超常、灿烂、荒诞的现实，是多么幸运呀。你不去深入、不去“拥抱”、不去主动体验，又是多么可惜！几年前我在《文艺报》读到陈歆耕先生的文章《巴特尔与巴尔扎克》，至今颇有同感。在那篇文章中，陈歆耕先生以北京“第一夜总会天上人间”的一个小保安巴特尔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保安到身价千万的酒吧老板的变迁，感叹巴特尔的经历简直比任何神话都神奇：“他是如何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的？他一个保安是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除了财富，他的能力素质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从底层保安到大老板的蜕变？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的故事，想想看，‘天上人间’如同现代社会的一个舞台，该有多少精彩的戏剧曾在这里上演过？又如同一汪深潭，谁能测出它到底有多深？目前媒体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仅仅是这‘一角’就够让我们瞠目结舌了。”试问我们的作家对于巴特尔式的生活现实知道多少呢？诚然，一个作家所写的现实，不一定都是亲身经历的，不是要写妓女也要当过妓女，而是说你起码得知道妓女的生活是怎样的，否则只靠想象只能是隔鞋搔痒，缺少真实感和现场感。

陈歆耕感叹我们时代缺少巴尔扎克式的作家，“面对如此复杂和丰富、深刻的生活，当代小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我们从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中获取的信息量还不如读新闻报道时，人们不读小说就完全是正常的了。”是的，当余华的《第七天》出版时，人们把它说成是“新闻串烧”，就是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还不如新闻丰富多彩，那我们还读小说干什么？《第七天》严重缺少了真实体验的现场感，很多细节都是以主人公杨飞听闻的方式串起来的，像商场火灾事件，拆迁事件，伍超到黑中介卖肾，医院丢弃死婴事件，李月珍及婴儿们尸体丢失事件，警察与男扮女装卖淫者的事件等都是从人群传言、新闻报道和网上传言得知，读者只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故事内容，那种生动的、来自于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却是严重缺乏的。从生命体验的细节的现场感角度来看，贾平凹的《带灯》、格非的《春尽江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显然要好一些。总的来看，我们的许多作家，由于主动体验现实生活能力的缺失，他们对现实的言说和叙写，都呈现出苍白无力、捉襟见肘的窘境，于是他们只能去叙写自己熟悉的过往和身边的那些屁大点儿的事，现实生活成为他们的软肋，这是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的悲哀。

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则是当代作家更要命的缺失。文学与新闻报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仅仅要告诉你事件和故事，而是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思想。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有着多种才能的人，他不仅能够主动体验生活且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古人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是说叙写生活要“活灵活现”，要有现场感，而更重要的则还是要有“言外之意”，要有超越性，这实质上就是思想能力。有人认为“文学性的缺失是当代文学的硬伤”，我觉得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起码是缺乏针对性，其实在经历了文革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实践，作家们向西方学习文学技巧，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的名字也不鲜见，更重要的是一些作家开始回归中国经验，开始向传统和民间汲取养分，并取得了实绩，怎能说他们没有文学性呢？余华的《第七天》并不是缺少文学性，而是缺少思想性，我这里所说的思想性不是议论，不是概念，文学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表情”（铁凝语），文学的思想性是隐含在艺术形象中的作家的一种能力。贾平凹的《带灯》，虽然比余华的“新闻串烧”好一些，小说叙写了乡镇信访干部的现实生活，是作家生活体验的结果，但气象总觉不够浑阔，它仍然没有传达出作家对时代进行思想的深度。相比之下，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则要好一些。同样是写上访，刘震云塑造的李雪莲更为典型。李雪莲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上访二十年，芝麻变成了大象。各级官吏像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储清廉……他们也不能算贪官，他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但却不能解决李雪莲这样的“小事”。由于中央领导的责难，省长储清廉一句话便撤职了一大溜地方官员，从此葬送了他们的前程。正像史为民所抱怨的：“当年撤我的职，就是最大的冤案。”刘震云以极为反讽的笔法写尽了世道的荒诞。似乎每个人都无错，每个人都冤屈，但正是这兢兢业业之中，透露出高度官僚体制的惟上是从的弊端和对下层人民的漠视，这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的可怕和可恶。刘震云写出了生活中的真实，而真实的生活是幽默的荒诞的，这种幽默和荒诞来自于现实生活本身，正像刘震云常说的：“真正幽默的不是我，是生活本身，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只是还原生活本身，所以如果要说我的作品幽默，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幽默，就好似作品中的李雪莲，真真实实的故事，却看起来很荒诞，她是在以严肃对待荒诞，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喜剧时代。”这是刘震云对生活体验之后的感悟，同样是搬运，为什么刘震云搬好了，而余华却没有搬好，思想问题的深度见高低。刘震云看到了现实生活背后的逻辑，这一逻辑早在董超薛霸那个时代就存在着，当老董和老薛押解着假装上访的史为民回乡的时候，我们隐约看到了现实与传统的链接。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信仰缺失、贪欲横行，把思想变成了奢侈品，作家正在把目光盯在获奖和发行量上面，没有多少人去思想问题了。思想问题意味着一种危险一种困难。思想问题的能力是一种天赋，也是需要后天修炼的。作家应该研究点思想史和社会史，应该是一个学者型的人，多年前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今天看来仍然意义深远。作家格非对《金瓶梅》从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的研究，乃至对晚明社会文化的研究，使得他能够在思想史的脉络上打通古今，进而洞透当今现实的许多症结，因此他的小说《春尽江南》、《隐身衣》才有了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这对于我们今天探求作家面对现实的窘迫境况，难道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

（原载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