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把成功者的话当做真理，只要你成功了，便可以对所有事物发出议论，甚至给它们下定义。这引出了两个方向性的问题，一个方向，是这个人是一位成功者勿庸质疑，但他只是一个领域的成功者，比如他是一位书法家，当他成功的时候，人们请求他去讲书法，这很正常。但后来，人们向他请教中国国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又请他去讲历史、讲政治，讲经济，这就超越了他的本真，他如果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应邀，但他如果是个利益主义者，那么，他只好去胡说八道。另一个方向上，这个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书法家，或者商人，他还是一位逻辑学者，一位哲学家，那么，他便会真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甚至给人们方向。

我们知道，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而逻辑学是哲学的基础，如果人们忽略了哲学的存在，便一定是逻辑不通的，逻辑不通畅的时候，科学便不存在。人们之所以愿意信任成功者，也是基于两个情形，要么是他的论证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论证，要么他的情感语言打动了听者。前者的例子非常多，比如：“病毒来自某国生化实验室的生物制剂泄露事件，由于该制剂已经灭活，并已经制造出了疫苗，故不存在对人类的危险”。这是严谨的逻辑关系。后者则不同，诸多情感因素左右受众的思考，甚至决定公众的行为走向。比如在公共关系学中，一名高级官员情绪激昂地讲话，仍然以疫情为例，他可能讲：“我们拥有众多优秀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战胜病毒；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我们曾经在20年前击败过类似的病毒，我们有经验、有能力让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上述两种不同的表述，均可以让公众得以宽慰。但前者拥有清晰的逻辑，是科学；后者完全是靠情感感染，证据存在的可能性至多是50%，还不如说太阳明天一定会升起，是因为它每天都如此升起的解释一样。

有没有第三种逻辑呢？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道：“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按其信念的真正意义来崛起和生活；‘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众生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这个红色山头上，之前那些奴隶的儿子和之前那些奴隶主的儿子，可以像兄弟一样共同坐在一张台前。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些语言在《逻辑的力量》[1]中被认为是第二种，即情感的感染。但昌隆认为这应当是居于二者之间的，属于那种既包含了严谨逻辑，又包含了情感语言感染的范畴。因为从更多的事例中已经证实，这种力量拥有了两者的部分特征，却远胜于其他两种，可以鼓舞民众。但从更加残酷的层面思考，哲学被利用了，哲学在伪哲学面前显得委曲，显得卑微，当哲学的逻辑越来越丧失本真，科学便也失去血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没有地位了。

公元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及至第二个十年开始的一个时间段，中国遇到了肺炎疫情，并被冠以“新肺”。虽然产生的机理尚未清晰，但各方面对疫情的混乱逻辑，导致了事态恶化和发展的不确定。

在面对疫情的问题上，人们首先羞于承认病毒的自愈性，抢救的价值更大的在于政治意义，甚至不敢确定免疫力对于疫情的重要性，这已经在公众引起思维混乱。这一切可以用患病院士、专家的先后死亡，以及病愈患者再度感染来解释。这是逻辑，不是异想天开。当然，在重大事件面前，政治逻辑也是哲学，但是，如果政治逻辑的目的在于掩盖真相，就是伪哲学了。

政治的逻辑与政府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后续，包括过程和后果。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逻辑混乱，导致疫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是发现严重的问题，需要层层报告。这个逻辑问题的恶果直至新任省领导履职才被遏制，但仍然有人提醒，要向“上边”报告。这足以证实，这是当前官场的现实，也是重要的逻辑关系，一个重要的逻辑就这样导致了事态的无限加重。另外的，更早的逻辑混乱体现在前任行政首脑决定封城，却公示在决定后的十个小时后采取行动。从逻辑上讲，这两件事，均达到了事态极其严重的程度，一方面，事态具备了刻不容缓的特征，却要层层报告，等待批复；另一方面，已经达到极端的现实和极其重要的决定，却不被马上执行，意义何在？这和执政思维在政治逻辑上及学术逻辑上均不存在正当关系，逻辑混乱的直接表现均属于乱政范畴。

恩格斯认为，古代自然哲学就是一种形而上体系，但是自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诞生后，它的内容就全部被自然科学所瓜分；随着越来越多具体科学的兴起，心理学取代了灵魂学、天文学取代了本体论、法哲学变成法理学等等，各门科学各司其责又彼此交叉联系，这使得哲学所特有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少。在新时期，哲学家们需要做的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们提供新的逻辑范畴和思维方式，而不是走在科学的后面，只是进行归纳与概括。因此，哲学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哲学的成果就是思维的革新，而不能只是对古人哲学思想的研究。[2]从地域看，前者大约的西方化，后者则更倾向于东方。这点上，冯友兰也有同样看法。

当然，走向进步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还是有些区别的，至少是称谓及解释的所区别。但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就在于它的可验证性，这就是成功的科学。或许西方的哲学更善于探讨未来，中国的哲学更倾向验证先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山洞里，洞外有一把火。洞里的人们通过火光看到了洞外事物的影子，于是就误认为事物的影子便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走出了山洞，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又折回来告诉那些可怜的同伴说洞里的影子是虚假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他——这些因为缺乏勇气不敢走出洞穴的人，从而无法认识真正的世界；历史上的我们或许更多的在验证孔子的学说。二十世纪尾声的时候，中国已经靠更加先进的理念进入引导世界方向的轨道，这当中，经济领域的请多逻辑指引了积极、健康的哲学理念，从而指导了诸多科学的前行，并致国家经济成绩斐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融合的例子。

但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仍然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尽管顶级的思想发生深刻和变化，并从验证过去，向着探讨更加积极的政治转变，不过，传承了几千年的逻辑，依然在所有领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健康进程。我们的官员就像困在山洞里的人，即便看到了风险，宁愿相信它的存在，不仅不理会那个走出山洞的人，还要死死地等待着那些影子，等待它们给自己结果。很多人喜欢给政治贴上标签，叫政治逻辑，但这些人并懂什么叫做政治逻辑；更有些人口口声声辩证、唯物，却在义无反顾地做着唯心的勾当。或者他们尚不明白二者的区别，比较悲哀。

前文，从昌隆曾经提出螺旋式哲学思想中不难看出，这种不尊崇客观规律的政治逻辑，往往会引出更高层次的伪政治。我们假设从0至100为从假至真，那么就会从“真”的假向“真”的真过渡，当这个过程演化并达到100时，便成了100%的真，而一个完整的圆，0与100、假与真却是在同一个点上！但是，当事物再度发展时，这个已经100%的真，便已经成了下一个层次的假。这个过程，和民间所说的，为了一句假话，要靠100个圆来谎，好有一比，就是把假的，最终说成了真的。

相信不同院士发表言论的前提最初是一样的，理论水准曲高而和寡。公众则不同，公众的思想是朴素的，是由共同和特定的学术水平决定的。不同的院士在运用学术逻辑阐述观点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将结果分别指向了科学和伪科学，最终成为普通公众眼中水火不容的两类人。

公众相信科学，但不应当让他们先成为哲学家，公众也不希望自己都是哲学家。但是公众有自己的逻辑，朴素的逻辑同样可以引导哲学，并最终成为科学的科学，这和社会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但科学家必须依赖哲学，只有哲学才能让科学正确并有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