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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与哲学

作者:昌隆

人们往往把成功者的话当做真理,只要你成功了,便可以对所有事物发出议论,甚至给它们下定义。这引出了两个方向性的问题,一个方向,是这个人是一位成功者勿庸质疑,但他只是一个领域的成功者,比如他是一位书法家,当他成功的时候,人们请求他去讲书法,这很正常。但后来,人们向他请教中国国学方面的知识,然后又请他去讲历史、讲政治,讲经济,这就超越了他的本真,他如果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应邀,但他如果是个利益主义者,那么,他只好去胡说八道。另一个方向上,这个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书法家,或者商人,他还是一位逻辑学者,一位哲学家,那么,他便会真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甚至给人们方向。



我们知道,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而逻辑学是哲学的基础,如果人们忽略了哲学的存在,便一定是逻辑不通的,逻辑不通畅的时候,科学便不存在。人们之所以愿意信任成功者,也是基于两个情形,要么是他的论证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论证,要么他的情感语言打动了听者。前者的例子非常多,比如:“病毒来自某国生化实验室的生物制剂泄露事件,由于该制剂已经灭活,并已经制造出了疫苗,故不存在对人类的危险”。这是严谨的逻辑关系。后者则不同,诸多情感因素左右受众的思考,甚至决定公众的行为走向。比如在公共关系学中,一名高级官员情绪激昂地讲话,仍然以疫情为例,他可能讲:“我们拥有众多优秀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战胜病毒;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我们曾经在20年前击败过类似的病毒,我们有经验、有能力让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上述两种不同的表述,均可以让公众得以宽慰。但前者拥有清晰的逻辑,是科学;后者完全是靠情感感染,证据存在的可能性至多是50%,还不如说太阳明天一定会升起,是因为它每天都如此升起的解释一样。

有没有第三种逻辑呢?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道:“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按其信念的真正意义来崛起和生活;‘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众生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这个红色山头上,之前那些奴隶的儿子和之前那些奴隶主的儿子,可以像兄弟一样共同坐在一张台前。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些语言在《逻辑的力量》[1]中被认为是第二种,即情感的感染。但昌隆认为这应当是居于二者之间的,属于那种既包含了严谨逻辑,又包含了情感语言感染的范畴。因为从更多的事例中已经证实,这种力量拥有了两者的部分特征,却远胜于其他两种,可以鼓舞民众。但从更加残酷的层面思考,哲学被利用了,哲学在伪哲学面前显得委曲,显得卑微,当哲学的逻辑越来越丧失本真,科学便也失去血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没有地位了。

公元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尾声,及至第二个十年开始的一个时间段,中国遇到了肺炎疫情,并被冠以“新肺”。虽然产生的机理尚未清晰,但各方面对疫情的混乱逻辑,导致了事态恶化和发展的不确定。

在面对疫情的问题上,人们首先羞于承认病毒的自愈性,抢救的价值更大的在于政治意义,甚至不敢确定免疫力对于疫情的重要性,这已经在公众引起思维混乱。这一切可以用患病院士、专家的先后死亡,以及病愈患者再度感染来解释。这是逻辑,不是异想天开。当然,在重大事件面前,政治逻辑也是哲学,但是,如果政治逻辑的目的在于掩盖真相,就是伪哲学了。

政治的逻辑与政府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后续,包括过程和后果。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逻辑混乱,导致疫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是发现严重的问题,需要层层报告。这个逻辑问题的恶果直至新任省领导履职才被遏制,但仍然有人提醒,要向“上边”报告。这足以证实,这是当前官场的现实,也是重要的逻辑关系,一个重要的逻辑就这样导致了事态的无限加重。另外的,更早的逻辑混乱体现在前任行政首脑决定封城,却公示在决定后的十个小时后采取行动。从逻辑上讲,这两件事,均达到了事态极其严重的程度,一方面,事态具备了刻不容缓的特征,却要层层报告,等待批复;另一方面,已经达到极端的现实和极其重要的决定,却不被马上执行,意义何在?这和执政思维在政治逻辑上及学术逻辑上均不存在正当关系,逻辑混乱的直接表现均属于乱政范畴。

恩格斯认为,古代自然哲学就是一种形而上体系,但是自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诞生后,它的内容就全部被自然科学所瓜分;随着越来越多具体科学的兴起,心理学取代了灵魂学、天文学取代了本体论、法哲学变成法理学等等,各门科学各司其责又彼此交叉联系,这使得哲学所特有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少。在新时期,哲学家们需要做的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们提供新的逻辑范畴和思维方式,而不是走在科学的后面,只是进行归纳与概括。因此,哲学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哲学的成果就是思维的革新,而不能只是对古人哲学思想的研究。[2]从地域看,前者大约的西方化,后者则更倾向于东方。这点上,冯友兰也有同样看法。

当然,走向进步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还是有些区别的,至少是称谓及解释的所区别。但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就在于它的可验证性,这就是成功的科学。或许西方的哲学更善于探讨未来,中国的哲学更倾向验证先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山洞里,洞外有一把火。洞里的人们通过火光看到了洞外事物的影子,于是就误认为事物的影子便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走出了山洞,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又折回来告诉那些可怜的同伴说洞里的影子是虚假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他——这些因为缺乏勇气不敢走出洞穴的人,从而无法认识真正的世界;历史上的我们或许更多的在验证孔子的学说。二十世纪尾声的时候,中国已经靠更加先进的理念进入引导世界方向的轨道,这当中,经济领域的请多逻辑指引了积极、健康的哲学理念,从而指导了诸多科学的前行,并致国家经济成绩斐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融合的例子。



但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仍然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尽管顶级的思想发生深刻和变化,并从验证过去,向着探讨更加积极的政治转变,不过,传承了几千年的逻辑,依然在所有领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健康进程。我们的官员就像困在山洞里的人,即便看到了风险,宁愿相信它的存在,不仅不理会那个走出山洞的人,还要死死地等待着那些影子,等待它们给自己结果。很多人喜欢给政治贴上标签,叫政治逻辑,但这些人并懂什么叫做政治逻辑;更有些人口口声声辩证、唯物,却在义无反顾地做着唯心的勾当。或者他们尚不明白二者的区别,比较悲哀。

前文,从昌隆曾经提出螺旋式哲学思想中不难看出,这种不尊崇客观规律的政治逻辑,往往会引出更高层次的伪政治。我们假设从0100为从假至真,那么就会从“真”的假向“真”的真过渡,当这个过程演化并达到100时,便成了100%的真,而一个完整的圆,0100、假与真却是在同一个点上!但是,当事物再度发展时,这个已经100%的真,便已经成了下一个层次的假。这个过程,和民间所说的,为了一句假话,要靠100个圆来谎,好有一比,就是把假的,最终说成了真的。

相信不同院士发表言论的前提最初是一样的,理论水准曲高而和寡。公众则不同,公众的思想是朴素的,是由共同和特定的学术水平决定的。不同的院士在运用学术逻辑阐述观点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将结果分别指向了科学和伪科学,最终成为普通公众眼中水火不容的两类人。

公众相信科学,但不应当让他们先成为哲学家,公众也不希望自己都是哲学家。但是公众有自己的逻辑,朴素的逻辑同样可以引导哲学,并最终成为科学的科学,这和社会地位没有直接关系。但科学家必须依赖哲学,只有哲学才能让科学正确并有旺盛的生命力。

[1] 《逻辑的力量》,斯蒂芬雷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 恩格斯《反杜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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