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在抗日战争中，曾是我党、我军开辟较早的一块模范抗日根据地。由于它地处平、津、保、石之间，直接威协着侵华日军的大本营——北平、天津，也时刻威协着日寇所控制的平汉、津浦、北宁、石德四大交通命脉。所以，日军派重兵，不断扫荡，增设据点，挖沟，修路，建岗楼，分割封锁，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我冀中这块抗日根据地。1942年，冀中抗日军民遭受了一次历史性灾难，这就是1942年5月1日开始的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一大扫荡”。在这次“大扫荡”中敌人使用的兵力：日军5万之众，伪军不计其数。疯狂而残忍的手段是：从东西南北沿铁路、公路、河流预先布置四壁铁环阵，随后而来的是，陆空配合，联合行动，四面八方，连续合击，拉网扫荡，对角清剿。目的仍然是围追堵截，最后消灭我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消除他们心目中的隐患。

敌人的扫荡一浪接一浪，一直持续了几个月，随之而来的是敌人的“分布驻防”，“反复清剿”，到处抓人挖沟，修路，建据点，修碉堡，进而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构建伪政权，到7月底，敌人在冀中三里一碉、五里一点，护路沟，县界沟、沟路连接的封锁体系己基本形成。180000平方公里的冀中大平原，已被敌人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8000多个村庄已有1750多个村庄安上了日本鬼子的岗楼和据点。“碉点林立，沟线如网”，“抬头见岗楼，迈步过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惨景，就是当时冀中5.1扫荡后的真实写照。

环境的恶劣，斗争的残酷，史无前例。但是，也封锁不住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在地洞里收录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新闻，把党的指示和抗日捷报及时地传达到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六分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电台抄收员把这一重磅消息交给首长时，那红色电波激荡在冀中平原，不少人彻夜难眠，奔走相告，冀中城乡一片欢腾。

这个在日本鬼子封锁下拍发电报，躲在地洞里收录新闻的八路军战士就是咱们深县北溪乡大流村的高臻海老前辈。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5年在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习并留校工作，1977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工作。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

抗战时期的高臻海

高臻海1927年2月生于深县（现深州）北溪乡大流村。1938年，晋察冀区政府成立，深县抗日政府诞生。深县抗日高小相继创建。1941年，高臻海14岁在县城抗战第一高小读书。根据抗战需要，除开设国语（边区政府印制的的抗日课本）、算术外，主要增加了政治课——国难讲话。以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抗日救国的歌声天天回荡在校园上空。“这所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堂，在共产党员张觉民校长的带领下，还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抗日宣传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高老回忆说。

高臻海老人讲过去的战斗经历

3月的一天，高臻海正在上课，同学尹清海通过老师把他喊了出去。尹清海大高臻海几岁，是学校各种活动的积极组织者。那一次，他从尹清海的口中，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尹清海对高臻海介绍了党的基础知识，从党的性质、纲领，一直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谈话结束后，尹清海取出两本小册子和一张《入党申请书》交给高臻海。当时党组织和党的活动还处于‘绝对保密’的历史时期，党员之间一般也不发生横的关系。高清海特别嘱咐高臻海，这些文件和表格都是党的机密，不能外传，不要丢失。看完后交回。如果愿意入党，介绍人填校长张觉民。临别清海又叮咛高臻海说，参加组织的事，绝对保密，连父母也不要讲。

交到高臻海手中的两本小册子，是《党纲党章》和《党内铁的纪律》，都是油印本，巴掌大，很破旧，没有皮，不知在多少人手中传阅过。消息传来高臻海入党申请被批准的当天，党小组集合在村南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我的好几个同学。会议结束的时候，清海说，今后咱们党内同志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全世界共产党不分国界。”高老说，这是他人生经历的“开天辟地一席话”，铭刻久远，不曾忘记。那几句话，把一个少年的心灵带进了一个豁然、崭新、纯洁又崇高的情与爱的境域。

高臻海入党三个月后，他毕业时一位叫刁贯通的老师找他谈话，说冀中军区需要人去学习无线电，条件是高小毕业，年龄14到16岁之间，共产党员，全县只要两人，问他愿不愿意去。高臻海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的同伴是同学王存良。刁老师给他们开了党组织介绍信，千叮咛万嘱咐说，介绍信一定要带好，如果路上遇到危险，就把介绍信烧掉，来不及烧就吃到肚子里。
  6月上旬的一个早上，高臻海和王存良两个少年，告别了学校，沿着道沟向西南方向出发了。远远地，南边溪村的日本岗楼上飘着“膏药旗”。少年心中充满豪情壮志，这一出发奠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基调。
  这么小的孩子，大人其实是不放心他走的。王存良回家告别，最终是跳墙跑出来的，母亲又担忧又心疼，追出老远，见阻挡不住，塞给了儿子一元五角钱。
  中午路过高臻海家，高臻海的家人听说两个孩子要去参军，给做了一顿午饭。“母亲给了我5毛钱，把我们送到村南。她站在大碾子上，一直望着我们的身影消失在河沟里……” 高老回忆说。
  一路走到驻在定县的军分区，分区电台队长王纪普把高臻海两人转送到了冀中区党委。从此，高臻海穿上了槐花染色的粗布绿军装，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高臻海开始了在无线电报务培训班的学习。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首长强调了无线电报务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无线电报务是我军指挥员的耳目和党的喉舌。首长为地下电台工作者制定了铁的纪律：“人在机器在，人与机器共存亡，一旦发生不测，可以把机器砸碎。一律严格保密，杜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许和亲友往来，不允许到公共场所活动防止泄密。”

培训班设在一个简陋的大门洞里，靠门洞左山墙横搭着长长一排门板，便是电训班全体同志的睡床、餐桌，兼课桌。培训用的器材和设备也非常简单：单管30音频振荡器一部、延安造和英国造的电键各一支、永备牌A、B电池各一组。学员每人发边区造的麦秆纸一叠、巴拿马铅笔两支。每人还配发两颗小型手榴弹。
  学习艰苦，形势紧张。刚开课不久，就遇上了敌人的“秋季”扫荡。高臻海跟部队辗转行军，在小赵村一带，遭到敌人的网罗，被包围在一片高粱地里。那是一个很大的洼地，高粱一片接一片。“冀中区党委、行署、银行、报社、剧团的同志，还有抗属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都隐藏在里面，敌机不断俯冲扫射，四周全是枪声。人可以不发出动静，但枪一响，牲畜乱窜啊，危险得很……”高老介绍说，后来，在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指挥下，坚持到夜幕降临，部队才穿越村间缝隙，向包围圈的外线转移。
  培训学习就是这么“提心吊胆”。为了安全，后来电训班离队，大家换成便衣，单独行动。中秋节的时候，高臻海跟着老师同学进驻到沙土国村，村里只有七户村民，村外筑有土城堡。随后电训班又转移过几次，一直没有中断过培训。为防止敌人突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夜间都是在玉米地里露宿。
  1941年12月，高臻海完成了学习任务，被分配在冀中区党委直属电台区队，任报务见习员，从此开始了以无线电技术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革命生涯。
    无线电发报收报在抗战期间军事作用非常重大。当时没有电话，书信联络不切实际，只有通过电波，各种信息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传递。
  高老说，那时候传递的大多可是军事指挥的机密信息，就需要密码电报，频率、字码都是经常变化的。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其实，收报发报的环境也是在经常变化的，时不时地，就要背起设备撤离。那段特殊岁月，电台形成了一个人人自觉执行的分工制度，机器分三部分，人员分三部分，遇到敌情，发报机、收报机、发电机背起就走，人在机器在。
  1942年，冀中抗日军民遭受了历史性的灾难，从5月1日起，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无线电通信是党政军各级领导之间唯一能够日夜畅通无阻保持密切联系的手段。当时的机关、部队平时多是分散隐蔽活动，电台更是保密第一，安全第一，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在“五一扫荡”后的几年中，我们大多是离队单独隐蔽在老乡家里。1942——1944年间我们先后住过的“堡垒户”就有22家，他们之中有干部，有普通农民，有党员，有群众，还有过两家都是当地颇具声望的开明仕绅，他们都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我们。1942年6月，隐蔽在深束县柳家庄一个老大娘家里，一天上午敌人进村在街里抓人、打人。当时老大娘就与我明确约定，“你是我儿子，我是你娘（当时我15岁），我们到院子里去垒墙头，敌人进院，你就叫娘，由我一人应付”。1943年冬天，我们司令部电台隐蔽在深南县南黄龙村，房东只有小两口，一天刚吃过早饭，房东小伙气喘嘘嘘地跑回来“快，快，快进洞，鬼子来了，是护家池的敌人”，我们和房东进了洞，洞口就设在外间屋锅台底下，小媳妇盖好洞口，在锅里添上水，随时准备敌人进院，就开始点火，拉风箱“做饭”，幸好这两次敌人都没有进院，平安地度过了两次惊险。

在那困难的日子里，群众保护了我们，但也正是由于他们见到八路军就在他们身边，才更加坚定了他们与鬼子坚持做斗争的信心。
  其间有一次，高臻海一行10人行军转移，隐蔽到一个村庄，准备完成与军区领导机关联络的任务。天线和机器都架好了，这才发现匆忙间电键没有带。没有电键就没法发拍电报。大家正焦急时，还是台里的高雁翎点子多，他从零件兜里找出削铅笔的马蹄刀，又找来一个金属片，接上导线，插入发报机电键插孔，左手按金属片，右手按马蹄刀，两极敲击代替电键，拍出长长短短的符号进行呼叫，虽然很慢，但总是个办法。经过一番呼叫，竟然叫通了。“我们正高兴的时候，通讯员跑来通知，电台撤线，马上出发。”
  这样紧急和危险的情况不知遇到了多少。
  1943年2月，为加强敌伪工作，敌工部长会议在武邑县的卢家口村召开。部队一夜行军六七十里，拂晓前到达目的地。部队刚住下，高臻海所在电台刚刚架起天线，西边就响起枪声。天还没亮，部队紧急转移。到村北，有人埋伏，再改向东，有敌人的骑兵。我们被包围了。天要亮了，是突围？还是固守？周围敌人的据点岗楼密布，又是冬天，到处都光秃秃的，贸然突围后果不堪设想啊！后来，参谋长决定，回村，固守，坚持到天黑再突围。
  电台与司令部是两隔壁。为了展开工作，高臻海他们需要和司令部会合，可当他们刚跨出大门就发现敌人架着机枪封锁了胡同，只好折回来。“正焦急，听到隔壁敲墙的声音，是司令部的同志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开始用砖头敲，双方会意，用力把墙砸了个大洞，我们钻过去会合了。”
  高臻海他们马上架起电台，与冀南五分区联络求援。战士们正在与敌人巷战，在激烈的枪声中，电台架起来了。天线的一端拴在北房的门头上，另一端由摇机员站在靠南墙的梯子上用粪叉挑着，高度在房檐下。机器在西房，为了不暴露这里是指挥机关，必须想办法不让敌人察觉到有电台。马达声最需要掩盖。高臻海他们找来厚棉被捂严门窗，用大衣包住了马达机身，用麻袋垫住马达架，大白天在屋里点起小油灯，开始工作。
  一番紧张地信号搜索，几十个字的万分火急电报拍发给了冀南五分区。几十分钟后，对方回电：“我距你部50里，已派两个连轻装跑步增援。”
  夜幕降临，援军到了，部队开始突围，顺利转移。

抗战期间的环境是可想而知的艰苦，电台所处的环境更是艰苦中的艰苦，因为是机要部门，所以更要隐蔽，哪里破旧，不容易被发现就往哪里钻。
  高老说，他们一般藏身在地洞里，而洞大多是自己挖的，夜间悄悄施工，都在闲房破院，洞口隐蔽在墙壁、炕沿下或者锅台中。天线则多穿过烟囱铺在房顶，用柴草掩盖。一封封密码电报，就是从破烟囱里出发，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掠过日本鬼子的岗楼和据点，飞向延安、晋察冀、太行山……
  由于环境变迁，《冀中导报》不得不停刊了，加之敌人高度封锁，各种信息的传递严重受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难以收到。为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于是，高臻海又多了个抄新闻的任务，抄收延安新华社明码电报广播。
  当时高臻海和同事们住的是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封闭土房，里面只有一条短炕和一张小炕桌。炕桌上放着机器设备，也是抄新闻译电的办公桌。一条棉絮已经烂得不像样的棉被是惟一“床上用品”，是用来盖的，大家晚上就睡在光炕席上，没有枕头就枕鞋子、枕砖头。为了不暴露目标并随时应对敌人来袭，高臻海他们日不出院，夜不脱衣，大家最后都患上了疥疮。没有治疗条件，就按照农村土方，用硫磺和猪油调成药，在房里点堆火，几个人围成一圈，脱了衣服边烘烤伤口，边涂药。长时间也没见一个痊愈的。

 在“五一扫荡”后的冀中六分区还有一部新闻台。新闻台初始属于六地委情报站，站长李铨，后来归属到分区团结报社，社长陈述（原名刘子舟），总编李铨。电台的任务是专事抄收延安CSRXNCR明码电报广播。所收稿件，初期专事提供分区党政军领导阅览，后期则专供报社使用。电台的报务人员统由分区电台根据需要轮流派遣，在情报社的工作阶段，报务人员只有我一人，同时配有译电员姬中福和律文苑两同志。在团结报社阶段，报务人员多则三、四人，少时只有我一人，遇到“七．一”、“七．七”两大节日，工作任务很重，新华社一次广播就是七八个小时，连做饭、吃饭和大小便的时间都没有，幸亏新华社发报有个2小时休息10-15分钟的空当。新闻台的活动方式同样是钻洞，单线联系的隐蔽活动。

但是在1943-l944年上半年的冀中六分区仍然处于非常残酷的阶段，时时都有遇到敌人袭击和破坏的危险。

1943年的5月，报社新闻台隐蔽在深南县东阳台村。一天晚上，报社来人传达社长通知，要电台带上机器到村长家集合，去分区随队活动。新闻台的同志们听到这一通知感到突然，当时环境残酷，连司令部的电台也还在分散隐蔽活动，为何却要新闻台（只收不发）去随队活动？既然有分区的调令又是社长的通知，几个人还是背上机器到村长家去了，在村长家里除社长和村长之外，还有个陌生人手捧调令，自称是分区侦察员，是他们队长派他送调令带电台人员回分区。调令几经传看，当传到报务主任赵文海手中时，细心观察发现疑点，司令员的名字是王先臣，而信中落款却是王宪臣，印章也是如此，真是无巧不成书，赵文海会刻章，司令员的名章是他亲手刻制，当然能识辩真伪，立即引起周围同志的警觉。赵文海问：“你们队长是谁？叫什么名字？”此人吞吞吐吐说不出口。赵文海断然示意，同志们围上来，身材高大的赵煜迅猛上前拔掉这家伙腰间的手枪，大家一齐动手把他捆绑起来。

特务见事已败露，不得不招认，他是从深县城里来的，同时来的还有一个日本小队，已埋伏在村南一处坟地里，专等电台上钩“一网打尽”。

情况紧急，不容迟疑。赵文海喝令特务：“走！向北走，你在前边走，如遇到情况首先打死你”，我们的人用枪逼着特务，特务乖乖地走在前边。疾速向北到达离深县城5里地的东安庄区小队政委高峰的家把特务交给了区小队，这才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一幕。

事后经审问了解，特务的名字叫张和，此次阴谋是一个投敌叛变分子，原报社一个名叫李亚彬的誉写员与敌特务机关共同策划的。特务张和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李亚彬在一次随日寇出城为非做歹时被我游击队击毙于深磨路的途中。

电台成了新闻台，一般需要2-3人同时工作，但也有一段时间因为情况特殊，只有高臻海一个人在坚持。恰好又遇到“七一”、“七七”两个重要日子，新华社接连发表重要社论和纪念文章，忙得高臻海没得喘息，一工作就是八九个小时不停。“一般每隔两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这就是我出洞解手和准备饭菜的时间。啃上几口干粮又赶快戴上耳机，正好新华社又开始呼叫。”
  非常艰苦但也有乐趣。高臻海所抄的，除了国内新闻，还有大量国际新闻。当他抄到诸如“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歼灭德军30万”、“解放基辅”等新闻时，感到非常振奋，大受鼓舞。

     在冀中六分区， 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是高臻海所在电台最先收到是。那是一个炎热的黄昏，天很黑，电台的一个见习员正练习抄收新华社CSR电报广播，听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时他就高兴地跑出来，给我们说，我们还没有精神准备呢。”与此同时，分区报社新闻台也收到了这条特大喜讯，赶制了《特大号外》。不少人彻夜难眠，奔走相告，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作者：刘新奇）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