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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购买了曹军的《城视时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一书，在阅读中，感觉这样的理论较强的书籍，不好读，太深。但又不得不读，因为，文学创作不得不有一定理论的支撑与指导，也就是说，不仅是一个文学创作者，而且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

我之所以选择购买与阅读这本书，主要感兴趣于：一是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文化与文学的特点，文化与文学具有时代性，特别是社会文化转型时代具有的突出的时代性。文化，时代与时代不同，源于政治。而政治具有时代性、阶段性，从而决定了文化特征。文化，决定了文学的特征，因为文学生存、创作的背景是文化。文学是生活的表现，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化生活；二是城市文学，应该进入我的文学创作视野。文学创作不断深入，将走向分门别类，比如城市文学，比如乡村文学，比如民族文学，比如校园文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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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对于上海人来说，最大的支撑来自强烈的生存愿望。显然，《长恨歌》中的制高点其实并非我们所一厢情愿的制高点。其次，王安忆为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的观看上海的方式鸽子视点和麻雀视点，并赋予了两者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

我阅读，这文字成为了我进一步阅读城市文学的一种刺激。于是在网上，我购买了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并且慢慢阅读完这一部城市文学，收获丰盈。阅读，是为了写作，因而阅读了有关城市文学书籍，深受启迪，抑或有所感悟，将指导我进行城市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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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城市雕塑的争论在近几年中国的艺术界、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非常的普遍。谈论的话题有很多，诸如城市雕塑的精品性问题，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的关系问题，城市雕塑与市民公共空间的建构问题等。这一方面说明雕塑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市民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城市雕塑现状与我们对之的期待还相去甚远。”

我阅读，我联想，我联想到我们永平县城的雕塑，比如县城新桥雕塑了一只鸡；比如县城曲硐雕塑了一匹骏马、还有许多马帮，还有墙壁浮雕；比如曲硐初级中学的雕塑。从县城雕塑来看，我想到了城市雕塑的精品性问题，我想，这些雕塑是精品吗？呈现了永平城市的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的关系吗？表达了城市雕塑与市民公共空间的建构问题吗？反映了城市雕塑与民族历史文化吗？就以曲硐雕塑来说，曲硐是回族村，而回族的传统文化是避讳雕塑的，因为回族不崇拜偶像，所以，在棚户区改造的2020年前，雕塑像不少，比如马帮，比如民族文化广场的龙柱雕塑像，与回族传统文化是冲突的。关于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的关系，值得探究的，城市雕塑不是为了雕塑而雕塑，而是为了艺术地表达一个城市的伟大精神，抑或新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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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文化传承问题上，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立场，即城市不是文化传承的敌对力量，而是文化容器。应将之视为一种积极力量，城市文化传承也绝非城市文化传承问题，而是城市的文化传承问题。城市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它贯穿于城市化的所有阶段；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市民化进程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形成了不同的市民化问题，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工，先知识化和市民化等现象也决定了城市文化传承的复杂性。”

以上的文字，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传承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永平县城的回族文化传承问题，就值得研究。永平城市化中的回族市民，来自各地，来自各村，成分复杂，回族市民胸怀中的回族传统文化，大同小异，比如县城回族居民，单位上的回民，县城各个回村的回民，比如车站回民，中屯回民，富足山村回民，山地村回民，曲硐新村回民，曲硐大地村回民，曲硐回族村回民。十里不同天，因而相对独立的各村的回族具有传统的独特的民风民俗，但具有相同的回族传统文化，因而，在研究永平城市化传统文化时，就应该把城市中的回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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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对城市文化的持久而密切的关注不同，直到90年代，文化传承问题才真正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城市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并被确立为城市建设的核心。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对城市精神的提炼、对城市文化性格的理解成为各个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的方面。正是在这种差异化的追求中，城市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的因素才得以受到重视。但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功能布局调整过程中，城市老建筑、街道、里弄的消失、城市历史记忆的淡化和城市民俗工艺的消亡又成为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

在阅读中，我想到了我们城市的文化，比如，文化传承问题，城市文化建设问题，城市文化是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城市形象的塑造、城市精神的提炼、城市文化性格，城市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的因素，城市老建筑、街道、里弄的生存与消失问题，城市历史记忆的淡化和城市民俗工艺的消亡问题。诸如此类的城市文化问题，在我今后的文学创作中，将会逐一探究记录，这是我的文学创作使命，因为我是永平县城的一个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