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似乎不再盼着过年了！不光是因为过一年就长一岁，关键是人们的期盼值没有了，所以这年味就消失了。
记得小时候过年才能穿上身新衣服是一种祈盼；过年才放上一挂小鞭炮是一种念想；过年能吃上平时买不到的花生是一种乐趣！如今生活的每一天都如过年，这种乐趣、念想和祈盼早就远离了自己的生活，所以过年的味道就逐渐消失了。
小时候对过年总有一种浓浓地祈盼，总嫌地球转的太慢太慢，因为生活的简单我常常对母亲发出“什么时候再过年”的提问！那时候在心中对过年真是充满了美好、充满了憧憬！
回忆回忆小时候年前置办年货的喜悦，透出我们对过年的热烈。
那些年置办年货，可是过年的重头大戏！现在说起来无非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鸡鸭鱼肉。
尽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刚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大家的生活还不太富裕，可过年的心情和年货的采购，这还是老北京胡同里百姓们过年的一件大事！
买肉，这是第一的。
六十年代北京的猪肉好像还不要肉票，可以随便买。但买肉真得从工资袋（那时发工资每人一个牛皮纸口袋，领完工资要在上面签字）里把那“真金白银”掏出来啊！
一起来算个账吧：那会儿中学毕业的人们到工厂刚刚参加工作，就是当学徒工，第一年的学徒工的月工资只能能拿到十六七块钱。光吃饭每天还平均不到一块钱呢！就是省吃简用的那一个月也得花十块钱吧，您还不能吃好的，节约出来的几块钱，再添件衣服，买点生活用品。
说起最贵的是猪肉，那会儿一斤猪肉好像是九毛五，将近一块钱，既使随便吃，咱那点收入在当时也就能换十几斤猪肉。所以这肉只能留在过年的时候适当的多买点。记得在年前母亲会做好一锅香气浓浓的红烧肉，我们就着米饭可以敞开肚子吃，甚至吃个肚儿歪！
年三十的包饺子，那是透着过大年的喜悦啦。买回的冻肉要剁成肉馅、“嘣嘣嘣”四合院家家户户那天晚上的案板就像在敲鼓！有一年我玩儿回来就对母亲说门口住的二姨家都在剁肉啦！
记得那年的过年之前，母亲跟父亲商量着家里都买点什么年货，这既要算钱，还要算买的东西是不是实惠。母亲说肉买够了，再买两只小柴鸡和黄花鱼吧。可是胡同附近的几个副食商店，在年前根本不进货这种“大餐”式的年货了，要想买只能第二天的早晨到西单菜市场去排队。
腊月里的冬天，太阳不到七点半是睡不醒的，即使醒来也显得是昏昏沉沉透着无精打采的样子。
这天早上，我随着上班的父亲来到位于西单北大街的西单菜市场，父亲是买了年货再去上班。
早晨菜市场七点开门就算是早的，我们走到那儿离开门还有一刻多钟的样子，就见到还在昏暗中沉睡的菜市场南北两个大门前面，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不怕冷的人早已拥挤在这里了。这些人们有的挎着竹篮子、有的提着尼龙绳编的网兜，还有的拿着几个大布兜子，显示出他们购买年货的架势。
菜市场的大门还真的准时打开了。
置办年货的人们你推我搡的蜂拥而至，原先在门外排好的队伍一下子就被几个后来的、带着满身横气的年轻人给冲乱了。谁都想抢先站到要买的年货柜台之前，焦急等待着“幸福”的那一刻降临。那时柜台里的鸡、鸭、鱼、肉早晨还是应有尽有，可一个小时后，一扫而光的柜台就会恢复以往的平静，睡懒觉的人们只能询问着、打量着、甚至祈盼着第二天早晨还会有。
记得在那个年代排队置办年货，只要您肯花钱或有时间去排队就行，可谁有那多余的“票子”天天去呢？
置办年货的人们在菜市场里喊着、嚷着，从这头走到那头，从南边的柜台奔向北边的柜台，整个菜市场内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我真怕那个混凝土浇筑的，菜市场中间立柱还不太多的大屋顶被这里面的喊叫声给掀起或是震塌下来。
那天八点来钟，我兴高采烈地提着两只冻得硬邦邦的小柴鸡、两条各有一斤左右的黄花鱼回到家里，干活的母亲看到后问问价钱真是喜上眉梢，她那怕买不上年货的心情放松了。
看到母亲在外边包上纸，缠上绳子举手就把这次买来的年货，放进了挂在厨房外边的篮子里，在那寒冷的腊月里，老北京就是这么天寒地冻的，显然这就是天然冰箱。
那晚“寒流”的肆意虐狂，今天显得无声无息了。在温暖阳光的揉抚中地面温度渐渐地开始回升。“粮店刚刚才来了花生每人半斤，我今天带着《购粮本》走到那儿正好看见，就跟瞎猫撞死耗子似的。”说着黄大妈掏出一把带壳的、看着就不太饱满的花生，放到李婶面前坐在小竹子车上的孩子面前，她热情地把这可靠的消息告诉每一户。
记得六七十年代，这花生、瓜子也算是年货的一种啊。平时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们连个花生皮都见不到的，因为花生也不是随时能买到的，只有到了过年前，凭粮店发的粮本按上边的人口，才能买回几斤带皮的花生和瓜子。花生的质量那粮店可不管，我记着对剥出来的花生仁太小，父亲开玩笑说：“又是一个小丫头！”（形容太小了）
花生买回家，那会儿“抠门”的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抓一小把，就“藏”起来了。说“到了过年那几天，放在盘里摆在桌儿上，迎接拜年的客人！”馋嘴的我们即使再不高兴，也不敢多说些什么。
2021年1月23日
责任编辑：赵献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