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喜欢小城人民路旁边那个家。

  是一九九七年交款二OO六搬进去的四楼，当初交钱时并没有想住的愿望，工程的建设进度恰如我心思，一直拖了很久。刚刚分到的是一个临街的三楼，因让补交钱时没有及时去，实际到手的就是靠里一些的四楼了。三楼换成四楼在当时很多人心里感觉是吃了很大的亏，我却窃喜，楼虽说是高了一层，那时年轻不在乎多走几步，主要是喜欢它不临街，屋子没有一丝街市的喧嚣，最可心的是视野坦荡，南边是几户平房人家，人家外围是一片菜地，不挡视线，一眼可望见旧城。

  房子不算大，一百平，也算得上是三室二厅，光线充足，每个角落都非常舒展明亮。和那个时候的多数房子的结构一样，进门是客厅，电视墙做得很精致，一个玻璃面的茶几很通透，坐下来看得见里面放着的茶叶与小巧的茶杯，布艺沙发像是为客厅特别订做的一款温柔，红黄相间的条格一点不艳，看电视累了随时一躺，像扶手的那个布墩正好做枕头。

  打开窗子，南北通风，北边窗子的风吹进来，带着云朵的舒适又从南边窗子溜出去，每一缕风都是来屋子里坐坐就走，若是茶几上放一本书，那书永远是想翻页的姿态。天上云来云往，屋里幽幽地明了又幽幽地暗了，不到晚上不用开灯，适合与客人说些家长里短的实在话。

  客厅与厨房之间是一个斗室，适合做一个人的梦，电脑桌简陋又平整，适合写两个人的诗。

  卧室很大，主卧连着阳台，阳台不大，阳台上宽大的窗台拓展了空间，阳台外是一棵与楼相守的老梧桐树，开紫色的花，伸手就可触到树枝，正想着窗口临树是不是影响安全，那树就被刨去了。没有了树也不单调，春天一到，天天看到几畦菜地一天比一天绿，楼下人家小院的花树推出春天最早的深红。一杆升降自如的晾衣架，天天挂上迎风招展的花衣裳，下班回来收拾起余晖的温度，一件件叠放到柜里珍藏。

  柜子一点也不花哨，是熟透的栗子的颜色，发着光亮，依墙做成的柜子的空间分外宽敞，柜上的空间也没浪费，一格一格地分开，可以放些不舍得扔的老物，也可以放暂时不舍得喝的陈酿。

  柜的拐角处做成了一档一档的小空间，与柜子相接成一个个半圆，可以放花，也可以放玩具。

  次卧最向阳，没有阳台延伸，反而能极致地接受阳光，冬日里阳光倾洒到桌角，照亮了橱窗上的书信，一沓沓浸染了蓝黑墨水的旧纸，还在倾诉难忘的年少光阴。午后，随意地躺在床上与阳光厮守，心里没来由地感动一屋子摸得着的温暖。最是有月的夜晚，月色如水流一地温情，又是一屋子浪漫的光明。

我喜欢平常的实木做成的床，一圈圈纹路画着年轮的沧桑，从不变形，从不走样，床内盛着被褥，房间显得更加空旷。简单是美，一些琐碎的小物件在桌前木格格的框框里摆放，桌上从不零乱。

  最笨的最贵的家具是那个电视，当初经几个月攒够了四千多元买的，同事说，一定要攒钱买个墙上挂着的，可是，终没有等到，那时候，一万多元的薄电视奢侈到不敢想象。

  二OO六年冬天把婆母接到了四楼住，我偶尔在午后回家看看时，看见婆母沐浴在阳光里睡得很香。

  二OO八年冬天母亲家没有暖气，命运安排我度过了有母亲陪伴的最后一个冬天。晚上一家人围坐看电视，父母亲坐在沙发上，电视里出现广告的时候，我去给父母亲热牛奶，看见窗外街头的霓虹闪烁，寒冷的窗玻璃上有雾水流淌。

饭厅柜间有两个椰子，一直不知道怎么吃，就放着，如今还放着。

  记得一块融化的泡泡糖掉在了桌角，自己懒得去拾去擦，至今都有一片抹不掉的黑点在心头忏悔。记得下大雨的夜晚孩子们想回家来，我们在公路上等不到汽车，只好在雷鸣电闪里原路返回学校。记得房间太白，醒来的感觉是在白云间徘徊，记得四楼的风景很美，孩子们过周末再不嚷嚷着去城外看山水。

四楼，是我的婆母住过的叫做楼的家，大姑子姐说过：老人不受屈，坐过了汽车，也住过了楼房。四楼，是我与父母一起住过的家，是我十二岁在外上初中后，与母亲住在一起昼夜相处最长的时光。

  四楼住了三年告别时，房间和搬来时一样新，我时常下了班去那儿坐坐，感觉灵魂在那儿等着，唯有常去，才能得到温暖的滋养。那儿的花盆是最朴素的那种瓦盆，土是从马村带来的，花盆至今还有母亲做饭时收集的鸡蛋皮，为了每一株花长到茁壮。

  进门的鞋柜，还把那时的鞋子摆放，鞋柜上面的挂勾挂着那时的几把伞，有一把黑伞，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时负责遮住烈日，分开阴阳。

  记得大雨时厨房漏水，孩子们拿着扫帚清理，热火朝天地保卫着家。记得五楼漏水，房顶雪白的墙面出现了污渍，我们没有责备，默默地选择了原谅。

  四楼，是我贫瘠岁月里的温暖，是我豪华岁月里的资产，是我住过的最高的家，是我思绪里最美的白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