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继旺

鸡蛋，当今是家庭生活中太普通不过的食材了。殊不知，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可是人们、尤其是农民的“金蛋”，更是我岳父家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岳父家，住在北京密云水库东侧的一个山村，村名叫做石马峪。那个年代我还没有成家，直到1979年我结婚后，从妻子嘴里才知道岳父家的情况，也才知道岳父家视鸡蛋为“命根子”的原委。岳父家祖孙三代，是一个九口之家。由于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一年到头所挣的工分按人头平均，比人口少的家庭相差很多，到年底结算“分红”时，一年所挣的工分钱却不够扣生产队的预付款，与其说是“分红”，倒不如说是“欠账”更为确切，当然欠帐户也不止是岳父一家。这些欠帐户，当年被人俗称为“大肚子户”。

在那个年代，“大肚子户”生活是非常艰难、辛苦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口粮，二是开销。

先说“口粮”，用“糠菜半年粮”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每年容不得队里分秋天新下来的粮食，家中也就断粮了，尤其在春季青黄不接时，挖野菜、吃槐树花儿是常有的事，这正是“寅吃卯粮”成语的真实再现。几乎每一年的春季，岳父家、包括许多家庭在内，都要硬着头皮找队长去借队里的粮食；再说“开销”，每个家庭都离不开油盐酱醋，也离不开衣装鞋帽，这些最为基本的开支，却成为了岳父家的一大困惑。一家老小不能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穿上适宜的衣服，大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大孩子的衣服改小了再给小孩子穿，尽管每年每人凭定额布票扯布做衣裳，因为没钱买，到年底也经常要作废一部分，这就是“大肚子户”艰辛生活的写照。

具体说岳父家的生活，是有些苦不堪言的。艰辛劳作一年，

按工分值结算，却分不回一分钱，还要倒欠生产队的钱。如此说来，岳父家的开销只有靠鸡蛋来支撑，因此有人将鸡蛋比喻成“金蛋”，是绝对不夸张的，因为金子能置换成钱，自然鸡蛋也能顶钱用。因此，鸡蛋在岳父家的位置也就显得极其金贵。那年岳父家饲养了10只母鸡，每只鸡产蛋一般每隔一天产下1枚，尽管产量较高，又是上乘的营养品，但谁也舍不得吃，一枚一枚地积攒起来，等攒够一斤、两斤时，就拿到供销社换一些日用品，诸如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等，以此来维持生计，有时不容攒到“斤两”，就得急于拿去换东西用。到了70年代中期，岳父、包括所有农家养鸡的数量竟然受到了限制，上边规定每个家庭养鸡不得超过规定数量。其实，鸡也要吃粮食的，养得最多的户也超不过十只八只的。超过了规定数量就要被上方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可想而知，那些“大肚子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我的妻子邢玉琴，在娘家读书时也与鸡蛋有着很为实际的关联。她上边有一个姐姐，姐姐没有读成书，这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加之农村老年人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上学，对女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在玉琴10岁时还没有进学堂。小学校离她家很近，当她每每看到小伙伴儿们背上书包蹦跳着跨入校门时，她的心好不是滋味，还真真切切地背着大人掉过眼泪的，其实她很懂事，没有央求过父母要念书。但她是很要强的人，那时学校没有看门的警卫，她经常偷着绕到教室后面，依附在教室的后窗旁，聆听由窗子发出来的老师讲课声，当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她就趴在窗台上透过破损的窗纸看老师写字。她也常常用树枝条或小木棍儿在地面上“照猫画虎”、算来算去。久而久之，结果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这位老师名叫郭桂琴，其实郭老师极具同情心，当她得知小玉琴是在偷着听课后，没有半点儿的责备，而是以人民教师的职业责任感，来到岳父家里做家访，动员家长送她去上学。岳父和岳母难以为情地告诉老师，是因为交不起两元钱的学费，所以耽搁着孩子，此话说完不免流露出愧疚的表情。郭老师当即表示：这孩子的学费我来交，你们就让她上学去吧！说完便以果毅的目光期着待岳父岳母的回应，最终二老还是喜出望外地答应下来，所喜的是孩子遇上了好老师，是孩子一生的大恩人。在郭老师的资助下，邢玉琴这个名字正式纳入到石马峪小学一年级的点名册上。

上学第一天，小玉琴挎着母亲用旧毛巾缝制的“书包”，带着由针线折缝的“糊窗纸”作业本，作为插班生终于走进了教室。听课间，她不由自主地窥视过她曾经趴过的后窗台儿，不免流露出许多酸楚之情，也为今天能够坐在教室听老师讲课感到骄傲。课间休息，她很熟悉的邻居小伙伴儿，有的送给她半截儿铅笔，有的递过来半块的橡皮。殊不知，这些学习文具正是她的急于所需。

当那，小学生每学期要交两元钱的学费，平时的书本费、铅笔等文具费也不是个小数目。这些开销从哪里来，无疑也只有靠鸡产下的蛋来支撑。也就是从她开始上学起，家里的鸡蛋很少积攒到以“斤”论重的数量，都是随时用一枚或者几枚鸡蛋来换急需的本和笔。当时，没有超市之类的商店，小商品是由农村供销合作社经销，村人都叫“供销社”，供销社除了销售日用商品外，也负责收购农副产品，鸡蛋就在其中。一个稍大点儿的鸡蛋作价6分钱，小一点儿的作价5分钱，一个作业本6分钱，如果买作业本，就挑一枚大点儿的鸡蛋去换，如果买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3分钱，不带橡皮头的2分钱。售货员有时没零钱找出，就以2个“块糖”相抵2分钱。遇到这种情况，小玉琴则表露出极大的不情愿，尽管“块糖”对孩子来讲很具诱惑力，但在小玉琴看来，几分钱要比“块糖”伟大的多。

到了夏天的“数伏”节气，由于温度升高，母鸡产蛋的频率就会降下来，村里人管这时候的鸡叫“歇伏”。不巧的是，1967年的夏天，村里闹起了鸡瘟，岳父家里养的10只母鸡死了5只，相对这个“大肚子户”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受到了极大影响。一次玉琴的作业本用完了，凑巧家中又没有现成的鸡蛋拿去换，只得和同学借来作业本儿。因为鸡蛋是家中花销的重要来源，所以，鸡蛋的去向如何很为家人所关注，为这也常常引起家庭成员的不悦。有一次，岳母竟然受到了婆婆的严厉训斥，是因为玉琴的奶奶外感风寒，连续两天高热不退，儿媳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用家中仅有的两个鸡蛋给婆婆炖了碗鸡蛋羹，谁知惹得老太太非常生气，随口训斥道：“头疼脑热的算个啥？忍一忍就过去了，攒俩鸡蛋多不容易，却让你给糟蹋了！”儿媳的孝顺，想不到却成为了老人的怨情，面对婆婆的埋怨，儿媳没的话可说，只有背着老人默默流泪，但她不是怨恨婆婆，而是怨恨这富不起来的日子。当年靠鸡蛋维系日子的，不仅是岳父家，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的家庭。俗话说“苦日子难熬”，但熬“苦日子”的岳父家，还有同样的许多家庭总算熬了过来。

改革开放以后，承蒙党的富民政策，在玉琴嫁到我家的第十个年头，因我在外工作，由她一人支撑，家里饲养了几百只产蛋鸡，成了养鸡专业户，日产鸡蛋上百斤。因为鸡蛋，使我家的生活质量锦上添花起来。同样，岳父家的生活水平也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昔日一贫如洗的普通百姓人家，家家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年曾被农民比作“金蛋”的鸡蛋，也还原了它应有的基本属性：它不再以消费的“货币”职能来实现等价交换，而是以所具“高蛋白”强营养的属性，被端上了普通人家的餐桌上。岳父家如是，我家如是，所有国人的家庭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