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张国钧先生惠寄的《燕赵古贤事典》（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习惯性地先粗略一翻，禁不住大为惊讶，书中收录从先秦到清代中期的“燕赵古贤”竟达657位，且大多鲜为人知。而且，还有一些我们所熟知的人物如李广（甘肃）、狄仁杰（山西）、颜真卿（山东）、包拯（安徽）、戚继光（山东）等，都非河北籍，但一生重要事迹与河北有关，故也收了进来。所谓“雁过留影人过留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名人对当地的影响从政治、文化到历史都是极为深远的，甚至会播下种子长成大树荫庇后世。比方说，当代著名画家作家韩羽先生是山东籍人士，但其一生都在河北工作生活，我们若修地方史岂能将其摒弃在外？所以，张国钧这种择选标准大大拓展了燕赵古贤的范围，迥异于以前看到的类似书籍，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入情入理，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涵。

全书九十万字，历时七年完成，是张国钧的一部“心血之作”。作者在“后记”中自述：“七年来，我吃了不少苦，因六旬以后仍经常伏案，时感身体不适，亦影响颈椎病的调治进程；我也流了不少泪，在编著古代贤德人物的过程中，时常为他们的事迹而感动，唏嘘、痛惜不已，时而有书中人物入我梦境。”我认识张国钧多年，也曾为他的诗集写过评论，深感他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情结和家国情怀的学者型官员，一直笔耕不辍，多有著述，成绩斐然。退休两年之后，他萌生了将燕赵古代贤德人物事迹裒辑成册的想法，在他脑海中萦绕着宋人王令“不信东风唤不回”和近人于右任“不容青史尽成灰”的诗句，他坚信，此书的编著完成，将对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河北文化自信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种信念和理想之光支撑作者耗费七年心血，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勾稽爬梳，青灯黄卷，孜孜矻矻，终于完成了这部内容浩繁、视角独特、书写严谨、笔端含情的巨作。

或许有人会有所疑惑，编著这样一部古代贤人事迹的书，是否比较容易？是否依靠网络搜索引擎就可以搞掂？读完《燕赵古贤事典》之后，你就会明白，如果这么容易，作者就不会花费七年之功了。书名用“事典”一词，就表明了作者的雄心，要用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打造一部有关燕赵古贤事迹的工具书。作者努力从五个方面来实现这个意图，其中前两点是：一、严据，所选人物均出自县志以上的正规历史典籍，一半以上在《二十五史》有传，绝不凭空生造，道听途说。二、博证，人物事迹记载不以一部典籍为准，而是参照两三本以上资料加以印证，杜绝孤证，避免有失偏颇。仅此两点，你说，作者需要博览多少种史书？人物事迹如果在《二十五史》中有记载还好说，如果查看县志，河北省有172个县（市、区），而且不能拿来即用，尚需旁证，又是多么巨大繁重的工程？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博洽淹通的史学修养做底子，没有一点精神和情怀，一个年过六旬且身体有恙的人是无法完成这个著述的。

《燕赵古贤事典》不仅在“编”，还在“著”，作者搜集各种资料之后，以统一的体例，以自己“文白兼之、雅俗其间、顺畅易读”的语言实现对典籍的“重述”。且看《自古中山说羊左》里一段文字：“有一天，他辗转来到雍地，其时正值严冬，雨雪交加，风寒如刺，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左伯桃远远望见前面竹林中透出一丝光亮，料定必有人家，即去叩门求宿。”这种描述生动细腻，具有可观的画面感和文学性。另外，全书每一篇都冠以七字标题，四字“标签”，概括人物贤德类型，五言四句的短诗“题记”，予以歌咏。如第28位荆轲《易水悲歌去不返》，标签：“慷慨悲歌”，题记：“荆轲行壮举，一去不回还。烈士誉千古，至今易水寒。”这几点元素整齐划一，提纲挈领，共同构成“文眼”，作者谓之“提神”，让读者在进入正文之前对人物有一个鲜明的整体印象，也充分发挥了作者擅诗的优长，起到一种一咏三叹的艺术效果。书中文字有短有长，短则几百字，长则上千字、数千字，根据人物的事迹行状而定。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叙述中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原始文字资料，并注明出处，这给引用者大大提供了方便，省却了翻检之劳，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知古鉴今，见贤思齐，是题中应有之义。张国钧这部《燕赵古贤事典》，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遴选人物，品藻评骘，不以一眚掩大德，着力闪光点，弘扬正能量，让先贤的事迹以一种“列传”的形式，仿佛一座鲜活的人物画廊，自远洎近伸手可触，令人可读可思可励志。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