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首页 >  散文作品 > 王磊:我所认识的郭老虎
王磊:我所认识的郭老虎
作者:河北省采风学会第一分会



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我所认识的郭老虎
   我第一次见到郭老虎是1968年9月19日。那是我们通县知青下乡到内蒙,从北京坐火车到丰镇,然后坐汽车到凉城。知青集中在凉城党校。那一天,让所有的北京知青领教了内蒙九月的寒冷。大家忙着拿出各种防寒的衣服,穿着具有那个年代特色的蓝、灰、黑和草绿色服装。凉城照相馆看准了机会,他们拿着相机等照相器材,分别给知青们照相。各公社都分别派人来接分配给他们的知青。凉城干部群众第一次看到北京知青,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新鲜事。
   这时,一位穿着黑色中式棉衣的人向我们走来,看上去有五十岁了。他边走边和知青们打招呼,大家并不太理会。
   我注意到跟随其后的工作人员,上前问:“这位是谁?”
   “郭老虎。金星大队书记。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
   我们说话时,郭书记回头看了一下,走回来,看着我笑着说:“你叫什么?到哪个公社?”我随口答“麦胡图,目胜。”郭老虎点着头:“好,好。挺好。”我知道不少熟悉的同学到金星大队,就问:“金星在哪?离我们目胜远吗?”郭老虎还是点着头说:“不远,不远。好,好,挺好。”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地方干部,憨厚实在,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的“挺好”似乎是习惯用语,常常所问非所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次与郭老虎交往,那是实质性的更进一步的结识。
   1970年春,我们从北京回家探亲返回村里。刚开春,队里也不忙,打扫羊圈积肥。有一天,接县里通知,让我去县里,参加“一打三反”工作组。 在县里集中学习文件三天。作为知青,真是懵懵懂懂,即不知道文件要解决什么问题,也不了解农村实际现状,更不懂怎样做农民工作。幸好,分配我们到麦胡图公社,组长是文革前凉城县委书记刘作山,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后,当时还没恢复工作。这位老刘(书记)——刚见面就规定,不许称职务,只能叫老刘。他身穿制服棉衣,外罩一件褪了色的灰色中山服。一副高度近视镜下,衬托着干黄消瘦的脸。我们的工作小组三人,另一位是县农业科技站的干部。临去麦胡图公社前,老刘把我叫住:“你先回村,把你这身衣服换了。”
   “为什么?”我穿的是给知青统一发的最流行的蓝色制服棉衣,没什么不好啊。
   “没有什么‘为什么’,让你换你就换。咱们工作要三个月,跟你们村队长说一声。”这不是谈话而是命令,但我还是挺纳闷,知青衣服为什么要换呢。
   正值春季,乍暖还寒时,我们工作组来到麦胡图。依我的想象,我们应该到公社与有关领导见面,午餐后再研究下一步工作。老刘不说话,连大队书记郭老虎都不见,带着我们俩直接走到金星大队的村子,先去饲养院,看牲口,问饲养员草料够不够。金星大队有十几个村子,我们边走边听老刘讲,咱们是县工作组,你不实际看看,跟队干部怎么交流?春耕就要开始了,一看饲养院就知道了,牲口壮不壮,草料够不够,说明去年收成好不好。我心中惊叹这位老书记实践经验真丰富。
   说来也巧,我们刚到一个村子,听见吵吵闹闹的声音。走近一看,郭老虎正在大声地批评队干部。“哟,这是刘书记啊!”郭老虎突然看见了我们,握着老刘的手,说:“啥时候来的?咋也不说一声。”原来,郭老虎正在检查各队春耕准备工作。这个生产队的脱粒机从去年秋天就坏了,现在还没去修理。郭老虎焦急地问队长,春耕就要开始了,这么多玉米还没脱粒,为什么不抓紧修理? 生产队长也冤枉,他们说,谁不知道修理?钱呢?老郭气得说不出话来。见到我们,老郭还是发着牢骚“这是血汗换来的粮食呀,就看着这么糟蹋,你们也忍心?”
   回到大队部,郭老虎让我们休息,他去找社员来做饭。大队部是一排灰色的砖瓦房,与其他大队并无两样。郭老虎和大队长祁宝栓各一间。靠边的是间厨房兼餐厅。刘作山和我们闲聊,“这郭老虎啊,是我们内蒙的一面旗帜。他长工出身,吃苦耐劳,靠一身力气,干活吃饭。解放了,穷人翻身做主人,分田分房,生活好起来了。他最听党的话,在全区第一个办起来农业合作社。”麦胡图因郭老虎名声大振,从此为全区所瞩目。麦胡图蒙语意为“沙滩”,交通便利,位于金三角地带,向东到集宁,向西到凉城,向南到丰镇。1956年8月命名为金星人民公社。1968年初改回麦胡图的名字。金星大队紧邻岱海,水草丰美,环境优美。岱海原名叫岱嘎淖尔,蒙语意为“马驹之湖”,这里盛产良马。解放战争期间,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马。
   说话间,郭老虎提着一瓶二锅头,端着一铜瓢酸菜。“我家的,你们尝尝。”我们四个人围着顺山炕的炕桌而坐,郭老虎面向我说:“你是苜花的,上次你在公社活学活用会上发言,你说要爱社如家,爱队如家。讲的好。好,挺好。” 三杯酒下肚,老郭的话多起来了。他说:“你们听说过金星的两个说法吗?人们说金星是‘集体农庄’(读音‘能装’)和‘人民拱社’”凉城话是晋语西北边缘地带与蒙语相结合的语言,清末山西大移民,走西口,落户在内蒙农区较多,所以山西语音较重。我是听不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呢?”“‘集体能装’就是说,集体的东西大家都能装,拿回自己家啊!‘人民拱社’就是大伙都来拱这个社,直到把他拱塌为止。” 我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郭老虎脸色不好看,拿起一两的酒杯,仰脖一口喝下去,他似乎有点伤感,严肃地说:“你别笑!真是这么回事。现在的金星啊,可不是当年啦。
   干活的少,说怪话的多。”说着,又一口喝下那杯一两的酒。
   “哎,我可怜那些老实人啊,跟着我干,没得好处啊!”刘作山忙劝解,“老郭,这不怪你啊,你是一心为家乡人民做好事的。”
   “解放二十年了,金星搞成这个样子,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乡亲们啊!”说着说着,老郭眼睛红了,泪水落下来了。刘作山安慰着, 越是安慰,郭老虎越伤心,竟呜呜地哭起来。看着他那老泪纵横的脸,我也心酸,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们工作组开始工作,幸运的是,刘作山为照顾我,让我留在郭老虎身边,只负责金星大队的“一打三反”。
   所谓“一打三反”,是那个年代的极左路线,核心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具体内容是反对投机倒把,包括长途运输;限制农民经商和发展个体经济。刘作山在小组会上要求我们独立工作,搞好文件宣传,掌握政策,尤其是不许独断专行,不许伤害农民。
   其间,发生了两件事让我很伤脑筋。一队有个农民,擅长做买卖,但几年不让他做。家里缺钱,又无路可走,就把房前院后种的菜拿出去卖。这本来无可非议,但那个年代,按照文件精神是不允许的。不少社员找到我,他们是看笑话的。我很为难,不允许他去卖菜吧,我管不住,也不能强行阻止;允许吧,又违背文件精神,况且,大家伙眼睁睁看着:你工作组管不住,那我们都自由啦。
   我决定要管这件事。怎么管?我到了他家,很和气地跟他说话。他正忙着往筐里装菜,看到我,爱搭不理。我很耐心地规劝他,讲文件精神,不要顶风经商。这位农民并不刁钻,也不顶牛,只说家庭困难。我问他:“你这筐菜能卖多少钱?”,“不值多少钱,也就两块钱吧。”我当即拿出五块钱,塞在他手里:“你别声张,菜留下,家人吃。”他虽然推脱但还是把钱收下了。后来,我俩还成了朋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化。人啊,不能把别人作对立面,你竖立对立面多了,自己也成了对立面。
   另一件让我头痛的是,处理金星大队长祁宝栓亲属的阶级成分问题。当时,我们有项任务,要确定地富成分并鉴定政治表现。祁宝栓有个大爷,解放前夕,村里有个地主,消息灵通,知道要土改了,就把土地低价抛售,房子也卖掉,一家人跑到外地。老祁的大爷不明其中奥妙,买地买房。刚置好房地产,土改工作组来了,不容分说,定为地主。多年来,村里对此争论不休。
   我仔细翻看历史档案,找队干部和部分老社员谈话,祁宝栓不能表态,郭老虎也不便出面,只能我自己拿主意。最终,经过反复调查,写出一份关于改变地主阶级成分的申请报告。我的主要理由是:按照党的土改政策,不能单纯看土地数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雇三个以上长工,形成剥削;此外,要统计连续三年的收入。我这一举动,惊动了全村。
   我们工作组一个月后,我找刘作山汇报金星大队情况,刚汇报完我处理的那两件事,可巧,郭老虎来了。我正要听取老刘对我工作的意见,郭老虎以赞赏的口气开讲了:“你们工作组水平高啊,王磊这后生好,好。我把王磊做的事告诉了徐世庭(公社革委会主任),让他好好培养哩!”刘作山很沉稳,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该做的,该做的。老郭啊,阶级成分的事你们先不要多讲,还要上报县里呢。不要让社员误会,好像为地富翻案呐。”
   “翻啥案哩?这事我知道,就我负责!”郭老虎似乎包打天下,“怕啥子哩,文革开始那年,八月吧,县里来了红卫兵,说我是修正主义典型,要抓我哩。我骂他们:日你妈的,老子打长工时,还没你妈呢!我叫来十几个民兵,把狗日的猴崽子们打跑哩。”我们几人都笑了。我原以为,郭老虎这个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区先进典型,是老好人,他口头语总是“挺好,好。”看来,我误会他了。
   “这说哪里啦?噢,我刚才说,见老徐,你猜老徐咋说,他说,苜花知青好着哩,整内人党,他们都不参加,不打人,不骂人。不像有的队的知青,让人利用呢。军宣队一个内人党都没整出来。这事啊,县里领导都知道哩。”我还真没想到,这点小事传的这么广。
   从此以后,我跟郭老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当记者,多次到金星采访,除一般新闻消息外,写下了长篇纪实通讯《又是黎明》。
   “一打三反”是1970年文革极左的继续。但是,我们在刘作山的领导下,在行动上没有采取极左的做法,没有伤害农民群众。反而,与农村干部和群众结下了友谊。我们的工作结束了,临回村前,我向刘作山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这次工作你表现不错,回到县里我将把咱们的情况向县里汇报。”当时的我,还不会说客气话。从公社回村有近20里,都是靠步行呢。
   我急着扭头要走。刘作山似乎言犹未尽,紧跟几步,陪着我走,体现老领导对年轻人的爱护吧。
   “王磊啊,你怎么不问换下知青衣服的事呢?”他一说,我突然想起了这事。是啊,为什么呢?
   “咱们是工作组,你要做农民工作,穿最普通的衣服好,不要有特殊标志。当领导的,也不要高人一等。对你们知青,村民们有的说好,也有不少人说不好呢。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方向努力!”
   没想到,刘作山一席话,切切实实教育了我,让我终生不忘,终生受益。
   后来再次见到刘作山,他已被任命为乌盟盟委组织部部长。


作者简介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30多个。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上一篇] 我的运动生活

[上一篇] 黄河古渡君子津——喇嘛湾

评论

采风网  主办方:河北省采风学会  Copyright © 2015-2024   版权所有   冀ICP备15015400号-1 冀ICP备15015400号-2

绑定会员信息

邮箱:
密码:
邮箱:
密码:
Another Mod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