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我所认识的郭老虎
我第一次见到郭老虎是1968年9月19日。那是我们通县知青下乡到内蒙，从北京坐火车到丰镇，然后坐汽车到凉城。知青集中在凉城党校。那一天，让所有的北京知青领教了内蒙九月的寒冷。大家忙着拿出各种防寒的衣服，穿着具有那个年代特色的蓝、灰、黑和草绿色服装。凉城照相馆看准了机会，他们拿着相机等照相器材，分别给知青们照相。各公社都分别派人来接分配给他们的知青。凉城干部群众第一次看到北京知青，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新鲜事。
这时，一位穿着黑色中式棉衣的人向我们走来，看上去有五十岁了。他边走边和知青们打招呼，大家并不太理会。
我注意到跟随其后的工作人员,上前问：“这位是谁？”
“郭老虎。金星大队书记。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
我们说话时，郭书记回头看了一下，走回来，看着我笑着说：“你叫什么？到哪个公社？”我随口答“麦胡图，目胜。”郭老虎点着头：“好，好。挺好。”我知道不少熟悉的同学到金星大队，就问：“金星在哪？离我们目胜远吗？”郭老虎还是点着头说：“不远，不远。好，好，挺好。”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地方干部，憨厚实在，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的“挺好”似乎是习惯用语，常常所问非所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次与郭老虎交往，那是实质性的更进一步的结识。
1970年春，我们从北京回家探亲返回村里。刚开春，队里也不忙，打扫羊圈积肥。有一天，接县里通知，让我去县里，参加“一打三反”工作组。 在县里集中学习文件三天。作为知青，真是懵懵懂懂，即不知道文件要解决什么问题，也不了解农村实际现状，更不懂怎样做农民工作。幸好，分配我们到麦胡图公社，组长是文革前凉城县委书记刘作山，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后，当时还没恢复工作。这位老刘（书记）——刚见面就规定，不许称职务，只能叫老刘。他身穿制服棉衣，外罩一件褪了色的灰色中山服。一副高度近视镜下，衬托着干黄消瘦的脸。我们的工作小组三人，另一位是县农业科技站的干部。临去麦胡图公社前，老刘把我叫住：“你先回村，把你这身衣服换了。”
“为什么？”我穿的是给知青统一发的最流行的蓝色制服棉衣，没什么不好啊。
“没有什么‘为什么’，让你换你就换。咱们工作要三个月，跟你们村队长说一声。”这不是谈话而是命令，但我还是挺纳闷，知青衣服为什么要换呢。
正值春季，乍暖还寒时，我们工作组来到麦胡图。依我的想象，我们应该到公社与有关领导见面，午餐后再研究下一步工作。老刘不说话，连大队书记郭老虎都不见，带着我们俩直接走到金星大队的村子，先去饲养院，看牲口，问饲养员草料够不够。金星大队有十几个村子，我们边走边听老刘讲，咱们是县工作组，你不实际看看，跟队干部怎么交流？春耕就要开始了，一看饲养院就知道了，牲口壮不壮，草料够不够，说明去年收成好不好。我心中惊叹这位老书记实践经验真丰富。
说来也巧，我们刚到一个村子，听见吵吵闹闹的声音。走近一看，郭老虎正在大声地批评队干部。“哟，这是刘书记啊！”郭老虎突然看见了我们，握着老刘的手，说：“啥时候来的？咋也不说一声。”原来，郭老虎正在检查各队春耕准备工作。这个生产队的脱粒机从去年秋天就坏了，现在还没去修理。郭老虎焦急地问队长，春耕就要开始了，这么多玉米还没脱粒，为什么不抓紧修理？ 生产队长也冤枉，他们说，谁不知道修理？钱呢？老郭气得说不出话来。见到我们，老郭还是发着牢骚“这是血汗换来的粮食呀，就看着这么糟蹋，你们也忍心？”
回到大队部，郭老虎让我们休息，他去找社员来做饭。大队部是一排灰色的砖瓦房，与其他大队并无两样。郭老虎和大队长祁宝栓各一间。靠边的是间厨房兼餐厅。刘作山和我们闲聊，“这郭老虎啊，是我们内蒙的一面旗帜。他长工出身，吃苦耐劳，靠一身力气，干活吃饭。解放了，穷人翻身做主人，分田分房，生活好起来了。他最听党的话，在全区第一个办起来农业合作社。”麦胡图因郭老虎名声大振,从此为全区所瞩目。麦胡图蒙语意为“沙滩”，交通便利，位于金三角地带，向东到集宁，向西到凉城，向南到丰镇。1956年8月命名为金星人民公社。1968年初改回麦胡图的名字。金星大队紧邻岱海，水草丰美，环境优美。岱海原名叫岱嘎淖尔，蒙语意为“马驹之湖”，这里盛产良马。解放战争期间，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军马。
说话间，郭老虎提着一瓶二锅头，端着一铜瓢酸菜。“我家的，你们尝尝。”我们四个人围着顺山炕的炕桌而坐，郭老虎面向我说：“你是苜花的，上次你在公社活学活用会上发言，你说要爱社如家，爱队如家。讲的好。好，挺好。” 三杯酒下肚，老郭的话多起来了。他说：“你们听说过金星的两个说法吗？人们说金星是‘集体农庄’（读音‘能装’）和‘人民拱社’”凉城话是晋语西北边缘地带与蒙语相结合的语言，清末山西大移民，走西口，落户在内蒙农区较多，所以山西语音较重。我是听不懂，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呢？”“‘集体能装’就是说，集体的东西大家都能装，拿回自己家啊！‘人民拱社’就是大伙都来拱这个社，直到把他拱塌为止。” 我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郭老虎脸色不好看，拿起一两的酒杯，仰脖一口喝下去，他似乎有点伤感，严肃地说：“你别笑！真是这么回事。现在的金星啊，可不是当年啦。
干活的少，说怪话的多。”说着，又一口喝下那杯一两的酒。
“哎，我可怜那些老实人啊，跟着我干，没得好处啊！”刘作山忙劝解，“老郭，这不怪你啊，你是一心为家乡人民做好事的。”
“解放二十年了，金星搞成这个样子，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乡亲们啊！”说着说着，老郭眼睛红了，泪水落下来了。刘作山安慰着， 越是安慰，郭老虎越伤心，竟呜呜地哭起来。看着他那老泪纵横的脸，我也心酸，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们工作组开始工作，幸运的是，刘作山为照顾我，让我留在郭老虎身边，只负责金星大队的“一打三反”。
所谓“一打三反”，是那个年代的极左路线，核心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具体内容是反对投机倒把，包括长途运输；限制农民经商和发展个体经济。刘作山在小组会上要求我们独立工作，搞好文件宣传，掌握政策，尤其是不许独断专行，不许伤害农民。
其间，发生了两件事让我很伤脑筋。一队有个农民，擅长做买卖，但几年不让他做。家里缺钱，又无路可走，就把房前院后种的菜拿出去卖。这本来无可非议，但那个年代，按照文件精神是不允许的。不少社员找到我，他们是看笑话的。我很为难，不允许他去卖菜吧，我管不住，也不能强行阻止；允许吧，又违背文件精神，况且，大家伙眼睁睁看着：你工作组管不住，那我们都自由啦。
我决定要管这件事。怎么管？我到了他家，很和气地跟他说话。他正忙着往筐里装菜，看到我，爱搭不理。我很耐心地规劝他，讲文件精神，不要顶风经商。这位农民并不刁钻，也不顶牛，只说家庭困难。我问他：“你这筐菜能卖多少钱？”，“不值多少钱，也就两块钱吧。”我当即拿出五块钱，塞在他手里：“你别声张，菜留下，家人吃。”他虽然推脱但还是把钱收下了。后来，我俩还成了朋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化。人啊，不能把别人作对立面，你竖立对立面多了，自己也成了对立面。
另一件让我头痛的是，处理金星大队长祁宝栓亲属的阶级成分问题。当时，我们有项任务，要确定地富成分并鉴定政治表现。祁宝栓有个大爷，解放前夕，村里有个地主，消息灵通，知道要土改了，就把土地低价抛售，房子也卖掉，一家人跑到外地。老祁的大爷不明其中奥妙，买地买房。刚置好房地产，土改工作组来了，不容分说，定为地主。多年来，村里对此争论不休。
我仔细翻看历史档案，找队干部和部分老社员谈话，祁宝栓不能表态，郭老虎也不便出面，只能我自己拿主意。最终，经过反复调查，写出一份关于改变地主阶级成分的申请报告。我的主要理由是：按照党的土改政策，不能单纯看土地数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即雇三个以上长工，形成剥削；此外，要统计连续三年的收入。我这一举动，惊动了全村。
我们工作组一个月后，我找刘作山汇报金星大队情况，刚汇报完我处理的那两件事，可巧，郭老虎来了。我正要听取老刘对我工作的意见，郭老虎以赞赏的口气开讲了：“你们工作组水平高啊，王磊这后生好，好。我把王磊做的事告诉了徐世庭（公社革委会主任），让他好好培养哩！”刘作山很沉稳，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该做的，该做的。老郭啊，阶级成分的事你们先不要多讲，还要上报县里呢。不要让社员误会，好像为地富翻案呐。”
“翻啥案哩？这事我知道，就我负责！”郭老虎似乎包打天下，“怕啥子哩，文革开始那年，八月吧，县里来了红卫兵，说我是修正主义典型，要抓我哩。我骂他们：日你妈的，老子打长工时，还没你妈呢！我叫来十几个民兵，把狗日的猴崽子们打跑哩。”我们几人都笑了。我原以为，郭老虎这个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全区先进典型，是老好人，他口头语总是“挺好，好。”看来，我误会他了。
“这说哪里啦？噢，我刚才说，见老徐，你猜老徐咋说，他说，苜花知青好着哩，整内人党，他们都不参加，不打人，不骂人。不像有的队的知青，让人利用呢。军宣队一个内人党都没整出来。这事啊，县里领导都知道哩。”我还真没想到，这点小事传的这么广。
从此以后，我跟郭老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当记者，多次到金星采访，除一般新闻消息外，写下了长篇纪实通讯《又是黎明》。
“一打三反”是1970年文革极左的继续。但是，我们在刘作山的领导下，在行动上没有采取极左的做法，没有伤害农民群众。反而，与农村干部和群众结下了友谊。我们的工作结束了，临回村前，我向刘作山告别。他握着我的手说：“这次工作你表现不错，回到县里我将把咱们的情况向县里汇报。”当时的我，还不会说客气话。从公社回村有近20里，都是靠步行呢。
我急着扭头要走。刘作山似乎言犹未尽，紧跟几步，陪着我走，体现老领导对年轻人的爱护吧。
“王磊啊，你怎么不问换下知青衣服的事呢？”他一说，我突然想起了这事。是啊，为什么呢？
“咱们是工作组，你要做农民工作，穿最普通的衣服好，不要有特殊标志。当领导的，也不要高人一等。对你们知青，村民们有的说好，也有不少人说不好呢。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方向努力！”
没想到，刘作山一席话，切切实实教育了我，让我终生不忘，终生受益。
后来再次见到刘作山，他已被任命为乌盟盟委组织部部长。
作者简介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30多个。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