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记：

关于《孤鹜已远》这部书，作为作者，本来已无话可说。尽管由于当初的一些微妙原因，这部书的出版与发行，均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作为往事中的一点点波澜，如今想来，还是荡漾着些微温馨的。毕竟，波澜点点，一如鸥鸟在天，尽管遥远，冷寂，映在辽远的天际里，却也如画。一个作者，在N多年前写了一部书，至今还在为读者所念念不忘，这毋庸是一种庸人的幸福罢！

在这部书的一些读者中，有两个人我必须要提一下。一个是张国庆，在他主办大众阅读报的时候，按这部书作为主打作品，进行了很久的连载。他并说，老兄我要两本，一本给我自己读，一本给我孩子读。他并说，这部书应该做成公民读本，以作为普及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之读物。尽管，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宏愿最后成了空中的画饼。然而，空中画饼尽管空虚，落寞，却也一如八月十六的月亮，圆美如画呀。

还有一个是商建波，那年一起小酌，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读《孤鹜已远》的时候，是在一个夏天的儿童公园里，他说自己读得昏天黑地，直至深夜，似乎当晚就在公园里的那条冰凉的石头长凳上酣眠了……呵呵！

我今天说这些，实在有些王婆卖瓜的味道。其实，王婆既然有瓜，为什么不可以卖呢？在这个世界上，贪官污吏可以卖官鬻爵，风尘女子可以卖春卖笑，谄媚者可以卖良心良知，王婆为嘛不可以卖瓜呢？呵呵！我这么嘚瑟，实在是有些向诸位卖乖啦哈……

今天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前几天见到了河北科技大学教授谢志浩先生。先生学富八车，谈吐幽默，才华横流，堪称文坛学坛枭雄也。当初，先生挥舞巨笔，为这本书做了一篇推介文章——《中国士人的生态与心态史》，清凌如月，高悬云空，可惜因为那时候此书出版之后被操盘者“捂盘”，导致了后来的被动，此文被束之高阁了。我那天一见谢先生，先自请罪，并奉上一本新著《我为峰》作为谢罪之礼。今天在微信平台推出此文，也算是一个不成补偿的补偿吧。

其实，我应当谢罪的，还有赵新月先生。他为此书撰写的雄文——《萧条异代心同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尘封了很久。新月先生文采动星河，文思绕乾坤，作为多年挚友，也要在此说一声抱歉，改日一定登门拜访，奉上新著，以示心意至诚也！

今天推送的四文，皆与《孤鹜已远》相关，一是作者自序，二是后记，三是新月兄专文，四是志浩兄专文。

（2015,10,1）

■一次非同寻常的灵魂之旅

——《孤鹜已远》自序

这几乎是一本自说自话的书。

这些年，因为读了许多诗，许多史，淤积心头，垒垒成丘，存乎胸间，仿佛有一种渺渺的压迫之感。这足以证明，著者不是个能够腹内行船、气吞山河的人。为减轻这种没来由的心灵负累，著者开始自说自话，写了这些非驴非马的文章。非史论，非诗论，集历史、传说、诗情画意，与心灵波澜于一炉。关于“竹林七贤”那篇《广陵散曲，动地悲歌》在某刊发表时，才华横溢的女编辑名之曰“人文随笔”，倒迹近其真髓。

本书写作过程中，著者的情绪，时而滔滔若奔，时而涓涓若溪。中国历史太浩渺了，如长江黄河之水，滚滚而逝；著名历史人物太众多了，如太空繁星与江海游鱼，鳞次栉比。在时光的无尽长河里，著者不过是一尾小虾，拼命追寻历史老人的足迹，只看见了一鳞半爪。余生也晚，却可以拽着一根根荡漾在历史天空里的诗丝，感受先辈们的慷慨悲歌，酸甜苦辣，爱恨情愁，真是奇妙之至也！

著者不是历史学家，书中涉及的史实与史识，未必十分契合史学之成规；著者也不是文艺学家，书中论及的一些文人与文事，未必十分契合传统之定论。好在本书主旨，既非探讨历史之流变，也非评论文学之长短。与其说是探讨与评论什么，毋宁说是在体验历史人物的生命律动与激情燃烧，与先贤圣哲们进行心灵之对话，灵魂之交流。对著者而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灵魂之旅。时而如蹈深渊，时而如临幽境——深渊与幽境，炼狱与天堂，恶浊的浪涛与艳异的琼花，时常在著者眼前，幻化闪烁……

每当这时候，就有一个古怪念头，萦绕在心头：世人皆曰知音难觅，在人海行走，如沙漠行舟，孤独寂寞，著者为什么在古代文人的丛林里，却找到了许多的知音呢？——犹如午夜的汽笛之声，似断似续，若烟若霞，是古人的灵魂超越时空，飞升至今日扰攘之世界，还是著者灵海晦暝变幻，堕入了古人之缥缈幽境？

本书虽是自说自话，如山泉出岫，随意涌流，写作过程中，却需要读懂文学，读懂历史，参考大量的文学与历史资料。正史、外传、奇闻、轶事，交织于历史烟雨之中，经常令人懵懂迷离，头绪纷乱。史家的著述，专家的论说，学者的点评，闲人的乱弹，网友的纷争……著者参考的各种资料，实在太多太多，根本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在此遥鞠一躬，一并致谢了。

不过有一点，绝对属于著者自己，那就是：无论是追寻每个人之踪迹，描述每个人之情状，品评每个人之学说，著者的心灵，肯定会与之一起跳动，与之一起经历悲欢离合，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著者笔下的古人，是有血有肉、鲜灵生动的。他们犹如著者的朋友，在历史的时空里，或慷慨激昂，或气喘吁吁，或忧郁沉重，“快乐着他们的快乐，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对著者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

写作过程，如沥沥秋雨，时断时续。有过彷徨，有过怀疑，有过动摇。工作忙碌了，身体疲惫了，或者灵感麻木了，心头便浮漾起放弃的念头，喃喃自问：自己凝神聚力写这些，究竟有何意义呢？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杞人忧天，得到的，往往是世人的一缕哂笑。每思及此，便长长地叹一口气，点燃一支烟，望着袅袅烟圈，把自己放逐到失望的缭绕烟雾里。然而，第二天，清风一吹，云开雾散，灵魂归巢，灵感降临，又继续开始了跋涉之旅，其间的苦涩与慰藉，郁闷与缥缈，孤寂与喧腾，追求与挣扎，又何足为外人道哉！

著者根本不敢奢望通过这本书，走入大众的心灵。在如今的时代，谁再有这样的奢望，简直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不过，一个人与大众，渺小与伟大，最狭窄与最广阔，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绚烂的心灵世界。哲人们说，比陆地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宇宙，能吞吐宇宙的，则是人的心灵。此书犹如月之阴晴圆缺，再现了一个个古之人物心灵深处涌动的激情与无奈的伤口，虽渺无踪迹，却历历在目，勾勒成一幅幅波澜起伏的“心电图”。古今无数颗鲜活的心灵，交织变幻，纵横驰骋，穿越时空，在宇宙间跳跃奔腾，汇成了历史的浩浩长河，抒写了一部跨越古今、亘古不灭、充塞天地之间的“心灵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灵史”既属于心理范畴，也属于历史范畴。教育学家说，其实历史是很脆弱的东西，任历史学家庄严叙述，任时尚文人百般戏说，令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著者也想说，其实人的心灵也是很脆弱的东西，任情感之野马纵横驰奔，任纷乱之世事左撕右扯，至于花草摧折，至于灵神委顿，至于蹈海跳楼割腕抹脖子而无悔也。——吁！您知道吗，钢铁，其实就是这样炼成的。

读者朋友，您读了这本书，就是对著者的最高奖赏了。我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还有您这样的读者，耐心读了这样一本陈旧而费力不讨好的书，而由衷地向您鞠躬致敬！

（2007，2，14）

■《孤鹜已远》后记

伴随着丁亥初春之微寒，《孤鹜已远》一书终于完稿了。回首一年多的写作过程，真可谓悲欣交集，无可言说。似乎所有的话，都写在书里了。

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党委书记、副社长李津生先生，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玉晓女士，感谢张进先生、马瑞志先生、李唐先生、姚艳红女士，感谢所有曾经支持、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诸位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使拙著得以顺利出版面世。在许多孤独寂寞的时刻，在那些文思艰涩的日子里，是你们的支持，给了我勇气与力量。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那些古典诗人们亘古不灭之诗魂。一年多来，我有幸研读学习了他们的不朽作品，考察了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与之悲欣交集，且歌且舞。可以说，一年的读书学习，胜过了此前许多许多年……

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我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胸中一块巨石，如今终于落了地。回首过去的一年，我终于可以淡然地说一句了：在生命的长河里，我又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足迹。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错陋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007,2,18)

■萧条异代心同构

读萧含《孤鹜已远--与中国古典诗人的灵魂对话》

赵新月

与古代文人的心灵结构相仿时，呵一口气，都会带出几分悲凉。我相信，萧含一定积累了太多的无奈和块垒，而于浮躁、扰攘、麻木、游戏的现代社会空间里又无以言说，所以，他内心深处结出一层霜花，宛如月光泄地，澄明而清冽，让陶渊明、阮籍、王维、柳宗元、苏轼等斯文的长衫魅影，寻着这一抹诱人的冷光，列队从历史深处的幽篁里走出，赶赴这个超越时空的聚会，这就有了《孤鹜已远——与古典诗人的灵魂对话》。

同类题材的文章，往往把古人从线装坟典里挖出来，当作一具木乃伊切片扫描抛光；萧含则不同，他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某个古人忽然拍案而起，在惊喜中狐疑满腹：千百年后竟有如此知我者！接下来，一同举大白，醉千觞，击空明，溯流光，酒精和月光穿孔于隔世，古人不觉今，今人不觉古，同气相求又同病相怜，萧条异代又悲欢同时。只不过，萧含和这些古人的对话，却没有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轻松倜傥，他们的酒盏是沉重的，心情是抑郁的，音调是悲怆的，眼睛里甚至布满了血丝。他们的对话飘过苍苍蒹葭与幽幽竹林时，禁不住风声鹤唳，孤骛哀鸣……

人人都是健谈者，要看有没有合适的话题；人人都可以沟通，要看有没有相仿的心灵结构。萧含与古诗人谈得拢，谈得尽兴，谈得眉飞色舞意气酣张明霁初转，但时而又唏嘘不已痛哭流涕阴风怒号。那一刻，历史仿佛在静听，时间仿佛在回忆，所有心构相同的灵魂都被一根琴弦发出的徵音震撼得欲碎欲裂。

读这部书，就是读古代诗人的心灵结构，也是读萧含的心灵结构。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结构相同，功能也相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古典诗人，性格和时代各异，而悲剧的命运相同。看来，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心灵结构暗主人生浮沉。萧含所对话的这些诗人，几乎都命途多舛，只能解释为他们的心灵结构里早已蛰伏了悲剧的因子，而影响诗人心灵结构的东西又只能是长期盘踞于内心的文化意识。

萧含选择的书写断限绕有兴味，他首先从汉代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写起，下迄宋朝的范成大和杨万里。而汉朝正是儒学从诸子之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开始。战国时代的风云已经飘散远去，一同消逝得还有文人的自由空间，从此文人的命运翻开了新的一页，只是这新的并不可爱。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悲士不遇”开始成为诗文创作的一个显题，也开始成为文人命运簿上永恒的印戳。这个鲜红的戳记，一直被打印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为止。看萧含这部书，也是考察不同年代里盖在知识分子脸上的“士不遇”的印戳流衍。

剖开书中诗人心灵结构的内核，多是儒家的DNA。纵使他们的学问再浩淼，才华再高迈，信仰再繁芜，都不过是围绕原子核旋转的核外电子，真正的重量和向心力都指向核内，一如忠君报国的信条。他们总想不期而遇，但儒家修齐治平的课程并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遇”，以及除了在朝廷上的“遇”之外还能有什么可遇之所。“遇”的机会太少，“遇”的手段太少，“遇”的结果太无定，于是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萧含把每个诗人的不遇以及遇了之后可能还不如不遇的悲怆写了出来，让人真的更加怀念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相对宽松的环境与自由舒展的姿势，而汉代以降的文人除了“一颗红心”与煌煌诗才之外，再也没有了有可能促成他们“遇”的纵横家的外交技术、法家的法治思想、墨家的博爱实践、兵家的奇谋诡计、农家的桑业技术、阴阳家的玄思妙想、名家的逻辑思维、杂家的综合素质，于是他们在“遇”时缺乏真正的安邦之道（就连王安石不也搞得民怨沸腾吗？），在不遇时也只好借助于道教和佛教为自己疗伤，而当初激励他们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这时却连修身的奢望都要借助于“异端”。不完善但顽固的儒学戕害了他们的生命自由，他们反过来以这种戕害为荣，视“文死谏”为殊荣，于是悲剧诞生了。当他们连“文死谏”的殊荣也无缘获取时，面对着皇权的垂天之翼与专制的静穆高山，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诗思和语言放大，放大到足以一揽其小蔑视对方的程度，并从中获得一夕快感，而内心里依稀与庙阙有暗道相连，随时想朝觐，徒奈浮云遮日阻重深。于是，读这部书，我不得不一再反思儒家学说，其本身的缺陷是诗人悲剧的渊薮。

试图避免悲剧的努力还是有的。萧含在书中还写了一些诗人，他们虽然不代表主流，但却是值得注意的一类，如钟会、宋之问者流。李敖说——“怀才不遇”被用做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吗？看看那些“遇”的诗人，正印证了李敖的这段话。就连高适、韩愈这些正直文人，其世俗的一面，也往往成为他们避免“不遇”的通行证。而那些只想以忠心和才华期逢明主的耿介文人，因为没有出身、机缘、健康乃至厚颜、忍耐、凶狠、缺德的品质，其不遇也在意料之中。从这个角度看，萧含在对话古人的时候，想必也是一会儿青眼相向，一会儿又白眼相加的。阮步兵的精神基因，依然在萧含的血管里流淌。

从书中诗人们的头顶望上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那是中国历史代代相因的社会律动。萧含不惜笔墨，在每个诗人出场之际，总要先拉开这样一幅苍茫的背景，在读者进入布景的时候，诗人也沿着历史的回廊到场了，于是你会明白诗人的一滴眼泪流出的哪个年代的辛酸，而当你也感动得热泪欲零时，才知道那个时候诗人的美丽怎样在民众心里发芽开花。正始年间的风吹着，贞观年间的雨飞着，开元年间的云飘着，元佑年间的雪下着，诗人们或御风而来或冒雨而至，或登云以降或挟雪以临，在萧含心际的霜花月辉里会合。细细观察时，这些诗人往往双双而至，司马迁和班固、嵇康和阮籍、潘岳和陆机、司空图和李煜……他们或是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或是政坛上的盟友或夙敌，好在都是知音，都是传统文人精神的孓遗。

有人说，中国现代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写文学史，一是鲁迅，二是闻一多。言下之意，没有文人的禀赋，心构不与古人相仿，是无法写好文学史的。所以，治文学史的人，不妨看看萧含这部书，诗人们的欢笑与太息，以及眼泪，从书页里渗出来，随便汲取一点，都会使干燥的文学史著作润泽一些。诚然，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独立的批判能力，萧含作为当代报人，和当今的知识分子一样，其悲剧性的心构已经变异，但依然是从传统的文人心构里挣脱逃逸出来的一群，抚今追昔，往事并不如烟。

这个时代的扰攘，不宜远古的诗人久留。他们是要回去的，回到苍茫的云水之间，回到我们的声音和视线难以企及的地方。

挥手之间，只剩下了萧含一个人。他独立在自己心灵的旷野上，一定感到无限的惆怅。

还好，他的身边，一个，又一个影子出现了。那是他的读者。包括我。

作者简介：赵新月，著名学者，西柏坡学开拓者，毛泽东扮演者。

（2008年3月5日）

■ 中国士人的生态与心态史

——《孤鹜已远》读后述感

谢志浩

2004年7月从北京大学访学归来，陆续担任《文化学概论》、《比较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得以集中考量中国文化的生态和心态。

尽管我已经不满对中国文化的过渡政治化解读，但是，1949年以来的史学研究，却是充满对政治的膜拜，教条的阶级分析，一部丰富的中国文化史，成为被人任意涂抹的小姑娘，到处都是意识形态的叫嚣。直到现在，我们很难说这种新学统离开历史舞台。

难怪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发生了“文化热”，奇怪的是，文化热中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却充满了诅咒和攻击，我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也被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传统的热潮所裹挟，狂热地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潮，对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倒是没有一点热情和兴趣。

当时的许纪霖先生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析和梳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从心态的视角，抱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的理念，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九十年代到来后，随着政治情势的变迁和学者心性的转移，这种心态史学的视角，更多的被用于对中国传统的理解。

文人心灵研究的热潮，我们如果把意识形态化、脸谱化的东西当作参照系，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视角转换；如果，我们的眼光穿过时光隧道，回到民国时代，我们可以说，这些仅仅是现代学术传统的一种回归，前辈学者陈寅恪、周树人对于中国文人生态和心态的研究，已经有着极高的品位。

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指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寅恪那辈学人对于古代的历史，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对于古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这样，他们就具有了与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前提。

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先生，在那场文化热中，比较早的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接续了民国学者的传统，1991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2006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

罗宗强先生的工作，引发了文人心态研究的风尚，大陆的一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文人心态研究的路径。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和河北大学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推出“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和“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

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的《历代文人心态史丛书》，由陈桐生、刘怀荣主编，《天柱断裂之后：战国文人心态史》、《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河北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智者的叮咛：先秦哲人的生存智慧》、《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士族的挽歌：南北朝文人的悲欢离合》、《歌者的悲欢：唐代诗人的心路历程》、《心灵的歌吟：宋代词人的情感世界》、《大俗小雅：元代文化人心迹追踪》、《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我们不敢说这两套书对中国文人心灵的研究达到了尽善尽美，但是集中展示了十余年文人心灵史研究的成果。

萧含先生的《孤鹜已远》，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在2007年8月出版，这本书也是对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探寻，同类的图书，似乎已经出版不少，我不敢说萧含先生的书后来居上，但是，在探索和梳理中国古代文人心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日益注重文学生态，南开的罗宗强先生，引进诸多思想史的精神资源，拓宽了中国文学史的视野。其实，我们可以在罗先生的基础之上，从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教育史多元互动的生态，揭示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文人，差不多都是官僚阶层的一员，往往是亦官亦学双肩挑，此种情形也许在中国文史的开头和结局，有些例外。

陈寅恪先生曾经有“预流”的说法，按我的理解，从事学问不应该随时俗而转移，在心态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跟风的时尚，如果以此种态度做学问，我认为学问必亡。

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研究，病在主题先行，病在绝对化，1985年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似乎日益疏远泛意识形态化的东西，表面上观察，已经进行了转换，但是，主题先行、绝对化的弊病，其实依然故我，只不过原来的阶级斗争变成了士人心态。

矫枉何须过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吸收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文学史的合理内核，加入文人心态的考量，这样的文学史必然可以独辟蹊径，别开生面。

萧含先生的《孤鹜已远》，选择了汉代到宋末二十一对文人，分别是：司马相如与杨雄、司马迁与班固、曹丕与曹植、嵇康与阮籍、潘岳与陆机、刘琨与祖逖、陶渊明与谢灵运、谢眺与庾信、陈子昂与宋之问、王维与孟浩然、高适与王昌龄、柳宗元与刘禹锡、韩愈与孟郊、白居易与元稹、李商隐与杜牧、司空图与李煜、欧阳修与范仲淹、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与秦观、陆游与辛弃疾、范成大与杨万里。

可以看出，作者是有自己理性的考量的，先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士人，他们的心态，哪怕是投江的屈原，与魏晋以后的文人迥然不同。先秦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属于第一轴心时代，那时候的士人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也不装大尾巴狼，他们自觉地思考自然和人生，那时候，限制他们思考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智力，而不是外在的政治权威。先秦是让人感觉特别过瘾的时代，在我看来，这些士人，不仅出活，而且好玩儿。那种天真烂漫、生动活泼、大气磅礴的力量，不是后代的文人所能够想象的。

之所以出现文人心态，恐怕并不在于“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而是士人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在一种不自由的生态中，士人的心路历程，就开始扭曲和变形。魏晋的士人，已经丧失了先秦士人的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开始营造自己的自留地，觉得既然没有什么可以传世，只能凭借自己经营的文笔了，此种状态的自由，前提是丧失了心灵的自由奔放。

当然，这些丧失大自由、获得小自由的士人，毕竟还有自己可以经营的土壤，因为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还需要雇佣知识分子。但是，隋朝发明科举制度，知识分子正式成为朝廷的打工仔，连魏晋时期的狂放不羁都没有了，朝廷喜欢以诗取士，士人们就斤斤于写诗；皇帝喜欢论文，宋代文章就发达；明清八股取士，士人们就钻研八股。为什么形成这种格局，还是李零先生说得好：大势已去。

魏晋开始，南宋收尾，连绵一千年，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二个大时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先秦的知识分子，可以到处打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一千四百年的历史，知识分子还可以做到白领，尽管有时候知识分子得罪皇帝，被发配到基层锻炼，但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点真性情的。

我们发现，元明清三朝，知识分子成为底层打工者，体制内的打工者，已经没有一点脾气，诗词写得挺多，文章写得也不少，但是真正的好文章，都是身处边缘的士子鼓捣成的，明清在文学史上以小说擅长，但是，这些小说的作者，没有一个是政府体制内的完成的。

所以，元明清三代，主旋律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进入另外一大历史时代，彻底不出活的时代。

这样看起来，如果从心态史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史，那么，大概有三个时代：先秦（彻底出活的时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不够出活的时代）、元明清（彻底不出活的时代），真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

萧含先生没有选择先秦、也没有选择元明清，只是描写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很有趣味。因为，彻底出活的时代，恐怕不容易把握，不出活的时代，恐怕又不愿下笔。

作者简介：谢志浩，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教授

（200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