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个夜晚，弯镰刀似的上玄月挂在蔚蓝的天幕上。我们知青小组的人已经吃过晚饭：和当地人一样，小米稀饭拌炒莜面，外加一盘咸菜丝，这已经很不错了。当地人珍惜口粮，往往晚饭只喝小米粥，节省莜面留着第二天早饭时吃，因为吃了早饭要下地干力气活，得吃点“干”的，中午这顿饭最重要：莜面窝窝或莜面饸烙加上大烩菜。土豆不削皮，洗净切大块加上酸菜放少量油煮在一起，当地人称大烩菜，每人盛一大碗，拌上莜面窝窝一起吃。我们知青来时共十五个人，五个女生，十个男生。五年中，男生有一个参军走了，有一个病退走了，还有一个自找门路走了，这三个人的口粮份额就留给了我们，加上这些年大家劳动也锻炼出来了，挣的工分和社员不相上下，女生吃的毕竟比男生少点，所以均衡起来，全组人的粮食就够吃了。晚饭小米粥里就可以拌一些炒莜面。咸菜是原来的房东家给的，我们知青来了以后，也跟社员一样，每个人有二分自留地，我们就合起来交给房东大哥给代耕，种什么由他说了算，他自然高兴，他给种了土豆，圆白菜，这里的人们平时吃的酸菜全是用大圆白菜腌的酸菜，可能这里的土壤比较适合种它，一棵圆白菜有的十几斤重。秋冬这里家家都腌酸菜，一腌就是几大缸，几乎要吃大半年，因为没有别的菜可吃。房东大哥给我们代种了圆白菜，说：你们要多少拿多少，我们也不会腌酸菜，腌坏了都臭了，只是拿几棵吃新鲜的吧.房东大哥说，你们买几个大缸，都放我凉房里，我给你们腌吧，你们要吃就过来拿。我们说那太谢谢您了，土豆也是，都放在他家地窖里，他们会保藏，烂的就少，我们要吃土豆就去他家地窖拿，房东大嫂还说：我这腌了两大缸咸菜疙瘩，你们要吃咸菜随便拿。”所以我们跟这家房东关系很好。房东大哥姓郭，是个车把式，给队里赶马车的，村里人说，这是个肥差事，一年四季都有工分，而且出门在外还可能另捞好处，所以他家生活不错，盖了新房，我们知青刚来没房住大队就把男生安排在他家里，他腾出一间房让知青住。女生安排在另一家住下。那时国家给每个下乡知青统一拨了一定的安置费，所以第二年大队就用下拨的知青费给我们盖了几间土坯房，我们后来就搬进了知青住房里住了。
说了这一大段，不外乎让人了解我们知青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当地的风俗。还有的人说，你们这算不错了，还有的知青去的地方连饭都吃不饱呢。这我们就不了解了。
这天晚饭后，我们知青组的人就往大队部走去，今晚大队要开一个社员会，这个社员会和以往的社员会不一样，白天就听说了,是“上边”下了通知要推荐知青上大学！据说现在国家急需培养教师，这回招的就是上师范大学的，名额一至三名，这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好消息，但是“推荐”二字又让每个人心中忐忑不安起来，我的心中更多了一层顾虑：家庭出身......
队部的小土屋里尘雾弥漫，屋顶上也有蜘蛛网，虽是一个大队的队部，平时社员来开会都在这个屋子里，为什么不把屋子收拾干净呢？农民真是不讲究。这是我心里的感想。
屋子里社员已经挤满了，姑娘们都挤坐在仅有的一条长凳上，男人们一溜靠土墙站着或蹲着，有点象监狱里的犯人，一边闲聊，一边拿出一个窄窄的纸条，变戏法似的从烟袋里捏出一小撮儿烟叶末子，很溜儿地撒在小纸条中间，用舌尖沿纸条一边添一添，然后折过来，就成了一只很象样的纸烟了，点着火的纸烟从这人手里又传到那人手里点着，小伙子大腿一轮上了屋当中唯一的满是泥土的桌子，围着桌子四边坐着，一边嘻嘻哈哈和坐在长凳上的姑娘开玩笑，这些姑娘大部分可都是“有主儿”的，男方下了聘礼“聘”出去了，只等适当时候“过门”了。屋里烟气，臭汗气弥漫着，正是春耕播种季节，社员累了一天还来开会，不简单了，每次开会来的人都不多，也就十几二十来个人，加上我们知青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自然得积极参加。大部分普通社员、媳妇都不来参加，来的大都是十几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还有大队会计，保管员，生产队长这些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才来开会，但是今晚来的人明显多了，我们十来个知青进去，屋里就满了。
闹哄哄地等了半个多小时，书记来了，他是主角，坐在屋中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上，小伙们也从他面前的桌子上跳下来站着，书记咳了一声，“呸！”将一口痰吐在地上，开始讲话，他手里捏着短烟袋锅，上面挂着个小皮口袋，他一边漫不经心地悠然吧嗒着烟嘴儿，一边声音有点沙哑地说着话，他是三等退伍残废军人，一条腿瘸了。他叫郭恒福，五十来岁，看来当这个村书记也有年头了。他用道地的山西腔内蒙汉话开始讲话，说起来，我们插队的这个地方，是内蒙古的农业区，，据说村里的人大多是从前由山西逃荒到这里来的，来了以后，这里有的是荒地，就开垦播种扎下根，春种秋收定居下来了，形成了一个个村落，以种谷子，玉米，小麦，莜麦，土豆为主，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牧区的牧民不同，牧民以放牧牛，羊，马，骆驼为生，牧民说蒙古族语言为主，而内蒙的山西人说话是汉语加山西方言为主，所以人们称为内蒙山西人，他们说话我们基本听得懂。
书记说：“今天开会是这：上边来了通知，叫推荐知识青年上大学，这是好事。”他朝我们几个知青瞅了瞅接着说：“这几个大城市（姑隐城名）来的娃娃（这里管年轻人也叫娃娃），来咱大队五年了，大家也都看着呢，上大学是好事，要看着行，也别窝屈了娃娃，就提个名吧。”
屋里静下来了，好一阵，只听见“兹拉兹拉”抽烟的声音和咳嗽声，忽然房东郭大哥说话了，他吧嗒了几口烟卷说：“这些个城里的娃娃嘛，都不错，选谁不选谁个，都不好说咯，咱也大老粗庄户人，不会说个条条道道的，就按个手印算同意了行了吧？”他说着看看书记。
支书觉得这是个省事好办的法子，就点头同意了，现叫会计拿了张纸，把我们十二个知青的名字都列在纸上，书记看了，叫会计打开红印盒，冲屋里社员说：“行嘞，看哪个娃娃表现好，同意哪个，就在他名字下点个指印就行啦！”支书说完他背着手走了，他明白，作为领导，他不能参与任何意见和做法。
真没想到，社员们还挺认真，拿着名单这个看那个瞅，议论着，末了才在会计拿的红油印盒里蘸上印油，认认真真地在选定的人名下按下一个红指印。
此情此景令我又感动又不安，感动的是，能让社员在名字下按上红指印，是对你的肯定和荣誉，不安的是，个人表现我自认不比别人差，可是我家庭出身不好，社员都清楚，他们能推荐我上大学吗？我不敢想。
忐忑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传入耳鼓：“小杨......也不错哦，当赤脚医生扎针灸，送医送药上门......现在又当民办教师了，娃娃们都说教的不赖......”接着听到有人附和。这是谁说的话？我悄悄地顺着话音抬头看去，原来是贫协主任郭仲。顿时心里淌过一股暖流。仿佛身上注进了勇气。
我就想起我当赤脚医生前后的一些事：下乡前，我大哥是医生，他给了我一些药，说到了乡下，万一病了，看病又不方便，自己吃点药挡一挡。还教我自己打针，给我一套针管，装在一个小铝针盒里，说放炉子上开水煮一煮就可以打针了，还给我几枚扎针灸的针，说头疼就扎凤池、人中、百会穴，嗓子疼就扎耳朵垂后小窝窝、合谷穴，腿疼扎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穴，别的就哪儿疼扎哪儿。下乡以后，有的老头，老太太说头疼，腿疼，我就照大哥说的，给他们扎针灸，嘿，一扎，他们还就都说好了！不疼了!我也高兴，还有，有人说胃疼不舒服，我给他一个舒肝顺气丸，他吃了就说不疼了舒服了。到大约七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大队要选一名赤脚医生，就把我叫去，让我到县医院进修一个月，回来就当了大队赤脚医生，就不用天天到大田里劳动了，“随叫随到”，哪个社员家有病人就背着药箱去看病，好在都是头疼脑热的小恙，给点对症药就好，只有一两个比较费事的，比如，有一个女人得了据说是肺结核，我坚持每天给她打链霉素，打了一个月，病情见好。又有一天，村北一个社员，我都记不得他名字了，他来了说他的小孩发烧，咳嗽，让我看看去，我背上药箱就去了，孩子高烧测体温39度5，听呼吸音湿重，大概是肺炎，在县医院培训时，大夫说小孩最忌高烧不下，久了会损伤大脑，很危险，我本想让那社员带孩子去县医院看病，又怕他不高兴，以为我推脱，就想：先给孩子降体温，再给打消炎针试试，于是我叫孩子妈妈用温水毛巾擦拭孩子全身，又给孩子马上打了一针链霉素，那时候，国内最有效的消炎药除了青霉素就是链霉素，到傍晚我又去了，孩子不烧了，我嘱孩子妈给娃多喝水，再吃点治咳嗽的药，咳必清片。那时，医院治咳嗽的就是西药咳必清，中药甘草片。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孩子不烧也不大咳嗽了，我又给打了一针。第三天那个社员来了，叫我去，进门一看，孩子好了，跟他妈在炕上耍呢。接着就摆开炕桌叫我在那吃饭，不好推却，炒了酸菜还放了肉片，炸的黄米面炸糕，这是那地方待客的饭啊，回来的路上我很自豪：我治好了一个小孩的病啊，真有成就感。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当赤脚医生不久，大队又让我到县卫生院学习接生，去了二十多天回来了，回来后我对书记说：我得有件白大褂吧？要不哪象个大夫？书记没言语。过了几天，保管王才给我送来了一件衣服，说给你看病用的。我一看，这哪里是白大褂，灰麻布做的，又长又大，我穿上快拖地了，袖子也长，哦，我明白了：这是哪儿找来的丧服啊！我气得把它扔一边了。没过几天，房东大哥来找我了，说你大嫂快生了，想叫你给接生。我一听，拿不定主意：按说我在卫生院学了接生，按合作医疗，是我的责任，可是我在卫生院只是看了两个大夫接生了两个孩子，并没有实习亲手接生过孩子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郭大哥看我犹豫，就说：“莫（没）事，她生过两个娃了，顺产，没事。你不用怕，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我忍住笑：没听说自己老婆生孩子，男人在旁边打下手的。可我又想，这是一个学习，实习的机会，再说，有房东大哥在旁边，我也不用担什么责任。就答应了。
以往村里接生都是请村里的接生婆来，洗洗手，弄块干净布，一把剪子就接生了。我现在的水平，也就是在消毒方面比接生婆严格些罢了，论经验还不如人家呢。但是事情逼到这儿了，我不得不做准备。在县里培训时，给我们每个赤脚医生发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还一直保存着呢。那本书不错，有一寸来厚，里面医疗知识比较全面，我连夜看了接生一章的知识，把接生程序都列在纸上，反复记忆，并且把接生要用的东西都一样一样列出来准备好。到了房东大嫂要生孩子那天，我带着准备好的东西到了她家，只有那件丧服“白大褂”，我实在不愿穿，就系了一个围裙，戴好了口罩，房东大哥真是助手，守在旁边不离左右，我叫他烧了一大锅热水，木盆，洗脸盆都放旁边，但我心里还是紧张，一遍遍默记着接生的程序，预先铺好接生用的油布，让大嫂躺在油布上，然后给她消毒下身，一般有的产妇要等几小时或更长时间才能把孩子生下来，这中间要安慰鼓励她，等等，孩子生下来以后，首先要尽快用消毒纱布清除孩子口鼻里的污物，让他（她）畅快呼吸，尽快用消毒剪子在适当地方剪断脐带并把脐带口消毒包扎好，然后手掌托住孩子，在他（她）背部拍两下，让他（她）哭出声来，还要把孩子放在盘称上量一下重量，并记录下来，最后再小心地把孩子放在干净的包布里，包裹好，放到孩子母亲身边。这是顺产。而房东大嫂的顺产很突然，她也没怎么喊疼，“噗！”的一声，羊水就喷出来了，溅了我一脸！（幸亏我戴了口罩），紧接着孩子就生下来了，我一下慌了，此时我脑子里记的接生程序都不知跑到哪个爪洼国去了，还是房东大哥提醒我：“快剪脐带呀！”我连忙拿过消毒剪子剪断了脐带，也没消毒脐带口就用纱布包扎好了，房东大哥拍了拍孩子，哭出来了，他拿出他家早备好的小花被单，看了看孩子，是个女孩，包起来放到大嫂枕边说：“看看，你又给咱生了个女子！”他们原来已有一儿一女，这是第三个。我对房东大哥说：“给她煮小米粥喝，催奶。”他说：“我省得，做了面条汤，你也喝碗吧。”羊水溅了我一身，想呕，哪里吃得下？我连忙离了他家。回到屋里，烧了一大锅水，把全身衣服都换洗了。过后，尽管觉得自己还差的远，还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的，不过那时候，是哪里需要你就得去哪里，一年后，大队说村里学校缺教师，又叫我当了民办教师了。
散会后，我瞅了一眼会计手里拿着的名单，看见自己的名字下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红指印，啊，社员是公正的！我抬起头，看见蓝天夜空里，星光格外明亮。
就这样，后来又经过县里的审查和简单的文化科目考试，我终于被推荐到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了，经过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走上了教育的工作岗位。
今天，每当想起这件事，脑海里就映现出那个内蒙古塞北乡村熟悉的村景，浮现出那里的父老乡亲一张张朴实善良的面孔，是那样可亲可敬，而我的足迹也似乎是一直沿着那一串鲜红的指印走过来的。
作者简介:
邬静，原名邬小鹏，笔名艺顸，中学教师（现己退休），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97届结业，97年获北京市新作家写作中心评定为一级作家，讲师。曾有诗文多次获奖，著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原创作品未曾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