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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贝尔文学奖想到的 任伟韬
作者:任伟韬

     诺贝尔文学奖起源于诺贝尔在1895年11月27日写下的遗嘱,他捐献全部财产3122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根据他的遗嘱,瑞典政府于同年建立诺贝尔基金会,负责把基金的年利息按五等分授予,文学奖就是其中之一。建国以来,中国因各种原因无缘诺贝尔奖而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惋惜和遗憾,一些惯于炒作的媒体推手甚至不惜拿意识形态来做文章。自从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莫言,开了中国本土首拿诺奖的先河之后,这种声音才暂时消失了。

从中国的人口以及教育规模来看,我们拿一个、十个、一百个诺奖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我们是教育大国。然而,由于历史、时代、制度以及习俗等原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就是生产不出能够PK诺奖的候选人。正如一篇名为《为什么中国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里边说到的原因:

“一是中国近一百年来饱经战乱,政府没有更多精力、条件去发展。二是政府对科技实际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对科技人员来说,五百万国家最高科技奖实在算不了什么。三是社会整体价值导向依然是权和钱,聪明的中国人都去搞政治了或者去经商了。”

尽管该作者的高论有些泛泛而谈,但我深服其智谋。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列举出的这三点,是不是正迎合了西方媒体以及西方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如果说当今世界仍然存在两大主义的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个词已经被封存到了大英帝国的博物馆了,那么作为世界顶级文学奖励,诺贝尔文学奖也就被推上了意识形态甚至是国家之间争斗媒介的地位,文学的力量如果运用得当,足以发挥巨大的政治作用。中国的百年历史、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社会整体的价值导向,这三条冠冕堂皇的理由,难道真的能够解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际目的吗?

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以至于好多人说文学引发了十月革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那个曾经极其强大的苏联,据说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学搞垮的。一个名叫文青桥的网友写过一篇《诺贝尔文学奖与苏联亡党亡国》的文章,下文便是选录了其中的大部分段落,文章称: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几乎每个年代苏联都会被诺贝尔一次,一共五次,直到苏联亡党亡国。最早被诺贝尔的是蒲宁,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痛恨十月革命。冷战开始后的一九五七年,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在苏联没有出版却被走私到意大利出版的《日瓦戈医生》,该书对从十月革命到二战前期苏联阴暗描写,很快该书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就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两次授予了反共反人民的作家,引起了苏联的警觉。可狡猾的西方于一九六五年出人意料的决定将该奖授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帅人物,《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随后重新启动了索尔仁尼琴的计划。西方用诺奖对苏联实施的最后一击发生在一九八七年,这次他们把该奖颁给了另外一个劳改犯,诗人布罗斯基。”

几乎整个冷战时期的苏联文学都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吸引,不能否认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能否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利是其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也紧紧抓住诺贝尔文学奖这块金牌对苏联下手,文字著作所带来的下层群众基础要远远地高于代表正统地位的政府及其政客,因而,西方国家的侧可谓是毒辣至极,当一座大厦的下层基础被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等概念所控制以后,一党专政国家的上层建筑只要经过一丝风吹草动,整个大厦就会崩溃。然而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大国苏联不乏文学大家,可是最后看看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却是唱反调的劳改犯,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苏联红党排斥的对象便是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特别是一些党政高官利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推波助澜,打击对手,这些政治上的表现直接影响到了苏联文学的创作导向和投向西方怀抱的心理。再说,苏联人和西方人从种族上来说属于同一个种族,从自然地理条件上来说同属于欧洲平原,进而在文化心理上更容易相信西方。因而,这些劳改犯的作品越是被禁止,畅销量就会越大,就像过去艰苦年代俄国青年为下一顿面包发愁一样,但总会搞到面包,吃到嘴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和力量。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经过,足以写成一部波澜壮阔的长篇小说,几乎每一次获得诺奖,都经历了西方世界的幕后运作,西方国家运用这些虚头巴脑的文艺伎俩哄骗了一代代爱好苏联文学的人们,给人们留下了只要反动就能获奖的文学概念。如果大发明家诺贝尔还活着,他看到西方国家的鼠辈们这些卑鄙无耻的伎俩以及玷污诺贝尔奖金的事实,远远地违背了他立此奖项的初衷,他该作何感想呢?

现在,苏联解体了,把这完全归咎于苏联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不公正。然而,文学的力量和文学的魅力的确如此。我们国家自己造就了一个莫言,还会有许多被复制过的莫言重新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的演讲舞台,我们会不会重蹈苏联的文学之路。之前有许多外籍华人拿到过诺奖的,比如王小波。王小波的作品我没有读过,但是该人的经历确实令人耳熟能详的,他和大多数苏联文学诺奖得主的经历及其相仿。用意识形态的武器对待相异意识形态国家,西方国家是否想用这种手法去重新复制苏联文学的“奇迹”,使之发生在中国的土壤上面。所以,我们还是警惕所谓的诺奖,不要让它伤了中国人思想的根茎。最后用大学时期一个同学不搭边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心情:“仔细看着世界,虽然它时而忧伤,却也充满幸福,只要你愿意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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