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北京上中学时，学校组织我们班参加了挖防空洞的劳动。

      那个年代，在市民中广泛强调“深挖洞、广积粮”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又是白白的出力，参加了中学的挖防空洞的劳动。

      记得，带领我们挖防空洞的是学校的徐琪老师，这位看上去像一米七几的个头，有五十多岁的男老师，留着短短的寸头，黝黑的脸庞，他两只胳臂显露出来的腱子肉，一疙瘩一疙瘩的，身体的健壮犹如一头牛犊。他带领我们干起活来，那可是一把好手。

      挖防空洞的劳动就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的地下。

      那天徐琪老师带着我们，从操场东南角边沿一个不起眼的入口，来到了地下防空洞里。哇！已经挖好的防空洞那长长的坑道和几间大教室，在坑道墙上吊着的白炽灯和教室顶部镶着的长管日光灯的照明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间仙境，坑道里的昏暗和“教室”里的明亮，形成了对比。

      记得下了折返两个楼梯的台阶，来到了地下的一间大教室，进入我们眼帘的是：这间教室的墙边是红砖用水泥砌的约一米八左右高的“二四”砖墙，砖墙上边支撑着许多块半圆形的水泥拱，这半圆形的水泥拱正好左右各一块，严丝合缝的固定在在教室的圆顶中间。教室的前后用红砖砌的墙，红砖墙上还各自镶着一块水泥黑板。一间教室大约可以放下30来张课桌，教室顶部吊着六盏各40瓦的日光灯，把地下的教室照的通明。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地下教室吗，同学们心里都嘀咕着，三三两两的交流着。

     这时徐琪老师清了清嗓子，还是带着沙哑的声音，告诉同学们，这是前期同学们劳动的成果，我们学校的防空洞已经挖了好几年了，这样的教室有三个了。我想他们也是用稚嫩的双手，靠着一稿一锹慢慢挖出来的。同学们在惊叹之余，议论着、细想着我们也行吗？

     当天下午，我们就开始进入正式的“战备施工”了。徐琪老师向同学们作了安全教育，又强调了我们的战备施工正是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还铿锵有力的阐述了当年学工的重要意义。

     从那天开始同学们凭着满腔热情，就积极地投入到战备施工中去，记得每个同学都以完成好自己的劳动任务而自豪。有的同学手上磨起泡了也照样干，有的同学球鞋露了脚趾头自己补补再穿。

     我这个人嘴很笨向来老实的不会挑肥拣瘦，对分给的工作必定干好，甚至多干才行。

     开始我是与另一位同学推土车，就是把其他同学们挖出来的土装到小车上，推到洞口，运到地上面去。这要在昏暗的坑道里来回绕几个弯，稍不留神就怕撞到对面来的小车。那位同学会吹口哨爱哼歌，一路上都有“高歌猛进”的意思，也能给来的对方一个提示，同时我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也可以感受着歌声的快乐。

      后来我又去装土，运砖。

      在劳动中，难的就是将两米多长、一尺多宽和约20厘米厚的1/4圆的水泥拱，运到地下，还要装在新挖出来的教室顶上，顶住上面土层的下沉。这一块拱需要我们五六个大小伙子屏住呼吸，才能把它抬到小推车上，压得小车轮子“吱吱”的直叫。最难干的就是在地下教室的装拱，头一天徐老师为这事已经研究了现场，与同学们认真商讨了我们完成任务的方案，对每位同学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徐老师这么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们都很惊叹！难道他是技术工程师吗？同学们都敬佩着。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在狭小的地下空间作业，同学们在徐老师的指挥下要展开一场大的战斗，让这半块拱要与对面的另一半的拱同时镶在刚挖好的教室顶部，支撑上头土面的重重压力。这要两拨人要同时发力，只见徐琪老师光着脊梁，那豆大的汗珠从他一起一伏的胸前滚下，他站在掉着土渣的教室中间指挥若定，但他还是喊着叫着，生怕哪一方的失误而前功尽弃或是给同学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嘘”，一声哨响，两边的水泥拱经过同学们的认真组装，牢牢的严丝合缝的镶在一起。胜利完成任务。

大家跳跃欢呼着，高喊着激动热情的口号。这是在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挖防空洞的劳动中，认识了徐老师，并与徐老师有了接触和交谈，虽然时间上只有一个多月，况且每天也只有上课的那么点时间，但我感到这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师，他即是老师做到了言传身教，又像家长一样关心着我们。

      多少年以后，偶尔读到同是从31中学毕业的校友、比我低一年级的作家、学者周大伟的《北京往事》一书的章节中，我才知道徐琪老师原来是“早年国内著名的华北足球队守门员”。

      由于这场“文革”，徐琪老师被剥夺了教学的资格，带着我们这些似懂非懂事的半大孩子去挖防空洞。我想，徐琪老师要是一直奋战在足球界，该为祖国培养多少足球人才啊！

      那时即便他离开了心爱的岗位，我看到徐老师的脸上每天仍是阳光灿烂。他的这种乐观向上、通情达理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这些年我在整理心情时，也时常回忆起我中学的徐琪老师。

     2018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