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亲，莫过母子；近，莫过夫妻”；母与子，血脉相连，无话不谈；夫与妻，携手终生，亲密无间。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我和母亲很少亲近。分析原因——
第一、心境不好。
我父母生了七个孩子，存活了六个，其中有一个盲儿；人多钱少，母亲要打零工贴补家用；还得做鞋、做衣服、操持柴米油盐；整天忙忙道道，愁眉不展；因此对孩子报怨多，爱抚很少。
第二、观念问题。
传统的多子女家庭；通常的模式是，父母年老以后，家里的大事交结长子（或长女）操持；日常起居由“老小”（幺儿或者幺女）照顾；在几个儿女家轮流住的比较少。
做为补偿，对长子和幺儿，打小就给予一些偏爱；既所谓：“娇头生，惯老生，当中间的打补丁”。对于这种习俗，父母和子女都习以为常了。
我在家里，排行“老五”，母亲很少关注。
第三、个人偏见。
客观地说，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很少能“一碗水端平”，（尽管父母很少承认）；总是因为性别、性格、相貌、排序等等原因，偏爱某个孩子。有人被偏爱，有人就被冷落。我属于后者。
再加上母子之间年龄、性别、性格、聚少离多等原因，我们娘儿俩交流得并不多。
所以，我对母亲以及姥姥家的事，知道的很少。
母亲散记
一、懵懂的身世
先母，王福英，生于1937年，生肖属牛；卒于2006年11月；原籍，天津市河西区，早年生活于北京大兴区，20岁后搬迁到房山区。
中等个，大眼睛，皮肤白皙，性格外向，喜欢热闹；由于没有文化，说话唠唠叨叨；不善于控制情绪，往好里说是心直口快，往坏里说是没心没肺；因此时常与家人、邻里、同事，发生争执。
我妈是个苦命人。八岁那年（虚岁），先后被卖了三户人家，最后卖到佟家当“童养媳”（我们老家，发音为“屯养”）；一直到十六七岁，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老家在哪里；娘家都有什么人……
直到50年代中期，我姥爷、我舅舅几经辗转，从天津找到大兴；才和娘家重新接上茬儿；可是由于距离较远，交通、通讯不方便；双方经济及住都比较困难等原因，我妈和娘家始终来往的并不多，对自己的家世、身事，一直是一知半解。
我妈的悲喜人生，是从我姥姥“私奔”开启的。
我姥姥、姥爷，居住在天津市河西区谦德庄。据我后来推测，大概不是天津的老户；至少不是市区的“坐地户”；而且往上几辈混得也不咋地。
为啥这么说呢？根据史料记载推测：谦德庄，早先是一大片开洼野地，遍布水洼和“义地”（穷人的公墓），人烟稀少。1917年直隶南部发大水，文安、大城、静海、沧州等地的灾民，纷纷涌入津郊；许多灾民被安置于此。
这些灾民们，条件好些的，租赁低矮的土坯房住；条件差的，搭建半地上、半地下的“滚地龙”栖身；条件更差的，支间“瓜棚”勉强度日。
水灾过后，一部分灾民返回原籍，也有一些人留下来，在天津市区讨“生活”；由此谦德庄地区，人家、铺面逐渐增多，形成较大的平民聚居区。
早些年，人们乡土意识很浓，但凡有可能，也愿意回原籍生活。留在天津打工的人家，通常在原籍不是缺房少地，就是人际关系紧张。我妈的老家在哪里，家族是什么情况，八成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我妈离开娘家之前，我姥姥、姥爷有三个孩子；我舅舅、我妈、我姨。舅舅行大，比我妈大四五岁。
我姥爷一表人材，一米八的个，浓眉大眼，心灵手巧；从小拜师学艺，会做木工活，还会“油漆、纸画、糊裱”等；可是天性善良，不擅交际；再加上当时当地，居民收入低，所以很少揽到活儿。
据说，姥爷最惨时，拉过“胶皮”（人力车）；做过小买卖；因人老实本份，挣不了多少钱，一家人日子挺艰难。
俗话说：“饥吵饿斗”。温饱都不保，心情就很难美好；再加上包办婚姻、性格不同；我姥姥性格外向，脾气急躁；我姥爷性格绵软，沉默寡言；因此时常抬杠拌嘴，渐渐地，感情出现裂纹。
有人乘虚而入。有个“打小鼓”的（倒腾废品），外号叫“王麻子”，北京牛街人；时常来收废品。他能说会道，手头活泛，一来二去，和我姥姥好上了。最后，我姥姥带着我姨，跟他跑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们跑到北京，成了家并生了三子一女。
媳妇跑了，日子更难过了。
我姥爷四处打工，抓弄三口人的“嚼谷”；天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做木工活，好几天不能回家。一儿一女，男孩十二、女孩八岁，没妈管了；只好寄住在哥哥家看（我母亲的伯父家）。他家的孩子也挺多，日子紧紧巴巴，住房也拥挤，没多久人家就烦了。
我大姥爷（姥爷的哥哥）出主意：男孩找地方做工；女孩送人。一来，长兄如父；二来，我姥爷想不出好办法。很快，我舅舅进了毛纺厂，学织地毯。我妈送给别人。
因为这个茬儿，我妈对她伯父，抱恨终生，两家从未再交往过。她伯父，是我知道的，少有的娘家亲戚。
那年头，人多钱少，小孩并不好卖。由于年纪小，不好找“下家”；所以一年之中，我妈换了三户人家；几经辗转，从天津来到北京大兴县，落户到我们佟家。
由于没上过学，没出过远门，不认识路牌、招牌；再加上父母忙忙道道，无暇述说家事；所以，我妈只知道自己姓王，娘家在天津，再具体的事，自己叫王什么、父母叫什么、娘家的具体位置，就一问三不知了。
解放以后，登记人口，妇女纷纷起正式的名字。我爷爷、我父亲、我妈，都是文盲，不会起名；我姑姑嫁到魏善庄，比我们村条件好一些，别人给她起了名，叫佟福英。姑姑说：“咱姐俩叫一个名吧。”
打这以后，我妈有了大号，王福英。
在这以前，家里人和村里人，都管她叫老丫头。
解放初期，民风淳朴，政府给力；一些失散的人员，陆续找到家人了。我姥爷、我舅舅也开始寻亲。
最开始带走我妈的女人，就住在谦德庄，很快就找到她。可是，她怕被追责，不愿提供线索。最后只好经官，在有关部位的帮助下，几经辗转，才找到大兴。
我妈说，初次见面，她能认出我姥爷，认不出我舅舅；那爷俩已经不敢认她了。
血浓于水。仨人又说又哭。解放以后，我姥爷、我舅舅都有了稳定的工作，由于有技术，工资比较高。怹们见我妈混得挺惨，想把她带回天津。
我妈没走成，因为已经结婚，有了俩闺女，回天津，自己没工作，孩子没父亲，只好留下来。
二、无奈的婚姻
我妈这辈子，虽然有婚姻，却没有爱情。
她到佟家，嫁给我父亲，纯属偶然。
1944年的某一天，我爷爷从村口路过，看见几个街坊邻居，围着两个外村人，询问、闲聊。
我爷爷在村里当个小官，俗称“地方”，来了外人，就得了解情况：只见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一个女孩儿。
我爷爷问：“你俩是哪儿的？”
那妇女：“咱是……”
有村民介绍：“这是佟老爷儿，村干部。”
她讨好说：“我是逃荒的；想给这闺女找个人家。”
我爷爷问：“你是她什么人？倒卖人口的吧？”
她摆手：“不是，不是。我是她姨。”
我爷爷问：“她是哪儿的？没父母吗？”
那妇女说：“天津的，老家遭水了，亲妈也没了。亲戚家都穷得哈的，托我给她找个人家。”
“噢――。小小年纪，怪可怜的。”我爷爷信了。
有村民问：“佟老爷儿，你俩儿子订婚没有？”
“订婚？发婚吧。”我爷爷叹气说：“老大不着调，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老二，又蔫又倔，没人看得上……”
村民：“把这丫头留下，给老二当媳妇呗。”
我爷爷摇头：“我们爷儿俩，吃上顿没下顿，拿什么养活她呀？”
那妇女连忙说：“您就收下吧。她心灵手巧，先帮你们洗菜做饭、缝缝补补，以后‘圆了房’，添几个孙男嫡女的，多好。”
村民们跟着蹿得，三说五说，我爷爷动了心。
我爷爷：“我家日子紧巴，拿不出多少钱。”
那妇女：“您尽量凑点，要不是遭灾，我也不要钱……”
我爷爷问我妈：“丫头，你姓啥？”
我妈害羞加害怕，哆里哆索：“姓王……”
我爷爷：“今年多大，属什么的？”
没等我妈回答，那妇女抢过话头，她怕我妈说小了，人家不要：“今年11岁，属狗的。”
我爷爷：“别属羊就行。十羊九不全。我就属羊，一辈子不顺……”
那妇女：“她属狗，狗进家，把财发，大吉大利。”
我爷爷：“我找人，批批‘八字’再说。”
“不用找人。”那妇女大包大揽：“您报个属相、‘八字’，我也能算。”
我爷爷报了我父亲的生辰八字。那妇女假模假式，算了一会儿：“天生绝配。咱这亲家做定了。”
他俩闪到一旁，协商价钱，具体花了多少钱，我妈、我爸都不知道。之后，我妈被我爷爷领回了家。
我爷爷被骗了。那妇女并不是我妈的姨，以前都不认识；我妈属牛，不是属狗的，多报了三岁。按民间说法，我妈和我爸是“白马”犯“青牛”；后来知道真相了，也没办法“退货”了。
我父母的婚姻，属于“包办”兼“买卖”。对此，我父母的感觉不大相同――
我父亲觉得还可以；怹对婚姻的理解，是“搭帮”过日子，生儿育女，随遇而安；没有精神层面的奢求。
我母亲觉得憋屈：第一，岁数不般配，俩人相差八岁；第二，性格不般配，我妈外向、爱说爱闹；我爸沉闷木讷，说话直楞倔强；第三，相貌不般配，我妈白净漂亮；我爸黑瘦干巴；第四，家世不般配，我妈是城里人，不会也不愿意种地，我爸是乡下人，生活古板……
解放初期，民风变化较大。村里办夜校、识字班、歌舞队等。我妈十多岁，正是爱玩爱闹的年纪；经常往外跑，和一帮青年男女念书、唱歌。
我爷爷思想“老派”，看不惯青年男女“瞎折腾”。我老爸思想保守，怕“童养媳”被别人拐跑。因此，爷俩你拦我挡，不让我妈去学习。
但是风气变了，爷俩不敢明着阻拦。为了拴住我妈，就想出一个招儿――“圆房”。
大概是1951年，我父母“圆房”了。我老爸21周岁；老妈14周岁；具体日子，没听怹俩说过。结婚的年头，也是我推测出来的。根据是，我大姐生于1952年。
尽管佟家父子费力心机，我父母的婚姻，还是很快就出现了最原始的裂痕――
1953年，全国掀起了宣传《婚姻法》的热潮。《婚姻法》颁布于1951年；因为当时正忙着“援朝”，没更多的精力管搞对象的事，所以当年的宣传力度并不大。
两年过后，领导腾出手来，工作重点从“卫国”转到“保家”上来；全国各地宣传《婚姻法》；主要举措之一，就是各村派驻工作组，调查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演出《刘巧儿》、《小女婿》等新戏，鼓励自由恋爱；找重点人员谈话，为想离婚的人，打气撑腰……
某一天，我妈被叫到村部，接受询问。
工作组：“你是佟家买来的‘童养媳’？”
我母亲：“是。”
工作组：“娘家在哪儿？都有什么人？”
我母亲：“在天津。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此时，我妈不知道娘家的具体情况，不然我们的家史，就得重写。）
工作组：“佟家对你好吗？”
我母亲：“还凑合吧。”
工作组：“他们打骂你吗？”
我母亲：“公公没打过，只是老‘磨烦’我。我男人时常骂我，有时还动手。”
工作组：“为啥骂你？怎么打你？用手，还是动东西？”
我母亲：“骂我，有时嫌我笨；有时说我顶嘴；有时因为我出去识字，说我疯。打我，主要是用巴掌……”
工作组：“你觉得公公和男人，怎么样？”
我母亲：“穷人，老实人，心眼也不坏。我来以后，一直吃一样的饭。就是男人脾气不好……”
工作组：“你想不想离婚？”
我母亲犹豫，心里说，离婚，有吃奶的闺女。再说，自己没工作，也没娘家，离开佟家怎么办，所以说：“先不离，看看再说吧。”
工作组：“新社会，结婚、离婚都自愿。你要是想离婚，就大胆提出来。”
我母亲：“看看再说吧。”
据说，因为这句“活络话”，村里有人想打我妈的主意；也因为这些话，佟家父子对我妈态度好了许多；不敢再轻易打骂她。（这些是老俩吵架时，互相揭出来的。）
三、被骗到矿区
如果说，我父亲从城区到房山，是让矿上“骗”的；那么我妈来矿区，是被我父亲“骗”的。
结婚以后，聚少离多。我父亲当兵、复员、去“兵役局”做饭、去“六建”推砖；从大兴到丰台，从丰台转房山，最后成了煤矿工人。
头几年，我母亲留在大兴，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公公去世，大伯子单过；自己带着仨闺女，分的几亩地没人耕种；因为不会种地，不光被别人挤兑，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
她说：那几年天天发愁，愁庄稼没人种；愁吃了上顿没下顿；愁柴禾，沙土地，树少草少，做饭烧水，四处寻找柴禾；愁孩子，没公婆，没娘家人，自己摆弄仨闺女……
我父亲在矿区也不好过，吃食堂、住宿舍，倒三班，没人照顾；最难受的是，每月得给村里交30元钱；真是心痛又肉痛。按当时的物价，30元钱能买几百斤大米。
由于矿区初建，条件艰苦，需要聚拢人气；所以公家支持矿工把家属招来，并给予一些帮助。
我父亲想把家人接来；如果实话实说，我母亲八成不会来；于是就说了一些慌。每次写信，（怹在当兵期间，学了些字），都把矿上说得挺好：工资高、伙食好、上班下班坐电车、烧煤不花钱、有电灯和自来水……
三说五说，我母亲动了心，打算来矿上住一段试试。
我父亲有个工友，外号“云里飞”，能说会道，交际较广；托他在万佛堂村租一间房。
矿区准备妥当，我母亲领着仨闺女出来，当时交通不便，先走到安定镇，坐火车到丰台，后坐公交到天桥，再倒长途车到磁家务，步行进入矿区。
来之前，我母亲留了后手，把家具、农具收拾好；请了一个邻居，在我家居住，不收房钱，负责看管东西；如果在矿上住不惯，还转回来种地。
一到矿上，她的心就凉了半截儿：到处是山，看着就憋屈；山路弯曲，走着硌脚；“小电车”是有，只是运煤的“铁罐车”；没说慌的就两样：一是煤多、柴禾多；烧煤，发“煤条”，免费领取；烧柴，有“劈柴票”；都是免费的，只是需要自家去搬运；二是有电灯。当时大兴老家点煤油灯。
住处更惨。万佛堂村农户不多，当时是磁家务第四生产队，1962年才划出来。以杨姓为主，按姓氏而居；杨姓住在村中，一大片向阳的山坡上；最好的院落，是靠近河边的平坦地带，因为柳树较多，俗称：“大柳树”。其他小姓，比如宋家、谢家、吕家等，分散住在较远的山沟里。
“大柳树”，近挨着矿上，邻近着公路，交通、购物、上下班比较方便；因此房源紧张。本来说好了，在“大柳树”租房；等人来了，房子却黄了；又托人弄呛，在村外找了一间小房。
我妈来矿区以后，最早住的地方叫“簸箕寺”。
这里虽说属于万佛堂村，却离村子和矿上比较远，单程四五里地；走山道稍近一些。这条山沟，口小肚大，前低后高，像硕大的“簸箕”，以前有过小庙，因此得名。早些年，整条山沟里，只有三户人家，都姓吕；吃水靠一眼山泉。
这里的房子，门窗比较特别，都是双层的，里边的门窗有花棂，糊窗纸，镶玻璃；外面的门窗，是整块厚木板，天黑以后从里面别上。
我们家住“簸箕寺”时，大概是五八、五九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有个同学，叫小宝儿，是吕家的孩子。我俩关系挺好。当时，我们搬到了大桃园，割草、割蒿子，时常路过他家，有时进去串门。
据说，以前“簸箕寺”野物比较多，狼、狐狸、猪獾、狗獾都有。一到晚上，野物四处乱跑，怪叫，为了防止野物伤人，所以要用双层的门窗。
进出“簸箕寺”有两条路：土路，路况稍好，就是比较绕远；山路，要翻几座山岗，其中一处叫“狼窝岭”（当地念“腊窝儿岭”）；据说附近有“狼窝”。
住“簸箕寺”吃水不不便，一眼小山泉，前面一两米处，有一个澡盆大的水洼，平时水流涓涓，取一桶水要等几分钟；交通不便，土路、山路都得靠走；购物更费劲，买针头线脑，要走几里路，去矿上的“合作社”购买；买粮食更远，要过大石河，穿过磁家务村，去粮店购买。
当时经济紧张，技术也落后，自行车还没普及，矿上的领导出门，才能骑公用的自行车。通常的矿工和村民出行，主要靠两脚步行。搬运东西，主要靠人背、肩扛。
当地人背东西，通常用篓子或者背架子。篓子，是荆条编的，有大有小，主要背散装物品，比如煤、白灰、黄土等。背架子，主要大件物品，比如粮袋、树枝等。
使用背架子，要会码放物品，会拴绳扣，码不平，拴不紧，背起来松松跨跨，东倒西歪。背重物走山路，需要一些技巧，要会使巧劲儿。不然，既费劲儿，又不出活。
我父母从小生活在平原，没背过篓子；至于背架子，见都没见过。我们老家运东西，少量的用背筐，斜挎在肩膀上；较多时用双轮车；因为缺乏在山区生活的技能，二老吃过不了苦，也出过一些洋相。
平原的人初到山区，需要有个适应过程。毫不夸张地说，连最起码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比如走路，山外的人老走平道，脚抬得低，山路高低不平，七扭八拐，时常有碎石或树根，山外人没习惯，时常磕磕拌拌、甚至崴脚、摔跤。
比如洗脸，矿区煤尘多，煤尘含有油性，容易沾在皮肤上；洗脸的时候，眼窝、鼻洼、耳朵周边，需要仔细、轻柔地清理；不然的话，就容易变成“熊猫眼”。初来矿区的人，很容易被认出来。
比如背物、推车。背篓子，随着身体的运动，篓子会上蹿下落，要利用上蹿的瞬间，及时往前迈步；如果步伐快慢和篓子起落不合拍，就会很累。推车更难学，山道路窄，弯曲，通常使用独轮车，推起来不光得有劲，还得会扭腰胯，不然不是跑偏，就是翻倒。
比如认路，辨别方向。平原的路，好走也好认，平平展展、正南正北。山区，山峦起伏、山谷交错、山路弯曲岔路很多。初进山区，转不了几圈，东西南北就分不清了。
因为迷路，我母亲急哭过。
一天，我父亲上白班，下班后去买粮食，跟同事借篓子，把东西背回来。
傍晚，我母亲让三个闺女在家等着，自己顺着山路去迎我父亲，想帮他拿些东西。
我母亲近视眼，山区黑得早，走了一阵儿，就认不清道了。羊肠小道，岔路很多，瞅着都差不多；只好试着走，试来试去，不光去矿上的路找不着，连回家的路也认不清了。
天越来越黑，怹见天听说附近有狼，有狐仙，有孤魂野鬼，又急又怕又憋气，坐在路边嚎啕痛哭。
正巧我父亲走过来，听见我妈哭，以为她跟孩子斗气，或者和邻居闹纠葛了，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找不着道了。怹指点说：“这种情况，别光看近处，往远处看，先看山，山的模样、位置不会变。”
要想真正地融入矿区，不光要掌握生活技能，适应当地的风土民俗；而且还要在心理上，有认同感。
实话实讲，我父母在矿区生活了三四十年，不光生活上没适应，而且在心里上没有认同感。
来矿区没多久，我母亲就烦了，闹着要回大兴。我父亲心里不愿意，又不敢明着阻拦。因为这几年，大量的农村人员跑到城镇，农村劳力紧张，城镇压力增大。
为缓解压力，动员家属返乡；大喇叭整天嚷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我母亲二十出头，性子急，脸皮薄：“我带着孩子回大兴；不在这山沟里受气了。”
我父亲：“沉住气，看看再说。”
我母亲：“早晚得走。自己走，比让人家轰好。”
我父亲：“他得一拨儿、一拨儿地轰；没转户口的多了，先轰他们……”
我母亲：“我想回去。你跟矿上去说。”
我父亲：“我先给老家写信，问问那边的情况，村里收不收……”
我母亲也怕成“黑户”，只好等待老家的回信。
我伯父一个贪心之举，断了我母亲回大兴之路；无意中改变了我家的生活道路。
老实说，我伯父有些欠厚道。我母亲离村不久，怹就对看房人说：“‘二掌柜’不回来了；家里的东西送我了。”
一来，人家是亲兄弟；二来，当时我伯父在村里当头，牛气拉哄；所以我父母积攒了几年的家当，都被我伯父拉到怹家里；只剩下三间土坯房。
如果返回大兴，要么重新置办家具、物品，不光需要一笔较大的开支，还需要搬运、安置，花费很多体力；要么找我伯父讨要，极可能发生争执。我伯父脾气暴躁，连我爷爷都震唬不住，当时他在村里当头头；我父母发怵和他打交道。这样一来，我母亲只好留在矿区。
我父亲托人弄呛，在“大柳树”租到房子。这处房子位置不错，和房东、租户关系也不错。在这里，我家住了六七年，我们哥四个，都出生在杨家的小院里；接生“姥姥”，是磁家务的。
我家在“大柳树”，大概住到了1968年。根据是，搬到家属区不久，赶上挖“防空洞”；那是1969年，我五周岁，已经有些记忆了。
来矿区以后，我们家先后住过“簸箕寺”、“大柳树”、 “大桃园”、“石花洞”（不是那个旅游点）；四个地方，前后长达四十多年。
最终，我父母和六个子女，都没有留在矿区。我父母“百年”之后，埋回大兴老家。
……
前几年，我回矿区寻旧;当年红火热闹的矿区，如今冷冷清清；转悠了半天，没遇上一个熟人。不仅没多少老矿工了；而且“煤二代”也不多见了。问了几个居民，大都是从山里“采空区”搬下来的。
都说“人挪活，树挪死”；然而，一个人，一个家庭，迁居到陌生的反差大的地方，这个适应过程，可能充满艰辛，可能闹出一些笑话；甚至一辈子，都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
我母亲在矿区的故事，还有一些，以后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