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与笔架山，一个是北京国家机关的重要部委，一个是黑龙江省的边塞农场，本来没有什么关联，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栓到了一起，使两地人有了“割不断，理还乱”的深情。

      1969年，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到最轰轰烈烈的阶段，国家各大机关分别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劳动干校，用“五·七”干校来改造那些被批斗人员、家属及其子女。

      公安部的“五七战校”就选在了离满清时期流放朝庭犯官的东北宁古塔不远处，建国后改造国民党历史反革命罪犯的笔架山监狱，此时的监狱已对外称“笔架山农场”。而用“战校”命名，就更加突出了时代精神。

      1969年3月8日，挺冷的一天，笔架山农场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从场部机关沿公路两边排到火车站，在冰天雪地中迎接从北京到来的公安部的干部和家属。那年我12岁，念小学五年。

当天的早晨，一列绿皮专列缓缓地停到了这个边陲小站的货运线上，车轮上结满了厚厚的白霜。千里奔驰的火车头冒着白烟，喘着粗气带着一身的疲惫。早上的太阳斜照到挂满霜花的车窗，专列车门打开，一大片蓝色臃肿棉服的男男女女拥下车厢。

     整队，集合，男女老少，排着长队，打着红旗，举着主席头像图案，挥动毛主席语录，在我们这些当地职工学生的夾道欢迎中，向场部走去，不时有穿塑料底鞋的男女一跐一滑地摔倒引来一阵阵的笑声。人群中就有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等一批公安部的高级干部，他们是来笔架山劳动改造的。

五十年过去，沧海桑田，人们早已定格在了自己命运的作标点上，然而，通过笔架山结下的友情却永远烙在了两地人的心中。

不忘旧情的刘复之

      河南大学聂晓光的父亲聂连增，当年是笔架山农场的“大右派”。

据聂晓光回忆：

      刘复之副部长是“文革”中随着一大批公安部干部被下放到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劳动改造的。我的父亲那时也被农场揪出来审查、批斗、接受改造。

     1970年的冬天，他们二人被安排在一起夜班看场院，就这样他们相识并交往。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两个50多岁的人（刘部长还大我父亲一岁）一起聊天，为了驱除寒冷我父亲教授刘部长练习太极拳，从那以后刘部长就开始坚持练习太极拳，并从中受益。

    1990年5月7日 刘复之（右）去开封看望聂连增（图1）

      那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母亲叫我杀了一只公鸡，炖好后让我给父亲送去，那时我也就十三四岁，临走时母亲又让我带上一双狗皮袜子，说是帮别人买的让我交给父亲。东北的冬天天黑的很早，等我走到良种站太阳已经落山啦，快到场院时看到那里有两个比比划划的人影。走近后才看出是父亲与一位又高又瘦的人在练习太极推手。父亲见我来了就叫我过去，介绍说：这是刘伯伯，给刘伯伯问好。我向刘伯伯问过好后就把炖的小鸡和狗皮袜子交给了父亲，父亲领着我和刘伯伯一起进了场院的小屋，把那双袜子交给了刘伯伯。接着刘伯伯问我多大，上几年级啦，来的路上冷不冷等话。后来父亲说天黑啦你早点回去吧，别让你妈着急。后来父亲才和我说那人就是刘复之副部长，就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副部长见了一面，并还为他带去一双狗皮袜子。

   后来落实政策，我父亲调回了开封河南大学，1990年的5月7号，中午我回家吃饭，在家里没看到父亲，就问我母亲父亲去哪啦，母亲说刚才学校派车把你父亲接走啦，说是有什么人找他。直到晚上10点多父亲才满面红光的回来，嘴里还有点酒气，我知道父亲一般是不喝酒的，即使喝一点也是很少，看来今天是非常的高兴。通过询问才知道，今天来找父亲的人是刘复之。当时已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他在北京时听说父亲调回河南的一所大学，但不知是哪所大学，来到河南后他找到当时的河南省公安厅长白军（此人曾是刘复之部下）。通过他查找到我父亲，刘复之驱车来到开封后，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河南大学党委，说刘检察长午饭前要在开封宾馆见到聂连增，让学校马上派车把人送去。

这次相见已是相隔近二十年，他们从午饭一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

他们谈及了在农场的往事，和分别后个人的经历，也谈到了家庭及子女情况，刘部长知道父亲就我一个儿子，问到我的情况。父亲说他回来6年后才通过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的政策，把我调回身边，刘复之说，这样的事情你当时为什么不去找我？

    当时父亲如果给刘复之写信或者去北京找他，相信刘复之一定能办。但父亲一生正直守法，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从来不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也正因此才被错划右派。刘部长感慨：老聂是个真正正直的知识分子。

在《刘复之纪念文集》中，还专门配发了一张刘复之给聂连增亲笔信的影印件。

从中可看出刘复之对聂连增这位老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遵重。               

刘复之的信是这样写的。

聂连增同志：

您真有心，记起了我的生日。我联想起了笔架山那难忘的日子，我们之间这份友情，既是历史的误差又是历史的机遇。

您已离休，希望多多保重，更多地享受这美好的人生。不过人不能永生，我们都会欢笑面对未来。（我已休息十四年!您今年多大岁数？）

祝长寿  合家安康。

刘复之 王岫联

2007年3月15日

聂晓光珍藏的刘复之给聂连增的信（图2）

谢秀燕：刘复之帮我家调回广东

      当年笔架山农场医院的化验师谢桂森去世后，其遗属在农场生活困难，刘复之就帮助联系调回了广东的一家华侨农场。

      据谢桂森的女儿谢秀燕回忆，当年她父亲是五十年代从广东押送犯人来的笔架山农场，刘复之一家来到笔架山后，因都是广东籍贯，有种老乡的亲情，两家来往较多。谢秀燕清楚地记得她小弟和刘复之的小儿子刘宏宇一起玩耍的情景，有时玩到天黑，红宇就睡到她家的长柜上边。。后来谢秀燕家回到广东后，两家的友情保持到至今。

      谢秀燕讲述她有一年从笔架山回广东在北京换车，就是刘复之的大儿子刘红森把她接到家里去住，她至今不忘红森大哥在客厅给她修理提包拉锁的细节。那时她的帆布提包因为使用时间太长，拉锁不好用了，就用一条布带系着，到刘复之家后，红森就找出工具，把拉锁修好，又找出肥皂抺到拉锁上润滑，二十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依然让谢秀燕感动。

当年老场长刘奎：“下放干部也是人”

“下放干部也是人”是当年笔架山农场一个老领导刘奎说的。刘奎当时是农场的常务副场长，前边的场长和“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代表兼任，刘奎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公安部下放干部的眼中，刘奎是个正直、忠厚、讲人性，又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干部。

公安部下放干部到笔架山后不长时间，部里的“极左”领导就要求笔架山农场要按南方某省的干校对待下放干部的生活标准，全部供应粗粮，也就是每人每月只供应30斤玉米面、玉米碴子或高梁米。此事拿到党委讨论，公安部带队领导说从北京来的下放干部要与当地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到这里就是要吃苦耐劳，改造思想，不能搞特殊化。其他常委面面相觑，不敢表态。刘奎表示不同意，他说：下放干部也是人，与我们当地职工同吃同住，我们吃什么定量，他们也跟着一个标准就行了，我们这里连就业工人都是80%的细粮，还有每人每月半斤豆油，全场一样，你把这个标准改了，不是让我们本地职工成了“特殊”了吗？就这样，使下放干部每月也能吃上80%的细粮。

     据刘奎的女儿刘晓遵回忆，有一次她父亲去分场检查工作，看到水利工地上一伙公安部的下放干部在抬土方，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带眼镜的瘦弱老人抬着大筐土很是吃力，就把他叫来，让他坐到身边告诉他：你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也不太好，别和他们小青年一样拼命，要自己爱护自己。为了能让那老干部多休息一会，就天南海北地与他闲聊了半个多小时，当时那位干部就流下了眼泪，说想不到在农场还有这样讲人性干部。

难忘笔架山

《难忘笔架山》是2008年由公安部原部长刘复之题写书名，56名知青撰写的回忆录文章。

书中序言写道：历史的一页已翻过去，今天的一代很难理解回顾以往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总是沉浸在那段生活中，一辈子走不出怀旧的阴霾；也有人说，回首广阔天地走过的风雨人生，是对那段历史的必要反思和自省。有益于更扎实地走好今后的路。不管别人怎样说，相信对有过那段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说，都是一段宝贵的精神财富。

《难忘的岁月》讲述了胡延安当年在笔架山的下乡生活。

如今已是72岁的胡延安大姐，经过当年在笔架山劳动锻炼过的身材有些稍胖，脸上依然显示着当年端庄秀气，目光中透着和善与慈祥。

在文革期间，胡大姐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当时的报纸、广播、纪录片电影宣传得家喻户晓。

1966年的6月18日，胡延安和她的同学肖华的女儿，杨成武的女儿，宋任穷的女儿一道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毛主席亲切地同她们一一握手，并询问她们的名字，当问到宋彬彬时，宋彬彬答：我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文质彬彬的“郴”吗？她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后来宋郴郴就改名“宋要武”了。

      胡延安（后排左2）与她当年的知青战友

     胡大姐回忆起在笔架山的那段经历，感慨地说：笔架山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岁月，难忘的记忆，难忘的友情，在那里的劳动锻炼使我们定型了世界观，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学会了怎样联系群众心里永远忘不了群众。笔架山给我养成了吃苦耐劳，助人为乐，乐观向上的性格使我们成了有理想，有信念的人。此后的人生路上，再大的困难也都有克服的勇气。

    2008年胡延安带队回访笔架山时，还呼吁当年的知青战友要帮助笔架山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多做实事，帮助笔架山实现新的腾飞。

     文集中，于少林的文章《我在笔架山》中的几个小故事，再现了当年的场景：

      最生动的故事是：“一次我们几人在水库大坝的闸门上跳水，几个光屁股小孩子在旁边游泳。突然，一个孩子被水冲进闸门，当时我们都被惊呆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惠东纵身跃入水中，我们也随即跳了下去，孙惠东在闸门处截住了孩子。真悬，再晚一点孩子就被吸入百米多长的涵洞，结果不敢想象。”

我想，现在那个被救的孩子，也该六十多岁了，这些年过去，他也一定没忘当年的救命恩人。

      于少林的文中还生动地记录了他2004年夏天重回笔架山农场与老友重逢的情景：

 在当年的二队机耕队，我使劲地寻找着过去的痕迹，承包体制使这里面目全非。终于发现了我们用过的拖拉机拖车，准确地说只剩下个拖车架子。我深情地欣赏着它，抚摸着它，与它合影留念。机耕队的杜队长还在，，笔架山农场现属监狱管理局，杜队长被授予二级警督警衔，他已退休，看得出他过得还不错。他向我问起我们很多人的名字，我简单地做了介绍，他眯起小眼，撅起黄胡子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笑脸在当年可是很少出现在他的脸上。

    随杜队长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开“东方红”的师傅，尴尬的是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为了证明对我们很熟悉，高声说道：“你们这帮小子晚上从水库游泳回来，全光着屁股。”

又一个当面揭我的丑，太伤面子了，我马上纠正说：“师傅您记错了，那里面没有我，是孙惠东那帮小子。”

他没整明白我的意思，更加肯定地说：没错，你带的头，就是这么甩着膀子走的，嘴里还哼着“鬼子进庄”的小曲儿呢。在场的人全都笑弯了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连连表示歉意，并紧紧握住老师傅的手，万分感慨地说：“谢谢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

笔架山人确实还清楚地记得我们，这反而增加了我的一份伤感。我们也忘不了笔架山和笔架山人。这里留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美好的回忆，还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故事······。 

稻香湖畔忆当年

      2018年10月13日，北京稻香湖会议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五十多名老人正聚集在这里，聚精会神地观看墙上大屏幕投影的记录片《稻香湖相聚五十年》《共同的回忆》和《我们这一代》三部展现当年北京知青去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战天斗地练红心纪实短片。屏幕上出现了五十年前的北大荒知青岁月，这群六七十岁的老人们被那幅幅当年生活，劳动的画面、一曲曲回肠荡气的音乐带回了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被当年在笔架山的战友之情、“荒友”之情感动得潸然泪下。

“这是北京下乡到笔架山知青的最后一次聚会”。聚会筹备组长胡延安说。

聚会活动后，在当年知青里，甚至在国内国外的一些知青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说这次聚会是对当年知青人生的总结，对笔架山那段生活的怀念。

“为了这次聚会，燕群可是没少出力。”胡延安在一次谈到聚会时说。

筹委会秘书长吕燕群介绍的一组数字就可知道这次聚会筹备工作涉及面之广，工作量之大。

筹备聚会过程的基础数据

1、 筹备时间，从2018年5月开始，至2018年 10 月止。共150 天。

2、从北京到笔架山等地行程了约2000公里。

3、采访当年知青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近20个。访问当地职工、老乡、邻居近30余人次。

4、录制视频素材约400分钟；拍摄照片 1000余张；收集当年老照片800余张。

5、征集到的诗词30余首；书画作12幅。

6、《相聚五十年》、《共同的回忆》、《我们这一代》三个视频共录制素材400余分钟。剪辑成作品140分钟。

7、解说词27条；字幕17条；旁白1条。

8、选曲配乐41首。

9、设计制做纪念章初稿10余幅；制做纪做纪念章 1300玫。

10、胸牌400个。

11、接收海外知青战友视频电话12条。

12、接受各地知青战友贺信贺词 100余条。

13、制做发放《稻香湖相聚五十年》U盘500个。

14、活动期间慰问病榻和行动不便知青战友8人。

15、活动当天接待各地到来的知青战友156人。

      每一项数字的背后，都有一大串的细微工作。都是筹备组和很多知青战友共同完成的。很多工作也没能统计在内，但是没有那些细微末节的工作，就没有当天活动的圆满成功。胡延安和吕燕群多次强调这点。

聚会场地的选择

      胡延安大姐介绍：开始不完全统计，报名人数已超过了两百人，加上邀请外省知青代表，原笔架山农场老领导得有二百五六十人，在哪里办合适？期间的交通、住宿，用餐，照像，集中活动，文艺表演的场地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建议到笔架山去搞，因为我们毕竟下乡到了那里，应该在哪里划上句号结束。可是考虑到笔架山的接待能力，还有这二三百人的来回交通，吃住地方选择，一些年纪大些的同志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甚至有同志提议住佳木斯或双鸭山，乘大巴车去笔架山聚会。

     这环节太多，笔架山那些老邻旧居的各家拉去相见叙情十天半月也完不了。也会给当地领导带来不便，不利因素太多，否。

  多数人都在北京，在北京哪儿办呢？

人民大会堂，一是没法停车。二是那里临时接待国家级活动较多，时间无法确定。

奥运旧会场，没吃没住的地方到那里只能转圈，有人提义各队整队入场，开个会然后围奥运场地转一圈，吃顿订制盒饭······。

又提了几个场所，都不能满足停车，照像，吃住，表演，交通便利这些条件，最后选择稻香湖会议中心，这里具备聚会的所有条件。

酒的插曲

    酒水组买回的帐单胡延安一看钱花得不对，就问红星二锅头白酒是什么价位的？

对方微信：二十几元的，发照片过来并问要白瓶蓝瓶的？

延安大姐：什么蓝瓶白瓶，要瓷瓶的两百元以上的。

原来大姐的预算是二百多一瓶的酒，难怪钱花得不够，买酒的战友想给省些。大姐说在这上边不用省，最后一次相聚要的就是美酒真情。

      聚会筹备工作老吕燕群的工作量最大，从活动策划，字幕，旁白创作，脚本分镜头，配音配乐选择，指导剪辑与传媒公司接洽协调······因有全方位主持这类大型活动的经验，使吕燕群忙得拳打脚踢，期间也有很多小故事。

录相忘了开机：

    去笔架山前期采访，到老乡家启发老乡思路，当地老乡被老吕启发当年的故事感动，边吃小鸡炖蘑菇，边喝小酒连说带比划地讲起了当年他们父辈与知青们的故事，讲完了老吕想看看录相效果。结果从助手那里接过录相机打开一看，啥也没录上。原来助手听得入迷忘了开机，白忙活了半天。

  那助手是当地领导给好心派来的，老吕无语。至今对那段资料没录上还觉遗憾。

  车开到等红灯时睡着了

      老吕在传媒公司调视频时连轴转三天只睡了几个小时觉，最后完事回家时开车走到长安路上的一个红灯时一下子睡了过去，是后车的喇叭叫醒了他。最后回去细看传媒公司视频还是给搞差了片中的顺序，而此时离审片不到十个小时，打电话对方不接，老吕气得给传媒公司老板发信：我前后经过150天的努力，让你们一下子给干砸了，现在不能用了，你们也别想结钱。后来那边来信说连夜加班给进行调整，保证在十个小时内搞完，并送到指定地点。

 完事后，老吕感慨了一句：还得经济手段，一说不给结钱，他马上就有反应了，不然连你电话都不接，现在的人哪像我们当年。

选配乐曲四十首

    140分钟的视频录相，配了41首乐曲，而这些乐曲即要能反映当年的知青生活，勾起人们对当年那时代的感情回忆。现在看视频节目是与画面同步，但吕燕群讲，在配音乐时确费了很大的功夫，视频画面要一帧一帧地看，乐曲的插入要一小节一小节的细听分辨，该弱拍切入的就不能用强拍。而强弱之间常常是瞬间就会滑过，特别是传媒公司操作的小青年，不理解当年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情感。随意找出个曲子就想插入，让老吕不放心，只能盯在那里，一帧一帧地看，一段一段地试听，寻找当年那回肠荡气的感觉。

在《相聚五十年》的视频中，吕燕群把对笔架山的感情都凝聚到他的70行长诗《回望笔架山》中：

·····

笔架山，

你是我们人生道路最初的起点，

也是我们走上社会的第一站。

笔架山，

虽然只是短短几年，

你却让我们身体和精神得到了磨练。

笔架山，

你为我们人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呦，

笔架山，

回来时我们已不再是懵懂的少年。

今天，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我们对你的一草一木不曾断过思念。

笔架山，

无论我们能走多远，

你都是我们“北京知青”心中永远的陪伴。

     五十年聚会的成功，背后有多少筹备人员的辛勤工作，他们就为了给自己和后人留下一段人生经历和共和国的历史········

   五十年过后，笔者见到了当年下乡到笔架山的公安部知青

    左起：吕燕群 郝连成  胡延安 刘精民  卜岩枫  张续进

  公安部老部长刘复之在给聂连增的信中说：想起笔架山那难忘的日子，我们之间这份友情，既是历史的误差又是历史的机遇。

  相信，这段历史的误差和机遇使公安部和笔架山结下的情缘，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郝连成 2019年3月16日 京津冀  香汐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