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份属天意，我与山有缘。

对山的痴爱，与生俱来。既爱“五岳”、峨眉；更爱普通青山；后者，雄浑、坚实、含蓄。不仅掏心摘肺养育着山民之身；而且把山的性格注入山民之魂。

-----窗含南山，四季怡情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北京房山区一个农家小院。时在60年代初期；我父母由大兴老家，搬到矿区已经五六年了。

我在山区“坐胎”、山野成长。

当年的矿区，经济拮据，交通不便，医院少而远。妇女生孩子很少去医院；通常是请“姥姥”。她们是乡村的“土医生”，主攻“产科”；通常四五十岁，一双“解放脚”（小时裹过脚，后来放开了。）大多没啥文化，没受过专业培训。接生，一凭经验，二靠胆大。

“姥姥”并不好找；我家租住的万佛堂村，一二百户人家，没一个“姥姥”。村民生孩子，通常是去磁家务请“姥姥”。 磁家务是大村，主街长三里地，有六个生产队。

这两村隔着大石河，早年只有一座大桥。为了少走路，或者赶时间，通常是穿庄稼地，跳“散水”过河。（“散水”，是大的石头，半截在水里，半截露出水面。）“散水”形状不一，光滑不稳，容易踩偏，轻则崴脚，重则摔伤。

早些年，人们结婚早，孩子多，隔三差五，就是宝宝出生。没有孕期检查，不懂预产期，也没有汽车、电话、路灯。有的胎儿性子急，说来就是急茬儿。

那时候的山民，朴实热情；听说谁家要生了，婶子、大嫂们主动上门，照顾产妇；叔伯、兄弟们，连跑带颠过河去请“姥姥”。有时候，“姥姥”出诊不在；或者胎儿急着要生，就由婶子、大嫂们帮着接生。

不是谁都能够、并且愿意当“姥姥”。因为缺医少药，没有专业设备，接生风险很大；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经常爬山涉水、顶风冒雪，非常辛苦。另外，村民手头紧巴，缺少现钱，自己又不好开价；只能说：“您看着给吧。多少都成；实在没钱就算了。”

赶上有钱人家，给个三块、五块；赶上没现钱，给两只鸡；给一些粮食，也不新鲜。赶上产妇家里人手紧张，还得帮着杀鸡、熬粥。

当“姥姥”，既要胆大心细、经验丰富；也要热情、真诚、助人为乐。因此这些相貌平平、文化不高的村妇们，受到乡亲们的普遍尊重。

不论老人、小孩儿，男人、女人，通称她们为某“姥姥”，饱含着对医术的尊敬；对人品的肯定，也饱含着亲近。和《红楼梦》的“刘姥姥”，有云泥之分。

把我接到人世的“姥姥”，外号叫“三八枪”；不是贬义，而是赞扬，怹身条较高，长胳膊长腿，特别“快性”（爽快、热心），因此得名。

我们兄弟四个，都是“三八枪”接来的。母亲生前多次说到怹，让我们别忘了这情份。可惜的是，儿时贪吃贪儿，没想起打听“姥姥”的姓名；等想询问了，父母都没了；自己也离开了矿区。

“姥姥”们是山里人的优秀代表，默默地奉献、精心地呵护，不留姓名，更不求回报。

当地有个风俗，小孩儿“落生”以后，“胞衣”（胎盘）要埋在家里。这样孩子会“恋家”。

“胞衣”就像草木的根、风筝的线，把孩子和故乡连在一起。不论是顽童，还是老者；不论当高官，还是布衣，对故乡始终割舍不了。

我始终认为是房山人。

为此和先父多次争辩。怹认为，籍贯以祖父为准；佟家世代居住在大兴，所以我算大兴人。

先父虽说在矿区生活了40多年，却一直没融入那里，觉得山区憋屈。

小时候，我不知道老家和平原啥样，询问父亲。一提到老家，怹总是眼睛发亮——

咱老家呀，一马平川，田地平平展展，沙土地，踩上去细呼呼、软绵绵地。“浑河”（永定河）离村不远，村边水洼很多，出产大米、花生、西瓜、芦苇。

老家的房子，大多是平顶的，比山区的高。经常登着梯子上房，存放东西，晾晒粮食。夏天，经常睡在房顶。上面干松、凉爽，蚊子站不住脚，睡得香甜、踏实。

在老家很少迷路，路很直，正南正北，很少拐弯儿。四下眺望，哪儿的树多，绿油油一片，就是村子、集镇… …

我被“画饼”吊足了胃口。

期望越高，失落越大。若干年后，首次回老家，心里凉了半截儿。早年交通不便，从房山去大兴，要坐两趟火车，换乘四五次公交，两头还得步行十多里。

村里房舍低矮陈旧，农田苗稀地瘦，乡亲衣着褴褛。由于是沙土地，植被较少，天空微黄，远处迷迷蒙蒙地。

这以后，送父母的灵柩、参加伯母、二哥的“白事”，又回去几趟。我和艳婷都不喜欢那里；商定“百年”以后，不回大兴了。

故乡的山，养育我身。

矿区的山有些特点。最大的特点，是擅于“伪装”。

“大房山”古称“大防岭”，是房山区的“屋脊”，将西部山区分割成两条沟峪；俗称“南沟”、“北沟”。

我们矿区位于“北沟”，又叫“河套沟”；就是大石河的山区流域。这里的山脉属于太行山；沿着大石河两岸，呈纵向展开，像两面硕大的“屏风”。有些地方山峦断开，露出横向的山谷；里面有山有水，有村有人，俗称“岔沟”或“横流水”，大的“岔沟”有14条。

“河套沟”东起坨里，西出门城（门头沟）；全长一百多公里。山虽然多，可是名山不多，许多山没有名子，当地人通常以方位、形状等命名；比如，南大尖、东岭子、口头山、猫耳山，等等。

如果观赏山光水色；或者寻古探幽；那么多半要失望。矿区的山比较秃，树木、村庄，主要在山脚、山沟里。名胜古迹不多，仅有的几处，由于年久失修，或者开山采石等原因，大多面目皆非了。

读懂矿区的山，需要独具“慧眼”；隔着土壤、岩层，看出深藏“宝物”。根据山峰的形状、山谷的走向、岩石的色泽等等，判断出矿产的种类、储量。

这里的矿藏以煤灰为主，另外有石材、木材、水果、山货等等。

从辽代开始，房山“北沟”就出产煤灰；南窖、北窖、史家营、霞云岭等区域，煤窑密布。

早些年没有钻机等设备，找矿要靠“作头”，靠家传技艺，加上实践经验。其主要工作，俗称“开门”、“点穴”；设计煤窑的方位，巷道的走向，积水的排放等方案，必须位置准，进度快，投资少，效益高。

“作头”之间也有竞争。如果“眼拙”，光挖石头不见货，有两三回，就没人请了。

矿区山多地少，以前村民主要靠“走窑”。我家所在的煤矿，扩建于58年，吸收了许多“走窑”的。

早年“走窑”是“计件”制，不分时间和班次，人员也不太固定。每天背了多少斤，有人过秤、记帐。可以当天结算，也可以存在柜上，给一些利息。

人都有贪心。“窑主”心狠，一方面诱导你多背多挖，把钱存在柜上；另一方面，通过聚赌、放贷、招嫖等方式，拉人下水，从中抽头儿。“窑哥”也贪财，总想多挣钱，买地、盖房、娶媳妇，主动多背、多挖。

老实说，以前也“内卷”。“窑主”要找靠山，走门路，应对同行竞争、工人们生事儿。“窑哥”之间，为了抢活儿拉帮给伙，鸡吵鹅斗；时而互相拆台，时而联起手来，跟“窑主”讨说法儿。

往好了说，促进煤业的发展，方便了生产、生活；住坏了说，给“窑哥”拴上了套，不仅占用了时间，而且超负荷的劳作，有损身体健康。年轻力壮时，通常不明显，中年以后病痛就找上门来了。

有一年，我父亲生病住院；我去陪床；同病房有个老“窑哥”，六十出头。我刚到首钢不久，闲来无事，就揣着“月票”去城里转悠。父亲一挑头，我就白话，香山、北海、颐和园，东单、西四、王府井… …。我父亲以前在“六建”工作，有些商区、景区，怹去过。

我们爷俩说得高兴。旁边的“窑哥”感慨：“你们没白活，前门、北海都去过。上过万寿山，死了都不冤呀。”

我好奇：“您没去过？”

“窑哥”：“没有。没进过北京城。”

我震惊：“真的，假的？”

“窑哥”：“真的，骗你干吗？”

我不解：“您这岁数了，离得又不远，为啥没去过？”

“窑哥”：“十多岁就背煤、种地；后来娶了媳妇，有了孩子，整天穷忙。”

我催促：“您不退休了吗？抓紧去吧。”

“窑哥”苦笑：“一步三晃，喝喽带喘，怎么去？城里不让随地吐痰。我有矽肺，老得吐痰。”

当时是80年代中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后来一想，真有可能。我母亲活了七十岁，唯一的一次出远门，是去辽宁丹东；不是去旅游，是抱着我大姐，去探望当志愿军的我父亲。

老实说，我父母那一辈人，尤其是山区的人，很少有旅游、休闲机会，有些人甚至连这想法都没有。

矿区的山，可亲。

土壤用来种粮、栽树；石头盖房、修路；煤炭取暖、生产；草木喂牛、养羊。它们把皮肤、骨骼、内脏、血肉，一切一切，都奉献给了人类；不求回报，不求理解。

山里的人，可敬。

他们置身高山深谷，默默耕耘。矿工们在地层深处，日夜开山挖煤，奉献出血汗、青春和健康。

我们所在的煤矿，最早可以追溯到1910年；仅1949年至2002年关闭，就积累产煤2800多万吨。近百年的采矿过程中，多少矿工日夜劳作；多少人负伤、牺牲？

我是“煤二代”，在矿区生活了22年，在矿上做过四年临时工，亲身参与了矿山生产。

作家莫言说饿得吃过煤；很多人的置疑。我觉得有可能。我听“窑哥”们说过，井下出事故，把人堵在“里屋”，饿急眼时，树皮、棉花、煤沫儿，都往嘴里塞。

我父亲靠挖煤养活我们。我是吃“煤”长大的。

窗含南山，四季悦心。

我目前住的小区，建在马蹄形的山坳里，三面环山.离我最近的是南山，只隔着一条小马路。

南山，低矮又平和，却内涵大而深。

确切地说，它不是一座孤山，而是一条大山的山脚；沿着曲折、隆起的山脊，可以登上红光山的主峰。近几年，山顶成了“打卡地”；一些游客伫立山巅，观赏首钢和京城的夜景。山路弯弯，可以通往麻峪、高井、广宁村、五里坨、三家店等处。

小山和山脊线，横亘在我家楼后。

它像一扇绵长的屏风，护卫着小区，把喧嚣挡在山外。它像一块巨幅的屏幕，闪映着四季风景、人间百态；它像一个忠诚而沉默的朋友，日夜陪伴在身边。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南山还是原生态；山头及两侧，布满居民开的小片地，用树枝、葛针扎成各式篱笆；有的顶上苫着石棉瓦、塑料布；摆放着盛水的瓶瓶罐罐、脸盆、浴缸，零乱不堪，味道难闻。

后来改成小公园。山顶，平整、硬化，修建了凉亭、长廊、广场、花圃，安装了健身器材。山腰，改建了原有的广场，增加了灯光球场、乒乓球场。山体，修建了之字形的盘山路；路边建有栏杆和花带；栽种着梅花、桃花、海棠、芍药、月季、榆叶梅、黄金槐等，其间点缀着凉亭、长椅。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小公园新添了路灯、景观灯，晚上也有人观赏、乘凉。有些人喜欢夜里放风筝。那些带彩灯、带音乐的风筝，在夜空中飘舞、鸣响，煞是好看。

当初搬到“模西”，艳婷很不情愿；我也犹犹豫豫。当时住在古城“八千平”，虽说房子小，地势却不错。艳婷喜欢住古城，离娘家很近，只隔着几十米，而且外出、购物、游玩、就餐都很方便。

我不大喜欢古城。一来，房子小，只有40多平。二来，环境乱；我家在一楼，前后左右都是人，老有孩子跑闹、踢球。三来，应酬多。娘家人，单位同事，时常光顾。

最难受的是，下水道爱堵。老楼盖于70年代，设施简陋陈旧，厨房、厕所时常“返水”；流得满屋黄汤儿。最初是找房管所，那些师傅不大好请。以后，我只好自己动手，用四五米成的竹皮子，先捅下水道，然后擦洗地面。

为什么搬家？两大原因，一是房子大些，比原来增加20多平；主要原因，我要去曹妃甸了，如果还住在古城，厕所“返水”，艳婷处理不了。

整个装修、购物、搬家的过程，艳婷没怎么参与；既因为工作紧张，也因为不情不愿。

搬来以后，她渐渐爱上这里。

我们这栋楼16层，我家在七层，两间卧室都朝阳，都带阳台；两部电梯，不用爬楼，也不怕“返水”了。主要的缺憾，是没有客厅，只有小饭厅，仨人吃饭没问题。

闲暇时候，我俩喜欢爬南山；有时一天爬几次，时间有长有短，遇上熟人能呆一两个小时。

山虽不高，却地势独到，前面就是平地；站在山顶远眺，南面是首钢主厂区，旧高炉，新跳台，首钢大桥，秀湖等清晰可辩。东面是城区，近景是公路、地铁站；中景是模式口历史文化街；远景是京城；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玉渊潭的湖水和耸立的电视塔。

最开心的是，艳婷找到了“组织”。

一天，我俩正吃早饭，忽听一阵音乐，悠扬、婉转、飘逸，让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艳婷上阳台观看，兴奋地喊：“你来，快看。”

我过去一看，山腰广场上，二十多个中老年人，穿着彩色的太极服，在晨曦中舒缓地运动。

我说：“打太极的。以前在法海寺练，现在那边扩建呢，临时改咱这儿了。”

艳婷：“你咋知道的？”

我说：“我常去法海寺，老看见他们。”

艳婷：“有熟人吗？”

我摇头：“没有。我只是打酱油。”

艳婷：“我想学拳。我快退休了，你在曹妃甸，我在家闷得慌。”

我说：“去学吧。我支持。”

艳婷：“人家会收我吗？”

我说：“咱去问问；估计没问题。”

我俩下楼上山，先在旁边观赏。艳婷真心喜欢，就站到队后，跟着比划。

一曲终了，“拳友”们小憩。艳婷过去询问：“大姐，我想跟着学拳行吗？”

大姐：“行呀。欢迎，谁学都行。”

艳婷：“用办手续吗？”

大姐笑笑：“不用。每年开春招一批。”

艳婷：“姐，你贵姓？”

大姐：“我姓展，展昭的展。”

艳婷：“展老师好。”

大姐：“咱们老师姓于，于德水。”

艳婷：“我学得会吗？”

展姐：“没问题。每年都从头教，先练“八式”，再练复杂的，慢慢就会了。”

艳婷：“我过几个月退休，就云找组织。”

从此，艳婷成了法海寺“太极辅导站2014班”的学员之一。跟着“拳友”们，不仅天天练习，还时常去别处表演、比赛、参观、旅游。

这些“拳友”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古道热肠。她们拉着艳婷，又参加了广场舞、合唱队等活动。

因为热心认真，艳婷被选为合唱队队长，组织歌友练歌，时常参加社会的活动。

她们常在南山练歌。虽说是业余的，却认真投入，分成高音、中音、低音各部，有老师，有指挥，有伴奏；时而合唱，时而分部，时而单练。

春夏两季，早晚练歌。合唱的时候，歌声嘹亮，激情澎湃，传出老远。我在家上网、写作、深思。她们的歌声、说笑声，扑面而来、萦绕耳畔。

我五音不全，不会唱歌。听的多了，也知道了一些歌名，有的能跟着哼哼几句，比如《红旗颂》、《微山湖》、《再唱山歌》、《感恩的心》，等等。

刚退休的五六年，是艳婷最忙碌、最辛苦，也是最充实、最快乐的“桥段”。我俩略有分工，配合默契。我负责买菜、做中午饭。她洗衣、收拾、做晚饭。双休日、逢年过节，一起改善生活，有时回古城探亲，有时出去游玩儿。

快乐短暂，天降大难。2021年，艳婷肠胃不适，去石景山做“肠镜”，结果出人意料，竞然得了“结肠癌”。从此，歌声和欢笑离我远去了。

……

毛传人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从小爱山，如醉如痴。因为是山，张开双臂，把我迎到人间。是山，用粮食和煤炭，滋养了我的身心。是山，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的婚恋。是山，倾听我的欢笑、幸福，抚去我的疲惫、悲伤。

在我的心目中---

苍山冷峻，却是最热诚的朋友。

大山无言，却是最懂我的知音。

青山不老，那是最理想的归宿。

万物有灵。“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