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缨》引我行

生活中充满偶然；一些无意的、细小的偶然，却可能对人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对此，我深有体会。

孩提时代，一部小说，不仅改变了我的性格、爱好；而且划定了我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我一生的启承转接、喜怒哀乐；都是以此为原点的。

她叫《战地红缨》。我俩相识纯属偶然。在此前的十几年，和此后的十多年，我不知道啥叫文学；不知道文学分成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大类；更无法想象，自己将来会与文字结缘，以“码字”为生、为乐。

《战地红缨》出版于1973年，署名“石文驹”。几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是三人合著，刘云驹、曲雨石、佟以文各取一字，执笔人是刘云驹。

此书出版时，我刚十一岁，生活在京郊矿区；还是个懵懂羞涩的小学生。当时矿区经济拮据、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成年人关注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孩子们热衷吃喝、玩耍、养鸡、喂兔；头头脑脑，关注职位升降、官场动态；很少有人注意文坛的动向。

矿区的人，尤其是我父母以上的几代人，大多没啥文化；不仅不爱读书，而且反感读书；甚至反对自己的儿女读书。这种风气与“改开”以后，使劲给孩子打“鸡血”正相反。这是为什么？父母没文化，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孩子贪玩，与玩耍、淘气相比，学习没啥意思。

老实说，我父母平庸无为，缺乏眼光和胸襟；不光不鼓励督促儿女学习；而是起反作用。我二姐学习好，爱张罗事儿，想上高中，将来考大学。我父亲不同意，认为女孩多念书没用，不如早参加工作。班主任几次家访说情。我母亲也帮腔。她同意我二姐上高中，跟学习无关，因为我大姐去东北支边了；剩下的孩子小而多，需要二姐洗衣、做饭。我们姐弟六个，只有二姐念了高中；其他都是初中。没有文凭，既影响文化素质，也影响了职场的发展。

我家所在的煤矿，职工和家属有上万人，还有一些协作单位、业务单位的人员。人虽然挺多，早些年喜欢看书的人并不多；熟知文、史、哲的更少。相对来讲，文化较多的矿工，主要有两批，一批是五几年下放的“老右”；另一批是城区分来的“老三届”学生。

老实说，“改开”以前，矿区的知识分子地位较低，与普通矿工存在着隔膜。文人觉得矿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矿工认为文人虚头巴脑、酸文假醋。两类人，包括家属很少来往互动；各说各话，各奔前程。

若干年以后，两种家庭拉开了差距。我家有一户邻居，姓谭，父亲是科级干部，母亲是医生，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和我们在一个学校念书。我们傻吃傻玩，谭家闷头学习；后来两个孩子考上大学，男孩成了文史专家。大女儿去澳洲留学，定居在那里。

更多的人不爱读书。矿上有好几处家属区，大桃园、小桃园、洋灰厂、石花洞、矸石坡、塔前、塔后、大楼峪等。当时，我们家住大桃园，有二三百户人家。孩子们半天上学，半天自习。说是自习，等于“放羊”。大家东串西串，在别人家乱翻乱动。我去过的人家，很少有藏书的；一方面，文盲、半文盲较多，没有读书的习惯；一方面，人多钱少，窝头、咸菜都舍不得撒开吃，谁舍得花钱卖闲书？另一方面，物流不暢，买书要去房山县城，单程30多里地，没闲心、也没闲钱去。

我们上学就是“塔儿哄”（矿区俗语，起哄、混事、糊弄的意思）。一来，校舍紧张，只上半天学；二来，杂事多，“学工、学农、学军”、开会，占了很多时间；三来，师资不行，读过师范的很少，大多是“民办”教师，其中还有一些残疾人。四来，“脑体倒挂”，家有半袋粮，不当“孩子王”，老师被人看不起。

早些年，矿区的小孩儿不爱读书，有些爱看“小人书”；几分钱一本；也不经常买。通常几个人到矿上连拣带偷，弄一些破烂，背到坨里卖几毛钱；大部分买零售，小部分买玩具，零头买几本“小人书”；大家轮流着看。

70年代初期，矿区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是听“戏匣子”；确切地说，叫“电子管收音机”。外型庞大而笨重，当时属于高档电器，普及率不高；一般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种收音机，有五灯、六灯等区别，灯越多音量越大，接收的电台越多。电子管在工作时，会持续产生热量。当时矿上的人喜欢养猫，有些猫喜欢爬在收音机上。

我们家属区是排子房，一排五六户、十多户，有“收音机”没几家。当时每天中午，有对郊区社员广播，最后播天气预报；还有“小说连播”、“电影录音剪辑”、“星星火炬”等节目。街坊四邻，时常凑到有“收音机”的人家，伸脖侧耳地聆听。

我们家的“收音机”买得较早。老实说，不是有钱，也不是赶时髦儿，而是另有苦衷。

我哥哥是盲人，天生看不见。早些年，矿区信息闭塞，不知道有“盲校”；不知道盲人也能参加工作。盲兄无法上学，也没的玩儿，孤单、寂寞、烦躁；就爱蹭“收音机”听，次数多了，人家就甩“片汤话”。

我父母“脸热”，暗中商定买一台“收音机”。可是，一家八口人，只有我父亲上班。每月精打细算、节衣缩食，也攒不下几块钱；时不时还得找邻居借钱。照这个进度，没三年五年，买不了。

我姥姥支招，提前买来了收音机。

当时，我姥姥家住在宣武区。我们两家还没有“闹掰”。（两家关系有些复杂，这里不表）。我父母隔一两有，进城省亲。我姥姥虽然没文化，却做过多年的买卖，比较会算计。她出主意：“去信托商店买旧货，能省不少钱呢。”

早些年，城里有信托商店，出售旧衣服、手表、电器、自行车等；价钱比新品便宜不少。我父母转了几家，挑了一台“戏匣子”。

为了掩人耳目，对街坊邻居说，是姥姥家送的，让孩子们解闷儿的。虽然是旧货，却也风光了一阵儿。我盲兄不用四处蹭听了，一些邻居凑到我家来听节目。

这台“美多”牌收音机；黑胶木的机壳，前脸上部是浅褪色的丝绒布，有一些暗条和金线；下部是长条玻璃，中间有二道透明的长条，能看见红色指针；玻璃上刻有数字，标示波长、频率。两边各有一个圆钮，用来调节音量；选择中波、短波等。

据说，“美多”牌创建于1933年的上海；后来并入上海无线电三厂；该厂生产过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电视机、录像机、电磁炉、电子琴等等。

我家这台“美多”，忘了具体的型号；估计岁数不小了。好象是五个“灯儿”（电子管）。灯管的形状相似，拇指粗细的玻璃管，尽上头逐渐隆起，攒成一个小尖儿；大小不同，短的拇指长；长的中指长；其中两个玻璃皮儿坏了，一个包着锡纸，一个用铁丝打着箍儿。

最开始，我们不咋听，主要是盲兄听。原因有四个：一是，他不上学，也没玩伴，尽着他听；二是，机子陈旧，开机很“肉”，散热量大，听半小时、一小时就得关一阵儿，不然容易烧坏；三是，我们上学较远，又没手表，电台的节目很难听全；四是，当时的节目，假、大、空的多，有意思的少，小孩儿不咋爱听。

我听《战地红缨》与父亲有关，是怹无意中促成的。

矿区的成年人喜欢“歇晌”（午休）；中午闷上一觉，既避开炎热，又积攒体力。我父亲三班倒；每个月换一次班；上中班、夜班，白天在家。

父亲“歇晌”时，我们通常陪着。为什么呢？父亲不愿我们出去疯跑，饭食消化快，衣服和鞋磨损快；容易与街坊四邻发生矛盾。我们讨好父亲，因为表现的乖巧，能得一些好处；比如帮怹买烟、买酒，能落几分零钱。怹高兴了，带某个孩子去食堂，吃油饼、鸡蛋。

小孩儿精神足，不睡午觉，闲着难受，通常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翻“小人书”。

一天，偶然听到《战地红缨》；确切地说，是书中的某一个“桥段”；立马听入神了。为啥被吸引住呢？后来我分析，三大原因----

题材好。用专业的话讲，属于“儿童文学”；书中的主要人物，正面男一号，张德新；反面男一号，“金秧子”，都十岁左右；与我们年龄相仿，以北方农村为故事背景，“代入感”比较强。

情节好。以当时孩子们的标准，小说的情节真实、曲折、生动、风趣。主线是战斗英雄张德新的成长历程；儿童团长小德新，带着虎子、成子、土子、小英子等小伙伴，与地主金老歪以及儿子金秧子斗智斗勇。最后，德新参加了解放军，并在辽沈战役中立功、授奖。

有些情节很好玩儿。印象最深的是，德新用狼崽儿换回了被金秧子抢去的金钟鸟，秃尾巴老狼大闹金家。金秧子被吓得半死，落下了病根儿。从此以后，一听到“狼来啦！”，就吓得犯病。

另一个，是讽刺金秧子的顺口溜：“金秧子，赖叽叽，病病歪歪活不起。还想抓个替死的，抓不着呀气死你。金秧子，扯拉拉，不长叶子不开花。浑身坏水臭气大，一结结了个赖赖瓜。”

那些年，有不少《战地红缨》的“粉丝”。外号叫金秧子的小伴儿，就有好几个。

讲得好。播讲者，好像是曹灿叔叔？隔的时间久了，不敢确定。老实说，播讲普通小说，要比讲“评书”难度大；播讲儿童小说，要比前二者的难度更大。

播讲者要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对原著进行整体的改编，切成若干桥段；每天讲半个小时，还有留下扣子，吸引听众；要有很强的文字能力，把书面语言修改成日常口语，把成年人的语言改成儿童语言，便于小听众理解；要有很强的表述能力，用亲切、和蔼、幽默的语气，讲述故事，刻画人物。

曹灿叔叔讲得挺棒。我听入迷了；打这以后，天天惦记着听《战地红缨》。然而，总听不全。当时的“小说连播”，好像每天两次；中午播新书；晚上播昨天的旧书。我得上学，还得干活，还要陪同学玩儿，时常错过一些内容。

长篇小说的内容通常是连贯的，丢三拉四，不光情节对不了号儿；而且心里挺不舒服。怎么办呢？最初的办法，就是求别人补述。

老实说，大多数人的口才都差事，即使是“学舌”（复述），也往往磕磕巴巴、啰啰嗦嗦、丢三拉四；甚至把几天的内空混在一起，听得起急、乱套。

我小时候是急性子，存不住话，心里不爽说嚷嚷。一天，遇上了明白人。一个同学的父亲说：“‘匣子’里讲的故事，通常都有书。你去图书馆借来，慢慢地读；比‘匣子’里讲的内容还全。”

去矿上借书，需要我父亲出马。

我们矿的图书馆，在附近的单位中算是规模大、品种全的。馆址变过好几次。我借书时，最早是在井口食堂的斜过面；一溜平房，和牛奶站、理发馆挨着。后来搬到甲乙楼旁边，二层小楼的上层，面积扩大很多。

我在矿上的图书馆，借过十多年的书；几乎每天都去阅览室看报纸。上了两组的楼梯，迎面是借书处，摆着桌子，上面是特制的柜子，有许多小抽屉，书籍按种类制成卡片，竖着串在抽屉里，供读者查找、挑选。

每个正式矿工，可以办理一张借书证。凭证借书，原则上不让代借；但是执行的并不严格。

我父亲出生于1930年，没上过一天学，当志愿军期间跟战友认过点字，勉强能看书报；1958年来矿，近二十年没办过借书证。一来，怹不喜欢读书，甚至反感读书；二来，怕弄丢书赔钱。早些年，街坊四邻爱串门，有些人顺手牵羊，逮啥抄啥（抄，就是小偷小摸。）现在有些人，以为“改开”以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不知道别处如何；我们矿上属于重工业，工资、奖金算高的，却时常丢东西。

书，很容易丢。有些人闲着没事，抄本书解闷儿；更多的人是糟蹋；比如，当“烟票”；当时人穷，为了省钱自己种烟，烟纸舍不得买，就找报纸、书纸代替。当引火，当时各家生炉子，需要废纸引火。最惨的是当“后门票”；人多钱少，舍不得买“手纸”，就撕书、撕报纸。

早些年，出版社少，书籍印刷量较少；图书馆的书，如果弄丢了，要交三到五倍的罚款。所以，虽然免费办证、免费借阅，借书的人也不太多。

在我的央求下，我父亲特意去段里，办了借书证。一天，怹对我说：“明天早上，你拿着书证，去井口等着。我洗完澡，带你去借书。”

当时图书馆有两名管理员，一男一女。巧合的是，那位李叔叔曾是我父亲的同事，俩人在井下工作多年；后来李了工伤，才调到“街面”。因为这层关系，此后多年，李叔叔对我很照顾。后来，我大姐从东北回京，分到井口食堂，与管书的阿姨，混得也熟了。我借书就方便了。

《战地红缨》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大门；把我带进一个美妙神奇的艺术世界。

当时我识字不多，也不会查字典；确切地说，我们家当时没有字典。虽然，读得磕磕巴巴，一些字连蒙带猜，却读得津津有味。

矿上图书馆，每次只借一本；每本只借一周；过期没读完，需要去办“续借”。因此，我时常开夜车读书；时常把闲书带到学校，上课偷读。因为读闲书，我被老师罚过站；没收过书；写过检讨；也请过好几次家长。

喜欢读书，成了贯穿我一生的习惯。

最初读书纯粹是好玩儿；没有功利的观念。也许是读得多了；也许是我有一些文字的潜质；逐渐地，我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有了提高。我的作文时常被老师夸奖；一些同学喜欢听我讲故事。

1986年，我调到首钢炼钢厂；当时只有这家“大炼”。公司和厂里很重视宣传。各单位的稿件数量、质量、上报率，每月进行统计、评比；与奖金挂钩。因此，各单位拉人、拉稿。我成了“下线儿”。

基层单位的稿件，以新闻为主。一开始，我没把写新闻看得多难，不就是“豆腐块”嘛？可是，真拿起笔来，满不是那回事。没有素材时俩眼一摸黑，不知道写什么；有了素材也写不好。

后来，我认识了周连弟；当时是厂部的宣传干事；年长我二十来岁。老周最早是天车司机，靠着笔杆子，从基层一步步上来；最后成为公司的政工干部。

在老周的指导下，我一方面反复练笔；时常向厂里、公司投稿，并隔三差五地见报；一方面自学专业知识，用三年多业余时间，读完了北师大中文专业的14门课程。

再后来，我在首钢“大炼”和曹妃甸炼钢部，先后从事了15年专职宣传工作。我编写的反映职工修旧利废的《老孙头修枪》、《风儿轻轻吹》等，被收入首钢公司《改革中的故事》，《我身边的共产党员》等书籍。

我在《首钢日报》、《首钢京唐报》、《冶金报》等发表诗歌、散文、新闻等稿件二三百篇次。散文《最爱炉火红》获得全国冶金职工“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一等奖。散文《多情的曹妃甸》获得“第二届中国冶金文学奖”三等奖。一些稿件被收入到首钢报《繁星集》、京唐公司《海上钢城》等书籍。

“买断”回京以后，仍然笔耕不辍。根据亲身经历，编著了反映80年代初期，煤矿待业青年工作生活的长篇小说《黑色雀群》；2017年，九洲出版社；共47万字。

在《新浪网》编写博客，共发表二百多篇；曾被评上“新锐作者”。由于多种原因，后来改在《采风网》发表作品；截止目前，发表散文30多篇，近20多万字；被评为2023年度的“热心作者”。

读书，改变了我的性格；从懵懂、浮躁、浅薄，逐渐变得沉静、稳重、成熟。

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普通的壮工，逐步成长为企业基层管理人员。参与了一些重要文章、史料的编辑；也发现培养了一些新人。

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老实说，普通人的经历、阅历、财历都有限。如何开阔眼界、拓展胸襟呢？我觉得，多读书是一种好的渠道；通过别人的经验、见解；通过历史事件、人物起伏；能够得到许多启示。

读书，结交到新的朋友。通过写稿件、写博客，我结识了一些朋友；既有本市的笔友，也有外埠的博友。我们通过网站、邮箱、手机，互相问候，交流读书、写作的心得，互相赠送作品，增进了友谊，增添了快乐。

读书也是有得有失、有利有弊。

耽误时间。在我看来，读书人也分级。书友，喜欢读书，但未入迷，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书迷，酷爱读书，每天都看书，干其他琐事，需要别人提醒、催促。书痴，沉迷读书，对琐事、家务不关心；因为看书、买书、借书、还书，花费大量的时间；影响日常生活，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费钱占地。俗话说：“没钱别读书；没粮别养猪。”书痴对于书籍，有较强的占有欲；对心仪的作者，持续地追捧。因此花费不少钱财。我一同事，是《废都》作者的粉丝；不仅收集了他所有的作品；而且专程去陕西，登门拜访；并多次参加作品研讨、签名售书等活动；没少破费。一些书迷住房拥挤，却收集许多书籍，弄得家人心情不爽。

影响健康。书迷通常感情细腻、多愁善感；容易随着情节变化、人物命运，产生情绪波动。读书多了，时间久了，容易患上近视眼、高血压、心率不稳等病症。由于久坐，容易得痔疮、腰突。

交友面小。一方面，时间有限；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多了，花在交友的时间就少了；另一方面，艺术来自生活，却高于生活。书中的矛盾冲突、感情纠葛，比日常生活更强烈。书读多了，胃口就吊高了；有时别人感动、抱怨、愤慨等，你却反应平平。时间长了，两者就拉开了距离。

人缘变差。一来，文人有些通病，比如，清高、自恋、矫情、好为人师、爱讥讽别人，等等。一来，文章没有统一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容易产生分歧。三来，单位领导，报刊编辑，喜欢指手画脚，对作者提出修改增删的要求；作者对此比较反感。久而久之，给领导、同事、编辑留下清高、固执、自以为是等印象。

文人，可以分成三类----

大师级。著名作家、编剧、诗人；在文坛有影响力、号召力，不用天天坐班，在选题、体裁、手法、风格等方面，享受较大的空间。

专业型。自己有些能力和名气，同时有专业的平台；时常被企业或者成功人士邀请，享有采访、写作等便利。虽然受到平台和金主的一些限制，却顺风顺水，牛气轰轰。

兼职型。在企业就职；虽然以写作为生，却属于企业员工；没有作家证、记者证。这类人往往受夹板气，在领导眼里是文秘，帮着写东西、保管资料。在工人眼里是闲人，甚至是恶人，瞎写、胡编；欺上、瞒下。

我属于最末一等；“爬格子”十多年，劳神费力，没挣到啥钱；也没维下几个朋友。

花甲回首，并不后悔。读书的快乐，写作的愉悦，是外人很难理解的。这有些像钩鱼；起早贪黑、顶风冒雨、花钱费力，收获可能很少。但是，鱼儿上钩的喜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从十几岁开始读书，四五十年，数量可观；却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有些忘了书名、作者；有些内容记混了；因此时常被别人讥笑。

《战地红缨》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使我的人生变得充实、快乐、曲折。在我心目中，她永远靓丽、鲜艳；像旗帜，激励着我，读书写作，在享受文字带来的愉悦的同实；也用文学记录心路历程；反映多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