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学校深入贯彻“深挖洞、广积粮”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北京的各单位都以备战备荒为主，说是防止战争打起来，我们得有藏身之地啊。

      带领我们挖防空洞的是学校的徐琪老师，这位看上去有一米七的个头，像50多岁。短短的寸头，黝黑的脸庞，身体健壮的如一头牛犊，两只胳臂显露出来的腱子肉，一疙瘩一疙瘩的，他带我们干起活来，那可是一把好手。

      挖防空洞的劳动，就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地下进行。

      那天徐琪老师带着我们的同学，从操场边沿一个不起眼的入口处，来到了正在挖的地下防空洞。记得下了两个楼梯的台阶，顺着已经挖好并且修建起来的通道，来到了地下的一间大教室让我们参观，进入我眼帘的是：这间教室的墙边是红砖水泥砌的约一米八高的二四砖墙，砖墙上边支撑着许多块半圆形的水泥拱，这半圆形的水泥拱正好左右各一块，严丝合缝的搭在教室的圆顶中间。教室的前后用红砖砌的墙，红砖墙上各自镶着一块水泥黑板。一间教室大约可以放下30余张课桌，教室顶部吊着几盏各40瓦的日光灯，把地下的教室照的通明。哇！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地下教室吗，同学们心里都嘀咕着，三三两两地交流着。这时徐琪老师清了清嗓子，还是带着沙哑的声音告诉同学们，这是前期同学们劳动的成果，我们的防空洞已经挖了好几年了，这样的教室有三个了。他们也是用稚嫩的双手，靠着一稿一锹慢慢挖出来的，同学们在惊叹之余，细想着我们也行吗？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进入正式的“战备施工”了。徐琪老师向同学们作了安全教育，又强调了我们的战备施工正是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阐述了当年学工的重要意义。

      那天开始同学们凭着满腔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战备施工中去，每个同学以完成好自己的劳动任务而自豪。有的同学手上磨起泡了也照样干，有的同学球鞋跑露了脚趾头自己补补再穿。

      我这个人向来不会挑肥拣瘦，对分给的工作必定干好，甚至多干才行。

      开始我是推土车，就是把同学们挖出来的土装到小车上，推到洞口，运到地上面去。这要在昏暗的通道里来回绕几个弯，就怕稍不留神撞到什么。后来我又去运砖。

      在劳动中，最难的就是将近两米长、一尺宽和20厘米厚的半圆的水泥拱，运到地下，还要装在新挖出来的教室顶上。我们要五六个大小伙子屏住呼吸才能把它抬到小推车上，压得小车轮子“哼哼”的直叫；最难干的就是在地下教室的装拱，头一天徐老师为这事已经研究了现场，与同学们认真商讨了我们完成任务的方案，对每位同学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徐老师这么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们都很惊叹！难道他是技术工程师吗？同学们都敬佩着。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在狭小的地下教室里，同学们在徐老师的指挥下要展开一场大的战斗，让这半块拱要与对面的另一半的拱同时镶在刚挖好的教室顶部，支撑上头土面的重重压力。这要两拨人要同时发力，只见徐琪老师光着脊梁，那豆大的汗珠从他一起一伏的胸前滚下，他站在掉着土渣的教室中间指挥若定，但他还是喊着叫着，生怕哪一方的失误而前功尽弃或是给同学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嘘”，一声哨响，两边的水泥拱经过同学们的认真组装，牢牢严丝合缝的镶在一起，胜利完成任务。

      大家跳跃欢呼着，“XXX万岁！万岁！”这是在那个年代时代的烙印。

      在挖防空洞的劳动中，认识了徐老师，他即是老师做到了言传身教，又像家长一样关心着我们。多少年以后，偶尔从同是校友的周大伟《北京往事》一书中，我才知道徐琪老师是“早年国内著名的华北足球队守门员”。由于“文革”徐老师被剥夺了教学的资格，带着我们这些似懂非懂事的半大孩子去挖防空洞。

      即使这样，我看到徐老师的脸上每天都阳光灿烂。这些年我在整理心情时，也时常回忆起我的第31中学的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