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喜怒哀乐、成败荣辱，不光取决于物质的得失与多寡，也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样事情和境遇，由于年龄、心境、阅历、文化等变化，内心的感受也可能不同，甚至前后截然相反。

“80年代”初，我们当临时工时，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现在看真是苦不堪言，当时却觉得还不错。

当年的三大弊端，现在很难接受----

按人划线，有偏有向。

有些人以为“改开”之前，国企人浮于事，好混日子。其实只说对一半儿。当时许多国企的“定员”卡得很严，通常要有人退休，才招收一些新人。“80年代”初，为了安置“待业青年”，一些单位忽悠职工“内退”、“病退”，给子弟腾出一些岗位来。

有没有人浮于事？确实存在，单位也有难言之隐。当年的国企不仅担负着生产任务；而且承担着社会责任。许多老企业一些职工年老体弱，文化偏低，不能一人顶一岗；一些职工出过工伤；有些转业军人负过伤、立过功；有些青年职工脑袋不激灵，因为“占地”、煤矿“采空”等原因，进入单位。这些人企业都得养着。因此开工资人多，干活时人少。老弱病残多，年轻力壮的少。

如何缓解压力，维系生产？主要办法是招收临时工、家属工。不仅经济收入，福利待遇存在差异，而且在单位也存在亲疏远近、高低贵贱。

按人定岗，劳薪倒挂。

正式工军心稳定，自己追求进步，单位依赖信认，也值得花心思培养。临时工、家属工为了挣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不值得培养，也不怕得罪。

日常工作中，通常因人定岗，亲疏有别。正式工有人脉的，弄个一官半职；头脑机灵的，分派有些技术含量的工作，化验室、主控室，等等；懵懂二虎的，分派轻松省心的，比如盯皮带、盯煤场，保存工具，等等。

临时工大拨儿轰。正常情况，拣矸石，清矿渣；设备检修，抬大件，拉皮带、抡大锤，等等。

单打独斗，地位低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小圈子”。再简单事情，一旦掺进金钱、权益、情感、地域等因素，就会变得复杂、繁琐、撕扯不清。

临时工跟正式工时常发生矛盾；轻则你争我吵，重则动手互殴。在争斗中，临时工有优势，也有劣势，总体来看，是处于下风的。

优势是年轻力壮，单身一人，敢争敢闹；来去随意，好混就干，闹翻了就走。

劣势是流动性大，人员不稳定；联系松散，上班相聚，下班分开；不太抱团，临时工内部也有小圈子。

当年的“待业青年”总数超过“知青”，却不如“知青”强势、团结。至今为止，前者很少相聚，很少发声。

在我看来，“60后”吃的苦，受的累，遭遇的不公，承受的压力，并不比“90后”、“00后”轻松。然而，“60后”苦中作乐，心态较好。

一来，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几千年都是等级社会，讲究长幼尊卑。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人分三六九等”的教育。认为有功劳、有资力、有能力的人，应该比普通人多享受。因此心里缺少不平。

二来，年轻负担少。

矿区在“改开”以前，不光经济落后，物资匮乏，而且消费观念比较滞后。

人们吃穿不太讲究。一日三餐，吃饱喝足就行，平常日子很少下馆子。衣服不脏不破就行，新潮的、差样的，被视为奇装异服。

那些年，矿区缺少文娱活动。闲暇时，勤快的，养鸡、养兔、种地、编筐；懒惰的，上山下河，逮鱼捉鸟，逛街、串门儿。搓麻、推牌九、打台球、看录相等等，比较烧钱的项目，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三来，缺少对比。

我们年轻时，社会信息较少，通讯也不发达。

谁家来了亲戚，街坊四邻都来围观，四下打听：“谁家来‘戚’了？”（戚，读且。）赶上来者口才好，能白话，听众被侃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

夸张点说，当时甭说北上广深的事情，大的单位，大的村子，连内部的情况，都不见得清楚。不像现在，哪儿出点事情，手机、网络分分钟就传开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落差，就减少了烦恼。

四来，被吃“画饼”。

“60后”文化偏低，技能单一；甭说考大学了，能考上中专、技校的都很少。当时念过两年技校，就能当技术员，干部编制，牛皮轰轰地。

文化低也有好处——

踏实肯干。没文化，没专业，就缺少花花肠子。我们这代人的理想，是进入大型国企，混几十年，直到退休。不像后来的年轻人，不愿上班，尤其是不愿倒三班，总憋着创业、下海、当官，频繁地跳槽。

任劳任怨。我在煤矿、水泥厂、炼铁厂、炼钢厂等单位，工作过30多年；都是人员密集型、三班生产的地方。许多岗位不仅重体、高温、粉尘；而且管理简单粗放，班长、段长、甚至科长、主任，动不动就训人、骂人，甚至连踢带踹。大多数职工，都是忍气吞声。

为啥不怼他？一方面，没文化，没技术，自己就没有底所，不敢支楞起来；一方面，国企人员很少流动，想调出调进，没“路子”很难办；另一方面，大的国企就像小社会，工人涨级、分房；孩子上学、分配，都受领导管控。谁敢轻易得罪头头儿？

好哄好骗。没啥文化，就缺少思辨能力；信息闭塞，就缺少对比借鉴；忙忙道道，就没工夫琢磨历史，预测未来。

我们年轻时懵懵懂懂，傻了吧唧，缺少主见，在家听父母的，在外听领导的。当时领导总说，苦干二十年，就实现“四化”了。那时候，我们坚信不移，都喜欢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如今年过花甲，回首往事。80年代初，在矿上干临时工的那几年，虽然工作劳累，地界偏远、信息闭塞；然而，由于年轻、单纯、热诚、无知，却生活得充实、快乐；有些“花絮”时隔40多年，仍然记忆犹新——

挣外快

我们年轻时货币的含金量很高。一分钱能买两块水果糖；五分钱能买一份荤汤炖的粉条、白菜、豆腐；全家人吃炸酱面，买两毛钱肉就挺好了。

因为钱值钱，所以开动脑筋，开源节流。除了工资、奖金、补贴之外，还挖空心思，挣些外快；成了家的男人，抽烟、喝酒方便。小光棍们主要是凑份子，下“馆子”。

早些年煤矿的工资、奖金分很多档次。管理人员按职务高低，挣固定的工资、奖金。职工分为井下一线、井下二线、井上辅助、井上后勤等类型；同类的职工，又按照工龄、技能、岗位等，分成一到八级；同一个单位，每月的收入相差好几倍。

煤仓的收入水平，在矿上处于中等。临时工就更低一些了。人生活在物质世界，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处处离不开钱。在贫困的状态下，很少有人能保持清高、淡定，都想多挣点。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想各的道儿。”捞外快，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煤仓的临时工，靠煤吃煤，确切地说，是从原煤中拣东西。

拣木料，是主要财源。

井下挖煤，每前进两三米，就要支防护棚；其原料是圆木、方木、木板、荆蒿等等，辅料是“扒钩”、铅丝、铁钉等等。一片区域采完煤以后，这些木料大部分要回收，质量好的重新利用，废料退回“坑木场”，外销制作三合板、火柴、燃料等。

在使用、回收过程中，一些木料混进原煤中，经皮带运到煤仓上面。我们挑拣出来，先堆在皮带两边；拣完矸石，把木料搬出去，在仓顶平台上，找块背静地，一层层码好。一天天地积攒。

攒到够两三节矿车，派人下仓，去车场推过来空车，求开“搅车”的司机，把空车拉上仓。在7米与“搅车”之间的楼板上，有一个挺大的圆窟窿。把空车对到窟窿下，有人往下扔木料，有人边拣边码。

装完木料，用“搅车”放到仓下。两三人推一辆，七拐八拐，上坡下坡，从煤仓一直推到“坑木场”。找看料的师傅验车，开收条，每车一元钱，月底转帐。

拣销子、插板。

我们的矿车分三类：煤车，车身长方形，车底半圆形，装煤1.3吨，空车坐六人，三人一组，面对面曲腿而坐。货车，大小跟煤车相近，车帮是铁栅栏，两侧能打开，主要运送木料、水泥、石头等。人车，车厢细而长，有几排长椅子，两侧镂空，各有一道活动的铁链子，有点像公园的观光车。人车平时很少使用，只有重要的参观时，才刷洗干净，供领导和贵宾乘坐。

矿车没有动力，需要车头前拉或者后推。每列小火车，通常由二三十节车厢。两节之间，通过销子和插板互相连接。通过插拨销子，增挂或者摘减车辆。

矿车销子一尺多长，擀面杖粗细。由于要牵引车辆，并承受颠簸、碰撞，所以对质量要求很高，需要用特殊的钢材，用专门的设备浇铸、切削。

插板，扁而宽，象横8字形，套在两根销子中间，连接起前后车辆。也需要特殊的钢材，特殊的加工工艺。

这两样零件都是铸钢的，从外厂定购的，比较金贵。为了减少丢失，销子的上端，用几节铁链焊结，一头焊在车厢上。可是由于矿车时常滚转、抻拉，一些销子或插板也会开焊，掉进原煤里。

拣到销子、插板，需要及时上交；运输段有修车的师傅，随时验收、签字。我们抽空拎到仓下，交给主控室，记下日期、数量，到月底每件一元钱结帐。

拣杂物赚的钱，临时工按人头平摊。有时比较多，每人合上几元，就做到工资里；有时钱少，每人一两块，就合在一起，下馆子。

我平生头一次下馆子，是跟临时工同事，在磁家务大桥头饭馆里。

桥头饭馆始建于1967年。最早是三人合股，两男一女，蓝秀峰、崔相久、吕俊英（女）。有一二十年，它是矿上唯一的饭馆，有几样颇为拿手的菜肴。

我记事以后，桥头饭馆的老人，只剩下了崔师傅，中等个，瘦小白发。后来，老崔退休了；女儿小崔“接班”，分到桥头商店。

崔姑娘很漂亮，圆乎脸，细眉大脸，白白净净，有些微胖。我们上下班路过商店，时常进去假装观赏商品，其实是偷窥小崔。

摔管泥

啥“管泥”呢？需要稍加解释。不然的话，不光矿外的人不明白，矿区的年轻人，也不知道。

它是一个特定时期，特有的产物。

早些年，煤炭是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的主要能源，需要大量地开采。矿上每月都有掘进、回采指标，完不成计划，轻则扣奖、挨批；重则影响工人升级、分房；干部升职，甚至被免职。

煤矿生产有两大难题：一是粉尘大，长期在高粉尘的环境里工作，容易患上“矽肺”；二是安全事故，井下地质复杂，容易发生“冒顶”、“片帮”、“透水”、“瓦斯”等意外，导致工伤、工亡，甚至群死群伤事故。

60年代末，我们矿上曾分来三百多学生，主要来自宣武区的初、高中毕业生；其中二三十名学生矿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患上“矽肺”的老少矿工，那就更多了。我父亲就是二期“矽肺”。

客观地说，矿上的领导为了提高产能，降低事故，真想了不少办法。上“水采”，就是一项重大举措。

据说，水力采煤发源于前苏联。其原理是，将普通的水加压、提速，变成高压的水流，以此来冲碎煤体，替代传统的人力掘进、采煤；从而提高产量，降低粉尘，降低事故发生的机率。

水力采出的煤炭，先经过井下筛选，分成煤块和煤沫；煤块装车送到煤仓，经过脱水楼的脱水，再用电力烘干，存放在仓内，装火车外销。煤沫，混入高压水中，通过管道运送到煤仓，先在沉淀池中搅拌、沉淀，再捞到煤场晾晒，干燥以后装仓外运。

七十年代末，房山矿上马“水采”，在北京矿务局是首家，也是唯一一家。我老爸曾在“水采”工作，在井下看水泵房。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水采”适合煤层厚，地质简单的煤矿。我们矿煤层薄，地质复杂，只有少数的区域，可以使用“水采”。

另外，后期的成本太高。脱水、烘干需要耗费大量的电能，既费事，又费钱；所以脱水楼、沉淀池等基本上成了摆设，“水采”的煤，通常用笨办法处理。

据说“水采”铺设的管道，总长度20多公里。由于高压水和煤泥的反复冲刷，这些管道、阀门、泵房等，需要定期检修、更换。一些煤泥要清出管道，用矿车运送到地面，俗称“管泥”。

“管泥”半煤半水，不能直接上仓，需要将车推成侧翻，将泥倾倒在空场上，经过几天的晾晒，基本干燥以后，用推土机推进地漏，再经皮带运上煤仓。

倾倒“管泥”又脏又累，正式工不愿意干。主要由临时工干，每车给一元钱。

这活完全靠人力。

选场地，需要眼力。

要在铁道边，挑选宽窄合适，坡度合适的场地。如果太宽，矿车侧翻以后，“管泥”流得慢，甚至回流；如果太窄，矿车可能滚下道坡，不好弄上去。

特别合适的场地很少，一般要经过整理，用钢钎、铁锹等对道坡进行平整，修出引流槽，让“管泥”顺槽而下。

翻矿车，很费体力。

一节重车两三吨，先把车推到煤场。这些地方由于使用率少，铁轨干涩生锈，推重车比较费劲。

找两根碗口粗、两米左右的圆木，一头插进矿车两端，一头扛在肩膀上。一人喊号，五六人同时发力：“一、二、三，起呀---”，把一节重车侧摔到地。如此反复，一次大约摔五六车。

清车底，又脏又累。

“管泥”的粘度较大，一些浆泥粘在车底、车帮上，需要用钎子捅，用铁锹扒。由于矿车空间小，要探头弯腰操作，只好两三人一拨，轮番上阵。

清几车“管泥”，不仅气喘吁吁，腰酸腿软，而且头上脸上衣服上，粘了许多泥水，一个个黑头虎脸地。即使这样，各班之间还争抢呢。

小发明

矿工师傅看着大大咧咧，其实不乏能人。

一些小改小革，解决了生产难题，创造了很大的效益。通过持续改进，在一些煤层实现了机械化采煤。

煤仓职工也搞过一些小发明。

皮带机是运煤的主要设备，其完好性直接关系着生产稳定。70米、80米皮带，跨度长，坡度大，需要两人看护。一人在“机头”盯着；另一人沿着皮带，来回溜达。可是没有对讲机，发现异常只能一边跑，一边喊。由于距离长，噪音大，容易误事。比如，托棍掉落，异物刮蹭，如果不及时停机，就可能损伤皮带。

后来在走廊上，拉了一道铁丝，贯通整个皮带，发现问题后，拉动铁丝，主控室就会响铃，及时停机，寻问故障原因，大大减少了皮带故障。

有的发明比较搞笑。

80年代初，矿上实行经济核算，各单位精打细算。

煤仓的指标主要涉及运销科、运输段、产煤工段等单位。运销科负责收煤、发煤，一车按1.3吨计量。矿上没有称量矿车重量的设备。如何检测煤车重量？用自制的长木尺，插进煤车的四角，衡量煤层的高度，俗称“定尺”。

老实说，承包以前收煤并不严；承包之后，真是斤斤计较。有人发现了问题，有些矿车存在“车底”。

矿车长年连续使用，一些煤末在车底积累，形成一两拃厚的“车底”。不仅挤占空间，而且计入产量。长期下来，运销科就亏了一些产量。

科里组织能人，发明了清车机。

两根碗口粗的圆木，下端箍着铁箍，吊在车间房梁上，矿车顶进“罐笼”，被翻得底朝上，“罐笼”工一手控制抱闸，一手控制升降，两根大夯一上一下，轮番敲打车底，随着“咣--、咣--”的声响，一些煤末被震落。

有些事情很难“双赢”。你合适了，他就吃亏了。增加清车机，煤仓乐了，运输段却郁闷了；一来增加了工序，影响车辆周转速度；二来，锤打车底，被砸得凸凹不平，甚至被砸开焊，他们得维修，增加成本。

双方交涉，各执一词。

几天以后，运输段发明了防砸器。在车底焊上铁尖，大夯一落下来，尖头扎进木头，要用大锤、钎子往外撬拔。

双方互怼，矛盾上交。最后矿上出面，恢复原样。清车机没用几天，又拆掉了。

小淘气

半大小子，气死老子。老实说，矿区的孩子，虽然文化不多，却聪明机灵，爱说好动。

80年代初，允许“接班”。各单位老职工减少，新职工增多。“7米”的临时工更年轻，大的不到二十岁，小的十五六；闲来生事，打赌、犯坏、招猫逗狗。有时淘气得出圈，给领导惹来麻烦。

打赌，犯病。

临时工很少喝茶；一来舍不得买茶叶；二来怕人家说瞎摆谱儿；三来怕烫。夏天喝凉水，冬天喝温呼水。

喝水很少用杯子。当时玻璃杯很少，正式工通常用搪瓷缸子、罐头瓶子。我们喝水通常用饭盒盖。

当时的饭盒通常是铝的，长方形，皮薄膛大。

一天，甲哥们用饭盒盖喝水。

乙问：“你一口气所能喝几盖儿？”

甲说：“十盖儿、八盖儿，问题不大。”

乙：“吹牛。十盖儿不少水呢。”

甲：“我肾好。喝完就尿。”

乙：“打赌。敢吗？”

甲：“赌啥？”

乙：“一条烟。”

甲：“什么烟？”

乙：“红梅。”

甲：“行啊。赢了一条，输了两盒。”

我们起哄：“喝吧。包赚不输，多好的买卖呀。”

甲哥们人来疯，“咕咚--、咕咚--”连喝了六七盖儿。我们以为胜利在望了，突然他伸脖瞪眼，“哇--”地一声，一股水柱儿喷出老远，紧接着浑身乱颤。

我们扶他躺下，他伸脖瞪眼，捂着肚子来回打滚儿；好一阵才缓过来。

上“眼药”，是常用的坏招。

所谓的“眼药”，俗称“黄油”，是给轴承、齿轮用的，起润滑作用。

其方法：先找一截“炮丝儿”。它是井下用的导线，里面是比头发略粗的铝丝，外面包着红、黄、蓝、绿等彩色的塑料皮，比较结实。

将“炮丝儿”剥去外皮，抹一层“黄油”，横着拴在过道上，高度因人而宜，目标是对方的鼻梁子。有时有具体的整盅对象，有时没有具体目标，谁撞上算谁。

通常几个人一起犯坏。有人下套，把“眼药”拴在拐弯处；有人去引目标上钩，慌称：“谁谁找你有事，你赶紧去一趟。”为了麻痹对方，俩人一前一后，相隔几步远。

细而白的“炮丝”，很难被发现，猎物大多会撞线，“炮丝儿”顺着鼻梁子往上滑，粘呼呼的“黄油”就会粘到眼皮上，跟抹了眼药膏差不多。

“黄油”很黏，与脸上的煤泥混在一起，很难清洗，满脸油黑发亮，跟“黑老包”似地，谁瞧见谁乐。

恶治“猴三儿”。

“猴三儿”，不姓候，也不属猴。因为岁数小，活泼好动，猴了吧唧，在家行三，得了这个外号。

“猴三”一肚子坏点子，把别人整得叫苦连连，却很少能反整他。他很皮沓，整轻了不管事，而且眼贼、手脚麻利，很难抓到他。

越上夜班，他越犯坏。

煤仓三班倒，一个月倒一次。

那时年轻，白天睡得少，夜班都憋着停机，赶紧眯一觉。“猴三”夜里欢，别人睡觉他犯坏，不是扔销子，就是往炉子上放木头。睡得眯眯瞪瞪，有时吓得坐起来，四处踅摸；有时被呛醒，连喘带咳嗽。

大家憋足劲，往死里整他。

某天夜班，我们睡得正香，被一股股怪味呛醒。抬眼一看，炉子上摆着一个破铁桶，盛着尿水和几块骨头，不断发冒着白汽……

亚军、老牛是高中生，比我们大两三岁。他俩设计方案，安排我们实施。大家分头准备。

皮带上料时，大家一起干活。“猴三”觉出异常，打算一停机就跑。大家早做好预案，皮带一停，前堵后截，死死捉住他，拎到7米休息室旁边的楼顶上。

有人抬出长板凳，把“猴三”脸朝下按在凳上。为了防止他跑掉，用三条“灯带”（胶皮腰带，挂矿灯的电池盒用），将他的肩膀、腰胯、小腿与板凳拴在一起，将一根手腕粗一米多长的铁管，顺着他脊梁骨插下去，将盛满开水的铁壶，放在他脸前。

“猴三”低头，热水熏脸；抬头，铁管卡脖子，想动弹，三条“灯带”缠身，大家围在旁边，戏笑，训斥。

一向肉烂嘴不烂的“猴三”，这回服了软：“大哥，大爷，快给我松开吧。我受不了了。”人们追问：“以后还敢不敢犯坏？”“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起哄，惹恼美女。

煤仓后面有几股铁轨，是良乡至大安山的运煤线。附近的人去坨里、良乡；进山去河北镇，经常走铁道，比走公路近便一些。

我们闲下来，喜欢坐在煤仓顶上，观赏来往的美女。当时有个名词叫“看绝色”，也叫“放眼色”（读社）。由于煤仓的后沿，从前面看不见，所以有些人越来胆越肥，从光过眼瘾，发展到扔石子，说骚话。

大多数姑娘、媳妇，比较温和。遇到坏小子撩索，低头匆匆而过，挺多笑骂几句。

一天，遇到了硬茬儿。

一位磁家务村的姑娘，身材修长，皮肤白晰，穿着浅蓝的连衣裙，款款而行。当时，穿连衣裙的比较新潮。哥几个一阵燥动，噢噢地怪叫。

她抬头观瞧，模样挺靓。这帮人更来劲了。

有人喊：“哎--，姐们，你真漂亮啊。”

她没答话，加紧脚步。

有人在仓顶追着她跑：“姐们--，腿真白呀，里面穿裤衩了吗？”

“姐们--，上来，让我亲亲。”

“姐们--，上来，我X你。”

姑娘被惹急了，一边骂，一边绕过煤仓，顺着斜坡往仓上冲。我们见她要上来，连忙四处躲避。

她走到半道，被开搅车的师傅拦住；劝解说：“姑娘别上去，他们早跑了。仓上挺脏，别弄脏了裙子。回头我帮你骂他们。”

好说歹说，把她哄走了。

我们松了口气。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她不依不饶，先找运销科告状，又回村找亲戚诉说。

下班以后，我们去洗澡。一进大门就傻了。

煤仓的澡堂子，是一座左右对称的平房；中间是大厅，一边是男部；一边是女部；都是对开的楼门。进门后，一侧是更衣间，另一侧是浴室。男浴室有两个门，中间是一个大池子，三面的墙上有二十来个淋浴。女浴室我没进去过，不知道结构。

浴室的正门很少关着，站在大厅，不仅能看到进出的人，而且能看出老远。

我们发现情况不妙，却无法后退了。大厅里站着五六个村哥，人人横眉怒目，有的拎着棍子，要修理骚扰村姑的人。

一方面，当时距离较远；一方面，我们都黑头虎脸，不好辨认。更关键的是，领导和同事帮着打掩护，说那几个坏小子不是矿上的人，是来买煤的外地人；惹完事早撩竿子了。（撩竿子，矿区的俗话，跑了、溜了的意思）

因此，姑娘也有些二虎，既怕打错了人，也怕引起群殴。矿上的人比较好斗，弄不好双方就混战起来。她骂了几句“官街”，嫌疑较大的人，被踢了几脚。

有惊无险。我们边洗澡，边说笑；以为没事了。可是，被叫到工段。段长姓蔺，五十多岁，中等个，圆呼脸。一方面，蔺师傅脾气随和，另一方面，我们都是矿上的子弟，都是淘气的岁数，只把我们臭骂了一通儿。

矿区的人性格粗犷，喜欢争斗。其中以两个地方为最；一个是磁家务；一个是“采石场”。

“王爷坟”是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庄亲王的家族墓地，葬有九代、13位“王爷”。据说，磁家务村的村民，很多是“旗人”，最早是看坟的。这些“旗人”比较抱团儿，有些人会些拳脚，民风彪悍。

“采石场”的人也不好惹。1965年，铁道兵第四师入驻房山县，修筑“京原铁路”。师部驻磁家务；16团驻坨里；17团驻周口店；18团驻十渡；19团驻长沟。早些年，铁道兵属于保密单位，“铁四师”的代号，好像是“6121”。

为了配合“京原铁路”施工；为了安置家属，部队修建了一些工厂，在矿区有家“采石场”。一些军工和家属，打架不仅厉害，而且抱团。

早些年，矿区交通不便，法治意识较淡。小的纠纷，通常民间解决。对一些小事，比如调戏妇女，偷鸡摸狗，通常一顿“胖揍”了事。

蔺段长笑骂：小兔崽子们，毛儿还没长齐呢，就他们犯色。招猫逗狗，管什么用？有本事，真搞上手，挨打也值的。光快乐嘴，毛儿都没看见，挨一顿臭揍值不值？万一打坏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了，亏不亏？

仔细想想，蔺段长说得在理。打这以后，我们老实多了；再看美女，多盯着看，多想美事，很少动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