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比较轻信。夸张点说，人家说啥，我们信啥。人云亦云，难免以讹传讹；有时闹出一些笑话；有些错误知识；影响了很长时间。

为啥出现这种情况？多年以后，我分析三大原因---

一是孩子们的知识欠缺。

在“改开”以前，京郊矿区教育落后，学生半天上课，半天自习；说是自习，约等于“放羊”。另外，社会、家庭、学校，都不重视教育；“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许多人头脑空空、懵懵懂懂。

孩子天性好奇，遇到好玩的、不明白的事，主要向别人请教。被请教者，有时自己一知半解，又不好意思承认，于是连蒙带猜；结果的准确率可想而知。当时没有手机、网络可以查询。一个糊涂说，一个糊涂听。面汤里煮元宵，一堆糊涂蛋。

二是民俗的误导。

总体来说，矿区的人文化较低。我父母以上的人，文盲、半文盲较多。怹们的知识，通常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口口相传，没人辨析、求证。

举个实例。矿区多山，蝎子挺多。人们爬山，经常看到蝎子。有一种常见现象：母蝎子的背上，经常驮着一些小蝎子。于是矿区代代相传，母蝎子是从后背产仔的；怀孕到期，母蝎的后背裂开一道缝儿；小蝎子从缝里爬出来，寄生在母亲背上，长大以后才下地独立生活。

小时候，我们信以为真。直到过了若干年，看电视《动物世界》才弄明白：母蝎子是通过生殖孔产仔；小蝎子要脱几次皮，才能长成成虫。在蜕皮期间，它们最怕蚂蚁，如果被蚂蚁咬伤，不能蜕皮，就得夭折。母蝎子把儿女们驮在背上，是为了对付蚂蚁。

三是某些成年人的恶作剧。

我们的宣传喜欢给一些人、一些行业、一些物品贴标签；经过包装，使一些平凡的人，正常的工作，变得“高、大、上”了。比如，医护人员叫“白衣天使”、老师叫“园丁”；公检法叫“人民卫士”。就连黑了吧唧的煤炭，也被称为“乌金”、“墨玉”。

当时一些人的辈份，是按照职业划定的，不是根据年龄、伦理确定的。农民的辈份最高，统称“伯伯”；工人次之，叫“叔叔”。解放军统称“叔叔”。女医护人员通称叫“阿姨”。当时有一首儿歌：“赤脚医生好阿姨，一顶草帽两脚泥。风里来，雨里去；背着药箱去下地……”

那时候，人们喜欢做大辈儿；甚至充大辈儿。给人家降辈儿，对方会很不爽。不像现在，五六十岁了，不愿意别人叫大叔，喜欢当大哥。

我家有户邻居。男主人早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一来，她家较穷；二来，她家人脑子不大灵光；三来女孩多，只有一个男孩儿。因此，街坊四邻比较轻视，一些孩子时常欺负她们家。

她家姓齐；大姐白胖，气管有毛病，呼嗤带喘的，外号“气管子”。男孩儿白白胖胖，一脑袋卷毛儿，楞头壳脑，小名叫利子，外号狗利子。

我们时常欺负狗利子；让他喊爸爸；叫就带他玩儿；不叫就拧他，用石头、木棍打他；有时候，还叫他偷家里的东西，主要是吃食，给我们。

一天，我弟弟正给狗利子当爹，玩得正嗨；被他母亲撞见。拉着利子找到我家：“你家华子非要当利子的爸爸；我把他送来了。以后，你们管他吃饭、穿衣、上学、娶媳妇儿……”我父母一劲儿赔不是。

在我看来，以“改开”为界，国人的生活和管理形态，是两种模式；此前是“经验型”；此后是“知识型”。

“经验型”，主要依靠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最大的特点是论资排辈、代际传承；老同志吃香，谓之经验丰富、德高望重。

“知识型”，主要依靠专业知识、管理理论；并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新知识，新经验。突破了年龄、地域等界限。年轻人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老帮菜不吃香了。

我们小时候，以老为尊，以粗为美，脸上皱纹越多，手上老茧越硬，越受推崇。“工宣队”、“贫农团”挺活跃，甚至参与高校管理，能左右专家、学者、大学生的命运。

早些年的工、农、兵，普通长得“老相”。四五十岁的人，跟现在六七十岁差不多。

为什么呢？一来，机械化程度低，许多工作拼体力，吃大苦、流大汗，出汗多了皮肤粗糙；二来，生活水平低，营养跟不上，缺油毛发干涩、稀少，缺钙弯腰驮背；三来，很少打扮。成天忙忙叨叨，没工夫，没心情打扮，就算有钱有闲，也不敢打扮。所以满脸折子，头发花白，牙齿不齐。

我们受这种教育，认为工、农、兵都是好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人也会搞恶作剧，甚至也有坏人。

按当时的理论，“坏人”主要天生的；“黑五类”及子女是“胎里坏”；工、农、兵及子女，根儿苗正；即使犯些错误，也是受坏人蒙骗。

学生要自觉接受工、农、兵的教育，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如果对“伯伯”、“叔叔”的教导，发生怀疑，自己都觉得这想法有问题，甚至自己的人品很“操淡”。

轻信，有时也会付出代价。

实例一，小姑娘吃大亏。

男方，老罗，男性矿工，当时五十多岁；一脸沧桑，看似老实淳朴，典型的老工人形象。

女方，小名可意，十四五岁。往好里说，天真烂漫，毫不设防；往坏处说，懵懵懂懂，爱占小便宜。

两者都是我们家属区的街坊。

可意的母亲在矿上做临时工；确切地说，是从矸石中挑拣煤块儿，挣计件工资，拣一车煤给一块钱。

矿上的正式工，按单位和工种、职务，挣固定的工资，和按月核定的奖金。通常情况下，工作相对轻闲，有些矿工喜欢帮家属女工干活。

老实说，矿工帮助女工干活，不是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是，求女工帮忙。矿工上班要穿“窑衣”，本来就是旧衣服，再加上工作环境复杂，时常开线、破洞，有女工帮着缝补，就省得自己动手了。二是，拍马屁，矿工及家属，很大一部分来处附近的村镇，往往亲套亲，有的女工老公、兄弟、姐妹等，就是头头脑脑，帮她干活儿，能帮自己说些好话。三是，吃豆腐。矿工分两大类，一类带家属，和老婆孩子同住；另一类家在外地，吃食堂、住宿舍。早些年交通不便，有些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憋得五脊六兽。帮女工干活，即使不让动真格的，说些骚话，拍拍打打，也缓解一些饥渴。

女工也愿意招男人帮忙。一来，增加收入。当时，一块钱能买不少东西。二来，节省体力。矿工普通身强力壮，推铁车、抡大锤、甩板锹，跟玩儿似地。女工个小力薄，干着真吃劲儿。三来，同性竞争。男人帮女人，通常是有选择的，年轻漂亮的女人，最爱关照。谁受到男人关照，说明她有姿色、有魅力。

老罗和可意的母亲同班。闲来无事，喜欢帮家属女工拣煤，以此来套近乎。

因为是邻居，又是同事，时常互相帮忙；所以两家来往较多，互相串门，互送玉米、豆角、倭瓜等等。时间一长，可意她们家对老罗毫无防范。

有没有人看出问题？估计应该有。可是，矿区有个风俗：“宁说做官为患，不说做贼养汉。”“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不沾亲带故，很少有人管闲事。

家属区是公共厕所，十多家共用。一天，可意上厕所，出来后遇上老罗。早些年，学生只上半天课，作业留的不多，写不写也不吃劲儿；所以孩子们比较悠闲。不像现在，上下学一溜小跑，半夜还没写完作业。

老罗约可意去串门，说他家有糖果、点心，还有小人书等等。可意少不更事，既被美食、图书吸引，又觉得被罗大爷邀请，很有面子，就乐颠颠地去了。没呆多会儿，就被哄到炕上看小人书、吃零食，趁其不备，将她推倒了……

女孩回家，又羞又痛，一劲嘟哝：“流氓，臭流氓。”

她父母没在家，奶奶追问：“谁流氓呀？”

女孩哭诉。奶奶知道事态严重，托人找回儿子、儿媳。一家人商量；觉得这事传扬出去，自家脸上无光。于是决定，找上门去，让老罗认错、赔钱；保证以后不再骚扰。

老罗既心痛钱，也没有医学知识；以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两家说不到一块儿，最后报官。

几个穿官衣的，把老罗带走了；一番审讯，老罗哪儿扛得住？把干过的坏事儿，都抖落出来了；最后被了刑。据说，家属区被他骗了的女孩，有五六个。

我们因为轻信，上过老矿工的“恶当”。

家属区有个俱乐部，是矿上开会、放电影、演节目的场所。早些年，各单位都有“宣传队”，时常互相交流演出，通常是免费观看。

演员有专业的、半专业的、纯业余的。当时比较左，一些小事往往上纲上线。

而演出最容易出问题；一来，山沟沟里的演员，上台的机会少，一人多难免紧张。二来，业余演员，有本职工作，利用工余时间，排节目，背台词，难免丢三拉四。三来，早些年人们文化偏低，剧本、资料少，有些节目是从收音机扒下来的，有些词以讹传讹。四来，一些观众很左，演员出现大的失误，揪住不放，甚至当场蹿到台上，演出变成辩论；演员变成靶子。

为啥还争着当演员？人都有表现欲，希望展露才华，并得到大家的认可。人都好逸恶劳，早些年机械化程度低，挖煤、种地，都是重体力，演出相对轻松。人都爱占小便宜，下基层演出，连吃带拿，外带看风景，比上班带劲儿。人都爱热闹，男男女女，化妆、穿演出服，在一块说笑调情，总比下井舒服吧。

如何减少失误？演出前多练习。企业是国家的，可以忽略成本。领导爱面子，总想在汇演中出风头，所以慢慢磨吧，慢工出细活儿。

当时的俱乐部条件比较简陋，夏天闷热、憋屈；因此一些演员、乐手就走出来，在路边、山上练习。

小孩儿好奇心重，喜欢围观；尤其是对各种乐器。当时有些大单位，乐器品种多，高大上；比如，扬琴、长号、萨克斯、小提琴、手风琴等等。也有些乐队比较寒酸，只有锣、鼓、镲、胡琴等等。

贫穷不仅限制了人的见识，也降低了胆量。在孩子们眼里，洋号、小提琴、手风琴，等等，价格比较昂贵，因此敬而远之，不敢去磕碰，怕鼓捣坏了，自家赔不起；肯定得挨父母一顿“胖揍”。

相对来说，对民乐就不大重视；比如笛子、唢呐、锣鼓、胡琴等等。（早些年，矿区管二胡、京胡、高胡等，统称为“胡琴儿”）。不仅随意触碰，胆大的还敢趁人不备，吹几下笛子，拉几下胡琴儿。在矿区人眼里，这些乐器值不了很多钱。

爱屋及乌；反之亦然。人们因为乐器有土有洋、有贵有贱；也对演奏者区别对待。

这让民乐演员颇为不爽。个别人就憋着犯坏，整治调皮的孩子们。

我们一无所知；觉得矿工叔叔都是好人。

一天，几支宣传队联合演出。演员们穿的花哩胡哨，在外边踢腿、练嗓儿。乐队拿着家伙事儿，各自找地练习。房前屋后，路边山坡，人影绰绰、乐声起伏。家属区的人，三五成群，围观“吃瓜”。

演员都是“人来疯”，互相比人气儿，台上台下都是如此。靓妹帅哥的围观者多，他们唱的、拉的更带劲儿。年老色衰的，观众稀疏，臊眉打眼。

乐队演员更受冷落。为什么呢？当时没有“特长生”、“艺考”，学音乐的人少。当时的乐曲，翻来覆去就几首，外国名曲、小夜曲、轻音乐等，都是靡靡之音；没人敢演奏。他们演奏的乐曲，录音机、大喇叭天天播放，人们都听烦了。

地位影响情绪。情绪影响心态。那些年乐手们往往心态欠佳，尤其是民乐队的乐手。

老实说，我们年纪小，不知道成年人之间的弯弯绕。由于身心还没发育，对美女的兴趣不大，主要是看乐器。对西洋乐器，满脸羡慕，只敢远观，不敢亵渎。而对民乐，则是一脸的轻视；嘴撇得跟八万似地。

被小屁孩儿轻视，叔叔很不爽，后果挺严重。我们傻了吧唧，毫无察觉。

有个矿上的业余乐手，坐在路边的矮墙上，练习拉二胡儿；不时与熟人打招呼。

我们跑到他身边聆听。他见几个黑头虎脸的小男孩儿，有些不屑：“去去，一边玩儿去。”

孩子头：“听会儿咋了？”

胡琴手：“你们听得懂吗？”

孩子头：“你能拉几首？”

胡琴手：“听好喽。”他是个“二把刀”，不会几首曲子；为了唬住我们，把压箱底的往外掏腾。

大叔伸脖瞪眼，两手紧“挛”。（“挛”，在矿区有两层意思，表面意思，是紧张、忙碌，忙乱。暗含的意思，是逗笑，挖苦，是一句俏皮话的缩语。猴儿砍椽子---紧“挛”。指公猴做下流动作。总之，不是好话。）

胡琴手：“这是啥曲子？”

我们人多、抢答：“喜送公粮。”

胡琴手：“这首呢？”

我们：“公社盛开大寨花。”

胡琴手：“这首？”

我们：“听松。瞎子阿炳演奏的。”

胡琴手：“卧槽。懂得不少哇。你们咋知道的？”

我们：“匣子里听的。这有啥呀？”

大叔败了一阵，改变招数。

胡琴手：“喜欢拉胡琴吗？”

我们：“喜欢呀。”

胡琴手：“找家里要钱，买二胡。我包教包会。”

我们：“多少钱一把？”

胡琴手：“便宜的几块钱；中等的几十块钱；贵的几百块钱。”（当时的矿工每月挣几十块钱。几百元，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们：“最便宜的？”

胡琴手：“六七块钱。”

当时，六七块钱对普通人家来说，是不小的数目。矿上的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才18块钱。

我们摇头：“买不起。”

胡琴手：“实在买不起，也有办法。”

我们：“啥办法。您说。”

他笑笑：“自己做。”

我们：“自己做；不会。”

他笑笑：“我教你们。”

我们欢呼：“太好了。您说咋办？”

他一脸认真：“别的事好办。最要紧的是，准备一张蟒皮，要不拉不出声儿来。”

“蟒皮？”我们发了愁：“咱这没蟒，上哪儿淘换去。还是做不了啊。”

他笑笑：“有办法儿。没蟒有蛇呀。找粗点的蛇，越粗越好；剥下蛇皮，绷在荫凉处，过几天就成了。”

我们：“蛇到好抓；皮不好剥。”

他笑笑：“容易。砍掉蛇头，放在碾盘上，轻轻地推碾子，蛇肉就挤出去了。把蛇皮豁开、展平就行了。”

我们：“明白了。这事好办。”

他悄声嘱咐：“这事要保密。”

我们不解：“为啥？”“蛇是‘大仙’。你们抓蛇、杀蛇，让老乡知道了不干。还有，我工作挺忙，都找我做胡琴，那就麻烦了。”

我们点头：“明白了。这件事，就我们几个知道。”

对于他的叮嘱，我们没有半点怀疑。为什么呢？当时矿区许多人笃信“风水”；不仅五“大仙”不能招惹；甚至鸟、树、猫、狗，也不能乱碰。

矿区的人认为，房前屋后的树木，以及寄居家中的小动物，比如鸟、蛇、老鼠等，都是自家“风水”。如果被别人破坏掉，就会影响财运、人气儿。为此很容易引发矛盾，甚至斗殴。

我们深有体会。

一次，我们去半壁店村“学农”。

这次方式有些特别。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十多个人；先帮村民清猪圈，拆土坑、土墙；把旧土掺上草木灰等，积成农家肥；把肥堆成梯形，算出体积和重量；最后用篓子把肥土背到路边，由老乡装车送到地里。

当时村里的老房比较低矮，房檐底下净是“燕儿窝”（房顶与墙壁之间的洞穴。并不一定真住的是燕子）。由于长年和主人共居，所以鸟儿胆子较大，时常飞来飞去，从鸟窝里探头探脑。

农家寄居的鸟儿，最常见的有两种：麻雀、燕子。

我们很少抓麻雀、燕子。当时麻雀数量很多，长相不好看，而且气性很大，不容易养活。燕子，不好看，黑灰色的，瘦了吧唧的，而且不好养，主要吃活物儿，劳神费用。

凡事都有特例。据说燕子有70多种。矿区有一种俗称“花窗燕儿”（到现在，不知道学名。）与常见的“雨燕儿”相比；羽毛漂亮，数量比较少；养着“提份儿”。

于是几个淘气的男生，把篓子倒过来，踩在上面掏“花窗燕儿”。当时集体种地，成年男女要下地干活；家里只有小孩儿。

我们去的这家只有姐弟俩。小姑娘阻止掏鸟儿，可是没人听她的。她一边左拦右挡，一边叫弟弟去叫父母。燕子挺机灵，一看阵势不对，就惊叫着飞跑了。

男主人回来，气得乱叫。我们老师在别处干活，被叫到这里，连骂带损。他放恨话：“不看你们年纪小，又帮我家干活儿，一人一顿大‘逼斗’。并说，燕子回来没事儿，要是被吓跑了，咱们没完。”

下午收工，其他同学直接回家；我们几个被提拎到学校；老师把在老乡家受的气，转发到我们身上，连骂带损不说，还让写检查，当着同学念检查，还要向村民陪礼道歉。

老实说，禁忌有规范、震慑的作用；同时，也是有诱惑、惊喜的作用。“深夜闭门读禁书”，是一个人的冒险。三五好友一起干坏事儿，是一种群体狂欢。

我们决定冒险，抓蛇、剥皮、自制胡琴儿。为此，一连几天，时常凑到一起，商量相关细节。

这件事必须瞒着父母、邻居。当地有“五仙”或者“五大门儿”之说：胡、柳、黄、白、灰（狐狸、蛇、黄鼠狼、刺猬、老鼠）。成年人很少敢伤害它们；小孩儿虽然不怕它们，却怕父母的打骂。

小孩儿办事再精细，也难免露出破绽。有些同学的父母察觉端倪：“你们琢磨啥坏事儿呢？”

我们：“没啥。”

父母：“鬼鬼祟祟，肯定没憋好屁。”

我们：“没有；开点玩笑。”

父母：“别惹祸啊。惹祸揍死你。”

我们：“知道了。”

对喜欢的事，大家都挺上心。我们分析认为，“南阴”（大石河的一段河谷）背静，青蛙、老鼠多，那儿的蛇应该粗大。于是，准备家什，并进行了分工。

老实说，当年一些男孩儿存在着暴力、残忍的心理，最常见的表现，是欺辱甚至残杀小动物；因此有“毒蛇难过童子关”的说法。

为啥会有这种心理？多年以后，我琢磨：一是练胆儿，通过打蛇、抓鱼、偷鸡摸狗等，锻炼胆量；二是显摆，女生相对胆小，遇到蛇、刺猬甚至毛毛虫，就吓得花容失色，男孩儿在她们面前，总想露一手；三是吓唬别人，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牛、很浑横，少招惹我。

抓蛇，对我们来说不算事儿。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不能弄坏蛇皮。以往打蛇，哥儿几个棍子、石头齐下，不一会儿就齐活了。这次要温柔。

我们特意制作了工具，几根Y字形的树杈儿；前端是V字形，尽前端用小刀削尖，为的是能扎进土里，按住蛇头、蛇身。几根藤条，柔软却极富韧性。

我们分成三组，一组找蛇，穿树林、趟草稞、搬石头，把蛇轰到宽敞些的地方。二组火力压制，用Y字树杈儿卡住蛇头、蛇身，让它不能进退。三组击杀，用藤条使劲反复抽打蛇头，直到它死翘翘了。

“南阴”的蛇数量虽多，但是符合标准的不多。轰出一条蛇，哥儿几个先相面：粗细如何、花纹儿咋样。据说，我们矿区最粗的蛇有两种：黑桑、黄桑；有成年人的胳膊粗细。我只听说过，没见过。

有一天，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标准。

大伙噢噢欢叫，围住它，按事先预定的方案，四下包抄。然而蛇的反应比预想的强烈而迅速。它前半截儿立起，小眼儿放光，滋滋地吐着红“信子”（舌头）。谁稍微靠近，它就做出要冲过去的架势，对面的人不由得往后闪。

大家互相鼓励：“别怕。咱们人多。”

“用棍子，压住它。”

“注意，被弄破蛇皮。”

人蛇混战，惊叫连连，暴土扬场。蛇再能折腾，也斗不过五六个男孩子，最终被打烂脑袋，一命呜呼了。

我们兴奋异常。为了不弄坏蛇皮，一路上两人一组，轮换着抬着蛇，一人拎头，一人拎尾，穿过村子，直奔村头的石辗子。

村里一些孩子卖呆；有认识的询问：“抓蛇干吗？炖肉吃吗？”

我们：“剥蛇皮，做胡琴儿。”

村童：“路边剥吧。我帮你找家伙儿（工具）。”

我们：“用碾子压，蛇皮完整。”

村童：“别介。碾子是推粮食用的。”

我们：“弄不脏。”

有机灵的小孩儿，跑去报告村里。

我们沉浸在兴奋之中，不知道麻烦将至。胆大的孩子，用小刀割断蛇头。其他人把蛇身捋直，放在碾盘上，轻轻推动碾轴。它直径半米，三五百斤重，压到蛇尾上，噗嗤一声，血肉模糊，烂成一团。

有人责骂：“慢点推。压烂了。”

有人说：“不行。碾子太沉了。”

有人提议：“再试试。不行，留一截儿粗的，手工剥。”

我们边推边看边讨论。正忙活，突然一阵大乱，几个老乡举着锄头、镰刀、木棍狂奔而来----

“王八蛋，淘得没边儿。打死你们。”

“敢杀‘大仙’，必须陪罪。”

“小兔崽子们，呆会找你们家去。”

……

我们四下奔逃。躲在山上，很晚才回家。然而没用，因为家住附近，和村里的孩子同一个学校，所以轻而易举，就被弄清了名字、班级。

村干部大怒；先找学校，后找矿上。我们几个当事的孩子，从村里抬水，仔细冲洗碾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老乡们赔礼道歉，才勉强过关。因为一些村民，在矿上当工人；每年矿区的村镇，都有招工转户口的指标；因此村里不敢与矿上闹得太生份。矿上的领导自然向着矿工子弟，出面摆平了这件事儿。

接下来，过学校关。

老师上纲上线，说我们破坏农业生产，拉帮结派，让深挖动机、目的；互相检举，谁是主犯，谁是从犯，等等。一开始，我们还挺仗义，想保护出主意的矿工大叔。只说自己想学胡琴，家里没钱，想抓蛇自制。

可是小孩儿怎斗得过老师们？。我们被分开，单独“过堂”，连蒙带诈，连哄带骗，很快就露出破绽，把来龙去脉抖落出来了。我们上学时有“三怕”；怕老师家访，八成得挨一顿“胖揍”。怕背处分，在学校抬不起头来。怕不给毕业证，没法参加工作。

蛇皮事件，弄得我们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一些家长不让孩子跟我们玩儿，认为我们太淘气；蔫头匪（矿区俗语，意思是表面老实，蔫大胆儿）早晚捅娄子。

人，往往吃一欠，第一智。这件事，让我们知道了，成年人不全是君子，也有小人。现实世界中，不全是美好温馨；也存在着欺骗、报复、暴力、借刀杀人、公报私仇等等。有些看似忠厚的人，内心也许并不善良。

从那以后，不愿也不敢再轻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