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夏天邯郸散文沙龙活动时，我谈了自己关于散文写作“六说六不说”的观点：即说人话，不说鬼话；说平话，不说官话；说真话，不说淡话；说实话，不说虚话；说高雅的话，不说媚俗的话；说有个性的话，不说没品位的话。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但由于自己多年来深陷于公文写作和繁杂事务之中，没能完全脱离“官话”，创作品位也没有提升多少。

今年八月份的沙龙，我们一起学习了耿立先生《散文的门槛》。耿立主张把散文写作设定为“精神的高度”、“散文写作现在时”、“散文之道”三个门槛。他讲的抽象了些，“门槛”的顺序似乎也可以探讨，但对眼下的散文创作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他引用王安忆的话尤其令我深思：“许多散文在挥霍文字的同时，也在挥霍文字所表达的情感。在煽情和滥情的空气底下，其实是情感的日益枯竭。”是的，不能让我们辛辛苦苦敲出来的文字成为感情垃圾和文字垃圾。

通过阅读几位朋友的作品，我对散文的“四度”做了一些思考。“四度”就是：写作的角度、现实的温度、历史的厚度、审美的高度。

写作的角度也就是写作切入点的选择，分立意、选材、构思、文体和语体等多个方面，我觉得其中的关键应该体现在“准”、“新”、“小”三个字上。“准”就是作者定位恰当，身份明确，不带偏见，客观描述，知道“我是谁”、“我写谁”；“新”就是选材独特，富有新意，有看点，能够打动人；“小”就是细处着笔，以小见大，而不是贪大求全。我在写《一民西行记》中就是以名字被人搞错这一偶然事件为切入点，站在一介平民的角度，写了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山、人与石头、人与历史的关系，说了自己一直想说的一些话。 

现实的温度需要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来“烘烤”，既要有比较强烈的表达欲，也要有一定的分寸感，而我更看重写作者的悲悯情怀和个性化语言。我理解的悲悯情怀就是一种宗教般的慈悲与博爱，这是对苦难的超度及弱者的同情，而不是高高在上、装腔作势。莫言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是的，我们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拷问自己的灵魂、追问人类的良知！如果说悲悯情怀决定作品的深度和力度，那么个性化语言则影响着作品的鲜度和亮度，因为这里面散发着你的气息，跳动着你的节奏，显现着你的语境。当然，追求语言个性化不能过于标新立异，不能偏离基本语言规范，更不能朦胧的让人看不懂。这方面我们该好好看看路遥先生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他的语言是那么的干净、淳朴而鲜活感人。

历史的厚度就是作品的历史厚重感，它需要作者现实洞察力、思维穿透力、语言辐射力的支撑。就拿邯郸作家来说，在崔东汇先生的笔下，从来不选择土壤的柳树就是他自己风雨飘摇的青春岁月，就是他的父辈辛苦劳作的历史身影，就是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缩影。在李延军先生的笔下，廉颇、蔺相如、平原君、赵氏孤儿等等，这些早已被脸谱化的邯郸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解读、新的面孔、新的生命，让人拍案叫绝。冬红在总结今年散文学会工作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邯郸目前占据省级以上散文阵地的基本上还是老作家。这说明，我们需要给自己加压充电，在增加阅读量的同时，要向邯郸老作家学，向外地作家学，向名作名家学。

审美的高度是作者人生价值观和创作尊严的体现。耿立先生对当下散文作者精神软化或精神缺位的描述很直接、也很形象：“知识的堆砌、情感的矫饰、语言过度的诗话虚化、鸡零狗碎的日常描摹、枯燥乏味的豆腐帐、沉浸在故乡和童年的多脂肪腹部酣眠回味；或者听从欲望的吩咐，与商业和权力的勾肩搭背，忍气吞声等等。”够发人深省了吧！听了这些，我们还敢轻易下笔吗？我觉得，一篇具有审美高度的散文，除了有人性、有诗性、有神性之外，还应该有哲性，哲学的“哲”。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是唯物史观教育，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相信事物的多重性和规律性，所以在语言上要辩证一点、暧昧一点，观点上要理性一点、客观一点，不能像某些微信文章一样泄私愤、发牢骚。顺便谈一下我对采风散文的看法。去年去馆陶采风时，我写了一篇《粮画的意义》，文章并没说粮画小镇有多好，而是从“物质变精神”、“艺术变技术”、“速朽变不朽”、“颗粒变集体”四个方面对“粮画”进行了人文思考和哲学追问。当时以为这篇文章不会在《陶山》刊登，结果被采用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作为一名有良知、有境界的散文作者，应该锤炼自己透过表象看本质、透过雾霾看真相的功夫，对自己的名誉负责。至于文章写好了是不是能发表，没必要想那么多。

我认为，这次集中研讨的五位作者大约有三个共同点：都是处于成长期的作者，这与年龄无关；共同的乡土情结（梁淑增除外），对小人物的关注；都有一定的发表量，有望建立自己的风格。以下我就谈谈对几位朋友作品的一些观点，作为探讨。

读梁淑增的《联防路逸事》有种与邻居聊天的感觉，在略带陌生的距离感中有一种不经意的亲切，让人不由地去惦念、去缅怀，让人觉得这样的文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于是那略有啰嗦的叙述已不再是絮叨。是的，联防路凝结了两三代邯郸联防人的梦想，见证了古城邯郸迈向工业文明的脚步，联防路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怎能不让与之有关的人魂牵梦绕！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突破”、“三个看点”。正如邯郸散文学会安秋生主席曾经肯定过的，作者在联防路上发现了一座创作“富矿”，这是邯郸散文创作在工业题材上一个可喜突破。它的“三个看点”在于：（1）鲜活的语言“标本”；（2）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历史“场景”；（3）多种文化（邯郸本土文化与津文化、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不同的饮食和服饰文化等）的交汇、碰撞与融合。

也有两点意见供探讨。（1）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在那里出生，我在那里长大”，而在叙事中“我”和“我的父辈”好像是缺位的，如果也能“参与”其中，或许内容会更丰满、更实在。（2）文章历史厚度也显得不够，联防路从兴起到萧条，联防人从扬眉吐气到哀声叹气，纺织业从繁华一时到繁华“已逝”，这里面有多少的“阵痛”、纠结和无奈啊！那种火辣辣的焦虑感、沉甸甸的厚重感还是少了点。当然，我是不大主张文章一直改来改去的，今天的不足也是明天提升的空间。总之，梁姐，我为你点赞！

邢红霞和薛丽英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七零后，都从事教育工作，都钟情于故土乡亲并以此为创作源泉；近两年她们好像又同时发力，以超常的勤奋和速度发表了不少作品。从她们的乡情散文来看，我认为有三个共同点，三个不同点。共同点：（1）相同的人物群体，如父辈、祖辈、乡邻；（2）相似的生活场景，比如记忆中的童年家园；（3）相近的写作手法，如，亲临现场的真实感，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语境，对弱者的同情，对善良的赞美，沉重的命运感。

她们的不同点在于：（1）在命题上，红霞较隐喻，注重“哲性”，丽英较直接，注重“率性”。同样写父亲，红霞以《父亲树》为题，用树比喻父爱的庇护，丽英写过《父亲是个老顽童》，用“顽童”展示父爱的宽厚；同样写爷爷，红霞的《担挑人生》用一副扁担象征爷爷的辛劳一生，丽英的《从一张老照片读懂了爷爷》用一副照片引出爷爷非凡人生。（2）在写法上，红霞比较注重语言的精巧和流利，给人的感觉像行云流水；丽英比较善于通过对话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有的情节读起来像小说，但语言的分寸感还需要有所把控。（3）在语境上，红霞的文章有一种“淡淡的情”，仿佛被不经意地修饰过，看起来比较得体，欲说还休；丽英的文章有一种“隐隐的痛”，原汁原味多点，没有过多的加工或包装，听起来或许有点“冲”。这应该与作者的阅历和气质有关吧。

两个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应该是，要在谋篇布局、打开创作视野上再下点工夫，注重文章的节奏和结构，注重个性化语言的进一步修炼。同时也要增加文章的精神容量，不断提升历史厚度和精神高度。

我一贯认为，乡土也罢，乡情也罢，乡愁也罢，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结，并不是它本身真的有多干净、多美好、多值得回忆，只是因为那是我们童年无以替代的成长“原料”和不可复制的生存“土壤”，只是因为我们的亲爹亲娘在那里，才让我们如此难于忘怀。那种“原料”里面肯定不都是对生命有益的维生素，那片“土壤”上播种和收获的也肯定不都是善良和快乐。那难于割舍的情、难于言说的痛、难于化解的怨、难于启齿的梦，尽在其中啊！

作为一名散文创作者，应该如何面对、挖掘、筛选、组合、表达、提炼、发表这些东西？读邢红霞、薛丽英的文章让我想到这个问题，读董宏的文章也让我想到这个问题。董宏兄的作品是真实自然、发人深省的，他笔下《被时光淹没的炊烟》也是我记忆中的炊烟，他《与娘在一起的日子》也让我反思与娘的相处，他的《人在囧途》又何尝不是我们面临的人生窘境！此时，我甚至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如果我们与“娘”掏心掏肺地聊上三天三夜，回到老家找十个乡亲谈上两天的心里话，再找五个当年留在农村的同学喝几次大酒，唾液飞溅地抡它一通，痛快淋漓地醉它一回，我们笔下的文字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是不是该从陈忠实老先生一个人回老家住两年、终于写成《白鹿原》这篇不朽之作这件事上受到什么启发呢？

还是说董宏吧，我衷心祝愿他像他的名字一样，“懂”的更多，写的更“宏”。借用李宪民兄弟获奖感言提到的两个词，“懂”就是“心量”更大，“宏”就是“眼量”更宽。

总之，希望大家写出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有质量、更撼动人心的作品。

谢谢大家！

（该文是作者2015年11月29日在中国散文之都邯郸散文沙龙活动中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