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春，苏明有幸的绕过第一第二次反“海南地方主义”后，她与丈夫郭汉中一起离开生于养于的故乡—海南岛，调到了广州工作。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郭汉中任广东省卫生厅药政局副局长，苏明在广东省卫生厅药政局行政处当科员，负责局收发工作。

一下子离开自己战斗过的熟悉土地，踏上一片陌生的地方，苏明心里不免产生起一种恋恋不舍之情。这时候的心情，既是喜悦，又是悲哀。喜悦的是，能侥幸逃过反“海南地方主义”的劫难，重新走向新生活，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同一起在琼崖根据地出生入死战斗的战友姐妹们，绝大多数都被迫遣返回老家，过着一种比战争年代更加残酷的生活，想起来，她心里就感到悲哀。

调到广东省药政局工作后，尽管她身边还要带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二岁，但是，她还是按时上下班，早出晚归。回到家时，她不仅要买菜煮饭，还要照顾孩子，为孩子喂饭洗澡，生活相当紧张。一九六二年，是我国人民生活较为困难的一年，所有一切食品、用品都要持票排队购买。有时排队半天，腰酸背痛，也买不到，她并没有哀声怨气。因为，她总觉得，尽管生活是困难一些，但是，总比在五指山根据地的日子好多了。

从战争岁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从艰苦环境进入优越的生活环境，苏明并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自己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她都时刻不忘记人民群众，不脱离人民群众。局值班室有位姓肖的干部，他原是省卫校的职工，在农村结婚，有二个孩子。一九六一年秋，省卫校下马后，他被安排到省药政局值班室当值班员。不久，他从农村把老婆与两个不足五六岁的孩子接到省城里一起生活。由于老婆孩子的户口都在农村，城里居民分配的食品用品，他们都没有享受到。全家四口人，全靠老公一人的口粮、工资维持生活，从而生活过得相当困难，孩子饿得“呱呱”直哭。

值班室是属局行政处管理，苏明每天都要到值班室收取报纸、文件、信函，当她了解到姓肖的干部家庭这样的困难，于是，她从自己全家的六口人的口粮中，每月挤出三十斤送给他们，分给一些生活费，连续两年多时间，解决了他们吃不饱的问题，使他的全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年头。

苏明捐献粮票救济困难职工的行为，荔湾区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号召全区干部职工向苏明同志学习。于是，全区干部职工掀起捐粮捐款的行动，不到几天时间，全区干部职工都积极行动起来捐粮捐款，解决了全区的干部职工中部分困难户的问题。

在琼崖纵队期间，一九三九年在冯白驹身边当勤务员；一九四零年调到后方医院当看护；到一九四四年调回总队部司令部当医生。可是，到一九五五年转业时，才定为连级干部。对于这个很不公平的定级问题，苏明从来没有提及过。因为，她考虑到，自己是一位妇女，能有今天，全靠党的教育与培养，所以，在职务和生活享受问题上，她从来没有向党组织伸手，始终保持着一位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质。一九六三年，全局干部职工进行评级工作，按照评级条件，苏明是完全有条件评上的。她见到一位干部，尽管工龄比自己少，但是，他的家庭生活较为困难，于是，她就主动让出这一评级指标给这位同志。有一位科长却不自量，伸手向领导要级别，她看不过眼，就劝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不要伸手向领导要级别，应该让给别人，艰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一位共产党员的本质。”当然，她说这样的话，是会伤害别人的。苏明从参加革命工作那天起，十几年来，她就是时时刻刻以一位共产党员的条件约束自己，即使伤害了别人的心，她觉得自己维护了党的形象，做了一件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她心里也感觉到很踏实不遗憾。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明身边有四个孩子，而有三人在上中学、小学、幼儿园，经济负担是很重的。可是，她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喊过苦，以一位老红军的艰苦朴素认真扎实的作风，默默无闻地去工作去生活。每当踫到困难时，她就回想起那些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回想起那些在反“海南地方主义”时被遣返回老家，至今没有生活着落的姐妹们，这时，对比自己在广州这一生活条件，她心里也感到满足了。

善良、勤劳、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是苏明的性格。她就是凭着这一颗做人良心去工作。俗话说，善良任人欺。厅里有些人看不惯她这一朴实无华的作风，常常给她穿“小鞋”。但是，她对这些事看淡如水，不与他们计较，凭着一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心埋头工作。她心里总是这样想着，反正，不贪不挪，心地宽广，什么都不怕。可是，她哪里知道，社会犹如一部车，跑在大街上，你不踫他，他要踫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