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

——献给那些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人们

王西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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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4年冬天的时候，我身体不太好，只身来到南方，除了和同龄的朋友们交流外，有时我感冒了，静静地躺在家里的床上，一个人在思考着往事，回想着我的童年，回想着我的一生······。

“喜雀哥，羽毛多，爸爸种田妈烧锅，哥哥参军打日本，妹妹读书扭秧歌。"当我用四川的乡音，唱起这首儿童时代的童谣时，我的脑海里不时地回想起儿时情景，这首儿歌在当时和许多流行的抗战歌曲一样，都是充满了激情的，也充满了对某种事物的向往。

在抗战的大后方，在我的家乡四川省宜宾市，有很多的抗日歌曲和儿歌里唱的一样，激发并迎合了当时抗战的满腔热情，在大人和儿童中间广泛流行。让我们细心的回顾一下历史，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作为大后方的宜宾，他们也和当年全国抗战形势是一样的，人民抗战热情是那么地高涨，老百姓自愿捐钱捐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抗日前线去。正像抗日歌曲中说的那样：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家乡宜宾，作为战略意义的大后方，她不仅敞开无私的胸怀接纳了沦陷区的学校、工厂和难民，她还是全国抗日物资供给的集散地。美国航空运输队通过驼峰航线将援华的军需物资输入到中国，通过宜宾，又将这些物资和宜宾的兵员，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战区。宜宾人们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当年，宜宾有个李庄镇，才几千户人家，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一下子就接纳了来自全国的一万多个文化人物和学者，保存和储藏了全国几万件文物和相片。抗战胜利后，这些东西都完无损，没有丢失一件，这些应该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宜宾成了继昆明，成都，重庆后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1939年，自“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十六字电文发出起，国立的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所迁驻宜宾的李庄。许多的知识分子都来到了这个文化中心，如李济，林徽因，梁思成，傅斯年，陶孟和，童弟周等，他们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这部巨作，就诞生在李庄，这使得宜宾的李庄成为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这些著名学者才迁移回到了原处。他们对李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宜宾的李庄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

抗战时期，李庄在宜宾的地图上是没有标明的。宜宾虽然遭到过多次日寇飞机的大轰炸，但近在咫尺的李庄却安然无恙。想想当时家乡的人们，曾经有几万将士出征，投入到了抗日的前线，打击和消灭了日本鬼子，又有无数的爱国将士血染疆场，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家乡老百姓是这样的热爱和平，热爱生活，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使我回忆起了我的儿童时代，少年时代，回忆起我的青年时代的生话和经历。使我的心在一阵一阵热血沸腾，就好像使我仿佛又回到那轰轰烈烈的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六十年代的援越抗美，仿佛又回到了我在宜宾的生活，以及在重庆，在太行山城的经历……。

三个小铅笔头

引子：水潭很大，足足有两个球场那么大。水清的透底，里面能看得见有很多鱼儿在游荡，水里还长有很多绿颜色的水草，周围全是岩石，天知道这些水和鱼儿是从哪里来的。

坐在这水塘岩石边上钓鱼，蓝天的白云倒影在清凌凌的水面上，我们就好像，好像是置身来到了大海边，心情非常舒畅。没多大功夫，苏联专家和厂里陪同来的领导们钓上来不少的鱼儿，有大有小的，和买的鱼不一样，父亲钓的鱼儿最大，还是一条美丽的大红鲤鱼……

我的家史 

我是1949年8月出生在四川宜宾市区，是地道的宜宾人，曾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亲父亲，姓尹，他在1940年的时候，就在宜宾当时的民国政府任职，担任过许多要职，一直到1949年12月宜宾和平解放。第二个父亲就是继父亲，叫王玉山，是一个1937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我的两个父亲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但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却都占有很大的位置。

听亲戚说，父亲原籍是重庆铜梁县人，不知何故就来到宜宾。他曾在水道巷、集义街、府城皇庙附近居住，在当时宜宾的县政府工作过十多年，管理着许多事物，曾经为宜宾的老百姓做过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在抗战时期。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在一夜之间就被解放军和平解放，父亲也好像是一夜之间，就成了新政府的官员。但是，随着旧政府的改组，新政权的建立，政府有一些人被留用到新的政权里，而父亲当时岁数大了，身体又有病，新政府就没有被留用，解放后一直在家中休息。

解放前，父亲在民国政府工作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好，他先后娶了三位妻子，第一位是一个姓彭的大户人家的四女儿，并且给生了个儿子，但是，儿子在长到几岁的时候因生病，家里花去了很多的钱，也没能够治好儿子的病，就夭折了。因此，母亲因儿子的去世，心头上难受，生了重病，不久便去世。后来，父亲又在城里找了第二位妻子，经过了一段时期后，因脾气性格不合，没有过成。大概是在1947年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才认识了我的母亲，当时母亲才十八岁左右，可那时我的父亲快五十岁了。

在母亲的家里，也就是我的外婆家，孩子们很多。当时在宜宾南岸乡下农村居住，家里一贫如洗。但父亲的家里相比来说条件要好，又在政府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外婆的家里，收受到父亲托人送来不少钱财，最终外婆家里同意了女儿这门婚事。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父亲像是一个文雅的“秀才”，瘦高个子，穿着长袖衫袍，戴着一副眼镜。据亲戚们回忆说，父亲家里当时很富有，家里财产是很多的，曾搬过几次家。解放以后，我们家就在宜宾东门口水道巷居住，这里离岷江边不远，父亲经常抱着我在江边散步，或在家门口晒太阳，一直等着母亲从外面打工回来。当时宜宾已经解放，在大街小巷上，家家户户挂满了五星红旗，来庆祝宜宾的解放，庆祝新时代的到来。

宜宾的解放给这座千年的古城，带来了前所未有活力，也带来了新的生命，到处是一片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母亲经常参加解放军工作队举办的各种活动，参加文化学习班。在当时，母亲竟会看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在文化班里，母亲还学会了唱很多新中国时期的歌曲，到家后还教不满一两岁的我唱歌。

在政府组织的抗美援朝动员大会上，母亲还积极响应上面的号召，她和其他有志青年一样，积极地投入到了支援抗美援朝行动中去，并积极报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过，正是在当时有了我，一个小孩子的牵连，她才没有去成朝鲜。在几十年后，我长大成人，母亲还曾经抱怨我，说是我拖了她的后腿。

母亲家姓郭，是个大的家庭，解放前很穷。很早就听人说，我外公上两代人在距离宜宾十几里的“凉将沟”村居住，后来由于人口不断的增多，土地不断地减少，他们后来就迁徙到有一江之隔的宜宾南岸农村定居下来。我的外婆是后嫁到郭家的，先前外公和头一个老婆，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子，后来外公头一个老婆因病去世后，他又找了一个女人，这就是我的外婆。

外婆进门后又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两女一男，母亲就是这三个孩子中的大孩子，母亲的弟弟是最小，妹妹排行其二。所以，他们的日子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后来，由于战乱，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相继长大后抓了壮丁，母亲就成了家中唯一的劳力，下面还有一个幼小的妹妹和弟弟。

母亲十来岁时，不仅要帮助大人下地干农活，还要照看好弟妹。听母亲说；有一次，弟弟在井边玩耍，突然掉倒了井里，当弟弟在井水中奋力挣扎时，就在他闪出水面的一瞬间，母亲眼疾手快，在井边紧紧地抓住了弟弟的手，硬是把弟弟从水中拖了上来，这样，母亲的弟弟才幸免于难。

母亲眼疾手快是出了名的，在后来解放后，在国家举行的讲卫生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母亲曾亲自用手在家里捉住过许多的大小老鼠，她还帮助别的家户去捉老鼠，因此，她成了居民区除四害的模范，得到上面的表扬和物资奖励。

当母亲带着又哭又闹，浑身湿透衣服的弟弟回到家里后，母亲还是免不了要受到大人们的一顿责骂，嫌没有照看好弟弟。在母亲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她就和农村其他女孩子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甘蔗，甚至于上百斤的甘蔗，坐渡船过金沙江，到城里大街小巷去叫卖，卖了的钱回来换点大米。到晚上了全家人就靠这点儿米熬粥吃，来维持当时的基本生活。

母亲在几十年后，回到宜宾探亲时，都要去看望儿时卖甘蔗的小姊妹们。那些当年的小姊妹们看到母亲后，一说起旧社会的苦来，都偷偷地掉着眼泪，述说着今天的甜蜜生活。母亲还来到南岸金沙江边，看到有一些人还在用木头架子，沉重地背着甘蔗向江边码头走去，但那时已不用过江到城里去叫卖了，而是把整捆的甘蔗从地里直接背到不很远的码头上去，堆的多了，然后等船来了再搬运到船上，直接送到糖厂去榨糖。

母亲一看到那些背甘蔗的妇女们，不知道是心疼她们，还是可怜她们，还是想到了她的童年生活。她不顾自己的腰痛和年迈，她还要好性地亲自向前去试一试，看一看自己还能不能背的动，甚至是帮助人家背一截。

我，看着母亲背着那沉重的甘蔗，她走路那娴熟的动作，不免为母亲担心，她那曾经伤过的腰能不能承受住那么重的压力。

都过去好多年了，宜宾市区尽管在建设中有所不变化，仍有着密密麻麻那么多的小街道。母亲从外地回来后，经过几十年，她还都能清楚地说出宜宾大街小巷的名称，在当时，我听了还很是惊讶，不得不佩服母亲的记性。

我的母亲

母亲在十来岁时就跟着本村的小姊妹们，一块儿背着几十斤重的甘蔗坐船过江，光着脚板在宜宾城里大街小巷去叫卖，遇刮风下雨也不例外。她和她们的小伙伴们走遍了城里的大街小巷，挨街穿巷地喊着，遇到好心的人还能够多给点钱，要是遇到一些不讲理、一些小流氓之类的人物，她们女孩子可就遭了殃，只能让他们随便啃甘蔗吃，不敢收取他们半分钱。

那时母亲年岁小，生活是很辛苦的。她们家里，和当时全国的劳动人民一样，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苦处，是我们现代人想不到的。母亲她从小家里都很穷，从小就受到很多的苦处，这除了下地里劳动外，就是背着沉重的甘蔗，从乡下来到城里去卖。

听母亲说；在抗战的那一年，一次，她正在背着甘蔗坐渡船过江到城里去，突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了起来，船上的人都知道那是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宜宾，当时，船上过江的人们顿时一下子紧张起来，在船上不时引来人们一阵一阵的骚动。船上的人们多么希望让船快点靠岸，尽快地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时间在一秒秒的过去，渡船也在一秒秒的行驶着，人们怀着紧张的心情看着，注视着重庆方向的天空，生怕日寇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

那些老百姓们一个个吓得头上都冒出了汗水，紧张的程度都能拿秒针来计算，渡船终于安全地靠到城对岸。当渡船上放下踏扳后，人们就像是疯了似的，都争先恐后的踩着踏板往岸上涌去，老百姓们乱的前后拥挤着，有背背篓的、有担着甘水桶的，还有背甘蔗的。他们在拥挤的过程中，不免有些东西被挤掉到了江里。那时母亲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哪能和这些大人们抗衡啊！

她就在背甘蔗就要下船的时候，不知道是脚踩空了，还是后面拥挤的人们挤了一下，她的一只脚一时间没有踩在踏板上，一下子连人带甘蔗就掉到江里。在慌乱之中，人们又怕日本的飞机轰炸，有谁还顾及这些？

母亲落水后，但她凭着顽强的求生愿望，在江水里挣扎着。在这紧急情况下，有一个好心的人，眼疾手快地跳入冰冷的水中，才把母亲从江水中救上岸来。

多少年后，母亲每次给我们提起这个事来时，还是恋恋不忘这个人，母亲很感谢这位救了她的好心人，从而，教育我们子女们要堂堂正正的去做人，要有爱心，要肯帮助别人。

母亲被救上岸后，这时日寇的飞机已飞临宜宾上空，飞机呼啸着在宜宾上空穿梭着，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只看见金沙江和岷江上炸起了一团团的水柱，一些刚上岸的人们，东西也顾不上拿了，都争先恐后地藏在岸边的大石头下面，有的高喊着向城里跑去，有的则乱作一团。当时，城里头也是被炸的火光四起，人们哭喊的声音高高地响起。敌机终于轰炸完飞走了，老百姓们开始了救火，抢救伤员。听母亲说，那次大轰炸宜宾炸死了不少的人，房子也烧了不少，有些人藏在下水道也没有幸免于难。

损失最大的是1941年8月11日的6次轰炸；上午9时侵入宜宾空袭日军飞机共27架，投弹100多枚，炸死100多人，炸伤了1000多人，烧毁房屋20多间，炸毁房屋150多间。就在这一天，撕心裂肺的刺耳警报声“呜呜呜”地狂鸣长达12个小时之久。

在宜宾多次轰炸中，除了炸死炸伤很多人外，还炸毁房屋389间，炸毁飞机1架、炸伤4架，炸毁木船3艘等等。大轰炸给宜宾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恐惧和伤痛，有的人在轰炸后甚至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而失常。

黄炎培先生在《宜宾空警》中，为我们记下了当时宜宾人民蒙受的巨大灾难：

“孤城三面临江麇，金岷二江左右之。其西孔道通凉夷，如臼受杵囊纳椎。白日天半鸣怪鸱，刑天舞戚争逃威。生命十万缘一丝，我来三宿昼三出。乱山如梦冥行急，儿愁脱履妇散发。万众无声蚁移垤，民劳曾不闻欷虚。前方健儿血满渠，人欲爱国谁不如。”

日本飞机的野蛮轰炸不仅没有摧毁家乡人民的抗敌意志，反而使家乡人民更加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男女老少，不分贵贱，不论阶级，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园，人们都恨透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恨透了他们在四川、在宜宾等地的大轰炸、恨透了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是全中国的人民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的。······                                                

因生活的所迫，大人们包办婚姻，母亲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亲，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就因早产，生有两个姐姐，都因当时医疗条件不行没有成活。我出生时因我是第三个孩子，所以大人们小名叫我三娃。没几天，宜宾就和平解放了。后来，父亲因岁数大，新的政府机关没有被聘用，所以父亲一直在家里休息，精心地照顾着我。父亲由于没有工作，也就失去生活来源，所以母亲年轻出去还能找点事干，维持家里的生活。

1951年，母亲又生了个妹妹，因家里生活更加困难，父亲又有病，四个月后就把妹妹送给了别人。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就在宜宾驻军中，给解放军的一个干部家中当保姆。由于她干得很好，取得了解放军家里的信任，那位解放军干部被调到重庆以后，母亲也就跟随着去了重庆，每个月往宜宾家里寄钱。

1952年底，父亲已病重在身，经常咳嗽，咳血，当时把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也没有能治好他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去世了。现在我想起来，父亲应该得的是肺上的毛病，要是按现在的医学水平是应该治好的。我隐约记得，当时家里来了很多人，不知是干什么的，长大回想起来，才知这些人曾经和父亲是同事，也有一些是亲戚朋友们，他们都是来看父亲最后一眼的。                              

长大后，我在亲戚家里整理父亲的遗物中，看到了一些老相片，其中有一张，是姑姑全家八口人的全家福相片，现在不知她们到了何处。从相片上看，姑姑大约有四十多岁，像是知识分子，穿着旗袍，在她的右面站着的是姑夫，高高的个子穿着军装，像是个军人，没戴帽子，前排站着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才几个月大，在右边高椅子上坐着，在相片的左面是个胖胖的女孩子，大约有十二岁左右，穿的毛衣和裙子。相片后面是这样写着的：

“伯仲兄，这是我全家近照，妹，‘荥’敬赠。 民国三十七年。”

这张相片我已保存了几十年了，也不知道这些亲人们现在哪里，是否还建在。            

故乡宜宾，我的根        

宜宾是我的根，故乡是我记忆中家园。我从小就在金沙江边玩耍，听惯了船工们的号子声，看惯了一个个船上的白帆，也看惯了那一排一排的船工在江边穿着草鞋，赤脚拉着纤绳，在岸边走过。那江边上的石头足迹，就是他们千百年来一点点的踩出来的。

在那金沙江和珉江的交汇处，所形成的激流波涛，真的是震耳欲聋，那帆船在经过那个地方逆行的时候，船工们划桨时那嘶声裂肺的号子声，似乎要压倒那惊涛骇浪的声音。

我在两三岁的时候，除了在宜宾江边和小朋友们玩耍，还要经常地跟家婆（外婆）到江边一个叫“金鱼井”的地方洗衣服。那里有一股泉水，冒着热气。清晨，透过迷雾，你会看到老百姓们担着木桶在那里排队往家里打水。不过，冬天在那里洗衣服是最好不过了，一点儿也不会感觉手凉。

听说，在金鱼井的水里，不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季节，里头会有两条小金鱼的出现，而且，在井水的泉眼中时隐时现，这唤起一些人的猜想。就像一些台湾人，来祖国大陆探亲访友，有些人则是来找什么“哪吒洞”，听说竟跑遍了祖国山川，终于在四川宜宾的翠屏山找到了。并且，还捐了不少钱，在那个地方建起了哪吒庙，我想，这是不是也是唤起了人们对哪吒洞的猜想呢？

金鱼井的那股泉水流量还是很大的，可以当饮用水来直接喝，而且听说，水质很好。现在，现在要是有人在那里办水厂，我觉得效益应该是很好的。很可惜，回来听舅舅说，那个地方自从修建了金沙江南门大桥以后，“金鱼井”那口泉眼再也找不见了。不过，宜宾到处都有好水，不然，宜宾怎么会生产那么多像“五粮液”一样的美酒呢？

清晨，天刚亮，透过迷雾，你就会看见，那一队一队的人们担着木桶来到江边，在“金鱼井”上打水。姑娘和小媳妇们在井水流过的地方，一边嬉闹，一边用棒槌敲打着洗衣。

儿时的我经常去那个地方玩水，有的时候，还常到江边去玩耍，用湿漉漉的沙子捏成一团，我们都管它叫沙包弹，小孩子们相互丢着玩耍，有时还和大一点的孩子比赛，看谁丢的远。离江边不远的水中，能看到一些裸露出来的岩石和礁盘，我们就争着向金沙江中的礁盘上丢去，好像对面就是敌人的阵地，小朋友们比赛看谁能丢得过去。

江上一条大轮船经过时，江边翻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涛，汹涌而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跑哟！大浪过来了。吓得大一点儿的孩子，拉着那些小一点儿的孩子们，直往岸边的高处跑去。听大人们说；大轮船一过来，掀起的大浪是能够把小孩子一下子冲到江水里去的。

我和小朋友们在江边玩耍的时间长了以后，有时觉得肚子里饥饿或被太阳晒的实在是渴了，小朋友们就会跑到不远的船码头上去啃人家的甘蔗吃。码头上的甘蔗，堆得很高，像小山包一样，是准备上船运到糖厂去榨糖的。看甘蔗的那位老大爷还是不错的，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过来，尽可能的多啃着甘蔗吃。

饱经风霜，胡子白花花的老大爷，有时竟还会给我们小孩子们开着玩笑。有时还唱起了山歌，唱起了“江南小调”。他看着前方金色的江水，远方的帆船，当那划船的劳动号子声，一下子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时，他兴奋不已。他一阵一阵地对着江中行驶的轮船和帆船，大声的唱着“船工号子”。有时他还怪模怪样地作着鬼脸看着我们，引得小孩子们来围观。小孩子们一边好笑一边也跟着他学唱歌。而我们小一点的孩子在吃甘蔗时，也学着大孩子们的样子挑甘蔗，尽量的挑那杆子较细一点的，而且是好啃的甘蔗来吃。

我们在甘蔗山堆上跑来跑去，跳来跳去，江边上不时也有帆船经过，在太阳的爆晒下，那些拖着纤绳汗流满面的船工们，很是辛苦，在路过这个码头的时候，也顺便拿起江边码头上散落在地上的一根根甘蔗，他们一边在拖着帆船走，一边在啃着甘蔗，好像是品味到解放后，新中国给予他们纤夫们的甜蜜生活。

解放前那些船工们的生活是很苦的，他们一天要拉好几个小时的帆船，遇到激流险滩时，他们更是勇往直前，拼死拼活地挣扎拖着木船走，不进则退。他们没有鞋子穿，光着两只脚板在江边行走着，炎热的太阳晒得甚至于不穿衣服，一丝不挂地、默默无闻的在江边拖着纤绳。甚至于对于江边，那些个洗菜洗衣服的小姑娘、小媳妇们也不加回避。吓得那些小姑娘小媳妇们，有的低着头洗东西，有的则把脸扭向别处，偷偷的笑着。

解放后，这些船工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的劳动时间减短了，劳动强度也少了，他们有了衣服和鞋子穿，他们非常感谢新中国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很难见到拉纤绳的船工，代替他们的是机帆船或者是货运轮船，他们当中也已成为老人或许也已过世，但船工们决不会忘记他们的父辈在解放前，在抗战时期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把抗战急需的物质拖运到前方，去打日本鬼子，也决不会忘记新中国使他们站立起来，又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他们富裕起来。

宜宾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蕴含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公元1280年至1285年之间来到过宜宾，他曾在书中赞誉道：“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居民都是商人和工匠。”

“搬不满的昭通，填不满的宜宾”。也在马可·波罗到了这里得到了证实。

“这里绸缎织造业很发达”，700多年前的宜宾人，穿着本地人织造的绸缎和夏布做成的衣服走在大街上，让马可·波罗看起来“颇为美观”。

宜宾又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出生土地。它还有一望无际美丽的竹的海洋，有美丽的翠屏山公园，又是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滚滚西来，岷江水滔滔南下”。一边是金色的金沙江水，一边是清的透底的岷江急流，在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道道长长美丽的“地平线”，金色的江水和绿色的江水，久久地不能交会在一起。站在高处，江面上形成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使你流连忘返，不知道它流淌了多少年代，流淌了多少个岁月，经历了多少个朝代，它始终是勇往直前势不可挡，在它江边的古楼上。

至今我还记得，它 “双江映月”的古牌匾，挂在古楼正上方的情景，使我记忆犹新，可惜随着时间的流失，再也看不到那些古楼的真容面貌了。而在宜宾的“流杯池”，不知历经了多少年，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此地饮酒赋诗。

当年在金沙江和岷江的交汇处岸边，有去重庆的码头再也看不见了，码头不知道搬到了哪里，但代替它的是环城公路，广场和长江的地标。宜宾又是文明全国乃至世界的酒城，它出产的“五粮液”酒，闻名遐迩，它的小吃种类多样，也很丰富。我至今都爱吃宜宾的腊肉，燃面，鸭儿粑粑和芽菜。

故乡是我的根，故乡是我记忆的家园，故乡也见证了我儿时的快活，故乡也记录着我成长的历程，无论我走多远，心里最柔软的回忆，是老家门前的那条大江大河，集市上的小吃，和邻家小伙伴的笑容。

我的继父亲 

在1952年，我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把我寄养到亲戚家中，她在重庆又找了一份卫生员的工作，经熟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继父。继父是一位老红军干部，又是老八路，当时认得母亲的时候，他已经是准团级干部了，穿一身黄呢子军装。当时母亲嫌人家岁数大，要比母亲大十几岁。母亲认为她的“命”不好，好像她一辈子都是要找大男人似的。所以，当时还有一个熟人给母亲介绍了一个连级干部，这个人岁数相对要小一点，母亲还是很愿意的。但是最终是母亲听了老家亲友们的意见，才最后找了当团级干部的继父。

母亲和继父是1953年秋天在重庆结得婚，不久母亲就把我从宜宾坐轮船接到了重庆。继父名叫王玉山，回族，原名叫王宗钦，（作内线工作改的王玉山）是河北邢台人。他当初见到我以后很高兴。

继父曾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在1935年左右就参加了革命，在老家搞工运，闹工潮，领导工人罢工。“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邢台县城后，老百姓生活陷入绝境，加上日寇到处惨无人道的烧杀强虐，奸淫妇女。继父感到日本人真是可恨，那时他听说八路军到了山西，到了一个叫将军川的地方，继父就在河北老家带领着一部分工人进山，到了将军川中峪的地方参加了八路军，被分到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当战士。

不知道他经历了多少次的战斗，出生入死，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些人都牺牲了。继父的命是够大的，身负了八次重伤都没有要了命，在关键时刻，他们为掩护八路军总部首长，为阻挡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几次大仗下来，他们那个部队牺牲了好多的战士，而继父身负重伤，竟然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后来，继父被解救出来之后，在老乡家里养好了伤，继续又找到了他的部队。由于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在1941年就已经提拔成营级干部了，在八路军129师386旅18团3营当营长和教导员，曾经领导和指挥他的战友们，打击和消灭了很多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他从小生活很苦，没有家，小时候把自己的岁数改大一点，在老财家给人家看孩子。后来他参军后一直就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他在十来岁时母亲就失踪，小妹妹很小就给别人当了童养媳。在继父十七岁时，他的父亲开始吸食鸦片，家里生活就更加困难，参加革命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继父在部队中多次荣立战功，他随部队从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一直打到了四川云南，解放了全中国。解放后，任云南省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41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军械科科长兼云南保山县公安局局长。他带领部队进军云南的大山剿匪。云南的山海拔很高，人也稀少，常有豺狼虎豹出入，剿匪工作很是不容易，往往是他们的部队一个营出去，他们就要死伤几十个人。部队有时出去住在老百姓的村庄里，但大部分晚上还是住在野外的大山之中。特别是他师长的车队遭到匪徒们袭击后，更是义愤填膺，下决心坚决消灭这伙土匪。 

在艰难的剿匪进程中，继父有勇有谋，他带领作战人员抓住战机，英勇战斗，最终把这伙土匪歼灭，匪首被抓住，剩下的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国界。

1951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后，祖国人民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继父和战友们都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他因身体有几次大的重伤，上级没有被批准。后来云南部队，把他送到重庆解放军第二高级步校学习，两年后被川东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下达命令，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部驻重庆某厂担任军代表。       

嘉陵江边的笑声

母亲把我从宜宾坐船接到重庆后，继父很是高兴，我们家就住在重庆市郊，某工厂的二层靠西边的家属楼上。由于继父亲对我特别好，我从小就把继父亲当成了亲父亲。他请来了裁缝师傅，在我们家二楼的走廊上，给我做了好几套衣服，其中，有两套儿童海军衫，一套是浅蓝色颜色，一套是红颜色的，这在重庆当时还是很流行的。听说那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布料子做得。他还给我买了两套有绒毛的茄克衣服，还配有马裤。我想这些东西在当时，也可能是国外进来的。

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的重庆，贸易是多么的发达。在当时一般的人家是穿不起的，但是在当时重庆这个大都市还是很流行的。后来，这些珍贵的衣服我不能穿后，母亲都送给了宜宾乡下困难的妹妹家里，让孩子们穿了。

总之，我在重庆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常能吃到鸡蛋，牛奶和鱼肉。记得，有一天，母亲买回好几条鱼，晚上没有吃完，就放在厨房里。第二天起来一看，鱼没有了，仔细看，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下水道钻进了我们家二楼的厨房，把鱼吃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经常有个小猫光顾厨房，所以，我们家住在二楼也不例外，最后，母亲一到晚上就把家里厨房下水道的出口堵住。

我们家住在工厂宿舍的山上，那里有好多的新楼房，在楼房的南面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壕沟，一道很深很宽的壕沟。人们在上面搭了个木板，方便人们上下山通行，这道壕沟像是解放前挖的，是预防日本人大轰炸用的。多少年了，里面长满了杂草，积了不少雨水。

过了壕沟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开阔地。那就是我儿时玩耍的地方，再向前走，有一条小路，是通往山下公路上去的。小路两旁，地里种满了玉米，豌豆和蚕豆。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去地里田头玩耍，偷摘人家的嫩蚕豆吃，还吸吮豌豆花的花心，据说那花心很甜。但是，一回到家里，总要挨一顿母亲的责骂，因为田地里的雨露把我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我和小伙伴在玩耍时，在山坡下的公路上，时常会听到下面传来工人们拉东西的阵阵号子声，他们拉着从轮船码头上刚卸下来的新机器。当时没有吊车，也没有运输工具，硬是那些工人们不怕苦，推拉肩扛的，把新机器和设备运到工厂里去。

就在我们玩耍的过程中，不知道是哪来的高音喇叭，不时传来优美动听的《红梅花儿开》和《喀秋莎》等前苏联的歌曲，还有前苏联对华广播。对华广播的开头，它的音乐还是很动听的。喇叭里还传来抗美援朝的事时要闻，海峡新闻。那抗美援朝歌曲，歌唱祖国，蓝蓝的天，还有二郎山等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从小就打印在了我的心窝里，使我终身都会唱这些歌。

我有时和小朋友们在我家楼前放风筝，比赛看谁飞的更高。记得母亲用竹条给我做了一个大风筝，在放飞的时候，风筝很快就飞到天上去了。我赶紧的放绳子，最后把我一大捆绳子都放完了，我高兴的叫了起来。

风筝在蓝蓝的天上显得很渺小了，我再看别的小朋友风筝时，啊！是我的风筝飞的最高，飞的更远，几乎都看不见了，我高兴的差一点就要跳起来。就好像我也飞了起来，飞到了蓝蓝的天上一样 。放了一会儿后，时间不早了，我们开始收风筝，母亲也过来了，她看着我有点累，也过来帮我收，我记得我们用了好长时间，才把风筝收下来。

傍晚时分，我们有时间从家里出来，拿着藤椅放在山坡的草地上，坐着藤椅，一边拿着扇子煽凉，一边看着那远处的嘉陵江。它在太阳余辉的照耀下，它像什么呢？它好像是那洁白透亮的镜子，又好像是在流动的飘带。时而，远方隐隐约约传来轮船起锚的汽笛声。父亲看着那起伏的高山，也呼吸着大山里清爽的空气，这时不知他在回想着什么往事。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是的，要是没有千千万万个革命先辈们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吗？

重庆的天气是炎热的，可我在这炎热的气候之中，也享受到了快乐，也享受到了清凉的时刻。 

每到星期天，我们全家坐着美式吉普车，渡江去重庆市里玩，到渣滓洞白公馆去参观。渣滓洞旁边像锯齿一样的大山，像是要把天空给锯下来一个大洞。在渣滓洞里，烈士们生前，栽下的石榴树已长满果实，树上还挂满了人们献上的白花。

我还随大人们去温泉公园玩，那里的风景很好，还去解放碑旁边的大商场买东西。解放碑是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庆祝抗战胜利修建的，有好几层楼高，在当时还是很雄伟的。解放后，虽然周边盖起了不少的高楼大厦，但是解放碑，还是不减当年的雄姿。

从城里回来，父亲给我买回了一些吃的东西，还有玩具，有一个很漂亮的、用手一摇还能叫出声响的金发洋娃娃，还有一只拿钥匙转几下开关，就能跑的很远的“老鼠”。我高兴极了，每天我一有时间，就和小朋友们来到楼下去玩我的“老鼠”玩具，在我家楼前不远的壕沟木板桥上，和小朋友们在桥上面，推过来，推过去的玩耍。当玩得高兴的过程中，不小心，那个“老鼠”玩具一下子就掉进了沟里，沟里头又深又脏又臭，又有水，而且有些地方还长满野草。

母亲知道后，拿竹竿往沟里来回的挑了几下，帮着给我找，最后连影子也没有找见。回到家里我免不了遭到母亲的责骂。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我的那个心爱的玩具，没有几天，我的那个（继）父亲真的从城里给我又买回来一个，我高兴坏了，继续叫上几个小朋友们过来跟我玩耍。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几天，我的第二个小“老鼠”莫名其妙地又掉进沟里去了，这怎么办呢？小朋友们也在沟边帮我寻找。这时天上飞过来几只喜雀，在小山上不远的一个大树上落了下来，这时小朋友们好像忘记了一切，我随同小朋友们一块儿跑了过去，对着大树上的喜雀，大声喊了起来：

“喜雀哥，羽毛多，爸爸种田妈烧锅，哥哥参军打日本，妹妹读书扭秧歌。”“喜雀哥，羽毛多，爸爸种田……。”

小朋友们反复地喊着，似乎是要让那些喜雀，通过我们的叫声，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可是，当我们喊完话后，它们竟被我们吓得飞跑了。我当时好像什么都忘记了，跟着小朋友去别的地方玩儿去了。可是，一回到家里，才想起我的那个新买来的“小老鼠”。在那个时候，买这些玩具还是很贵的，我想，那样的玩具应该是进口的，一般的大人们是不愿意给小孩子们买的。                                                                                                  

就在我们玩耍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幼儿园，那里有不少的小朋友，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戴着小围腰正在院子里和老师做游戏，他们要比我大一点，他们嘴里唱着那个年代老师教的儿歌：

“小汽车嘀!嘀!嘀!里头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吓得美帝真着急。”

到了一定的时间，幼儿园的老师们，给小朋友们分发糕点和糖果，我们这些小孩子站在幼儿院门口很是羡慕，真想让他们给我们分吃一点。我们其中的小孩子干脆就在幼儿园门口，大声地用乡音喊着：

“哑巴！哑巴！偷钱买粑粑，你不给我吃点，妈妈打你，我不管你。哑巴！哑巴！偷钱买粑粑，你不给……。”

小朋友用乡音高喊的声音，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就在我们家住的楼后面，百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包，山包上有个很大的树，在大风吹来的时候，树枝摇摇晃晃，特别是到了晚上，就仿佛树上有许多的妖魔鬼怪。妈妈从小就不让我乱跑，说那个树上有狐狸，吓得我好几天都没有出门玩，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狐狸有大灰狼那么大，是最厉害的，瞪着狰狞的眼睛，仿佛是一口就要把人吃掉。于是，在每个周末晚上，去大操场看电影的时候，我都要和大一点的小孩子，相跟着去，所以，在路过那个小山包和大树的时候，心里就不害怕了。

操场离我家不很远，有十来分钟的样子，有时我们去的晚了，操场上已坐满了很多人，我们只好拿着小板凳挤到银幕前面看。记得有一次，上演的是苏联二战影片，是打仗的，在当时我们小孩子都爱看，这已经是成了习惯。电影开始了，里面说的话我们一点都听不懂，当时电影有些还没有翻译过来，但里面的打仗镜头倒是都很精彩。

苏联红军的“喀秋莎”火箭炮很是厉害，好像是对着我们台下的观众开炮似的，只见对面的敌军阵地上，一片火海，敌人都没有藏身之地，再看那苏联的重型坦克开过来了，也好像是从我们身上碾压过来一样，吓得我们近距离看电影的小孩子们几呼要叫起来，真正使我感受到了亲临其境的感觉，感受到坦克压到我身上的窒息感。一会儿，使我惊讶的是，还有很多苏联女红军战士，她们手里拿着枪，歪戴着船形帽子，朝敌人猛烈的扫射，把德国鬼子打死不少。银幕上接着又出现红军战士们，架着带轱辘的重机枪，对着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叫我们看了真是过瘾。只见敌军阵地上，一排排的人在倒下……。

前苏联的电影在我小的时候，还是印象很深的，特别是电影中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转盘机枪，还有那“马克辛”重机枪，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武器在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是比较先进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是有了先进的武器，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国家强大了，意味着外国的势力，不能够随便地入侵我国，我们就不能够挨打，受人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