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我在家乡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建在一座寺庙废墟上。据说当年这里香火甚旺，解放后早已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块架在乌龟背上的石碑。当年正殿基座上建起了几间平房，作为五、六年级的学生教室，几间厢房作为老师宿舍。学校周围有几块黄土地，那是学校勤工俭学的基地，每年微薄的收成都用作教师们伙食补助。

童年遭灾的年代，记忆最深的是饥饿。农家的学生如此，老师亦不能幸免。单靠政府供给的那十几斤口粮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这几块薄田，就成了学校的宝贝，老师们盼望能有个好收成，好吃顿饱饭。 

春天来了，在布谷鸟的鸣叫声里，迎来了播种的季节。老校长动员，班主任表态，内容不是加油鼓劲，而是严禁偷吃种子，“饿死老娘，不吃种粮”，否则开除学籍。 

我和同班三个男孩子、同桌女生小荣为一组，负责一块面积像教室大小地块的播种任务。 地头上竖了一块木牌，上写着陈小荣的名字，这叫“责任到人”。不知是哪位老师为了堵住学生的馋嘴巴，出的馊主意。

 劳动现场，一群十二、三岁的农家孩子，甩开绽裂败絮的破棉衣，拉犁、播种。 春风吹着他们裸露的肋骨和干瘦的四肢，饿着肚子，弓着腰，在老师的吆喝声中，吃力地拉起铧犁，身后留下一道浅浅土沟。

小荣从地头数学女老师手中接过只够种一个往返的玉米种子，放在小瓢里，嘴里数着颗粒，按着老师要求的距离，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播下刚犁过的垄沟里。

 在食不果腹的遭灾年代，饥饿像恶魔一样折磨着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还没到中午，我早已饥肠辘辘。偷眼看看小荣瓢里黄橙橙的玉米粒，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湧上心头，趁其不备，抓了几颗扔进嘴，来不及细嚼就吞进肚里。 那三个瘦猴看在眼里，馋得口水直流，发现小荣并没阻拦，也纷纷效仿。不一会，瓢里的种子就见了底。小荣望着空瓢，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怎么办啊？到时苗出不齐 我要被开除的！”她惊恐地说。“别怕，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说我吃了。”我见他们三个人都不吭声，就乍着胆子安慰同桌。

一场春雨准时降临后，一垄垄鲜嫩的玉米苗整齐的钻出地面。那天，班主任像批改学生作业那样，严肃认真地查看苗情，核对出苗率。当他走到有陈小荣标记的田垄，那张本来就长的脸拉得更长了，原来竟有一垄没出一棵苗。  

班务会上，第一个被点名批评的就是同桌那个倒霉蛋。老师让解释没出苗的原因，如实交代偷吃种子的人。她红着脸，晃着两个羊角辫说不知道。接着，同组四只馋猫开始过堂，我们早已吓得面色蜡黄，双脚颤抖，但都失口否认偷吃过种子。我也完全没了当初那股敢作敢当的豪情。最后在老师的诱导下，全班一致通过开除陈小荣学籍的决定，待校长审批。

放学了，同学们夹着书包，陆续离校，小荣没走，一个人待在王老师办公室，默默地流泪。我自知犯下大错，株连了无辜，心中有愧，也没敢回家，一个人在校内，一边等她，一边瞎转悠。当我走到老校长办公室外，听到他正和王老师争论着，出于好奇，停下脚步，耳边传来王老师的声音“这是您在会上宣布的纪律，如果不处理，今后谁还听您的?” “别把事看得那么严重，动不动就开除。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如果能填饱肚子，谁还吃生玉米粒啊！别光说孩子了，前几天，张师傅向我反映，你们几个男老师夜间从厨房窗户爬进去，偷吃红薯，可有这事？”这是校长的声音。接下来是班主任尴尬的笑声。听到这里，我暗暗替同桌高兴，这回这丫头有救了。我疾步跑到王老师办公室，拉起小荣的衣袖，“校长说了，没事了，回家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我”“路上说。”

刚进家门，扔下书包，“妈，有饭吗？快饿死我了！”“你偷吃了一肚子棒子种，怎么还喊饿呀！”妈妈说罢，手中的笤帚疙瘩像雨点一样打在我的头上，我自知闯了祸，不敢分辩，抱着头等着挨打。心想，是谁嘴这么快，没等我对妈解释，就挨了一顿臭揍。

灾年挨饿，已成为历史。回想当年，我并不以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偷吃玉米种子为耻。但是，因此株连同桌女孩，让我深感不安，我常为自己当年的懦弱而自责。“如果能填饱肚子，谁还吃生玉米粒啊！”老校长啊，当年您那句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灵的话 ，至今我都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