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李氏十三相中，有一对父子宰相，在唐史中很有名气，这就是任唐宪宗元和朝宰相的父亲李吉甫和断续两次为相的儿子李德裕。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其父李栖筠，喜欢读书，在当时名望显重。在唐肃宗朝任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山南防御观察使；在唐代宗朝，担任给事中、工部侍郎，以政绩突出而进阶为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后任浙西都团练观察使，又任为御史大夫，卒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文献。

       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于子李吉甫、孙李德裕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历史上，人们对为相的李氏父子有不同定论。也许是因为李吉甫深陷晚唐党争的漩涡，绊住了他施展政治才能的手脚，人们更看重的是他的治史功绩，当代有的史书将他归入史学家行列。对于李德裕，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乎中兴。”也就是说，李德裕常以筹划治国之道为己任，武宗知人善用，对他言听计从，当时王室几乎达到了中兴的局面。可见，李德裕是一位有作为的宰相。

       赞皇县侯李吉甫

       李吉甫（758—814年），字弘宪，从小就在父亲的教育和培养下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因而长大后博洽多闻，富于文词。27岁担任太常博士起，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

唐德宗建中年间，他以门荫入仕担任太常博士。在职期间，他知识广博又多见闻，尤其精通本朝历史，对历史事件的评判中正无偏，时论大多称赞他。因而时任宰相李泌、窦参推重李吉甫的才能，非常器重他，不久又先后兼任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郎等职。贞元八年（792年），陆贽拜相执政，疑忌李吉甫与前任宰相结党，遂把他贬为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员外长史。

陆贽绝对不会想到，他清除异己，打击、排斥李吉甫，三年后，同样的遭遇会落到他的头上。陆贽因遭到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的构陷排挤，也被逐出朝廷，贬为忠州（治今四川忠县）别驾。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神使鬼差，他会落到他排挤、打击的对象李吉甫的手下。裴延龄为了继续打击和暗害陆贽，便起用李吉甫为忠州刺史，给李吉甫报复陆贽、出口恶气的机会。多少人等着看好戏。

       李吉甫到任了，人们的的确确看到了一出好戏。李吉甫反其道而用之，并没有计较陆贽贬黜的旧怨，反而仍把陆贽当作宰相来尊重，且与他推心置腹地交往共处。陆贽领教了李吉甫以德报怨、严己宽人的雅量。人们对李吉甫交口称赞。

后来，李吉甫又先后历任郴州（治今湖南郴县）、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刺史，都很有治绩。有一件事，特别受人称道。那是李吉甫受命到饶州上任时，由于此前该州相继死了四位刺史，当地人们都说州城里面有怪物精变作祟，再没有人敢在城中居住，以致一座州城被废置，城门严闭，蒿莱满地。李吉甫到任后，派人打开城门锁头，清除荆棘杂草，整修房宇屋舍，安心住下。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人们纷纷搬进城中安居。

       元和元年（806年）李吉甫二次入朝。这一年是唐宪宗即位，看重李吉甫的才名，遂召拜他为考功郎中、知制浩，旋即又升任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赐予紫袍。李吉甫一直深受宪宗的信重，由此，他的从政之路迈入了新阶段，政治才能也就由此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时的唐王朝，经由“安史之乱”后，已由盛转衰，中央集权大为削弱，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李吉甫在江淮一带辗转历任地方官，对藩镇势力的危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认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二次入朝担任朝廷要职后，便力主削弱藩镇势力，坚决讨平藩镇叛乱，以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元和元年正月，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为了扩张地盘，发动了攻占剑南东川的叛乱战争。对此，宪宗有意派兵征讨，但又担心出师无功，加之朝中大臣也多以蜀地险固难取而反对用兵，宪宗一时犹豫不决。李吉甫与宰相杜黄裳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征讨刘辟，并陈述了平叛的基本方略。宪宗这才终于下定平叛的决心，平叛彻底胜利。李吉甫在积极策划平定刘辟叛乱的同时，还建议朝廷采取措施以限制和削弱其他藩镇势力。他奏请宪宗下诏规定：各州刺史不得擅自谒见本道节度使，各道节度使也不得任意干涉管内州县的政务，禁止节度使以岁末巡检为名向管内州县苛敛赋役；州郡长官须由朝廷选派干练的官吏充任，并须独自为政，直接对朝廷负责。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对管内州县的残暴统治，削弱了各地方藩镇的权势。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接替杜黄裳，首次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衔）。拜相当政以后，李吉甫更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镇海节度使李錡反叛之心已日益暴露，李吉甫便劝宪宗把他调迁至中央控制起来。但是，朝廷派使者去召调了三次，李锜都抗命不从，并于该年十月发兵攻掠州县，杀戮刺史、县令，公然叛乱。李吉甫主张坚决平定叛乱，并征调素为江南藩镇所畏惧的徐州兵和汴州兵参与平叛战争，借以震慑李锜叛军。果然，李锜部下兵众得知徐州、汴州皆兴师南下，军心大乱，牙将裴行立等人擒拿李锜而向朝廷投降，叛乱遂平。李锜叛乱的平定，首功当归于李吉甫的正确谋划。所以，叛乱平定后，李吉甫因功进爵为赵国公。

      在策划平定李锜叛乱的同时，李吉甫还针对唐德宗朝以来因为姑息藩镇而导致某些藩镇节帅终身不易其地的弊病，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改革。他利用拜相后的一年多时间，共调换了36个藩镇的节帅。这样，通过频繁地调动藩镇节帅，就使节度使难以长期有效地控制某个藩镇，其势力自然大为削弱，从而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李吉甫为政中正。宪宗刚即位，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相勾结，盗用朝廷权力的情况严重，李吉甫就请求罢免他们。李吉甫又按顺序举进众人材，颇得好名声。但也不可避免得罪一些人。唐代后期，朝廷官员多结为朋党，而各朋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发生争斗诉讼事件。李吉甫拜相以后，也被卷人了这种朋党之争，而且深受其害。元和三年（808年）秋，尚书右仆射、判度支裴均企图取代李吉甫为相，便纠集一批党羽，与宦官势力相勾结，诬陷李吉甫。以前，皇帝诏令策试直言极谏科，应试中有讥评朝政、触犯权臣宠臣的人，因此裴均的党羽就扬言这些人都是李吉甫教唆指使的，希望以此来激怒宪宗而达到罢免李吉甫的目的。幸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等人上书陈述原委，竭力为李吉甫辩白，才化解了唐宪宗的恼怒。

一劫刚过，另一劫接踪而至。不久，曾遭李吉甫斥责过的御史中丞窦群、侍御史羊士谔、知杂事吕温等人又相互结为朋党，为了报复李吉甫，便抓捕了一个曾为李吉甫治病而夜宿其府的郎中，诬陷李吉甫交结江湖术士谋乱。宪宗大惊，亲自审理此案，终于查知此案纯属诬告，遂贬逐了窦群等人。

        李吉甫连续遭到两次诬陷，虽未致罪，但深知自己树敌太多，身处险恶之中，为了免遭不测，他不得不主动辞去宰相职位，并推荐斐垍接替自己为相。元和三年九月，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出任淮南节度使（治今江苏扬州），唐宪宗亲自在通化门为他饯行。

       李吉甫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共有三年时间。在这三年中，他仍一直关心国事，每当朝中有重大决策时，他都向宪宗秘密上书，或指陈朝政得失，或论列军国利害，皆深得宪宗的赞许。当时江淮地区发生大旱，他带领民众在管内修筑了富人、固本二塘和平津堰等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近万顷。他还奏请免除了当地百姓往年欠下的租赋共数百万石，并开仓赈济贫民，由此深受淮南人民的拥戴。

       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裴垍因病罢相，宪宗便再次征拜李吉甫为宰相，并兼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李吉甫再度拜相后，首先针对当时官吏队伍庞杂冗滥的弊端，上奏主张裁汰冗官，并省州县，减低百官俸禄，以节省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宪宗采纳了这一改革主张，最后裁减了内外冗官800多人、冗吏1700多人。

李吉甫抓的另一件朝政大事是整饬边防。唐代后期边备弛坏。元和八年（813年），回纥引兵南下进攻吐蕃，边城守将传言回纥将侵扰唐境，朝廷闻报大惊。李吉甫却镇定地说：“回纥并没有断绝与朝廷的和好关系，其南下的目的不大可能是侵扰唐境，而是要进攻吐蕃，故我们只要加强戒备，则不足为虑。”于是他奏请恢复了从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至天德军（位于今内蒙古乌梁素海湖畔）之间的十一所驿站，以便及时传递边境军情；又征调夏州的精锐骑兵五百人驻屯于经略故城（位于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北部），以接应驿使。不久，果然证实了回纥侵扰的消息确属边将误传，于是朝廷才终于放下心来。但是，李吉甫却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边备，反而又奏请在经略故城复置宥州，又征调9000神策兵前往驻守，以防备回纥侵扰。此外，他还征调了江淮地区的30万件兵器和千余匹战马，补充给负责中原北部边防任务的太原、泽潞两军（皆在今山西境内）。这样，弛坏已久的唐朝北部边备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当时，京城的众僧有因庄田水磨而免税的，李吉甫就上奏说：“征收钱米，向来有定规，众僧有余力而宽免，却摊配给贫穷而无处求助的百姓，一定不能允许。”宪宗才下令停止僧众免税。

元和九年（814年）冬季，李吉甫病亡，终年57岁。宪宗悲痛不已，长时间伤心地哀悼，从宫廷派使者前往凭吊，除通常的赠与之外，宫廷出绢五百匹以抚恤其家属，又赠司空。

       纵观李吉甫一生的政治经历，可以看出他虽然生活在唐后期的衰落之世，但却一直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并力图拯救危局。特别是在两度拜相期间，他大力革除了不少社会时弊，积极策划平定了几起藩镇叛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从而维护了中央集权，为当时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世的史学家曾因元和年间连续取得几次讨平藩镇叛乱的胜利，而把这段历史誉为“元和中兴”。因此，他称得上是一位有胆有识的著名政治家。

李吉甫学识渊博，曾监修国史，而且撰著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著作，特别是一部《元和郡县图志》，流传至今，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学名著，奠定了他在地理学界的地位，被后世称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学者名声，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他的政治声望。

        卫国公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他没有一般官宦人家子弟的纨绔习气，自幼即有壮志，苦心力学，成年后不久，就学识卓越而有节操。元和初，李吉甫拜相，为了避嫌，尽管李德裕很有才能，但还是没有在台省中求得一官半职，只是在诸府中从事一些秘书工作。

        陷党争遭贬放外任

        李德裕跻身朝堂，是在父亲去世五年以后的元和十四年(819年)。

       元和十一年（816年)，河东人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将李德裕招入幕府，辟为掌书记。元和十四年(819年)，张弘靖府职结束入朝，李德裕也一起随着入朝，拜监察御史。

第二年，李德裕就走近了皇帝的身边。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穆宗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素闻李吉甫之名，因此特别器重李德裕，召入翰林充学士。《旧唐书·李德裕传》说，“禁中书诏，大手笔多诏德裕草之”。不仅如此，穆宗还多次召见李德裕，商讨国家大事，李德裕都能从容答对，受到穆宗的赞赏，对他的赏赐和奖励十分优厚而华美。他在翰林学士任上才一个多月，就改升为屯田员外郎。穆宗对李德裕的倚重，可见一斑。

穆宗在位期间，游幸无常，好击球奏乐，沉于酒色，久不视朝，把国家政事忘在九霄云外，朝政腐败。许多与穆宗有亲戚关系的人，通过各种关系爬上高位，与朝臣相互盘结勾通，控制朝政。李德裕对这种现状深为忧虑，长庆元年（821年）正月上疏，向皇帝建议说：“从前制度规定，禁止驸马都尉和朝廷要官往来。开元年间，更加强调。现在却公开地到宰相和大臣的家宅去，这些人没有其他才能，只会泄漏宫中机密，勾通宫廷内外。请他们今后有公事到中书省见宰相，不要总是去宰相私宅。”穆宗听后，十分赞同。李德裕又晋升为中书舍人。

       李德裕得到穆宗的器重，仕途顺畅，在他面前，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就在李德裕逐渐掌握朝廷权柄的时候，却卷进了党争的旋涡。事情还是由他的父亲引起的。当初，李吉甫辅佐宪宗时，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却在直言科应试对策中，进士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攻击李吉甫的削藩政策，而考官却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拔的条件，李吉甫向皇帝诉说，几乎落泪。主管官吏都因此获罪，便和他结了仇。他又奏请宪宗将竭力反对用兵于藩镇的宰相李逢吉罢相削职。因此，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等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便互相结为朋党，竭力向李吉甫进行报复。李吉甫死后，他们又将积怨转移到了李德裕身上。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李逢吉因勾结当权宦官而再次入朝担任宰相，于是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李德裕从翰林学士贬为御史中丞。接着，牛僧孺在李逢吉的援引下入朝为相，于是李德裕又再次遭到他们的打击，贬为浙西观察使，被排挤出京。

      李德裕并没有消沉，先后三度出任浙西观察使，在任上兴利除弊，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浙西地区几经兵乱，财用匮乏，民不聊生。李德裕到任后，便力行节俭，克己奉公，多方筹措经费以供给军士，并上奏抵制朝廷所下达的不合理摊派，逐渐扭转了财政枯竭的状况，稳定了军心，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当时浙西民众多信奉巫神鬼怪，德裕力倡移风易俗，下令拆毁1000余所淫祠神庙，禁止一切迷信活动，并将以迷信坑害百姓的妖僧逮捕法办。拆除私人封地山房1400座，使寇盗无处隐匿。数年之后，浙西一带民风渐趋淳朴，教化大行，百姓亦得以安居乐业。

当时亳州僧人欺编人们说有种“圣水”能治病，人们竞相传说，以至于这一带大致每十户人家中就雇一人前去取水。既饮此水，病人不敢吃荤，危重病人和年迈者大多因为喝了这种水而死亡。而水价每斗值3000文，取水的人兑入从其他地方取来的水沿路转卖，互相欺骗。李德裕严厉强制渡口巡防者拘捕、断绝。

       大和三年（830年），皇帝征召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有宰相才能，而李宗闵因为有宦官的辅助，先掌管了大权，又控制了皇帝，把李德裕调出任郑滑节度使。又过了一年，改迁剑南西川节度使。

这年十二月，李德裕抵达成都。此刻，摆在李德裕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烂摊子。怎样尽快解除南诏、吐蕃的威胁，医治战争创伤，安抚人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亲自了解西南地区错综复杂的边境形势，做到知己知彼。鉴于历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不重视设防，使武备废弛，边防空虚，导致蜀中丧乱的沉痛教训，李德裕下令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大批军事要塞，设重兵防守。这样就形成抵御南诏与吐蕃侵犯的坚固屏障，改变了以往那种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

       针对边兵战斗力弱的现状及“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的旧制，决定改革兵制。精简军队，一次就减去4400余名老弱病残者。广泛征兵，从蜀地征召了1000名年富力强、又适应瘴气环境的士兵，从北方招募了1500名志愿兵。他把北兵与蜀兵混编，使其“转相训习，日益精练”。经过精简、选拔、训练，蜀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素质提高，增强了作战能力。又从安定请来造甲的人，从河中请来造弓的人，从浙西请来造弩的人，从此蜀地的兵器都非常坚固锋利。编训民兵，每200户中抽取一人，习武练兵，宽免他们的其他事务，形势缓和时务农，急迫时就应战，总共编练十一军。

      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李德裕也很重视民政管理。蜀地的百姓中有很多卖女作妾的现象，李德裕为此制定条例，明令禁止。蜀中的佛教势力也很大，寺庙往往占有肥沃的田地，僧人们不耕而食，而广大农民却乏田耕种。李德裕下令拆毁管辖内和尚的私宅几千处，把土地送给农民，使蜀地民风大变，农业生产也得以发展。

经过李德裕一年多的惨淡经营，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不仅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而且边防也十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便派人去南诏交涉，使南诏放还了先前所掳掠的工匠和僧道达4000多人。太和五年（831年），吐蕃派驻于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的守将悉怛谋主动向李德裕请降，使沦陷42年之久的维州城重新回归唐朝。维州是西川通往吐蕃的交通要道，地势险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李德裕接受悉怛谋的请降后，立即派兵据守维州，并向朝廷上奏主张乘机出兵讨伐吐蕃。但是，宰相牛僧孺对李德裕心怀仇恨，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以唐朝刚与吐蕃结盟而不宜毁约失信为借口，强令李德裕将悉怛谋和维州城交还给吐蕃，结果悉怛谋及其所部将士皆被吐蕃杀害。

      李德裕为此终生悔恨。正好监军使王践言入朝，向皇帝禀报了悉怛谋被处死和朝廷拒绝远方百姓归化之心，这时皇帝也有所悔悟，便召李德裕入朝，任为兵部尚书，不久又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为赞皇县伯。

远庙堂未敢忘忧国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胸怀天下的封建士大夫追求的精神境界。李德裕正是这样一个时刻不忘忧国忧民的人。即使被排挤出朝，远离朝堂，也时刻关心国政，关注着君王的言行举止，不时上书谏言。

宝历元年（825年）唐敬宗即位。唐敬宗年幼无知，挥霍资财没有节制，下诏要求浙西制造化妆用具银盥子20件，进贡朝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德裕只制造了两件进献，并申奏停免。唐敬宗将李德裕的劝告当成耳旁风，是年九月又下诏浙西织造可幅盘条缭绫1000匹，李德裕又以太宗、玄宗两朝不纳地方方物进行劝谏，希望唐敬宗近效太宗、玄宗的宽容、纳谏，远思汉代文帝、元帝的谦逊、节俭，裁减节省。最终唐敬宗颁布诏令取消了进献。

唐敬宗终日纵情游乐，荒于政事，又宠信宦官而疏远贤能，故朝政十分腐败。李德裕得知这些情况后，就献上《丹扆六箴》，予以规劝。其一为《宵衣》，指出皇帝视朝次数少、时间晚；其二为《正服》，指出皇帝衣着不合制度；其三《罢献》，规谏皇帝停止征敛搜求奇珍异宝；其四称《纳诲》，指出皇帝轻慢和舍弃忠言的作法；其五称《辨邪》，指出皇帝任用小人的错误；其六称《防徽》，讽谏皇帝不合制度的随意出游。李德裕言辞明直，委婉恳切。唐敬宗虽然不能采纳，还是让人代作诏书，对他的一番心意表示重谢。

       对于唐敬宗受佛道的迷惑，祈求降福和延年，僧人、道士往来出入于宫中的举动，李德裕也毫不保留地上疏劝谏。

复为相励志图革新

       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又升任宰相，进封赞皇县伯。李德裕拜相后，本想干一番大事，重振朝纲，无奈当时文宗昏庸，李德裕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大和八年再次贬为镇海军节度使。后来，他又辗转历任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长史、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刺史、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地方官职，仕途中充满了坎坷。直到开成五年(840年），唐武宗即位，李德裕被召回朝复任宰相，深受武宗的信重，其政治才能亦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他被武宗征召进京，入朝谢恩后，随即便劝戒皇帝用忠臣，斥小人，他说：“要分辨邪正，专一委任，而后朝廷才能太平。这些话我曾对先帝说过，但没被采用。正直人指出小人为非作歹之后，小人也指控正直人作恶，怎样辨别其真伪呢？请允许我借物来作说明。松柏之为树木，独立生长，强劲无比，无所依附。萝茑则不然，柔弱不能独立，必然要依附其他树木，所以，正直的人一心事奉君主无需相助，邪恶的人必然结为党羽，互相遮蔽欺骗。君主能根据这个道理来分辨正邪，就不会被迷惑住。”

       武宗曾怀疑杨嗣复、李珏不忠，便派使臣诛杀他们。李德裕马上带着三位宰相到延英殿见皇帝，呜咽落泪，说：“过去太宗、德宗诛杀大臣后，没有不后悔的，我希望陛下保全他们的性命，摒弃前嫌。等他们二人的罪恶暴露于世后，天下人会痛恨他们的。”皇帝不答应，李德裕便伏地不起。皇帝只好说：“我为了你们，就赦免了他们吧。”李德裕于是致礼落坐。皇帝说：“如果是谏官论争，纵使有千道上疏，我也不赦。”李德裕再次拜谢行礼，追回使者，杨嗣复等人才免于一死。

李德裕复任宰相后的第一件政事，首先是回鹘扰边的大事。回鹘原称回纥，唐玄宗时期兴起于漠北，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安史之乱中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开成五年（841年），回鹘被北方另一游牧民族黠戛斯击溃，部众分几支逃奔，其中一支由回鹘宰相腽没斯率领南下至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附近，有意归附唐朝。但天德军将领为求战功，竟想出兵消灭这支回鹘部众，而且朝中许多大臣也有同样的主张。李德裕力排众议，他认为回鹘对于唐朝是有功劳的，现在穷困来奔，又并未扰边，故不应轻意征伐，而应以粮草接济他们，进行安抚。最后，武宗听从了李德裕的主张，给回鹘送去三万斛粮食，并令天德军不得轻举妄动。会昌二年（842年），腽没斯率部正式向唐朝投诚，武宗册封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一度紧张的塞北局势遂得以缓和下来。然而，不久另一支回鹘部众在乌介可汗的率领下又南下至天德、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一带，并进而侵扰唐境，大肆劫掠，于是塞北局势又急剧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李德裕立即做出了反击的决策，迅速调集九路军队开赴前线，取得了反击回鹘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的胜利是“安史之乱”后唐朝边区防御战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它既有力地维护了北部边区的安全，又壮大了唐朝的声威，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另一件朝政大事是削藩。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时，曾极力主张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李德裕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一政治主张。会昌三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治今山西长治）刘从谏死，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仿效河朔三镇之例自立为留后，擅自接管昭义镇。对此，武宗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与会大臣多以当时对回鹘用兵尚未完全结束，国力不支为由，主张默认刘稹自立。但李德裕却认为昭义镇邻近首都，若任其割据，将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昭义镇不同于河朔三镇，历来忠于朝廷，若任其割据，则各地藩镇都会群起效法，局势将难以收拾。因此，他主张对刘稹的分裂割据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同时，李德裕还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刘稹之所以胆敢反叛朝廷，主要是想依靠河朔三镇的支持，但如果河朔三镇不与他合作，单凭刘稹一方之力是无法与朝廷抗衡的。最后，武宗完全采纳了李德裕的主张，并委托他全权主持征讨刘稹之事。于是李德裕就派专使前往河朔，说服三镇与朝廷分工合作，平定刘稹叛乱。之后，李德裕调集军队，从四面向刘稹展开围攻。在具体的征讨过程中，李德裕再次表现出极强的指挥调度能力。他首先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以求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官的作用；同时又制定出明确的作战方案，赏罚严明，使前线指挥官进退有据。经过各路将士的奋勇作战，昭义镇所辖的邢（治今河北邢台）、铭（治今河北永年）、磁（治今河北磁县）三州被相继攻克。会昌四年（844年）八月，刘稹被其部将郭谊、王协等人所杀，历时一年多的刘稹之乱被平定下去。这次平叛的军事胜利，是继宪宗朝平叛之后朝廷对藩镇所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后，李德裕以功勋卓著受到褒奖，官拜太尉，进封赵国公。李德裕坚决辞让，说：“自唐兴以来，太尉只有七人，尚父郭子仪都不欺接受。近来王智兴、李载义都越级拜官太保、大傅而不任太尉，说明对此官尤其重视。裴度作了十年司徒，也不迁改太尉，我希望维持原来的品级就足够了。”武宗说：“我只恨没有官职可以酬谢你，就不要拒绝了。”李德裕又要求能封在卫，于是进封为卫国公。

      唐代后期，佛教势力极度膨胀，各地寺院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来源。李德裕当政后，为了解决当时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极力主张拆毁寺院，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解放寺院所控制的劳动力。会昌五年（845年），在武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行动，全国共拆毁寺院、招提、兰若4万余所，被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余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人，没收寺院土地10万余顷，佛教势力由此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至会昌末年（847年），全国的纳税户数比宪宗时期增加了两倍多，财政收入也达到了“安史之乱”后的最高数额，因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李德裕当政期间，还十分重视政治改革。他曾精简机构，裁汰州县冗官达2000多人，从而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同时，他还力图改革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流弊，主张进士试议论而不试诗赋，又下令取消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禁止进士与主考官互认“门生”、“座主”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朝廷官员利用科举朋比勾结、结党营私的恶习。

当时，天下安宁，李德裕多次要求辞官，皇帝都不答应。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卒，继位的唐宣宗一反武宗之所为，又重用牛党人士，李德裕的厄运随即降临，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又被相继贬为东都留守、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司马、崖州（治今海南琼山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初），李德裕含恨死于崖州贬所，终年63岁。直到懿宗时期，才诏追复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仆射，距离德裕死时已经过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