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千年前，中国的政治王朝正处在鼎盛的西周穆王时代，周穆王统治着大片的黄河流域地区，而中国的北方尚被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占领。历史上周穆王曾发动了八次大规模讨伐犬戎的北伐战争，其中，有记载的一次发生在今河北省赞皇县坛山地区。那天，周穆王根据敌我双方态势及天时地利条件判断，作战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发起攻击。可是，负责占卜的官员却谏曰，今天是癸巳日，非吉日，出师作战唯恐不利。周穆王对此战早就胸有成竹，遂厉声驳斥道，交兵作战，何言不吉，吉日癸巳（今天就是吉日）！出击！结果大获全胜。时值盛夏，战后，周穆王与众将领在坛山的避暑岩下置酒相庆。酒酣之际，穆王挥剑在岩壁上刻下了“吉日癸巳”四个篆体大字，以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
周穆王刻字只为纪念这次北伐战争的胜利，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刻，竟刻出了一个万代相传的刻石佳话，他自己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刻石题字的鼻祖。
二
坛山刻石的故事发生在我的故乡，多少年来，它的雅韵、它的苍远和它对占卜星象术的批判性的寓意，一直令我景仰，令我着迷。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真正走进坛山（现称万花山）寻古。遗憾的是那次登山因山壁陡峭、树木茂密，我没有找到登顶之路，当然也没有目睹到“吉日癸巳”，只是站在山脚望峰感叹一阵后悻悻而归。
今年夏天，妻子随我再次驱车赴坛山寻觅遥远的穆王遗迹。我们从赞皇县城东的榆底道口向北，横过槐河到达榆底，再沿“村村通”小路从榆底向西、向北绕到东坛山村。站在村口瞭望万花山，只见它雄踞村东，呈南北一线，如飞龙莽苍而至，绵延数里全是断壁悬崖，根本没有缓坡让人攀爬。我们沿着一条开山采石的土路由村里向山根进发，试图找到上山的路，可是，路到采石场后当即断头，我们不得不折返村里。
在村里，经询问村民，得知村北二里许有一条上山的小路。我们即开车出村，向北沿着“种养道”进入山沟。我们搬石头、砍灌木、填水坑，艰难地走了一段之后，车子实在不能通行了，便弃车步行。在杂木乱草中穿行一里许，忽然林木稀疏，山谷开朗，但空无一人，向东方看看近在咫尺的万花山峰，它依然如高耸的城垣继续向北绵延，依旧没有可供人上去的路。踌躇之际，妻子忽然发现前方有一辆摩托车。有车必有人！我们直奔摩托车而去。果然在摩托车之后蹲着一个正在抽烟的中年男人。一问才知道他是个架网捕鸟的人。寂寞的捕鸟人见到我们显然有些兴奋，像见到久别的亲人般絮絮地向我们介绍他捕鸟的高超手段，还从摩托车上的笼子里抓出他的猎物向我们展示。我和妻子耐着性子等他显摆完了，才从他嘴里打听到那个上山的小路。
按照捕鸟人的指引，我们退回数百米后向东，绕过几道弯，穿过一片树林，终于看到了他指示的那一排房子。隐逸在林后的这一排房子大约有五六间，但窗破门烂，屋内空空，院子里杂草丛生，萧索空寂，一看便是被人废弃的旧宅。从这所破败院子的后门出去（其实它并没有围墙），我们沿着小路开始登山，山坡不算太陡，但时间不长，我们就气喘吁吁、挥汗如雨了。半个小时候后我们终于爬到了万花山的登顶的斜径。这条斜径恰如古代登上城墙上的马道，我们本以为登上峰顶要费一番周折，没想到踏着斜径上天然的和人工凿出的阶梯，很轻松、很顺利地就到达了峰顶。
登顶后回望山下，一股强烈的恐高感顿时袭上心头——我们已经位居百丈高的悬崖之上，鸟儿居然在脚下飞翔，山下吃草的绵羊看上去比兔子还小，电线杆比佛香还矮。这当然是万花山西侧的景致，而转过身看它的东坡，东坡却是很缓的坡，越往山下越缓，最后山体与广袤的华北大平原连为一体，那样子，如果开着拖拉机上山，不用走路，随便开就能从山脚一直开到山顶的悬崖边。妻子说：“早知道这样，我们从东坡上来多省事啊！”东坡属于元氏县境，西坡属于赞皇县境。周穆王刻石的故事发生在赞皇县，所以，我们一直在山的西侧寻觅登山的路径，从没有考虑过从东坡登顶。
三
我们不是来游览风景的，登顶后我们关心的是：“吉日癸巳”的刻字在哪？周穆王休息的“避暑崖”在哪？周穆王他们挖的那口“穆王井”在什么地方？
当今，研究刻石的专家认为，坛山刻石是迄今所发现最早并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方摩崖石刻，堪称中华刻石之最。它比记述秦文公游猎之事的“石鼓文”早400多年，比记述秦始皇东巡泰山的“泰山刻石”早800多年。因而这方刻石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认为“吉日癸巳”这四个字“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状”，为“玉筋体”。欧阳修、宋濂、李清照、卫铄、王安石等对此均有很高的评价，王安石为了一睹坛山刻石发出了“谁珍坛山刻，共赏兰亭帖”的呼吁。历朝历代编辑有关刻石碑帖之类的书籍时，几乎都没忘记收录坛山刻石的“吉日癸巳”。但是，这样一件瑰丽的艺术宝藏，在它诞生后却一直埋没在荒僻的山谷，仅少数文人雅士知晓其妙。坛山刻石踏着悠悠岁月，孤独地等待着走向更加广大的舞台与世人见面，谁知它这一等，竟等了两千多年。
坛山刻石能闻名于世得益于宋朝的尚书宋祁。宋祁博学多识，对坛山刻石早有耳闻，一直渴望目睹坛山刻石的真迹。公元1052年，宋祁利用到赞皇县的归属地赵州视察的机会，向当地官员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的郡守王君闻听宋尚书之言甚为惊讶，不知自己的辖地竟有如此稀世之宝，立即派州将刘庄前去探究、拓片。十几天后，刘庄回来了，但是，他呈上的不是拓片而是刻有“吉日癸巳”的一块大石头！原来，刘庄误解上司意图，他到达坛山后没有在刻石上拓片，而是直接将刻石凿下来，用车拉了回去。消息传开，官员文士甚为惊讶、惋惜，纷纷前来观瞻、拓片。从此，坛山刻石享誉天下。
坛山刻石被凿下后，先存于赞皇，后又移至高邑；后又从高邑移至赞皇，每次搬运都有大批官员迎送，生怕发生意外。郡守李中佑更是担心已经风化了2000多年的刻石，如果不慎损坏或丢失，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宝就再也不能为世人所见，他就令人仿照“吉日癸巳”重新凿刻了一块石碑，并在碑的一侧上题写了“吉日癸巳之记”，对坛山刻石的诞生、发现以及摹刻复制的目的、意义做了注释。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中佑所料。坛山刻石被发现才五十多年，酷爱收藏古董字画的当朝皇帝宋徽宗下令，由大臣朱缅置办“花石纲”。朱缅稔习坛山刻石的价值分量，当即就命令把坛山刻石搬运到了皇宫内府。靖康之乱发生后，保存在皇宫内府的“吉日癸巳”刻石再无下落，倒是李中佑的摹刻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不过，就是这尊摹刻在“文革”中也差一点毁于红卫兵之手，幸被赞皇的有识之士将其藏匿于赞皇县文化馆的影壁之内，才躲过一劫。如今，李中佑这块1000多年前的摹刻正静静地依偎着自己的故土，受到家乡人的百般呵护。
四
“吉日癸巳”四个篆字被刘庄凿走、在战乱中遗失，对于赞皇的文人墨客来说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为了了却心愿，近些年有几个文友在李中佑的刻石上拓片，并将拓片敷在万花山的岩壁，重新刻上了“吉日癸巳”四个篆字。但是，这四个字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四个字就在登顶后向南不远的崖壁。但是，我们初次来考不知详情，登顶后就踏着一米来高的杂草向北探索。
我们沿着崖际向北一块岩石一块岩石的探寻，当然找不到“吉日癸巳”刻字，但在搜寻了两三千米后，发现了大片的庙宇群。这些庙宇大多是近些年修改的，有的还没有完工，有玉皇庙、观音殿，奇怪的是每个庙都没有庙门。我们进庙拜谒，却发现每个庙里空空如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庙里有神像清冷的在那里发呆，倒是有两块古碑吸引了我的目光。从残破的碑文看，这里很早就有庙宇，大多是附近村民捐资修建的，当然也有周穆王刻石、在避暑岩休息的记载。在庙宇群我们看到一口石砌的水井，井水很浅，清莹闪亮，可照见人影，我推测它应该是传说中的“穆王井”。
从庙宇群出来，我们沿着崖际向南搜索，再次来到上山的斜径，经此处往南才走了十几几步，妻子就看到了刻在岩石上的“吉日癸巳”。我从口袋里掏出李中佑碑刻的拓片，铺在这四个字上面与之比对，果然发现与之不差丝毫。李中佑的碑刻拓自周穆王的刻石，岩石上的字拓自李中佑。换句话说，我眼前石头上的字体就是周穆王三千年前的字体。
斜阳高照，白云悠悠，我站在周穆王刻石的悬崖边沉思。
五
妻子唤我去找“避暑崖”。
我们踏着乱石继续向南寻觅。这一带“鬼圪针”的灌木丛很密实，鬼圪针浑身是刺，不小心就会被它扎伤。过不去人的地方，我就用木棍挑起鬼圪针的枝条让妻子从下面爬过去，她爬过去之后再帮助我爬过去。我们在山崖边艰难地前进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避暑崖，但在山崖朝西的一侧看到了几个只有一两米宽的豁口。这些豁口直通山下，看样子勇敢的人可以顺着这些豁口爬到山顶，那样子总让我想到“偷袭”，也让我想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再往南走就看到于底村了。去年，我和妻子登坛山未遂心愿就开车绕到山南也就是于底村，在依山的一农户外遇到几个赤膊纳凉的老汉。当我问及万花山为什么在古代叫坛山时，一位退休的民办老师用荷叶扇子指着山上说，在山上有一个石头砌的坛，历史很悠久了，可能是个讲坛，也可能是个阅兵台，也可能是个供祭祀、祈祷用的坛。他们说这个坛曾被贼人挖开找宝，宝物大概没有找到，但挖开的坛也没有回填，到现在仍是摊肠露肚的样子。这座山之所以叫坛山，也许是由于这个坛的存在吧。
天已近午，我们和妻子又渴又饿，暑热难当，我们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午餐。可是，山上没有一棵能给我们提供树荫的大树。在我们快回到“吉日癸巳”刻字的地方时，我们找到一处山崖，山崖的北面恰有阴影，我们依山而坐，喝水吃干粮。时间不长，暑热尽消，通身凉爽，我索性呈“大”字状仰面而卧。忽然，一股凉风吹过，接着，一个念头涌进脑海：“避暑崖！这就是避暑崖！”
当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妻子时，她思忖了一下，兴奋地说：“是避暑崖！这就是避暑崖！”
（作者：张炳吉，笔名：赞杨，河北省采风学会会长）
2013年9月7日第一稿，2014年1月18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