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在学校，我在我的手机微信中无意间看见一文，大体浏览，是汪曾祺作家写的《汪曾祺：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选载于《小说月报》2016年第8期。暂时不想全文细读，也不想忽略，还是欲探究一番，于是收藏待读。因为，我刚给高一年级110班的学生上了汪曾祺作家的一文《胡同文化》，这篇杂文经过我在课堂上解读后，我自己收获颇多，这叫一边耕耘一边收获，因为我特别投入，因为我到过北京，穿越过北京胡同。穿越仿佛蜻蜓点水，有一些感性认识，有一些印象。这印象仿若一次伏笔，如今弃政从文，开始上语文课，领略汪曾祺老先生的美文《胡同文化》，是我的人生之幸。另外，我写作已经十一年，从不中断，而是坚持不懈，在十一年写作历程中写得比较多的是历史文化，特别是建筑的历史文化，所以，我对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的解读就非同一般，倾注激情。倾注激情之后，便是热爱这一个作家，热爱一个作家，就会自觉地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就像一个学生，只要热爱一个老师，就会喜欢上这一个老师上的课。这叫说不清的缘，体会不尽的情，这缘，这情具有独特性，但又具有普适性。

     汪曾祺说：“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也如此，这惊人的相似，不得不令我由衷的喜悦，当然，汪曾祺是我文学的前辈，是我学习的光辉的榜样。我潜在的认为，我选择这样的文学体裁，文学文本，仿佛由我的内在特性决定的。

      “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汪先生的这一朴素表白，让我认同。散文的一个特点，就是丰沛的情感，以情动人，感动读者。然而这种情感要适度，要适当克制，坚守散文的唯物辩证法，把握“度”，把握散文度的内涵与外延。我在散文创作过程中，前期没有把握好情感之度，感情过于洋溢，有的文友说“形容词过多”，有的读者说“只适合中学生看”，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我接受。一个人的写作一开始呈现稚嫩，如同一棵小树，是符合新生事物成长规律的。写作是在写作实践中成长的，犹如一个优秀的战士是在战争中成长优秀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我在写作中学习写作。我在写作的后期，感情不再泛滥，形容词不多不少，恰当就行，表情达意就行，因而，有许多中老年的读者给予了很好的评价，“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回味无穷。”读者的真诚评价，就是我写作的方向。

      “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宋玉说东郊之处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一些，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当他写出了一个作品，自己觉得：黑，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他就可以觉得无憾。一个作家得到的最大快感，无非是这点无憾，如庄子所说：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瞒志。否则，一个作家当作家，当个什么劲儿呢？”汪曾祺先生的这一心语，仿佛就是我的散文写作的一个原则：内容决定形式，决定篇幅长短，决定色彩的浓淡。也就是说，我写一篇散文，依据题材，依据题材内蕴的社会意义，而确定篇幅长短，决定色彩的浓淡，而不是相反，该短则长，要把秋鱼拉成黄鳝长，或者该长则短，浪费题材，有一个农民读者对我说，“马老师，写一个人或事或物，要透彻的写，不要浪费写作材料，要把材料用好，如同盖房子，沙子有沙子的用处，石头有石头的用处。”他是一个农民，七十多岁，爱读书的农民，特别爱读我的作品，他的一番话，令我感动，铭记于心。几年前，有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说过，“写作，要把一根稻草写成一根金条。”我不同意这样的写作观点，而是相反。最近，有一个文友对我说，“你的作品，虽然我不看作品，就知晓你的写作在结构上，语言华丽上存在一些不足。”我听后，非常的不爽，他的这一言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不阅读作品，就妄加评论，还自称网络写手，高手。他已经近五十岁，我对他说，“你的年纪不小了，应该走向成熟。”总之，无论我身边的文友，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他们的写作观，我不赞同，也不必反对，自己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向汪曾祺先生学习。“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这是朴素的表达，浅显易懂，苹果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吃过，如果把一个苹果压小，还是苹果吗？即使是也是变形的；如果把一个苹果泡大，还是苹果吗？即使是也是畸形的。变形的、畸形的苹果，吃不成，即使吃了将会无味，不纯，一点营养都没有，反而让肌体受伤，得病，慢慢地走向死亡。以此比喻写作，读者一旦吃了这样的变形的、畸形的苹果，将会嗤之以鼻，拒绝阅读，因而，这样的所谓作家将在读者心中慢慢地走向死亡。“宋玉说东郊之处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一些，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东郊之处子，长或短，具有审美意义，而审美的客体则具有本身的规定性，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在某一种意义上说，不以人的主观揣度为转移。从色彩来说，有自身的本色，如果忽略自身的本色，乱涂抹，就会呈现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所以在写作中，应当使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如果是这样，作家面对写出的作品，就会倍感兴奋：黑，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觉得无憾。一个作家收获的最大快感，无非是这点无憾，如同庄子所说：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瞒志。如果不是这样，当作家，当个什么劲儿呢？没有意思。

      汪曾祺说：“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背景，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元素，具有客观性，影响着作品，因而，作品的风土人情、语言，叙述语言，多少都具有地方性。这就是乡土文学，在什么山，唱什么歌，主观的诗意是一定客体的表达。

      “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汪曾祺先生的自问自答，我有同感。我今年五十有余，人生已过半百，写作从2005年开始，至今已经成为云南省作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中国散文作家，因为已经加入相关作协、学会。有人好奇的问我，“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我说，“晓不得，如同我不知不觉爱上一个美女，时间长了，这个美女就成为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情人。”这就是偶然，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有办法，不是自己的自觉选择。这正如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文学评论家对我说，“你不是自觉的写作，因为你不是专业作家。”这中肯的评价，我心领神受。汪曾祺说：“写了一点作品，发表了，但是我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承认，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我虽然加入了许多作家协会、学会，如果从这一角度说我是一个作家，但内心还是诚惶诚恐，有点“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但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许许多多读者的认可，犹如汪曾祺先生说“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有一天，我到曲硐中学卖书，有一个女教师说，“永欢，你出版的书，好几本我都细读了，写得越来越好，称得上一个作家了。”这是一个诚心诚意的读者诚心诚意的言说，她说的话，不需怀疑，不假。“作家”的称呼，是神圣的，不只是白纸上落黑子，也不只是文联，文学界的规定，而是广大读者的认可，而是社会的承认。这一认可，这一承认，是依据许多有数量有质量的作品，特别是依据献身文学精神，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文学精神；这一认可，这一承认，犹如一股洪流，无法阻挡，也不需阻挡，因为广大读者心中“有一杆秤”。

汪曾祺先生说：“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是的，我在写作的十一年的历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写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坚守文学创作的原创性。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要让美好的感情如同流水流入读者的心田，化为热爱生活的强大动力。

      我就像汪曾祺先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人说，“你的名字起得好，永欢，永远乐观。”这一说法，缘于阅读了我的作品，阅读了我十一年写作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对待工作、生活、人际的乐观态度。我幽默地对许多读者说，“乐观，对于我们已经走进老年时代的人，非常重要，如果你乐观地对待一切，你的心脏就好，心跳就正常，就会长寿；如果你不乐观，这样不满意，那样不高兴，心中的块垒无法化解，吐出，就会得心脏病，距离死亡就不远了。这样的实例，在人世间数不胜数。所以，要切记：要乐观，要走乐观主义道路。”今年的九月开学之际，我上一个班的语文课，课不多，星期一早上第一、二节，星期三早上第一、二节，我看着我的课程表，感觉很好。后来，教务主任对我说，“马老师，有几个老师要调课，请你支持。”我乐观的说，“小徐，你干教务主任也不容易，我一定支持，你调吧。”于是，我的课程作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星期一早上第一、二节，变为星期二早上第三、四节，星期三早上第一、二节，变为第二、三节。乐观，并非空谈，而是在我的生命中实实在在的的存在，如同清泉流动，并歌唱着，一路向前。今年的十月，在校园，全体教职工欢欢喜喜，因为大幅度的加工资，高职称的最高每一个月加一千六百几，年轻的也是好几百，张榜公示。有的教职工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自己的又看了别人的，最高的喜出望外，趾高气扬，最低的脸色阴晴变化。我视野中的这一景观，呈现心态各异，犹如高考后的学生，成绩好的，犹如范进中举，狂风，而成绩差的，与大学无缘，如同孔乙己，潦倒不已。常言道，就怕货比货，有的老师说，“我的比你高，因为我的职称高你。”低职称的老师，虽然老了，但无奈，只好低头无声。而我呢？加得1331元，职称为中教一级，教龄29年。看高低，看低高，心满意足，知足常乐，我高兴的说，“党的政策好，加工资了，不与高的比，知足常乐。”是的，人比人气死人，为了健健康康的活，要谨记知足常乐，热爱工作，热爱生活。这就是我的乐观。

      对于生活，应确立朴素的信念：人啊，各有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总是越来越好，总是有希望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作为一个作家，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汪曾祺先生的肺腑之言，正是我努力的方向。和谐是我写作的核心，是我传播文学作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