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所称的巷子，在北方的老家叫过道。
通往我家街门的过道一侧，是大老宋家。这里的人们称外甥，不论年纪大小，一律都是老什么，这样称呼显得亲切热乎。大老宋比我大三岁，和哥哥是一把儿年纪的人。我们这一道街大多是贾姓，而姓张的、姓杨姓宋的都是单门独户，是招的上门养老女婿外来户，村里人称他们外住户子，有一种看轻的意味。
大老宋的姥爷姓贾，按辈分我叫爷，又因为他的大号叫“老黑”，所以街上人都喊他黑爷。黑爷的一只手残了，缺了几个手指。听老辈儿人说，有一次黑爷在野地里捡到一个铁球，外面锈迹斑斑，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拿回家里，在磨刀石上想把铁锈磨掉。刚磨了不久，铁球发热“轰”的一声炸了，就炸掉了黑爷的几根手指。原来那铁球是个炸弹。
这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后来，黑爷就一直在生产队饲养棚里喂牲口，三天两头给牲口铡饲草，玉米秸、红薯秧、花生秧、谷草都有，年轻力壮的压铡，黑爷跪在草捆上，两手掐住饲草，一点一点续草。夏天里在水缸捞麦糠喂牲口，撒上一点麦麸，牲口吃的撒欢。
那时我爷爷在队里看菜园，地里有一眼砖井，井上蹲着一架水车，每到浇园时，爷爷让我去饲养棚牵一头驴来，套在水车的横杆上，驴拉动横杆水车就哗啦哗啦地转动起来，清澈的井水从出水口汩汩地涌出，顺着水渠流进菜畦，听得到干硬的土块和裂缝吱吱的咂水声。那些蔬菜经过井水的浇灌，都舒展着枝叶，身子挺挺的打着精神不吱声地生长。因为水车上的皮钱儿有的老旧，或有破损，出水口出水不连续，出一阵停一阵，出水量很小，一晌浇地有限。下晌了，就卸掉驴套和驴围脖，牵到有暄土的地方转上几圈，驴就匍匐身子，打几个滚儿解乏。到了牲口棚还要提一桶水饮驴，手里的缰绳不时要提一提，让驴喝一阵歇口气，不让它一气喝饱，怕驴喝出毛病来。因为这个，去饲养棚就多些，跟黑爷接触也多了起来，不过即便这样，黑爷难得有笑脸，成天黑着脸，像是别人欠他多些似的，很瘆人。
黑奶奶身材细条干瘦，干活麻利，在队上担任妇女队长，积极性很高，干什么都不服输。六十岁的人了，跟着大闺女小媳妇深更半夜遛红薯。那时邻村的红薯刨了后，先尽着自己队上的人翻找，等到很难翻到红薯了，土地都刨了个遍才放开，外村人才可以随便遛。我们这些人是白天看到哪块地红薯刨了，还没放开，红薯多些，就趁天黑去遛。铁锨在土里掘着红薯，会听到“咔嚓”一声红薯断裂声，接着就是白亮的两个红薯圆面露出来，这时就用手去刨。一起去遛红薯的群儿大娘有一句经典话：一大会儿不“咔嚓”，一“咔嚓”是瓦碴。说得大伙直笑。在地里翻地翻到半夜，大家箩筐里装满了红薯，这才往家赶，几天的口粮也就有了。
黑奶的闺女我叫姑，腿瘸，走路一歪一歪的，不过牌面不错，人也白净，除了担水不行，别的活都能干，最主要的姑还是高中毕业。姑父是外地人，在县拖拉机站上班，是机手，入赘在我们村里住。人很实在，做人做事谦卑。姑是黑爷从小要来的，南方人不待见女孩，下雪天把女孩扔到院子里，结果冻瘸了。这是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说法。和姑一块过来的还有他的哥哥，在邻村住，我和她家的孩子二老宋去过那里。她哥叫春成，娶了个哑巴媳妇，我和二老宋去的时候不敢大声说话，觉得那哑巴有些异样，啊啊的说着话，怕她听到了打我们。那时还不知道哑巴是聋子，听不到说话。后来有一次又见到这个哑巴，有小孩子恶作剧，在地上画一个圈，吐口唾沫，单腿在圈里蹦。哑巴像是受到羞辱似的，十分恼怒，急冲冲过来要打人，吓得小孩子慌忙跑走。姑知道自己是要的，跟她哥这个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一直来往。
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老宋什么都要强。去地里割草，人家手快，往箩筐里摆放很讲究，别人割了草在筐里瘪瘪的，他的倒好，草叶缕缕顺顺地向外奓着，像孔雀开屏，显得割的草很多。我们都眼气他。冬天里拾粪。他起得很早，哥跟他比赛似的，听到他家街门响动，穿了衣服跳过墙头去抢着拾粪。因为我家房后是一片空地，猪在那里晒太阳，粪也多。一个冬天，拾的粪能堆个小山。他后来娶了自己村里的媳妇，因为要强，跟邻居吵嘴打架，跟媳妇打架，跟小舅子闹不和，因为宅基，又屡屡上访，邻里关系紧张。后来就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全家迁回父亲的老家。
二老宋比我小一岁吧，常跟我玩。他的头长得像锅饼子样，扁扁的，头发稀疏卷曲，那时正放映电影《平原游击队》，电影里有个日本军官松井，和他有点相似，我们就喊他松井，他也不恼。因为他姥爷在饲养棚的缘故吧，我和他常到那里玩。那里有磨坊，磨米磨面。还有油坊，屋里石磨转着，芝麻炒得焦黄在门外的簸箩里晾着，香气四溢。牲口棚边上有间车棚，放着马车和步犁。春天里我们爬上马车，找些高粱杆，用小刀削制成风轱辘，风车和眼镜。风轱辘是先用秫秸篾儿套上一截一截的芯做个圆圈，两个圆圈再横着用秫秸篾连起来，成了一个圆柱状。有风的时候，平放到空旷的田野里，风吹着它一路向前翻滚。有时，手中高举风车，顶着风哗啦啦转个不停。有一次趁人不在，我卸了一个步犁铁轱辘，回家做了辆小推车，再上地割草就方便轻松多了。
一次，县城召开公判大会，听说要枪毙一个杀人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也喜欢凑热闹，我和二老宋就走着路来到县城。看完公判会，他提议去拖拉机站找他父亲，我也跟着去。正赶上饭时，他父亲在食堂给我们打了白面馒头和面条，这件事记忆很深。这二老宋脾气有点犟，在外面对人还好，客客气气，可是经常在家里尥蹶子，跟家人干仗，姑对他就狠，打起来下手也重。十七岁后我就离开村子去外地上学，突然有一次就听到他出事了。他跟母亲置气，母亲让他去卖棉花，他不去，赌气喝了农药。母亲以为是他吓唬人，也就赌气说喝了药也得去。二老宋就架着排子车拉着一车棉花向县城走去，走到半路一头栽下，再也没有抢救过来。从医院把尸体拉回来没进家门，在麦场边停放了一阵，换了一套衣服就下葬了。那一阵，吓得村里大人小孩夜里不敢出门。
转眼至今三十多年，期间黑爷、黑奶奶和姑父也都去世了，姑父在外漂泊半世，最后魂归故里，骨灰埋葬在他的原籍。之后，老三也跟了大哥过去，家里只留下一个小孩陪伴姑，所幸他的一个妹妹嫁到邻村，还常来看看年迈的姑。
姑始终不离开这个村子，她在这里扎下的根须千丝万缕，已把她牢牢地绑在这块土地上，这里有太多她熟悉的人物往事，有她每天亲近的服服帖帖的水土。她知道，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她，让她离开这里，归去，归去，只是那一天已是她没有意识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