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和几位同事去了上海出差，在去上海之前，由于时间不很紧，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在南京市红色旅游了一下，曾经去了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看了看，曾经去了雨花台烈士陵园瞻仰了烈士陵墓，并且挖了几粒雨花石作为留念，又去了中山陵，瞻仰了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然后我们就坐轮船直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站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大街小巷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我们内地不是一样，那有些身穿奇装异服、留长发的小年青人着实让我们内地人有点看不惯。在各大影院，好多都是上演外国进来的电影，以及文革前上映的优秀影片，另外，还有国内的一些新电影。当时，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儿子、孙子、和种子》的电影海报，海报上的画面就是著名的电影女演员王丹凤，我们当时在上海忙，也没有顾得上看一下这个电影，不知道其中的电影内容。不过其中的女演员我还是影响深的，她上映过很多的影片。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后，一些停了的文革前老的优秀电影，都相继上演，一些大人小孩们都成了“追星族”。而跟我在上海出差的两个同事，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个影迷，特别崇拜那些明星们。

我们在一次坐公交车，经过上海徐家汇的时候，我们一位同事看见了马路旁边挂有上海电影厂的牌子，高兴和兴奋的执意让我们下车，去上影厂看一看，见一见上海的那些明星演员，特别是那电影海报上的女演员。

当时，我真有点很不愿意去，因我在来上海之前，就考虑到来上海后，除了给公家办事，首先是一定给儿子买一台收录机，让孩子好好的学习英语。都八十年代了，内地有些东西真的还是不好买 ，而在沿海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大上海，正从国外流传进来不少的奇缺商品，其中包括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录音机等等。刚才我们在公共汽车上，经过一个大商店的时候，就看到商店门口，一些人排着长龙在购买收录机，不过，那还只是个单声一个喇叭的。可那些站着长龙的人，我仔细地看了看，都是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当时不是有一首歌吗？叫“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在当时，我们共和国的知青们，就是这个岁数，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正如歌中唱的那样：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年轻人、知青学生，都是单位的骨干，除了担当社会的重任外，还要抽出时间来，辅导孩子们学习，把我们文化大革命夺去的时间，给孩子们补回来，在当时要是有一台收录机，给孩子们学习英语呀，学习文化呀等等，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可是我一看到上海商店门口那长长的排队买收录机，我心头就不舒服，头痛。想一想在文革时期，和在国家三年困难的时候，当时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特别是每个月一家供应的口粮，不请半天假是买不来粮食的。而当时大部分家庭人口又多，我们这些当老大的这些人还要推着自行车，或小平车，除了给自己家里买供应的粮食以外，还要给父母家里、给岳父家里去买粮食，当时粮店又很远，供应的杂粮又多，往往是一个面袋装两三个品种，中间还得拿绳子系起来，想一想那个年代啊！我们年轻人是多累，多苦！

一想起我在1966年11月，红卫兵大串联时，也是在上海时的情景，当时在南京路和外滩，红卫兵和学生多的风潮似涌，连公共汽车都跟在人群后面慢慢的行走。在南京路的商店里，学生们更是拥挤着排着队免费领取主席像章，和戴在胸前“为人民服务”的小牌子，当时学生们排着长龙，有好几里长，把整个一条大街从中间绕了一个大圈还不够，那时候，是我有生以来排的最长的队伍 。

这一次我来到上海，就是想给儿子买一部收录机回去，但我一看到那些排长队的人们就头痛，就联想到过去，没想到在上海买收录机也这么难？而且，又要排长队。当时，我问了一下，买收录机要一百五十元左右，当时还是很贵的，还是带一个喇叭，那时我的工资才开、才开四十多元钱，要买一台收录机，还是舍近不可求的事，更不用说我们在上海吃的是最便宜的阳春面了。对于收录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当时还是个奢侈品。

所以，当时，我一看到排长队就暂时放弃了买收录机的念头，考虑以后再说吧！接下来我们就坐车来到了徐家汇，跟着我们的这个同事，下了公交车，也想去上影厂看一看。

我想起跟我来的这位同事来，我就很佩服他，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可真是有本事，我还得应该向他好好学习这方面的长处。他不仅想去电影厂看一看明星，而且、而且前几天我们来到上海之后，白天他就背着我们，有段时间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晚上，等到他回到我们住的旅社以后，听他一说，我才知道他去了上海的各大商场，去给他爱人买化妆品，买什么搽脸用的“珍珠霜”。当时上海各大商场还真没有卖这个东西的，也不知道他爱人是怎么就知道上海有卖的，后来他又不知道怎么就打听到上海日化厂的地址。现在我想起来，打死我都不知道这个厂在上海的什么地方，也不知他又是怎么找到这家工厂的。上海的马路真不像北京的马路好找，往南往北，往东往西，去哪里都行，上海就不同了，我当初串联时，初来乍到上海的时候，在南京路就曾经迷失过方向，差一点就回不了住地。

结果呢？我们这个同事真的找到了日化厂的地址，他一个人只身来到这个厂子后，来到人家办公室里死缠慢缠地、非要让厂里卖给他一盒“珍珠霜”不可，可人家厂家工作人员一听都笑了。

“一盒？既然打老远从山西来了就买一盒？”

人家厂家不卖给他不说，我想人家肯定还会笑话他；这是从哪里跑来的“阿飞”。

后来厂家工作人员对他说：“虽然，现在是改革开放时期，但我们这里还真没有人来过买‘珍珠霜’的，你还是第一例。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你的，不过你买一盒我们是不能卖的，我们这里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卖过。”

谁都、谁都知道我们山西人过日子很精算，我想，我这个同事这么给厂家说要买一盒珍珠霜，不知道当时人家上海人是怎样看待我们山西人的，因为上海是沿海城市，改革开放要早，我想；当时人家厂家简直是要把我们山西人看的板（扁）又板（扁）了，你怎么大老远来就买一盒？

在当时，就有一些人对我们山西有偏见，说看了你们山西再看看西藏就没什么区别。我就不知道山西咋的了，这些人是这样的看待山西、看待山西人。但后来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在改革开放后，听说北京搞车展的时候，山西的大款、煤炭老板们，一家伙把展销的百万元的小汽车买回了家中。在展销房地产时，又一些山西的煤老板们一下子就在北京买了好几套房子、甚至是十几套房子。这些在当时足以让全国的老百姓震撼，吐着舌头刮目相看，也让在京的山西老乡奔走相告。

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同事，他缠磨的对上海日化厂的销售人员说:

“我们山西人来一趟上海是不容易的，央求人家一定要卖给他一盒（珍珠霜），否则回去不好向爱人交待。”

后来，可能是缠磨的人家厂家也不耐烦了，就说：

“那好！这样吧！你要是买一盒（统统的）不行，你要是真心买，我们就卖给你一大盒，你看这样行不行？里面总共才十小盒，十小盒。”

当时，那搽脸用的“珍珠霜”可能是新研制出来的护肤产品，还是很贵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像现在北京医院卖的“维E”好用。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只知道有搽脸的雪花膏、“油油”等等，当时还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一类的化妆品。

我的同事一听说要卖给他十盒，真有点不愿意了，那是要掏多少钱啊！那可是在走的时候，爱人揪着耳朵交代的就只能买一盒，那要是买多了以后，回去爱人肯定是要变脸的。你想想，在当时十元一张的“大团结”，要扔给人家十张啊！我的天！而我们每个月开的工资当时还不到五张。不过，我还是很佩服我的这个同事，他还是心痛的狠了狠心，既然来了就买定算了，谁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来上海？结果他真的是给了人家厂家十张“大团结”，换来了一大盒珍珠霜。

真没想到的是，他回到我们旅社以后，竟有人帮了他的大忙，“救”了他一下。就在我们当时住的上海石门旅馆里，有好几个旅店年轻的女服务员，看上了他买到的那些“珍珠霜”，都争着抢着要向他购买。我可不知道他卖给人家加上跑路费没有，反正他一下子就卖给她们有好几盒，这一下就打消了他的后顾之忧，总算是卖出一些，否则，回到家里“首长”大人肯定会不高兴的。想一想在当时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够累的。不仅承担在单位的业务，还要承担在家里的这些义务。

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而且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要复杂、要很多。

我认得一个知青，想当年的时候，他和全中国的知青朋友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学们一起下过乡，一起劳动过，当时他的爱人才十五六岁，还是个天真活泼的中学毕业生，他们来到农村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你们想一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么一点女孩子知道什么呀，在艰苦的环境中，不知道怎么搞得，一下子就得了妇科疾病。

我记得报纸上，曾经报到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关心过北京去内蒙的知识青年；在大草原、在乡下卫生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不要随地解手，以防得尿道炎等妇科疾病。而在我们当时的山西，特别是在那些封闭偏远的山沟沟里，你要去农村厕所里解手，你就会看见农村厕所地下的角落里，放着那一小堆一小堆的土坷垃。我也曾在学校时下过乡，当时在农村简陋的厕所里，堆放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当时傻的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结婚后还是爱人告诉我的，因为爱人的老家就是在偏远农村。你想想，当地农村的老百姓去厕所，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还处在文革期间，物流还不丰富，老百姓还很穷，这对于下乡不懂事的小姑娘来说，是多么的尴尬，加上山西十年九旱，农村山沟里常年缺水，一年也洗不了一次澡，所以，当时农村的妇女，得的妇科病要比城市要高得多。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