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勤局长”，很多老同志这样称呼他。

最后一次见到他，却是在北京文津街的305医院里。

老人躺在病床上，见我们来看他，显得很兴奋，招呼着，吃力地要坐起来，我和林总赶忙上前扶住。我俩都吓了一跳：这个声音沙哑、形销骨立的人是克勤局长吗？人怎么剩下这么一点了？以往克勤局长往那一站，屋子都显得有些拘束；而此时，病房里竟然如此空旷！你看到过一个人从180斤猛然缩成了80斤的情形吗？我的第一感觉竟然是人生的可怖！

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们关切地询问病情。强打精神的克勤局长不忘问候我，他说：“小李……你多年轻啊！”在年长者面前，不敢说“不年轻”，其实我也五十多了呢！这位老领导，重病在身也是忘不了关心他人。

病床上的他，对于“年轻”充满期羡的眼神，对于时光的留恋，令我常常清晰地忆起，也常常感慨人生。年轻是什么？年轻意味着能做更多的事情、完成更多的梦想啊！然而，人都有不再年轻的时候。

我们轻轻拉住那骨瘦如柴的手，生怕弄断似的。他眨眨眼，看看窗外，突然说：“我去德国，××部长和××同志把我叫了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眼神有些游离。

林总朝我示意，点点自己的脑门，小声说：“有点乱了。”

哦！对了，我想起几个月前，我去克勤局长位于丰台的家里，交谈中他也是突然冒出这么几句：“我去德国……”我知道他有个女儿在英国，儿子在北京。我始终没赶上见到他们。是否想女儿了？

来自山西的保姆大姐侧过身来，对我耳语道：“唉，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了！”但我还是没有往坏处想，他精神尚好，思路清晰呢！

那天，我吃着保姆大姐做的面条，我说我在山西上过学，这算是正宗的山西味道了。克勤局长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解放区土改、进城、文革、改革开放都见识了。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本回忆录没有出来。小李啊，我动手太晚了！”

“太晚了，如今力不从心了……如果你早点调到北京来……”他的两眼看着我，重复着这几句话。

他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的夏天，我单位的分房工作遇上“危机”，几个有“资历”的搞事情，他们的住房早已达标和超标，却依然争抢房屋，为子孙争房。而年轻人等房结婚，无可奈何。分房工作久拖不决，领导想起了克勤局长，请他来一趟，帮着做做工作。  

克勤局长来了。他那白净的脸庞，浓密的头发总是一丝不乱，浓眉之下目光坚毅而锐利。和你说话时露出微笑，热情可亲。魁梧的身躯下，却是一双走路略显趔趄的残腿，那是过去年代里留下的后遗症。

他和蔼地跟门卫师傅打个招呼，在令人清爽的谈笑中，直奔会议室而去。

会议室早已坐满了人，没人抽烟，没人交谈，一片异乎寻常的肃静。克勤局长落座后，环顾四周，并不着急讲“正事”。他盯着几位老同志，问他们身体如何？家里的什么事情解决的怎样了？然后才进入正题。他那略有山西口音的普通话，讲了一通国家有关的分房政策界限，还有老干部待遇规定，之后严肃地说：“照顾老同志，一定按政策，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再次强调安定团结第一。如果有意见争执不下，可以报上去，”他的目光转向我单位主要领导：“分房工作暂停！散会！”

一说“暂停”，都傻了眼。那时安定团结压倒一切，暂停，可能意味着数十个单元、数千平米的房子，谁也拿不到，泡汤，这可是一言九鼎。你再闹，职工们不骂死你？

就这样，“和和稀泥”，房子分下去了。

我的印象里，只有这次，会前克勤局长没有像往常那样“吟诵诗词”。

用现在的话说，这位局长很“牛”。在那个物资极端紧缺的年代，他是部里头管着全国物资供应的“掌门人”啊！计划会上、物资调剂会上给你这个省倾斜一点，对于生产和效益而言那就是个重要支持。比如自行车，那时就是南凤凰北飞鸽，原材料会保证供应；而其它的地区要上马生产，先看有没有原材料。你引进一条生产线做啤酒，离不开酒花、大麦等原料作为保证。整个行业的原材料进口、调拨、供应与分配，便是克勤局长的日常工作。他去各地检查工作和开会，所到之处，当地政府和行业的领导都是远接高迎，毕恭毕敬。

前排左起：华北公司时处长、刘书记、中轻总经理赵荫华，老新四军、原轻工业部副部长曾群，原供销局局长王克勤、华北公司林总等。参加会议的包括有关部门、部属单位的主要领导及中层干部。摄于1991年，天津宾馆。

克勤局长在老一辈的同志里头，算是很有墨水的。参加过太岳区抗日财经班学习、反扫荡、土改以及上党战役、太原战役、平津战役，长期从事组干工作的他，本来文化不高，解放后由组织推荐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对党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有个习惯，不论到哪，开会之前喜欢满怀激情地吟诵几句自己创作的诗歌，或者插两句毛主席诗词，台下必以热烈掌声喝彩来回应。   

在他离休前后，多次来到天津。其中有一次是来参加本系统的一个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有关方面很重视，当时的国内贸易部部长张皓若、天津市市长李盛霖等同志都到会祝贺。我作为年轻的中层干部负责会议筹备工作，跟克勤局长有几次短暂的请示和交流，我记得他的房间里，总是坐了很多老领导，满满一屋子的“老干部味道”。他对我的印象，应是那时形成的。

当一切功名利禄都成为过往烟云的时候，留下的，只有志同道合的情谊。这情谊，有时会超脱上级下级的关系，超脱年长年少的界限。

克勤局长曾经在天津工作过一段时间，不到20岁的他，受军管会指派参加军事接管天津造纸总厂——那是1949年初的事情了。他每次见了我，都会提起海河，提起天津民风，说说攻打天津城外东局子的故事，当然忘不了问问那些在津的老同志。有一年，似乎有些诡异，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转折，快80岁的克勤局长专门从北京赶来看我。那个时候，觉得他还是十分健硕的。我们聚会在塘沽海滨，内蒙轻纺供销公司驻塘沽办事处的杨总亲自动手下厨房，切菜做饭。健谈的克勤局长和我们唠家常，谈工作，直到很晚。老领导的到来使我十分感动，对于新岗位新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克勤局长对我的写作，始终给予支持，曾赠我书法作品，题字勉励 ：“养浩然正气，写求实文章”，又赠言：“笔墨风云”。

几个月前的那天，我带着修正稿去了克勤局长家。吃完了他家的山西面，我们就一起研究起他的书稿来。为了方便老人，我先前特意对已经修改的、拿不准而请他修改的地方，都以不同颜色的字符做了标记。临走还给他设置了一个电子邮箱，以方便往来改稿。天很晚了，我没有返回，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宾馆里。我不大擅长开夜车。

这次我走的时候，他没有如往常那样执意把我送出小区的出口。我们在楼门口道别。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从天津赶到他家里了。我这人如此不开眼，在克勤局长“当政”的时候，连他家的大门朝哪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而他离休多年之后，我却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在书稿的“后记”中写道：

“在2010至2011年，正是我进入八十岁垂暮之年。经常要住院治疗肿瘤，另一方面在拖时间，很想把稿写定。当时体重下降20多斤，精力和体力很弱，困难重重。就在这个时候，‘最难风雨故人来’，中国轻工业总会和原轻工业部的老领导来了，太行山的老教师来了，文化大省河南的老记者会面了；我的忘年交李锡文同志多次从天津赶来看望我，并对本书进行编纂整理，热情帮助……”

书稿需要补充修改，但后来克勤局长并没有完成。病魔始终缠绕着他，不肯放过。我走后不久得知，他再一次住进医院。我的推断是：克勤局长可能过于相信自己的身体了；当他写完这段后记之后，再也没有写作的精力了。

305医院环境清幽，空气凝重。护士进来了，医院探望，是有时间规定的。

不想别离，却注定分开。克勤局长使劲拉着我俩的手，一直不肯松懈。我和林总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握手，是他最后的力量，或许……是最后的道别，我俩哽咽着，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劝慰的话，“好好治病……”、“过几天我们再来看您……”

这一别，竟成了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