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虽处少年时代，落笔之际却不忘国家社会、人类福祉，议论常溢出个人生活的范围，超过了年龄的限制，其气度、格局都有大国民风范。

读阮毅成先生《八十忆述》，他在小学时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于1905年，幼时在江苏兴化上过私塾，1917年随伯父、当时有名的律师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小学时代的老师，给他印象最深刻、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两位国文老师，教他写白话作文的张元孟先生，教他写文言文的赵敏栽先生。赵是前清的秀才，不但讲解精详，改作文也十分用心，有眉批，有总评，有圈点。而且每改一字，必说明原因，如果他下次也没有注意，先生就会说：“我对不起尊大人。”直到晚年他还保存有当年的作文簿，并录了一篇在书中。这篇作文题为《民为贵》，只有短短三百六十字：

      处今日共和之时代，莫不曰尊重民意矣。若战国时代，国君好行专制，大权在于一人，人皆知有君，不知有民矣。君之视臣如土芥，君之视民，更犬马奴隶之不若矣。惟民贵之说，孟子能首倡之。亦谓国无民，何以为国；君无民，何以有君。国祚有短长，而民意无盛衰也。国运有否泰，而民志无变迁也。是以国政有改革，而民气初无常变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今而知天心，即民心也；民意，即天意也。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谁谓民不当贵哉！然而国家既眷念斯民，而人民何以报答夫国家？果其蒿目时艰，为士民者，必先立志。不存苟安之意，不为无用之学。研求政法，可以利济夫苍生。探讨科学，可以裨益夫社会。开士民之风气，备国家之任使。藏器待用，固人民之素志也。经济匡时，亦人民之愿望也。人能若是，庶几不愧为共和国家之国民也欤！

      阮毅成曾出任浙江大学、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有法学著作存世，也有丰富的从政阅历。他在作文簿中任选的这一篇，只是想说明当时对国文教学的重视，与小学生的国文程度。我从中看到的却是那个时代小学生的大关怀，口气中露出的不仅是老到，更有“共和国家之国民” 的担当、责任意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就关心“民为贵”这样的大题目，不管是出于老师的命题，还是学生自己的选题，都让人心生感慨。他不是一般地阐述孟子的“民为贵” 旧说，而是放在新的共和时代背景下，思考这一古老的说法。作为一个小学生，他还没有能力展开长篇大论，但在短小的篇幅中，他已触及许多有价值的方向。言虽短，意甚长。

       阮毅成此文不是一个个例，生于1904年，曾多年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叶公超，也保存了一本南开小学就读时的红格子作文簿。其中一篇作文《论团体之精神》，虽老师点评：“劈头破题，一针见血，惜哉而血不多！”但所论之问题也甚大。翻开《周恩来早期文集》，比他们年长一些的周恩来（生于1898年），小学和中学时代留下的多篇作文，也都与此呼吸相通，比如1914年9月的《爱国必先合群论》、1915年的《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后一文是对孟德斯鸠有关共和精神的阐述。

      他们虽处少年时代，落笔之际却不忘国家社会、人类福祉，议论常溢出个人生活的范围，超过了年龄的限制，其气度、格局都有大国民风范。在白话文普及之前，这些文言写下的作文传递的已不是古老的传统价值，而包含了许多新思想的萌芽。我想起那个时候的小学生课本，关于共和、国民之说，在国文、新修身等不同课程中都有，被学校广泛采用的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高小第四册有《大国民》的课文（沿用的是晚清《最新国文教科书》），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大国民”：“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奢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

      那个时代的小学生笔下关怀之大，立言之高远，毫无疑问与教科书的熏陶有关，与那个时代的氛围有关。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科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气，由此陶冶出来的一个时代的学生，诚然因个人性格、选择、机遇之不同，所走道路乃至各人命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仍深深地打上了相似的时代印记。由小学生的作文看一个时代，只是以管窥天，却也未尝不是一个有意思的视角。

（作者系近代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