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累（武安方言读作kū lü，又名苦缕、窟屡），是一种颇具武安特色的食物。武安民间文艺家赵贵清同志在其整理的《武安地方小吃和家常饭》一文中，对苦累的做法，做了简要的说明：找些老豆角、野菜、榆钱等洗净，放锅里煮煮，捞出后切碎，放在锅里，然后拿干棒子面往豆角、野菜或榆钱上撒，一边撒一边拿筷子搅拌，太干了就洒点水，当面把菜都包起来成疙瘩状时就不要撒面了。 然后盖严盖儿开始点火蒸，有的直接踏在锅底，有的放在笼屉上，掌握好时间，蒸熟即可，辅以醋、蒜或辣椒食之。

关于苦累的起源，众说纷纭，无从考证，却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其历史悠长。前段时间，听到一个“哭驴”的版本，比较有意思，拿过来作一番解读：话说解放后国家为还外债（主要是苏联），全国人民少吃没喝。武安某地有老两口给生产队喂驴看牲口。有一天老头从队里偷了点麦子磨了点面加了点干豆角蒸了蒸吃了顿饱饭，剩下一些怕在屋里放死气，就晾在屋外，结果第二天一看都让驴吃了，老头气的用鞭子打驴，快把驴打死了，老婆婆对驴有感情，就抱住驴大哭。后来这种面和豆角一块蒸的东西就被称为“哭驴”。天长日久，经过后人不断改良成了武安的一种特色食物。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交代了历史背景，说明了食材及做法，最重要的是好似解答了苦累名字的来源。但我个人觉得故事里有些东西是站不住脚的。其一，说苦累出现在解放后。我姥姥上世纪20年代生人，生前讲到她小时候就吃苦累，至于她姥姥小时候吃不吃苦累，她没有讲，但从姥姥家世代务农的传承关系上来猜度，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其二，说苦累的原材之一是小麦面粉。小麦产量历来不如玉米，因此白面比玉米面更为精贵，白面苦累推广难度较大；其三，生产队时期，偷公家的小麦和打公家的驴，都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其关注度会远超吃苦累本身，人们不会本末倒置，去推广、改良一种并不美味的食物。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有人就“苦累”和“哭驴”读音相近，杜撰出来的乡村野史。关于故事的真实性，这里不再作更多质疑。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传递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让人不能忽视，那就是苦累是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时代背景下，穷苦人家用以充饥果腹的一种食品。

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为什么苦累的食材主要是玉米面和野菜，不是白面或者其他的东西。不管是旧社会还是解放后，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遇到天灾人祸，粮食减产或者绝收，吃饭问题就成为最紧要的大事。粮食肯定是不够的，为了生存，为了果腹，许多能够食用的替代品自然而然的就要进入人们视野，比如各种野菜、榆钱等。但人终究不是食草动物，捋一把叶子或者拽几根小草就能打发，补充热量的，还得是为数不多的粮食。这些余粮，一定是上年产量最大的那一种。屈指算了算，在武安地界种植的禾本科粮食作物里，玉米是产量最大的，武安人叫它玉茭、棒子，也有的叫玉蜀黍。于是，棒子面加野菜的搭配，就成了最无奈、最理所应当的组合。

还有两种情形，也得稍加解释。一种是在极端情况下，根本没有余粮，仅仅靠吃野菜、树皮，甚至加点观音土也能活着，但由于超出苦累的范畴，不做过多讨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单论产量，有一种作物比玉米产量更大，就是红薯。为什么红薯没有取代玉米，成为苦累中的主流？红薯能不能算成粮食暂且不论，它产量大，所含热量也多，可生吃、煮着吃、烤着吃，也可以晾干磨成面吃，味道还很甜美，集众多优点于一身，按理说应该成为人们度饥荒时的最爱。只可惜，成也红薯，败也红薯，其本身过高的含糖量，使人分泌过多的胃酸，烧心伤胃，危害不轻，同时还会在肠道里产生出大量二氧化碳，最后演化成另一个副产品——一种味道不可言表的神秘气体。所以，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或者曾长期以红薯为主食的人，一提起红薯，身体就会有条件反射般的抗拒本能。自然，相对于红薯的热烈，温和的玉米还是比较受人待见。

但这么说，并不代表玉米面苦累味道就很鲜美。如果单从色泽上，玉米面苦累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玉米面的金黄搭配上野菜的绿色，比较和谐的颜色至少不会影响食欲。但不要忘记，玉米是粗粮，较多的纤维素使得它口感粗糙，加上更多的野菜，又没有油水，除了粗糙就是苦涩，实在找不到太多的美感，即使把野菜换成干豆角或者榆钱，味道也不会好到那里去，如果不加点醋、蒜等佐味料，用难以下咽形容最准确不过，我想这也是苦累之所以被称之为苦累的主要原因。这里需要区分穷人和富人两种情况。在饥荒时期，穷苦人肚子里空空，饿得两眼冒金星，吃饱肚子保命第一，饥不择食的时刻，有碗苦累就不错，没有人会太计较味道如何。虽如此，也挡不住人们对美好食物的向往。不过那时穷苦人的想象力还显得不够丰富，使劲想也没有跳出苦累这个圈子，认为做顿白面苦累就是一种奢望。所以就有老人言，“吃嘴，吃嘴，没吃过好面苦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再说说有钱人的情况。赵贵清同志在介绍苦累时说，有钱人只是把吃苦累当成闹高兴。有没有具体考证，我不得而知。但有钱人吃苦累这件事，我信。据我所知，旧社会武安本地很多地主，并不是都像影视剧里演绎的那种，身穿绫罗绸缎，手里拎着一个鸟笼，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为乐，他们中间很多人除了地多、粮多、钱多之外，也崇尚勤劳致富、节俭持家，有些生性吝啬的土财主，生活水平不见得比穷苦人高到哪里去。这里说个笑话，旧时继城镇有个大地主，叫张邦贵。此人家财万贯，但以小气出名。为了少雇佣长工，一辈子坚持自己下地劳动，最关键的是，除了逢年过节，不允许家里人吃细粮。家里人嘴馋啊，所以只能等他下地时，偷偷在家做面条吃。有时候，面条刚捞到碗里，张邦贵下地回来正走到门口，怎么办？她老婆不慌不忙，从存粮食的大缸里舀一碗黄豆，撒到院子里。张邦贵一进门，发现院子里有黄豆，一边开骂，一边捡拾。等他捡完，家里人已经不声不响把面条吃完，粗粮饭已经给他盛到碗里了。

扯远了，再说回来。我之所以讲故事，是想说明有钱人的确是有吃苦累的可能，而且并不一定是闹高兴。但排除这些吝啬鬼之外，绝大多数有钱人并不真愿意吃苦累。这是人之常情，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但凡有更多的食物选择，人肯定不会选择苦累。如果真有人，放着大鱼大肉不吃，非得天天吃难以下咽的苦累，那是典型的反熵行为。反熵是个物理学名词，不太好懂，通俗点就是出力不讨好，再俗点，就是闲的蛋疼。当然这话说的好像也有点偏激。曾经看到过一段话，至今印象深刻，说的是“雨中不打伞，或是有伞不打，或是无伞可打，前者是种境界，后者是种无奈”，用在不同人在吃苦累的选择问题上，也算是比较贴切。

小时候，我是尝过苦累的。对，就是尝。那个时候，家庭联产责任制已经推广，粮食比较充足，人们生活已经从吃饱开始转向吃好了。我母亲是个勤俭人，有时候玉米面实在找不到用途时，就会做顿苦累给大家吃，美其名曰：忆苦思甜。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忆苦思甜，就是觉得，假如一个人正在吃糖的时候，非得往嘴里塞个苦东西，作一下深刻比较，显得不是很厚道。直到现在，我对这个有着明显“文革”印记的忆苦思甜方式不太理解，铭记过去当然是好的，但人作为高级动物，可以有多种说教的方法，违背身体本能和个人意愿，不是什么好方法。当然，你可以认为我是在为挑食找理由。也对，挑食至少是因为存在挑选的可能，如果再遇到饥荒，没有任何选择，别说苦累，只要能吃的，我都会吃。所以，现实环境，是最好的老师和教材。

再回到我母亲做的苦累饭上。事实上，母亲当时做的苦累和旧时饥荒年代的苦累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玉米面和蔬菜都是经过精细加工过的，末了还能拌上鸡汁豆瓣酱，从味道上讲，绝对不属于难以下咽，甚至在母亲眼里已经算得上可口，但固执的我，尝了两口，放下，再没有食用。再后来，人们在苦累的做法上，又有了更大的改良，比如面粉终于换成了白面，蔬菜种类有了更多选择，连蘸的汤汁也是如此讲究：将蒜捣成泥，加上酱油、醋、鸡精、盐、辣椒粉，搅拌后倒入小碗内，浇上麻油、撒上葱花，那味道，想想也是醉了。有一天，在新媒体上偶然读到一篇关于苦累的文章。那是红萝卜苦累，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白，在作者的笔下，摇身变成粉面桃花的小娇娘，言语间流露出享受美味的幸福。

对苦累，我是持不同意见的，一如我一直以来的固执。但世间万事，本就百态丛生，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和表达的权利，这也正如罗素所说，参差不齐乃幸福本源。只是，我总觉得，失去艰苦环境作为背景，逐渐加工改良，甚至演变成一种小吃，那苦累还是原来的苦累吗？恐怕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