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汪曾祺对文学的贡献：打造有温度、有人情、有担当的“人”的文学》一文，感觉不错，开门见山，直击人性，而人性是文学的核心。文学的人性，是有温度的，有人情的，有担当的。那么，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性又如何？都如此，人若其文，文若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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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最后一位京派小说大家；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能够断而复续的纽带；是风云诡谲的中国文坛的一朵青莲。他以手中之笔，打造了有温度、有人情、有担当的人的文学。”

这一评价，我读过，如今重读，对汪曾祺的文学人性更加敬畏。因敬畏，在今后的文学阅读岁月中，我将不断阅读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也是走这样的文学人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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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一生与沈从文，与京派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他先是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后为西南联大校园作家群的一员；四十年代后期，汪曾祺更是成为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力量；之后始终与京派作家同呼吸、共命运地坚守着心中的文学圣土。”

我感悟，一是汪曾祺成为沈从文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沈从文是文学大师，一个人要走上文学路，遇到一位文学大师，做梦都是笑。而我呢？至今还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文学大师，那只好自学、苦练。二是汪曾祺坚守着心中的文学圣土，坚守着与京派的血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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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也没有辜负沈从文的期望，他纯净恬美、隽逸质朴的创作风格和恩师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在用一支笔打天下的日子里，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他始终秉持对生活充满热情、执着，为世界增添一些美好、温暖的创作原则。文革中，师徒二人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师生缘，仿若一棵树的树干与树枝，生生不息，永不分离。汪曾祺创作风格和恩师一脉相承；汪曾祺始终秉持对生活充满热情、执着，为世界增添一些美好、温暖的创作原则。这一创作原则也是他的老师沈从文所坚持的；而且，他俩在文革中，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师生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创作原则，相同的创作风格，决定了他俩在文学世界的传奇。这样的传奇，实属罕见，令我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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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二人枯木逢春，可沈从文早就搁笔已久，转而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汪曾祺却用《受戒》和《大淖记事》两个短篇开小说散文化风气之先，完美地续接沈从文失传了 30 年的文学源流。这是对恩师文学精神的继承，是对京派文学精神的守护，这股文学清泉至今滋养着文坛，泉水汩汩，生生不息。”

文学的传承，在汪曾祺身上得以充分体现。汪曾祺续接沈从文失传了 30 年的文学源流，是对恩师文学精神的继承，是对京派文学精神的守护，这股文学清泉至今滋养着文坛，泉水汩汩，生生不息。我想，应该好好阅读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好好研究这对师生美好的文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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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正统小说理论高扬的30年代还是英雄悲剧主义弥漫的80年代，京派小说作家们从未随波逐流过。他们作为当时文学主流的反叛者，固执地坚守着以个人生命体验为背景、保存原料意味、散文化的现代小说观念，提倡小说要面向历史和传统。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40年代中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以及80年代全面走向成熟的中国新文学。汪曾祺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位大家，作为这两个时代的衔接者，是京派在文坛奠定不朽地位最关键的人物。1980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旋即引起巨大反响。这个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正是沈从文和废名梦的再次觉醒，是一种久违了的文学精神的复活者。”

我阅读，我感悟，一个作家不能随波逐流，有时，还会成为文学主流的反叛者，固执地坚守着个人生命的体验，固执地坚守着个人生命的写作，始终面向历史和传统，成为文学精神的复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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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却在用一支笔传达着温暖、纯净、恬淡的人性之美，治疗着每个时代伤痕累累的灵魂，为人们疲倦的心灵提供一片原始、淳朴、美好的净土，这难道还不是对民族最崇高的献礼嘛！”

我阅读，我联想，我有什么？我有一支笔，将坚持不懈地写出温暖、纯净、恬淡的人性之美。这是我写作的目标，让我的文字温暖，让我的文字纯洁，也让我的文字恬淡。而我的文字背后呢？是我的人性，也将如此：温暖、纯净、恬淡。比如，我在单位，对于名利，我无所谓，一点欲望都没有，只想，在最后几年的教书育人的岁月里，继续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继续干干净净的做人。我认为，这就是恬淡。有了这样的作品，广大而普通的读者会喜欢的。这样的作品，便是我对民族最崇高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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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微雨，煮一壶清茶，斜倚窗边，你脑海中浮现的是湘西河边那个痴痴等待的姑娘还是南方水乡那对纯真无邪的孩童？无论是哪一种，都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让你对明天充满希望和憧憬吧。”

如今夏日的写作此文，我心情如此，希望我的文字能给读者有如此的气场，有如此的想象：痴痴等待梦中的姑娘，抑或，梦中纯真无邪的孩童！

责任编辑：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