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

  书法之道，“书”是常例，由“法”焕然。
        一个“法”字，道不尽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积年累月，推陈出新。而书法家所致力的，全在“法”的臻于妙境。有鉴于赵恒善于思辨，这使他对书法规律的认识多了哲学的色彩，同时也促进了个人风格的形成和表达。以下，由六个切角入手，对赵恒的书法加以研析。

   为情与为意。了解赵恒书法的企图，可知他是以理做基础，而偏重于性情抒发的。历史上，书家屡有情意之辨。重情者，“任情恣性”（蔡邕《笔论》），鼓荡生风；重意者，“沉密神彩”（同上），饶有韵味。二者在书写中的分别，如同孙过庭《书谱》对王羲之与王献之所做区隔：小王“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大王“志气和平，不激不厉”。比之绘画，则写意画，追求变形，生“气”勃然；写实画，契合对象，以“工”为主。赵恒5岁开始习书，秉承家传，转益多师，练就童子功。数十年积累比较，形成了他的个人见解，其认为：楷书发展至唐楷成为最规范、最成熟的楷书，也是唐代书家几十年的书学积累所达到的一个高度，再发展唐楷甚难，加之唐楷大家林立，且法度森严，之间水火不容，要学成，只好墨守一家，亦步亦趋。初学者不宜从唐楷入，换句话说，古人的经典之作并非是初学者的最佳选择。书法的基本功也并非是指楷书，但唐楷只是书法发展的一个方向上的一个结果，是比较实用性的一种字体。在书法欣赏与创作上，惟驾驭笔法、墨法、章法，才是书法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前提条件。而被目为“戍卒、徒隶，出之天籁”的秦汉竹木简牍，做为艺术朦胧时期人们在摸索中留下的一切形式要素，犹如“原始汤”，足以成为后来者从事创新的发展支点。榷之秦汉简，以篆和古隶为源，向不同方向演变进化，而“隶变之后无象形”，遂稳定了其后汉字字体，自此开启草书、行书、楷书。赵恒在多年的摸索之后立足秦汉简牍，不惟高古，比之碑刻的以刀法代笔法，更直接地告示了古人笔意，这顺理成章地成就了赵恒书法“心手达情”（王僧虔《笔意赞》）的烂漫。

  为己与为人。赵恒书法，首先是要自己喜欢，他认为自己喜欢了别人才有可能喜欢，换句话说，就是说服了自己才能说服别人，先为自己后为别人，最终才能服务社会。中国文化原生于自然经济时代，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一部《论语》，说的就是怎样从自我出发来认识和融入社会，孔子之“学问是为己之道”，不像现在的人们，通过为别人做学问来落实“稻梁谋”；文人四艺之“琴棋书画”亦然，皆着眼于君子消遣自娱、自我修养，而不会表演炫耀。但说到底，孔子还是要“推己及人”以成“仁”的。赵恒书法推己及人，为己更为人，明确规避“为艺术而艺术”，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结果只能是陷入狭隘，沦落为“为艺术家自己而艺术”。好的艺术，需要让人感觉既“好看”又“有用”——“好看”是因为美，能使人产生愉悦；“有用”有两个着眼点，一是让人能看懂，没人能懂再好的东西也白搭；二是有意义，赋予艺术作品以认识意义。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为技与为艺。赵恒于书法，倾注了持久的大力气。他以为离开功力与技法，艺术无从谈起。艺术所追求的目的是美，然而艺术实现美的手段却是技术性活动。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是一种不断积累的过程，所注重的是形的质；而美却排斥积累性，所注重的是形的新。新不一定等于美，但是美必须新。即便是古旧艺术作品，若没有时间变化的新印迹，不能切入时人的新需要，也难以言美。新是不可重复的，作为艺术的书法，必然要求一书有一书的个性和情趣。真正的艺术并不源于必然性，而是源于偶然性，就像天才、灵感一般，都是由不可预测的契机作用的结果。由必然性生成的产品，只能像机器制造一样雷同。蔡邕在《九势》中曰“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书法以毛笔作书写工具，可以说为书法艺术的形成制造了不容忽视的偶然性契机。细细领略赵恒书法作品，其笔锋的走势常有出人意料处。由书法的线性结构所决定，书法艺术的形式因素分为笔法、墨法、章法三部分。其中笔法是关键，而笔锋的运动形式是关键中的关键——平动、绞转、提按，形成了笔锋运动的枢机。

  为旧与为新。核之赵恒的艺术观点和书法作品，他对新与旧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旧与新，可以理解为传统与创新。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以汉字为符号的书卷汗牛充栋。从文化角度看，浏览经史子集每每令人发生浩叹：古人几乎把我们所有能想的事、要说的话，都想到说过了。而从甲骨文开始，下迄“真草隶篆行”无数碑帖，更是把书法所有的点、线、面都表现净尽了。那么，当代痴迷于书法艺术的人们还能做些什么？鉴赏赵恒书法，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即：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创新是对原有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在前人做出充分的发现和开拓之后，今人创新，可以是提高自己选择和运用过往积累丰富经验的能力，更可以在意向的提升与强化上寻求突破。自古而今，仁人志士都愿为历史做出贡献，希望赵恒也能憋足劲进入历史。历史，可不单指过去，也包括现在和将来。

  为法与为道。赵恒书法，饶有道心。中国书法，在日本称书道。同一事物而有两种不同的名称，将之对比能给人一些启发。盖在日本人的理解中，“道为理之母，理为法之母”，书道，便凌空居于“形而上”。而中国人对道的理解格外尊崇，书法位列文艺范畴，乃一小技，尊卑不分为有教养的人不取。然而，书法又绝非“器”类（《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否则便“君子不器”。说到底中国人是“以法致道”，法从于心依于理，必进乎道。此外，赵恒还乐于追寻书法本源，他认为，唐与晋、晋与汉、汉与秦，乃至远古，在书法上都有着其传承发展。反过来说，你临摹秦汉以后的古人楷行草碑帖而不掌握秦汉简（及汉隶）、章草，等于不知“骨”而只知“皮”，肯定不得要领。赵恒推崇流传有400年之久的章草，喜爱艺术性极高的二王、米芾和王铎行草书，以远古的秦汉简用笔习之，承上启下，逻辑清晰，仿如树有深根冠必繁茂。这就触及“道”的境界了。

  为形与为神。汉字的型体演变要求随意灵活，而书法生命力，最根本的一条是“法”必须活而不能死，僵化的东西必死。赵恒书法契合石涛《画语录》所言：“我自用我法。”他从法入，还从法出；将从法入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将从法出做为艺术表现的目的。以赵恒临帖为例，他认为同一个帖，为临的像，比较低级；要这一次临跟下一次必须不一样，因为每次的侧重点不一样。在赵恒笔下，体现了汉字本身所具有的无限组合、无限塑造的可能性，使书法作品在视觉效果上具备了一种目的、一种价值、一种艺术生命。概而言之，赵恒在处理形与神的关系上，有明显的倾向自然趋势。这是一种艺术的自觉，近于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做到很难，不仅难在入乎规则、出乎规则，还要注意自然而不流于天真。

  有句广告词说得好：“山高人为峰”。但是，要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很难，而只有当后人做出自己时代的贡献后才能切实的更“高”。为此，让我们对赵恒书法艺术的创造性给予期待。

  研析一位艺术家，首先离不开作品，因为艺术说到底要用作品说话；却又不能止步于作品，因为真要了解一件作品，尚需了解它的背景，不明所以就搞不清“它是谁”、“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老实说，笔者对书法家赵恒还所知不多，而做学问离不开知人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