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走了，就在农历2020年的第五个黄昏。
那天的黄昏来的异常的早，雾气蒙蒙。我在家里隐约听到呼喊三弟的声音，放下饭碗的我，便急急地穿过这伴有夜风惨淡的路灯和泥泞不堪的街道。我知道，我担心了整整一冬天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走进屋里，屋里站了几个戴有口罩，眼色肃穆的邻居。三弟静静地斜躺在床上，脸色发白，已没了气息。二弟四弟拽着弟媳的胳膊，同村的妹妹也来了，全家上下哭作一团。三弟没有和哥言语一声，他就走了，难道他厌烦够了这个世界，厌烦了疼他的大哥、二哥，厌烦了他的父母，兄弟和所有爱他的亲人？想到这里，我鼻子一酸，眼泪骨碌碌地流了出来，滴在了三弟的枕边......
三弟应该比我小五岁。最早嵌入我记忆里是关于三弟的一张黑白的照片。照片里妹妹站在三弟的身后，三弟蹲在前面，手里拿着照相师傅一只木老虎。从三弟当年阳光般的天真的笑容里，我第一次了窥见生命那种清澈的灿烂和珍贵。
我捏着这张发黄的照片，重新审视三弟的笑容，难道他不知道青春的年轮到几十年后要早早地终止，不知道在他的天命之年，要和所有的岁月说再见。
人往往没有这样的神通。三弟同样如此！
年少的三弟早年患有严重的哮喘疾病，个子高，黑瘦如柴，手臂细如麻杆，满身黑皴，大夏天里经常那件破旧的棉坎肩，这是在我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象。
1982年那年，哮喘的三弟和我住在村西新盖的平房里看玉米。夏天酷热难熬，半夜里，我常常被三弟大呼大叫的呼救声惊醒。我拉开电灯，只见三弟痛苦地在喉咙处撕扯着那件老旧的坎肩，上气不接下气，鼻涕和眼泪浸透胸口的坎肩，我无能为力。
十五六岁的时候，三弟就早早地辍学了啊，他不顾我的劝阻，独自到县城当了一名不起眼的小工。和泥，搬砖，淋灰，翻架，櫈搭都是他的活计，但是身单力薄，三弟经常受到老板的训质。可气的是，一些大工、小工也无端地指责。曾经好多次，三弟哭着跑回家里，又哭着跑回县城。那年冬天，三弟因为口角，重伤了工友，住进了市里的郝村少管所，父母亲听到消息，先是惊讶，然后哀叹，抽泣，落泪，自责。
记得第二年秋收前，我和父母两人骑自行车看三弟。三弟比以前更高了，身体也壮实了，一双胶底鞋磨得露着脚趾。按照探视的规定，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时间，但是我已经忘记当时互相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天阳光很亮很亮，和这场会面极不相称；那天回来的时候父母双亲不仅一下子老了许多，和我多少还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后来我和四弟，二弟都去看望他，在没有父母的探视中，我们话语很少，临别的时候，弟兄四个都扶着墙壁，彼此有流不完的热泪。
四、五年后，三弟劳教期满。回来的那天，三弟在堂屋抱住父亲，跪在地上泪如雨下。
当晚，三弟掏出他在口袋里仅有的十几元钱到小卖部买酒。我知道三弟这十几元的酒钱，在三弟手里是何等的份量。我们两人推来推去，最后三弟买了瓶“大名滴溜”外加一包鸡汁素肠，那天我们一夜痛饮，父亲母亲则一直陪到天亮。
人生的青春不管是何种本分，它总会在合适的时机里，萌发它人性的光芒。后来，三弟一人跑到省城打工，落脚在了一家影视剧组，从扛道具，搭布影开始，成了一名摄影师。哮喘病也不见了；不久，三弟又收获了爱情，在这个茫茫的城市，安家落户，子女双全，事业有成。省里获奖的影视剧，有不少他曾参与的名字和背影。
二零零八年夏天，多有孝心的三弟叫上父母到石家庄他的家里小住，瞧苍岩山，看西柏坡，游植物园，逛古玩市场，一个月后，你又把父母双亲送回，还买了不少稀见的水果让我们品尝。邻居听说你回来了，纷纷来家看你。
那一年，我到省城参加省报成立六十周年庆典，还是三弟到车站接我。那天夜里，我们回顾少年时光，躺在被窝里，说了一夜。“哥哥，咱爹娘把咱几个像北瓜大小的娃娃养大，谁知道爹娘有多苦！......”三弟啊，你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好像你就在我的身边。你的声音，亲切，还有些沙哑.....
忘不了三弟和推荐我到青藏高原拍戏的难忘时刻。青藏高原四千多米海拔的片场，天气异常，高原反应让我整天头晕耳鸣，干渴难忍，我的嘴唇裂了好多口子，是三弟花了二百多元给我买来不锈钢水壶，每天给我灌水，拿药。在青海黄南，我经常分不出东南西北，三弟给我指出远处的山峰，告诉我兰采乡，扎毛乡和泽库的具体方位，以便回收道具等材料。剧组停拍间隙，三弟邀我参观热贡艺术馆，隆务寺等乡土风貌，这对于我体验青藏风情，积累了不少素材。
三弟多次劝我放弃家里的几亩薄地 ，到城里和他共同发展，都被我蜿言谢绝。这在以后三弟和我的心迹轨道中，有可能是一种不易被外人发觉的痛，是一种人生的空白、盲点和无奈。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前年三弟不幸脑瘤住进医院，我打算连夜把家里现成的现金送给他，谁知吃罢晚饭，现金不翼而飞！妻子和我手慌脚乱地翻墙倒柜，原来现金滑落屋地中央小麦袋子的缝隙中，那一夜，妻子和我没有合眼，搬开这五六千斤的小麦拿出现金，再把小麦袋子垛好，才算罢手。在陪伴三弟住院的时间里，我急火攻心，头皮像海绵。一个月后，出院回来，三弟头上的伤口长出了头发，我却剃成了光头。
病情康复的这两年，三弟家里的经济和生活陷入困境，三弟大把地吃药，精神很压抑。在省城，三弟砸过家里的电视，邻居的汽车，三弟的情况越来越很糟糕，就连精神病院的资深医生也对他束手无策。为了保险起见，弟媳好言相劝把三弟“哄”回老家。
那天，父母和我抱着孙女去看三弟，三弟变了，从一个一米八五的帅男变成了一个佝偻的老头，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三弟已经认不得我了，认不得生他养他的父母了，他痴呆的眼神和胡乱的话语，让我们吃惊！
在家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搬过来和弟媳一起照看三弟，三弟的病情每况愈下，他不由自主地爬上房顶，大喊狂舞，竟然抄起房顶上的杂木砸向前来劝阻的父亲，拆坏邻居的太阳能和卫星天线。那天，我和四弟二弟一起把他绑在床头，当时我们难过的心情真比黄连还苦。
几天后，三弟整天念叨和他熟知的已故老戏骨的名字，不错，拍戏的时候，这些老师曾把他们的戏服签名给他。后来他突然清醒地提出要喝酒，连续两天三弟喝下三斤白酒，然后，睡觉，睡觉，直到永远地闭上了他忧郁的眼睛！
三弟走了，他从弱者奋斗到强者，有强者到自暴自弃，这是一个有启迪的结局。
次日凌晨五时，透过小院灰暗的灯光，阴云如墨，肃气弥高。
一夜的人们，手忙脚乱地忙碌，特办简办；当我和邻居抬着三弟的灵柩走出家门那一刻，当我想起三弟和我们永别的时候，他决然再也不能回到这座小院的时候，我吃力地扭头回望父母，只见父母双双死死地拽着那扇破旧的门框痛哭，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