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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第五个黄昏
作者:董青军

   

          三弟走了,就在农历2020年的第五个黄昏。

         那天的黄昏来的异常的早,雾气蒙蒙。我在家里隐约听到呼喊三弟的声音,放下饭碗的我,便急急地穿过这伴有夜风惨淡的路灯和泥泞不堪的街道。我知道,我担心了整整一冬天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走进屋里,屋里站了几个戴有口罩,眼色肃穆的邻居。三弟静静地斜躺在床上,脸色发白,已没了气息。二弟四弟拽着弟媳的胳膊,同村的妹妹也来了,全家上下哭作一团。三弟没有和哥言语一声,他就走了,难道他厌烦够了这个世界,厌烦了疼他的大哥、二哥,厌烦了他的父母,兄弟和所有爱他的亲人?想到这里,我鼻子一酸,眼泪骨碌碌地流了出来,滴在了三弟的枕边......
       三弟应该比我小五岁。最早嵌入我记忆里是关于三弟的一张黑白的照片。照片里妹妹站在三弟的身后,三弟蹲在前面,手里拿着照相师傅一只木老虎。从三弟当年阳光般的天真的笑容里,我第一次了窥见生命那种清澈的灿烂和珍贵。
       我捏着这张发黄的照片,重新审视三弟的笑容,难道他不知道青春的年轮到几十年后要早早地终止,不知道在他的天命之年,要和所有的岁月说再见。
        人往往没有这样的神通。三弟同样如此!
        年少的三弟早年患有严重的哮喘疾病,个子高,黑瘦如柴,手臂细如麻杆,满身黑皴,大夏天里经常那件破旧的棉坎肩,这是在我心里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象。
         1982年那年,哮喘的三弟和我住在村西新盖的平房里看玉米。夏天酷热难熬,半夜里,我常常被三弟大呼大叫的呼救声惊醒。我拉开电灯,只见三弟痛苦地在喉咙处撕扯着那件老旧的坎肩,上气不接下气,鼻涕和眼泪浸透胸口的坎肩,我无能为力。
       十五六岁的时候,三弟就早早地辍学了啊,他不顾我的劝阻,独自到县城当了一名不起眼的小工。和泥,搬砖,淋灰,翻架,櫈搭都是他的活计,但是身单力薄,三弟经常受到老板的训质。可气的是,一些大工、小工也无端地指责。曾经好多次,三弟哭着跑回家里,又哭着跑回县城。那年冬天,三弟因为口角,重伤了工友,住进了市里的郝村少管所,父母亲听到消息,先是惊讶,然后哀叹,抽泣,落泪,自责。
        记得第二年秋收前,我和父母两人骑自行车看三弟。三弟比以前更高了,身体也壮实了,一双胶底鞋磨得露着脚趾。按照探视的规定,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时间,但是我已经忘记当时互相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天阳光很亮很亮,和这场会面极不相称;那天回来的时候父母双亲不仅一下子老了许多,和我多少还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后来我和四弟,二弟都去看望他,在没有父母的探视中,我们话语很少,临别的时候,弟兄四个都扶着墙壁,彼此有流不完的热泪。
        四、五年后,三弟劳教期满。回来的那天,三弟在堂屋抱住父亲,跪在地上泪如雨下。
       当晚,三弟掏出他在口袋里仅有的十几元钱到小卖部买酒。我知道三弟这十几元的酒钱,在三弟手里是何等的份量。我们两人推来推去,最后三弟买了瓶“大名滴溜”外加一包鸡汁素肠,那天我们一夜痛饮,父亲母亲则一直陪到天亮。
       人生的青春不管是何种本分,它总会在合适的时机里,萌发它人性的光芒。后来,三弟一人跑到省城打工,落脚在了一家影视剧组,从扛道具,搭布影开始,成了一名摄影师。哮喘病也不见了;不久,三弟又收获了爱情,在这个茫茫的城市,安家落户,子女双全,事业有成。省里获奖的影视剧,有不少他曾参与的名字和背影。
         二零零八年夏天,多有孝心的三弟叫上父母到石家庄他的家里小住,瞧苍岩山,看西柏坡,游植物园,逛古玩市场,一个月后,你又把父母双亲送回,还买了不少稀见的水果让我们品尝。邻居听说你回来了,纷纷来家看你。
         那一年,我到省城参加省报成立六十周年庆典,还是三弟到车站接我。那天夜里,我们回顾少年时光,躺在被窝里,说了一夜。“哥哥,咱爹娘把咱几个像北瓜大小的娃娃养大,谁知道爹娘有多苦!......”三弟啊,你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好像你就在我的身边。你的声音,亲切,还有些沙哑.....
         忘不了三弟和推荐我到青藏高原拍戏的难忘时刻。青藏高原四千多米海拔的片场,天气异常,高原反应让我整天头晕耳鸣,干渴难忍,我的嘴唇裂了好多口子,是三弟花了二百多元给我买来不锈钢水壶,每天给我灌水,拿药。在青海黄南,我经常分不出东南西北,三弟给我指出远处的山峰,告诉我兰采乡,扎毛乡和泽库的具体方位,以便回收道具等材料。剧组停拍间隙,三弟邀我参观热贡艺术馆,隆务寺等乡土风貌,这对于我体验青藏风情,积累了不少素材。
       三弟多次劝我放弃家里的几亩薄地 ,到城里和他共同发展,都被我蜿言谢绝。这在以后三弟和我的心迹轨道中,有可能是一种不易被外人发觉的痛,是一种人生的空白、盲点和无奈。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前年三弟不幸脑瘤住进医院,我打算连夜把家里现成的现金送给他,谁知吃罢晚饭,现金不翼而飞!妻子和我手慌脚乱地翻墙倒柜,原来现金滑落屋地中央小麦袋子的缝隙中,那一夜,妻子和我没有合眼,搬开这五六千斤的小麦拿出现金,再把小麦袋子垛好,才算罢手。在陪伴三弟住院的时间里,我急火攻心,头皮像海绵。一个月后,出院回来,三弟头上的伤口长出了头发,我却剃成了光头。
      病情康复的这两年,三弟家里的经济和生活陷入困境,三弟大把地吃药,精神很压抑。在省城,三弟砸过家里的电视,邻居的汽车,三弟的情况越来越很糟糕,就连精神病院的资深医生也对他束手无策。为了保险起见,弟媳好言相劝把三弟“哄”回老家。
        那天,父母和我抱着孙女去看三弟,三弟变了,从一个一米八五的帅男变成了一个佝偻的老头,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三弟已经认不得我了,认不得生他养他的父母了,他痴呆的眼神和胡乱的话语,让我们吃惊!
        在家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搬过来和弟媳一起照看三弟,三弟的病情每况愈下,他不由自主地爬上房顶,大喊狂舞,竟然抄起房顶上的杂木砸向前来劝阻的父亲,拆坏邻居的太阳能和卫星天线。那天,我和四弟二弟一起把他绑在床头,当时我们难过的心情真比黄连还苦。
        几天后,三弟整天念叨和他熟知的已故老戏骨的名字,不错,拍戏的时候,这些老师曾把他们的戏服签名给他。后来他突然清醒地提出要喝酒,连续两天三弟喝下三斤白酒,然后,睡觉,睡觉,直到永远地闭上了他忧郁的眼睛!
      三弟走了,他从弱者奋斗到强者,有强者到自暴自弃,这是一个有启迪的结局。
      次日凌晨五时,透过小院灰暗的灯光,阴云如墨,肃气弥高。

     一夜的人们,手忙脚乱地忙碌,特办简办;当我和邻居抬着三弟的灵柩走出家门那一刻,当我想起三弟和我们永别的时候,他决然再也不能回到这座小院的时候,我吃力地扭头回望父母,只见父母双双死死地拽着那扇破旧的门框痛哭,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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