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观点：梅花阻击战应正式称为“梅花战斗”，“九九”惨案是其不可割裂开来的重要内容

1937年10月10日晚，时任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的吕正操率部在梅花镇阻击日军，战斗一直进行到11日傍晚，部队撤出战斗，我市《县志》称“梅花阻击战”。 吕正操将军去世后，2009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吕正操同志生平 ，称“在梅花战斗中，六九一团以较小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700多人，这是侵华日军在河北境内首次遭受重创，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梅花战斗”这是国家权威级最高媒体对这场战斗的称呼和定位。

当年，吕正操团长率部突破日军重围后的第二日，即1937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寇侵入梅花镇, 进行了四天三夜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残杀无辜群众1547名，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00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梅花“九九”惨案。

《吕正操回忆录》现已正式出版，这位当年梅花阻击战的最高指挥者，在《回忆录》中，特别使用了“激战”一词来形容这场战斗，足见战斗之激烈、印象之深刻，成为全书叙述最翔实，也最为精彩生动的部分之一。让人钦敬的是，老将军以博大的胸怀和严谨的历史态度，一改往常讲“战斗”而忌讳谈“惨案”，或者重“惨案”而忽视“战斗”的观点，把日军因遭受的惨重损失而对梅花镇人民实施了灭绝人性大屠杀------“九九”惨案，作为这场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再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罪恶昭彰的重要历史事实。1985年6月13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吕正操上将专门到梅花镇走访慰问，老将军的回忆真实保留了当地群众、特别是惨案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讲述。这是老将军对梅花惨案中遇难群众和不幸经历的乡亲们给予的最高、最好的敬奠和礼遇！

“梅花战斗”是我市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大而特殊的历史事件。当年吕正操团长掩护五十三军南撤的战斗行动路线，由南撤到北上走上抗日革命道路，拐点的地理位置在梅花镇，时间是梅花阻击战之后。“梅花镇战斗，为我团留在敌后抗战，创造了条件”。梅花阻击战由此成为象征老将军人生光辉道路的重大转折点和开启新征程的重要起点。梅花阻击战之后，使吕团长和全体官兵对抗日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念，水到渠成地，顺利进行了“小樵改编”，正式踏上了当领导的抗日革命道路。“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团队走向了新生，每一个人也都走向了新生，我们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走向党，走向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经过梅花战斗考验的六九一团官兵，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直至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岁月里，六九一团官兵，几乎都担任了团级以上的军事指挥干部。”1955年，原六九一团指挥组织参加过梅花镇战斗的官兵中，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军衔的有：上将吕正操，少将赵承金、于权伸、沙克、赵东寰。

三个重要更正

一、六九一团当时并非一个完整团，实际兵力只有二个营  《藁城县志》记载，1937年10月10日，六九一团“一营进驻梅花镇；二、三营驻四德村（紧邻梅花村东南不足二公里，属赵县）……并命令一营火速构筑工事。”而《吕正操回忆录》记述的非常明白，直截了当：10月10日晚，“我团第一营进入梅花镇，第三营进入四德村”。为什么会只有一、三两个营呢，二营呢？

西安事变前，吕正操任六四七团团长，事变期间被张学良将军调到身边负责内勤工作，事变结束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去了南京。吕正操于1936年12月31日，赶回驻徐水的六四七团团部继续担任团长。1937年4月间，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等“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五月初，我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一一九师六五四团的两个营合编为一三0师六九一团”。整编后的六九一团确实有三个整建制营的总兵力。那么在梅花阻击战期间，二营究竟在哪、干什么去了？长久以来，这也成为人们不得而知的迷团。《吕正操回忆录》一直到小樵改编后才揭开谜底，“当时部队有两个营，即第一营和第三营。第二营在井陉看守五十三军弹药库，一直没有归队。还有四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

二、梅花战斗并没有共产党的“党代表”参与  《藁城县志》记载“梅花阻击战”是“吕正操吕正操和共产党代表孙志远商议”决定的，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一直被人们所认可并广泛引用。真实的情况是：六九一团曾经确实有共产党代表，名字叫李晓初，而不是孙志远；李晓初当时并未跟随部队。对孙志远其人及行踪《回忆录》有详细的交代。孙志远是党派往原六四七团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吕正操建立了密切关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回到徐水团部不久，孙志远也随之赶来，“通知我北方局已同意我入党。我想留孙志远在团内做党的工作，他说，在五十三军他太红了，要到山西躲一躲，北方局另派人来团主持党的工作”。

这个被北方局派来的孙志远的继任者便是李晓初。他到吕正操团长身边后，公开的职务为上尉书记官，实际是党总支书记。他根据北方局党的指示，具体参与指导了吕正操团长六四七团到六九一团的整编并亲自秘密主持了吕正操团长的入党仪式。一九三七年年五月，时任六四七团团长的吕正操带着一个营从定县去石家庄参加整编，途中即五月四日夜晚，在一个帐篷里，李晓初为吕团长举行了入党仪式，整编后成为六九一团，吕仍任团长，率部随五十三军开赴永定河的安次、永清一带设防。日军于九月十五日突破五十三军防线，十八日晚上，六九一团就随着五十三军整队往南撤退。“在永定河战役后，李晓初随团南撤途中，留在任丘一带找地方党组织。《回忆录》是这样记述这位使六九一团走上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道路立下汗马功劳年轻共产党员。“ 李晓初精明强干，虽然到六九一团工作刚半年时间，却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在六九一团发展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抗日运动，做出了显著成绩。尤其是为六九一团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三、制造“九九”惨案的日军应是土肥原贤二所部，而非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  《藁城县志》记载：1937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在梅花镇击退日军板垣师团9次进攻”。其实这种是法毫无根据，原因（一）：激战梅花镇时，板垣师团正在山西太原北部忻口向中国军队进攻。据史料记载：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师团奉调从日本本土广岛出发，经朝鲜釜山于八月间到达天津，先是攻占南口保障日军主力的侧翼。 随后，日军为了进行“保定-涿州”会战，抽调走了板垣的一个旅团（第9旅团5个大队），板垣只剩下半个师团守在南口，但骄横的板垣并不甘心做守卫“站岗”的将军，随自行率部沿平绥线两侧向山西方向直扑平型关，突破了内长城一线，疯狂冲击中国军队防守的忻口阵地，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忻口战役。10月16日，中国军队第九军军长，忻口会战前敌总指挥，我藁城人民的优秀儿子郝梦龄将军为国壮烈捐躯。忻口战役历时二十三天，期间正是吕团长激战梅花镇之时，进行忻口之战的板垣又怎么能同时出现在河北省藁城县（市）梅花镇呢？（二）《吕正操回忆录》明确排除了坂垣第五师团。 “这天夜里十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即梅花镇堡寨西大门）步哨发生战斗。”“十月十二日清晨，五千多敌兵包围了梅花镇。” 日军先头赶到的“一营兵力”的残余和随之而来的“五千多敌兵”无疑就是制造“九九”惨案的元凶。在《吕正操回忆录》中排除了坂垣第五师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从山西退回保定整休的日军坂垣第五师团，从保定出发分两路向我（冀中根据地）进攻”。 坂垣回到河北 ，“九九”惨案发生以近两月了。到底入侵梅花的日军来自何方、属于哪一部分？《回忆录》虽然没有明确的予以指证，但还是划出了一个具体的范围：“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包括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于十月上旬攻陷石家庄后，当即沿平汉线向南追击，十月中旬占领邯郸，随后进抵漳河一线；包括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一○九师团的一部，沿津浦线和子牙河两岸向西南追击，其主力于十月中旬进抵石家庄东南约六十余公里的宁晋，其后即与二十师团一部并列向南追击。”这里显然没有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三）赵东寰将军确认侵占梅花镇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为土肥原贤二所部。当年，赵东寰是六九一团一营副营长，亲自参加并指挥了梅花战斗，其回忆自然应该真实可信。有关史料记载，1937年8月20日，土肥原奉命率日军十四师团在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攻克保定后 ，率部沿平汉铁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土肥原的日军十四师团正好就在《吕正操回忆录》划定的范围内，更加印证了元凶为土肥原贤二所部的真实可信性。不知道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国际军事法庭送上绞刑台的土肥原贤二，在其罪恶供述中有没有屠杀梅花一千五百四十七名无辜平民的血腥事实。

一个推断：关于日军的进军路线，日军应该是来自栾城而非藁城

在《吕正操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的：“ 十月十日这天夜里十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敌人，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我一营团团包围” ，“十月十二日清晨，五千多敌兵包围了梅花镇。”其中，日军“由藁城向南推进”“与我西关步哨发生战斗”值得推敲。

据《藁城县志》记载：日军侵占石家庄后，1937年10月13日（即“九九”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派土匪红胡子“独角龙”和1名日军顾问，从石家庄出发，带领40余名高丽仆从军打着日军旗帜，没费一枪一弹第一次侵占藁城县城。这是日军第一次出现在藁城县城并占领藁城城的历史纪录。所以说，1937年10月10日，入侵梅花镇的日军，不会来自藁城，因为此时藁城尚没有日军。他们或者来自于藁城县东部束鹿县境内，或者来自于10月10日已占领石家庄的日军。据石家庄有关抗战史料记载，“原东北军53军吕正操（共产党员）所率691团，在地处藁（城）、赵（县）、栾（城）3县交界的梅花镇，阻击日军南进，和日军激战一天，歼敌800多人。日军从石家庄调5000多援兵包围了梅花镇，一营将士弹粮将尽，突破重围，向晋县小樵转移”。 因为后续的五千日军来自于石家庄，那么与五千日军有最密切联系的先头部队，即于10月10日晚到达梅花镇西关的先头日军，自然应该是来自于石家庄方向的土肥原部日军。否则，从梅花镇北部或东部方向来的日军应该集结在梅花镇的北门或东门外，为什么却偏偏绕开北门或东门而来到西关门前呢？

因此，对侵略梅花镇的日军来自何处，最直观简单的判断应是来自梅花西部而不是北部。那么，这一判断到底能不能成立，有没有依据？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农田规划之前，梅花西门外有三条大道：正西八里是通向栾城县的故意村，西南3里是通向赵县的冯家庄村，西北四里是通向属于梅花镇所辖村庄的南刘村。三条传统大道都低于两侧的农田（到梅花镇附近一二百米时与两侧农田的落差达二米以上），同时汇集在梅花镇西门外，形成一个地势开阔的“盆地“广场，站在梅花镇西门寨墙上，居高临下而望，自然有一种雄关要塞的军事高地感觉。1937年10月11日从石家庄经栾城侵入赵县，12日赵县城失守。就在12日同一天，也正是日军入侵梅花镇，制造“九九”惨案的第一天。从这些史实推断，当年日军由栾城向东南的赵县进犯时，再由栾城向正东方向不足十五公里的梅花镇分出一少部分兵力（一个先头营）进犯是十分现实的。从《藁城县志》保存的1933年绘制的藁城地图看，梅花镇西北方向经过南刘村的大道完全属于藁城县境内，一直连接到沧石路上，距石家庄正东30里的岗上镇。如果日军是沿着着一条大路而来，那么县志一定会有一些记载的，而县志中恰恰却无任何相关记录。依此可以判断，当年入侵梅花镇的日军正是沿着栾城县城至梅花镇这条固有的传统大道进入梅花镇的。这也是老家里老一辈人常常提及的。最难得的是梅花西门至栾城故意村的“八里道”（当地人俗称），作为三县传统的历史边界大部分有幸得以留存到现在。

*文中所有引用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于《吕正操回忆录》，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