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康达是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这篇论文是他于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参加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修班学习的作业。文章在文化传承上首次提出“尊故融新”，这一理念受到刘锡成等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理论上的突破。本文荣获该研修班论文评比一等奖和2006年北京市群众文化论文征集评选活动一等奖，全文辑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该研修班论文集）》一书，节选、缩写稿发表在《中国文化报》和《北京日报（理论版）》上，并被中国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央视国际网、中国国学网、中国经济网等几十家网站转载。“尊故融新”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口号被广泛使用，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刘康达同志曾在《群文风景线》“文化馆人2004新年寄语”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文化馆人不仅要当好文化工作者，更应该努力成为文化思想者。”希望广大群文工作者重视对群文理论的研究。
摘 要：笔者提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前提是“尊故融新”。二元对立的“破旧立新”习惯思维不适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相当于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二者之间虽有扬弃和变异，但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一脉相承、相依为命、相生相融，实现新以故为基础、故以新为方向的不断发展。尊故融新的提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关系的本质，态度科学、正确，为选择正确的保护措施提供依据。昆曲《1699·桃花扇》正是由于遵循了尊故融新的原则才获得巨大成功。只要树立古今相通的理念，采取尊故融新的态度，时时处处都可以发现过去与现在的契合点，就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有传、有承、有发展的川流不息的活水。
关键词：尊故融新；传承；活态；二元对立；古今相通；昆曲。
一个新提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活态性。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其活态性。活态性怎么才能保持呢？只有靠传承。
传承有两个要点，一是继承，二是发展。而继承和发展是需要前提的。我认为前提就是尊故融新——只有确立尊故融新的前提才可能实现继承、发展的结果。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必然产生“故”与“新”的差异与矛盾。对待社会生活中的“故”与“新”的态度，早已有很多提法。耳熟能详的有“破旧立新”、 “除旧更新”、“除旧迎新”、“弃旧图新” 、“革故鼎新”、“吐故纳新”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等。我为什么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上推出一个 “尊故融新”的新提法呢？理由如下。
一、尊故融新正确反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
对故与新的态度反映出的是对二者关系的认识。“破旧立新”之类的提法反映出来的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是新、旧二元对立（“旧”字含着对过去事物的贬义，为论述方便，姑用之）。在这样对立的关系中，新被认为是绝对好的、进步的、有价值的；那么，旧必然就被认为是不好的、落后的、没价值的。这样的价值判断必然让新与旧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有此无彼。所以，对旧的东西都要采取破、革、除、弃等彻底否定的革命态度，努力建立的是一个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纯粹的、完全的新事物。这类提法对于解决社会中那类尖锐对立的矛盾，也许是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却不适合解决文化问题，尤其不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诚然，同一文化中故（这个“故”字对过去的事物不含贬义）与新的差异是与时间相关联的，但二者的价值却不能以时间为判断标准。该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延续性,是以永恒的真理性作支撑的。文化是靠积累与传承而存在、发展的，所以，同一文化中的故与新一般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近似于生物进化中遗传与变异的关系。打个比方：故，如同父母；新，如同子女。子女与父母虽然是不同的个体，但子女是父母孕育而成的，并保留了父母的遗传基因，而且还要把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才能保证种族的存在，血统的延续。同时，物种在遗传、承续基因的过程中要不断吸收外部的各种营养，不断接受外部各种刺激，不断适应新环境，不断修正调整和发展进步，以保持本物种长久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相当于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二者之间虽有扬弃和变异，但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一脉相承、相依为命、相生相融，实现新以故为基础、故以新为方向的不断发展。正是基于对二者关系的这种认识，在对二者的态度上才产生了这一新提法——尊故融新。
二、尊故融新有利于端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
毋庸讳言，我们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受极左思潮的困扰，“破旧立新”不仅被滥用，而且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在那个思想禁锢的时期，虽然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很好的文艺方针，但实际上对待“旧”的、“古”的事物基本持否定态度。何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指的那些文化事物也不在文艺方针管辖之列，基本上被划到“破四旧”的范围中。
毋庸讳言，直到进入了新时期的今天，这种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再加上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滋生出的不正确的“经济头脑”、“政绩观”等等的影响，于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就出现了种种不恰当的态度和做法。例如：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没有现实价值,以否定的态度，不予保护；或囿于二元对立的习惯思维，否定或无视传统，割断历史一味“创新”，使非物质文化活动成为无根的“插花”；或不把关注点放在保护核心价值、延续文化生命上，而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装饰、幌子、“做文章”的题目，甚至是卖点，追求的是眼前的“形象”、“政绩”和经济利益，结果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畸变，以另一种姿态妨害其健康传承。凡此种种，分析原因，根子就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真正和足够的尊重。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宣传教育。我认为“尊故融新”的提法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关系的本质，可以阻止、改变破旧立新的思维定势，而且简明、妥贴，堪作口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可起到指南和纲举目张的作用。
三、尊故融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原则
“尊故”的含义自然与“破旧”相反，对待传统充分肯定其价值，持尊重态度。但也不是盲目崇古，不是将过去的东西全盘照搬。尊故的关注点应该是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基因——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特定民族精神（心理）凝铸成的核心价值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根子，我们保护的就是这个命根子。找准这个命根子，充分地尊重它，有效地保护它，并忠实地把它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具有活力，就能保持活态。
“融新”与“破旧立新”提法中“新”的含义也不相同。“融新”的含义有两点：其一，这个新是从故发展而来的，新中含有故的基因；其二，这个新是故的发展方向和必然结果。“融新”是故走进新时代后与一切相关的新精神、新观念、新做法、新事物、新生活相融会、相融合进而化合为一的一种存在，形成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传统与现代的“合金”，源于传统优越于传统，受时代风尚影响却较之坚实隽永。最重要的是它能活在今天民众的生活中。
一个成功例证
昆曲《1699·桃花扇》是昆曲保护的一个成功范例。当这出戏在保利剧院上演时，我专意去看了一场。我认为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遵循了尊故融新的原则。就此做一点具体说明与分析。
有600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戏曲承前启后的中坚者。昆曲至今还保有元杂剧与南戏的遗传，京剧和许多地方戏中至今仍演出着这些昆曲剧目（如《单刀会》、《张协状元》等）。昆曲文学反映了中国数百年的社会状态和种种人生历程，《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名著是我国一代文学高峰，也是世界文坛的璀璨明珠。昆曲浓缩了中国古典文学、歌舞、戏剧、美术乃至杂技等多种艺术成分，被誉为“百戏之师”，不仅是中国戏曲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经典。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昆曲艺术曾濒临灭绝，新中国成立后，在《十五贯》掀起一段短暂的热潮后，昆曲艺术又陷入长久的低谷期，全国只有6个半昆剧院团，以至于很多人说这是一门博物馆艺术、老人艺术。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在首批十九个项目中名列前茅，这使昆曲重新为世人关注。2004年，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倡导的青春版《牡丹亭》上演引起不小的轰动。2006年，江苏省演艺集团公司又推出《1699·桃花扇》，不仅引起轰动，而且在昆曲的保护上取得更深入、扎实的经验。
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是昆曲经典剧目，是中国古典戏曲五大名著之一。该剧巧妙地将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和南明王朝政治衰败的现实统一起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沉郁悲怆，意味无穷,发人深省。 如何让这部古代经典在今日的舞台上大放异彩，《1699·桃花扇》的策划、制作和主创人员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归纳起来，他们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在艺术上尊故融新
剧名就很新鲜，“桃花扇”前冠以“1699”，什么意思？1699年是孔尚任完成剧本的时间。用导演田沁鑫的话说：“我不想做太多画蛇添足的工作，我们就是想集体做一次穿越时空的回归工作，努力寻找当时的演出状态。”鲜明地打出“尊故”的旗帜。
为此，该剧不仅在剧本、音乐、行当、舞台呈现等方方面面力争体现原样，而且努力全景式展示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结果惊奇地发现故与新是相通的，好多过去东西恰恰就是现代的东西，传统的也是时尚的。
比如，曾在那个历史时期出现过的颇具文化品质的生活和昆曲那种优雅、闲适、从容的意蕴风格，正是疲于奔命的现代人的渴望，正是今天的人们苦苦寻找的一副给浮躁世风败败火的清凉剂；剧中洋溢的对社会政治的道义感、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历史沧桑感、兴亡感、人生孤独感、苍凉感以及从人本立场出发，对人生、生死的感叹，让观众真切地领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韵。这又如同养气补血的营养品，对改善时下社会上的信仰危机、精神空虚等病态大有裨益。我从保利剧场中座无虚席、全场寂然、少有“抽签”中，感觉到人们对“败火”和“补气养血”的渴求。
昆曲是简约的，舞台陈设极其简单，表演不假外物，一切都是以写意传神的手法来表现。这种简约之美正是昆曲魅力所在。该剧可谓把昆曲这一独特魅力发挥到极致。台上竟空空然无一块幕布，用一幅完整的国宝级画卷《南都繁会图》围成回廊，台上又设置一个6米见方的、由四根红柱子构成的、可移动的小台，能自如地变化成各种场景，台两侧还各摆了一排太师椅，上面坐着的“看客”又可随时入戏参加表演。这种台中套台、戏里有戏的巧妙处理， 将天、地、人融合为一体，整个舞台如一幅写意画，廖廖数笔就勾勒出明代南京市井的繁华，让观众有一种感觉,恍若自己也生活在三百多年前风情万种的秦淮河畔了。
而这种写意与极简恰恰最俱现代性。在当今信息爆炸、视像膨胀的工业、后工业时代，简约以其单纯的形式能消除视觉疲劳和心理负担，让现代人的心灵在纷繁复杂和快节奏的生活中得到抚慰与休憩,因此大受欢迎。无论在艺术还是在建筑、时装、装饰乃至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等各种领域都以“尚简”为新潮。其实，简约不仅是一种时尚，《1699·桃花扇》苦心孤诣、妙手偶得的简约处理，证明了古今审美相通之理。
原本《桃花扇》44出，需演出9天。今天这样演根本不可能。所以，《1699·桃花扇》在保证主体精神和味道的前提下，对原作只删节，不新编，不擅改，把演出浓缩在3小时之内。通过“访翠”、“眠香”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却奁”、“骂筵”李香君的天性渲泄以及“闹榭”、“抚兵”、“哭主”、“誓师”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基本恢复了三百年前的规模。特别是恢复了侯、李“入道”的结局，比顾天石（孔尚任的朋友）改编本的“令生旦当场团圆”和欧阳予倩改编本的李见侯变节而气绝身亡，更多了对世事人生的感叹和终极思考。
昆曲原本并非只有生旦戏，而是文武并重的。《1699·桃花扇》不仅恢复了这一传统，而且武戏处理得非常精彩。史可法沉江一场，两排兵将齐声吟诵：“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而后一个接一个地“后栽碑”倒地，史可法也愤然投江。把一场惨烈之极的大战表现得极简炼，却极有震撼力。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看重的气节：宁玉碎，不瓦全。英雄气概激励着古人也激动着今人，这是一种古今不变的永恒情感。
舞台上是清一色的年轻演员、清一色的手工刺绣服装；灯光、音响、舞台装置是最先进的，连台板都是从英国进口的镜面式地板，以表现秦淮河的潋滟波光。青春、华丽和现代科技不但没有遮蔽昆曲的古韵，反而让古老的艺术返老还童，朝气勃勃，大放生命的光彩。
人性是古今相通的，所以美也是古今相通的。《1699·桃花扇》紧紧抓住这一个关键，不仅在古典美中注入现代美，同时也在古典美中挖掘出现代美。努力发现并实现尊故与融新相辅相成、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本质。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至今并能继续传承的理由、内因。我们应对中华古典文化精粹走向未来的可能性充满希望和信心。
二、培养年轻传承人和年轻观众
昆曲作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人的表演、靠口传心授传承的，后继有人才有生命，而且继承者越年轻生命力越强。江苏省演艺集团公司和江苏省昆剧院深谙此道，这次不仅推出一个剧目，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强化传承工程，推出一批年轻人，为昆曲留下未来5——10年的人才储备。
戏的排演过程也是选拔、培养传承人的过程。老艺术家全力培养新人，精心传艺；年轻演员尊重老前辈，虚心学艺。台下，凝聚四代昆曲艺术家的力量，同心协力排练；台上，除有青春版的演出，还有年轻演员与老师合演的组合版。谢幕方式尤其独特，年轻演员向老师行谢师礼，观众感动得热烈鼓掌，最长时达12分钟。这一仪式充分体现出尊重、融合才能和谐传承的主题。堪为昆曲传承的点睛之笔。
昆曲传承不仅要培养传承人，还要发展观众群，特别是吸引、培养青年观众。《1699·桃花扇》在这一点上汲取青春版《牡丹亭》的经验，并做到极致。全部青年演员最小的16岁，最大的不过20岁，平均年龄比《牡丹亭》小10岁。满台青春靓丽，朝气蓬勃，相当养眼；而且，青春的活力、纯情和诗意是不分古今的，可以穿越时空，有效地实现了古典与时尚的对接，拉近了古老昆曲与现代青年的距离。我在剧场中看到30岁以下的观众占一半。我问身边的几个女大学生：“低价位的票也有二三百元，你们为什么舍得花钱看戏？”她们回答了三个“嘛”——“昆曲是国粹嘛，《桃花扇》是名著嘛，这台戏蛮好看嘛。”足见她们对国粹的尊重和向往，也足见《1699·桃花扇》对青年的吸引力与融合力。该剧在江苏、南京等地还搞了低票价的普及性演出。江苏是昆曲故乡，比起其他地方那里欣赏昆曲人更多，传统更悠久。普及性演出能起到强化民俗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扎根在民俗的土壤中才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常青树。
三、产业化运作和开放式合作
《1699·桃花扇》是一部由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昆剧院演出，联合了中、日、韩、加拿大等多国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昆曲大戏。它是以开放的理念、产业化的方式运作的。本着社会、经济、演出和人才四个效益共赢的原则，将省昆剧院艺术力量当作资源，将文化市场经营机制和政府对昆曲的扶持政策融为一体，将《1699·桃花扇》作品转变成产品。投资的400万既有政府购买，又有企业投资入股；既开发了国内演出市场又开发了国际演出市场；既抓演出收入，又抓相关产品推销和后续产品开发。
比如，闻名天下的苏绣已有2000年历史，为同时弘扬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戏服上的图案花纹都是由苏州、木渎一带上千名绣娘一针一线绣成的。在剧场前厅中就展览苏秀皇后姚建萍为男、女主人公刺绣的戏服和戏中最重要的道具“桃花扇”，并出售各种纪念品。江苏省还制定了“短期展现演艺集团改革成果，中期实现昆曲良性、长久、可持续发展，长期为昆曲储备人才”的“三个目标规划”。
《1969·桃花扇》的导演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优秀青年导演田沁鑫，文学顾问是台湾文学大师余光中，舞台方面的戏剧顾问是韩国“国师”级导演孙桭策，日本著名作曲家长冈成贡担任音乐创作，长期旅美的萧丽河负责舞美和灯光。多国著名艺术家合作不仅有名人效应，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意味。他们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但都是为“做昆曲”而来的，都能被昆曲融合，所以怎么做都对。每个人的才华和个性都得到充分的施展并有机地“化合”入昆曲之中；同时，昆曲也在多方、多国艺术营养的滋润下，发展、壮大出一种新气象。
总之，现代开放的理念和产业化方式为古老的昆曲插上腾飞的双翅——又一个故与新相融的佳话。
四句结束语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间的矛盾是保护工作的基本矛盾。它决定了保护工作要把握好两个要点。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产生于过去的事物，但其核心价值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不能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失去；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毕竟是产生于过去的事物，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必然存在历史局限性，要想让它活在现在和未来，就必须突破历史局限性，与时代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把握好这两个要点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故与新。
二、尊故融新的提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关系的本质，态度科学、正确，为选择正确的保护措施提供依据。《1699·桃花扇》正是由于遵循了尊故融新的原则，才使昆曲的文化价值、艺术特点得以保持和发扬，传承得以实现，国际合作交流获得成功。只要树立古今相通的理念，采取尊故融新的态度，时时处处都可以发现过去与现在的契合点，就可使保护工作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有传、有承、有发展的川流不息的活水。
三、理论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重要。尊故融新的提法应大力宣传，引起足够重视，希望大家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深入探讨，不断充实、完善，以澄清认识，端正态度，以追求、实现故与新相和谐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健康发展。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毕竟办法比问题多，希望比困难大。我相信由优秀的古人繁衍的今人也一定很优秀，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将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下来、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的道路。吾辈应该、也能够无愧于先人和后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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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学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与原则.见：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参考资料汇编，99-105页.北京：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市群众艺术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编印（未出版），2006-4.
（3）赵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见：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专家专题讲稿汇编，1-23页.北京：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市群众艺术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编印（未出版），2006-5.
（4）林蔚然、程博峰、杨硕.新剧本编辑部·走进《桃花扇》,走进历史.田沁鑫、孙振策访谈.见：新剧本2006-2期，4-11页.北京：新剧本编辑部，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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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景深.昆山腔.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 卷），186-188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8.
2006-10 于通州第一稿
2006-12 于通州第二稿
作者简介：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