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磊
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节选（一）
自 序
文/王磊
岁月真是不饶人，蓦然回首，转眼之间就过了七旬。这条岁月之河从身边潺潺流过，时有几朵浪花几波激流，时而触动我的心灵。我把经历的这些浪花或激流变成文字，留给他人以及后人评阅。
我在通州生活了21年，这里是我学习、生活的故乡。潞河养育了我，培育了我做人的风骨和人格。1968年离开潞河到内蒙凉城插队，到如今已50年了。俗话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在内蒙工作22年，时常想到自己的故乡。故乡的真实含义，既是生我养我的所在，更是我爱我恋的地方。由此，便有了两个故乡： 潞河与凉城。本书中的第一部分“忆札文集”就是对两个故乡的片段回忆。这些片段生活，不是我活过的日子，而是我记住的日子。虽是只言片语，却是我记忆中的重现。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的路用脚去走，有的路用心去走。人生很难说是一种享受，应该说是一种承受，所以要学会支撑自己。本书从第二篇开始收集的各类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等文章，真实地反映我的思维、工作的艰苦和人生过程，也算是以文识人吧。
读书与写作伴随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年代，也是我不断重新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过程。人生阅历多了，能从社会上的一些小事上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但慢慢积累，就能透彻人生，贯通世事。懂得社会，了解人生，掌握规律，才是智慧。
也许是经历“文革”和知青生活，让我看到太多的人间不幸。那些不幸的人们和贫苦农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深深扎根在我心中，如浓雾挥之不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去卓资县采访，在一个公社的招待所里遇到一位勤杂工，他向我哭诉说，1957年只因为给领导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冤枉地打成右派，流放到内蒙古。他没有发言权，申诉无门，终日以泪洗面。我无能为力为他洗清冤案。但在我心中立下一个志愿，要为这些没有发言权的受难百姓呐喊！为他们写文章，为他们发声。多年来，报刊杂志已形成了固定思维模式，即唯书唯上，一切均被概念化、模式化。这个惯性在延续着，思维被埋在无意识之下。因采访的需要，我多次到山村、草原农牧民中，更广泛、更深入地与农村干部、农牧民群众接触。他们如流淌的清泉，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满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地冲刷。我猛然发现，新闻不能停留在事件的报道中，不能单纯地解释政策，眼睛不能只看上面，新闻要关注百姓，眼睛要向下，关注人的命运。新闻向上看与向下看决定了新闻价值。这个理念说起来简单，要做好不是件容易的事。新闻是有禁区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全国面临改革，人们争议着“分田到户”是否正确。我四上灰腾梁，沿着山间小路，爬上坐落在海拔两千多米的村落。新闻线索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深入山区抓“包产到户”试点。无疑，这是重要新闻。但在采访中我没有停留在仅仅对领导人的报道，而是大量采访农民的生活状况。我见到了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穷得“一无所有”的农民。1943年参军，为新中国流过血、负过伤的老党员宋振业，家里土炕上连一块席子也没有，五六个孩子没有衣服，披着一张破被子。女人是聋哑人，无米无柴的日子实在煎熬不下去了，三九天卖掉最后一件狗皮袄，在风雪交加中把绳子套在脖颈上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才幸免于难。还有村里的老汉丁进举，拿着一元钱办年货……这是本书第二章“报告文学”的《羊山沟的脚印》，反映了灰腾梁山区的农民命运。共和国的农民，贫穷到如此地步，亲眼看到的这些人和事，让我的良心无法安宁。从这篇文章开始，我把关注人，关注人的命运，作为我新闻报道的主线。
新闻记者最大的优势是认识、了解很多的人。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这是你必须要路过的驿站。你会尝遍人生百味，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聚散离合……这所有的经历都是通向觉悟的必经之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草原上结识了一位16岁的北京女知青，她像个孩子似的，纯洁得如一张白纸。我打算写一篇《草原上的女知青》，报道知青扎根草原的故事。因素材不够，没有写成。十年后的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广播电台开展征文活动。我回忆起这位女知青，再次拿起笔，创作配乐纪实文学《草原湖》。但思路变了，因为每一个生命之所以为生命，是因为生命有其自尊。我以淡然的笔调，缓慢地、沧桑悲凉地叙述这位知青的悲惨命运，写出了生命的可贵，折射出时代的悲剧，揭示“文革”的残酷，控诉了极左路线造成的灾难。前后十年思路的变化，反衬出我透彻社会和人生的觉悟。《草原湖》这篇获奖作品收集在本书“报告文学”第一篇。这是我的新闻写作以人的命运为主线的代表作。
新闻记者以人民为中心，为受苦、受害、受难、受折磨的人大声疾呼，为他们呐喊，是我的职责。鲁迅一生致力于揭示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时至今日仍未见多少改变。鲁迅的尖锐很多人难以接受。我喜欢鲁迅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邪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鲁迅《两地书》） 我所闻所见印证了鲁迅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成为资深编辑记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报社决定成立“内参”编辑小组，我是成员之一。本书第三部分“内参及案件”收集了我“为人民呐喊”所做的努力。这些文章揭露了少数公安干警殴打民众以及法院的恶劣不正之风。我的良知告诉我，不管太阳多么灿烂，大楼后面总会有阴影。我的责任是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把了解的内幕公布于众，把苦难、悲哀和谎言揭示于社会，这是新闻记者的品质、道德和信仰。我写的内参和公开发表的冤错假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党报开辟“社会新闻”，我是主力，是前锋。
新闻编辑历来被称为“ 杂家”。中国自古就有“杂家”一说。《汉书． 艺文志》上称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博采众长，而又自成一体。其实，真正做到“杂”并非容易，它需要知识的丰富性和不断的更新。本书中的第四篇“文艺评论”、第五篇“通讯报道”、第六篇“戏曲总论”，反映了我主张的“杂”中有“专” 的思想。
《乌兰察布日报》是采编合一，在报社是编辑，外出采访是记者。乌兰察布盟十四个旗县，我一年中有半年奔波在最基层的工矿企业和农村做新闻报道。记者的真功夫在于从底层百姓中发现线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以散文式写法采写人物通讯、新闻和报告文学， 引起新闻界关注，获各类奖项30余次。
在报社我长期分管文化、艺术、戏曲领域，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站在最前沿，研究引领文艺戏曲的发展。所以，我深入研究戏曲理论，挖掘地方剧“二人台”的理论与实践，引领了乌盟戏剧的健康发展。我成为内蒙古剧协会员，在华北戏曲研究会上获优秀论文奖。
回想起来，青少年时期，与同龄人一样，走上社会总希望得到同事的认可，领导的信任，群众的喜爱。有了这样的心理，往往表现出来。多年后， 我才懂得，做一个真诚的人，说话认真，办事用心，为人诚恳，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喜欢。有一颗善良的心，与人相处就能成为朋友，相伴就能走得长远。一生与成百上千人交往，证实了这个结论。做人不易，做好人更不易。人的好名声是靠一辈子用真诚的心打造的。
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杨永森第一次给我们念的保尔柯察金那句普天下都知道的名言：“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以一生实践了这句让人至今难忘的话。我的一生不虚此行。
这本书历经八个月，在治疗疾病休养中，总算完成了，也了却我的一份心愿。为完成此书，收集散落在报刊杂志和各类书籍中发表过的我的文章，曾写过百万字，能收集到的只有二十多万字。唯一的好处是每天都有事做，都有所期待。有事可做的日子，就是幸福的。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30多个。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责任编辑：赵献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