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
我们的苜花
作者：王磊
我们在凉城下乡插队的小村叫苜花。说起来也怪，半个世纪一挥间，鸿雁南北徙迁，日月东西过往，我们经历多少轻靡浮艳的人和事，但往往是模糊不清或索性忘掉了，唯有下乡的苜花，那村，那景，那人，那事，清晰可见，久久记在心中。几十年了，我们在与他人说起下乡时，口头语便是“我们的苜花”，可见苜花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苜花是麦胡图公社目胜大队九个生产小队中的第一小队，坐落在麦胡图最南边，跨过一座山就是天城公社。村子东西走向，沿岱海带状排列。南靠山，北临水，自然条件很难得。村南的山，延延绵绵，我们很少有机会登山去玩。
一个秋日的下午，村里放牛娃病了。队长“抓差”让我到山上去放牛，傍晚时把牛赶回村。我从村东与九队相临的缓坡上山，几头牛低头吃草，它们不理睬我。我站在山上向岱海望去，如同一座巨大的水池，坐落在群山峻岭之中。我一人与牛相伴，空寂寂地站在山坡上，独自享受着天地自然之美。我遐想，如果没有岱海，将是枯燥的座座群山。不管怎样，只有山没有水或只有水没有山，都不是理想之美。苜花具有先天之优，临山伴水， 和谐一统，真山真水，自然元气。
第二次上山是队长赵存宝带着我。我们从村西一条小路爬上去。到了山顶，我真切的看到了那个馒头似的山顶，赵存宝告诉我，这是古代的烽火台，先有烽火台，千年后才有长城。赵存宝是聪明人，头脑灵活，对学大寨很有热情、也有能力。他带我上山的目的是谈他的设想，他想开发这座山，学大寨建梯田，他边走边说，在哪儿打桩，怎么划线，梯田一层层怎么建起来。但后来情况有变，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让我们又投入到挖地道中。赵存宝建设大寨田的这个设想始终没有实现。
村前一条东西向的路，路北一排排坐北朝南村民的民房；路南是一片“学大寨”的玉米良田，玉米杆长得粗壮，绿叶葱葱。凡来到苜花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片“样板田”。苜花是目胜大队“学大寨”的样板，村中树立了“七女”“八妇”名扬凉城的大寨式组织。
村民院落很少有树，偶有一棵，那孤树临风而动，而村后临海的那一片杨树林，西北窜天杨高大繁茂，形成天然屏障。据队长赵存宝说，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全民大搞植树造林的成果，目胜大队还涌现出一批植树造林的模范。我们的第一次劳动，是赵存宝带着我们“镩树”。用高大的竹竿，头部按上铲刀，铲掉杨树的枝杈。这些树枝晾干就是做饭烧水的燃料，村里各家都离不开的。
苜花山好，水好，苜花人更好。这个村子风气正，人朴实，有戴、薛、乔、李几个大姓人家，兄弟多，人脉广，但从不欺侮他人。我们在村里的几年，几乎见不到邻居吵吵闹闹，村民和睦相处，日出劳动，日落而息。队干部和社员对我们知青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小山村，抱有极大的同情心。特别是女人们，问我们家庭，问父母，问兄弟姐妹，家长里短，安慰我们不要想家，说到伤心处，她们还为我们落泪。村里辈数最大的是乔家八奶奶，旧社会苦大仇深，肩挑两筐带着儿女，逃荒来到苜花村。队里召开“忆苦思甜会”，满头白发的八奶奶哭着讲她的苦难家史。我们常去她家，一进门，八奶奶满脸笑容，“欢欢儿上炕。”边说边拿酸菜，烧水熬砖茶。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至今还回味着八奶奶家的砖茶酸菜的味道 。
村西主要是戴家。戴兵马是老大，憨厚老实，一双厚厚粗大结满老茧的手，终日劳作，不吭不响。他说的每句话都是从心底说出的。我们不会画画，若能把戴兵马的形象画成国画或油画，那是典型西北老农的形象。戴天马是老二，目胜大队队长。他可是个经验极丰富的农村干部，只要他讲话， 村民们没有不爱听的。我多次揣磨，村民们为什么爱听天马讲话，后来我明白了，他太了解村子里的人了，农民们心里想什么，需要听什么，他用村民的语言，极生动地讲述。天马还私下传授点处事经验，他告诉我，“村里这么多人，你谁也不要得罪。你对谁好，不要让人看出来；你对谁不满意，也不要明说，心里清楚就行了。”这些深深扎根在农民心中的基层干部，都很能干，若有机会到公社甚至到县里当干部，都是响当当的。我们知青到村里不久，一直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天马有先见之明，早就预料到不是这样的，他说：“你们下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储存干部啊！”事过多年，我常常想起天马这句“名言”，至今不忘。老三戴启元是从戴家走出来的优秀司局级干部。1980年5月，他在六苏木公社任书记时，我去采访他， 与他同吃同住七天，亲眼看到他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工作的景象。六苏木的干部群众没有不信服戴启元的。我采访的通讯在《乌兰罕布日报》一版占据全版发表，戴启元名声鹊起。后来，通过民主选举他当上了凉城县县长。一县之长，权力在握。有人给他送礼，他坚决不收。有一次，送礼的人执意把礼品放在他家里而后跑出去。戴启元没有追上他，就把礼品从墙头扔出去了。可见戴县长的清正廉洁。此后，戴启元任乌兰察布盟政协副主席，直至退休。现年已八十有余。在这里，我是用文字叙述，当然要写清姓名。其实，苜花村呼其名，略其姓，互称你我他。我们知青称呼戴家人，都是“兵马哥、天马哥、三娃哥”，如今，见到耄耋之年的戴启元，我们还是亲切地叫一声“三娃哥”。
还有一位村里的政治队长戴付仁，我们称呼他“付花哥”。这是我们心中敬仰的人。你听说过吗？从二十岁到八十多岁，当了六十多年的（队）村长。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就是付花哥。他终生以村为家，村里家家的祖孙三代，他都了如指掌，哪家有困难，哪家有病人，他都登门看望帮忙。付花是个从不大声说话的人，大有“风吹竹林竹不语”的风度。他办事极小心谨慎，安排妥妥当当。做人做事，公正公道。作为村干部，从不沾集体一点便宜。当了六十多年的村干部，也并非全部是他自愿，但那是全体村民对他无限的信任与爱戴！
这些村干部的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社会经验以及他们的为人处事，一点一滴都刻画在我们心中，沉淀在我们血液里。可以说，受益匪浅，对我们的成长以及后来或从事专业或从政，都不无裨益。
我们知青小组不甘示弱，始终吃苦耐劳，队里的重活苦活都抢着干。春天，男知青和队里青壮年一起“抓粪”，脖子上挂着重重的粪笸箩，踩着松软的土地，把粪一把把抓到垅沟中。早晨，我们只吃山药莜面糊糊，便下地干活。吃的不足又干那么重的活，有一次一个知青竟然晕倒在田地。午饭烩菜，没有油，以胡麻面代替油撒在烩菜里。一年四季很少吃到肉。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精神不倒，心情愉快。每周都有几次集体学习和谈心会。大家畅所欲言，不留私心。赵存宝常在社员大会上公开表扬知青，要社员特别是青年人向知青学习。我们小组多次被评为公社、凉城县、乌盟先进知青集体，还参加了自治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知青先代会。
我们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和欢迎。全村对我们知青十分友好。让我们难忘的也很难理解的事，是年终评“大寨工分”。本来，知青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从体力、能力、技术上，我们都不如青壮年。再则，知青到村里，增加了工分总量，降低了工分值，无形中影响了农民利益，本应最大限度降低知青工分。但评分的现场，老农对我们每个人评价都很高，说了不少感人肺腑的话语。评比结果，知青不论男女，都是村里最高分！足见苜花村民的极其朴实，毫无私心。
我们在内蒙都经历了整“内人党”。苜花村是重点，因为戴启元在县里被打成“内人党”，进驻目胜的军宣队很自然关注戴家。我们知青在这场运动中，只做宣传不采取行动，做到不轻信，不猜疑，不打人，不骂人。目胜大队的军宣队把我们知青吸收进来，要我们配合他们整“内人党”。他们把各队干部集中到大队部，声色俱厉，限令交代。我对他们无根无据的做法十分反感，当众宣布退出，不再参与整“内人党”。此举非同小可，我们知青得到了干部群众的极大信任。后来还传到公社、县里，称赞目胜知青了不起。
知青与村民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里有个叫財娃的病人，送到凉城县医院，急救输血。但医院当时缺血。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我们组的陈韵自报奋勇，为財娃献血。知青的鲜血融进了农民的体内，感动了村里很多人。
八奶奶家知道了陈韵献血，见到他脸色不好，好有同情心：“看这娃，可怜见的。”全家想方设法给陈韵增加营养。那个年代，那时村里，哪有什么营养品。八奶奶的二子乔重娃，拿着布袋走了。他到岱海边捉青蛙，捉了一布袋，拿回家，一个个剥皮，只留青蛙两条腿，炖熟给陈韵补充营养。八奶奶的孙女美英还是个学生，女孩子最怕青蛙，看到这么多蹦蹦跳跳的青蛙吓坏了，从此，终生不敢看青蛙。五十年后，美英还在给我们讲述这段故事。
知青在农村与当地群众是互相影响的。我们把北京讲文明讲卫生的好习惯带给他们，年轻姑娘从知青这里学会了刷牙、用香皂洗脸等，这些习惯影响了她们一生。岱海渔场与苜花村相邻，盛产鲤鱼和草鱼，常有鱼出售。古有王祥为继母卧冰求鱼的故事，鱼是多么可望不可求的。但村里人不吃鱼， 他们把鱼喂猪。这个做法太落后了。我们则不然，从渔场买回整筐的鱼，五分钱一斤，每条七八两。做熟后我们全体知青午餐吃鱼。门外窗户，趴着好几个村里的年轻人，惊讶地看着知青竟敢吃鱼。他们还把这件事当做新闻传到村子里。后来，他们从知青这里学会了做鱼，也开始会吃鱼了。
在苜花村，我经历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事。村里为了增加收入，承揽了渔场的鱼池建设。在岱海边，平地挖下一丈多深，把土挑到几百米远的土堆上。重担一路上坡。我们一天要挑一百多担。白天身子累得像散了架，夜晚就睡在用岱海边潮湿的草坯临时搭建的工棚。睡觉时不知道，早上起来一看，身边全是湿漉漉的，还滴着水。我从学生时代就患有关节炎，潮湿的环境引发了关节炎急性发作，双膝红肿，难以走路。八奶奶家的长子乔拴仁已是五十多岁，把我接到家，把炕烧得热热的，给我祛湿驱寒。
第二天，乔拴仁走了几十里路到三苏木公社请来一位老中医。他是三苏木公社医院院长，作为“走资派”被打倒还没有人身自由。在那个没有人性的“文革”年代，这位老中医在乔拴仁耐心说服下，竟然偷偷地来到苜花给我治疗关节炎！乔拴仁从供销社买了一瓶白酒，老中医用针灸，在我双腿扎十几根针，最难得是老中医用家里祖传收藏的真麝香，放在针头，再把白酒点燃，用火烧针。他说，你感觉针灼热了，告诉我。他一边说，一边把蓝色的酒火苗往针上撩。“你这关节炎年深日久了。我给你针灸后，开三付药，用了我的药，如果治好了，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要是治不好，再找谁也治不了。”如此绝对的论断，不是绝技，不会这样说的。送走了老中医，乔拴仁又步行十多里到麦胡图公社抓药，再翻山到天城公社买缺位的药，奔波了一天，终于把药买齐了。服用三天后，奇迹真的出现了：双膝消肿了，立刻就轻松走路。从此，我的关节炎再也没有发作，彻底治愈，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几年后，我到报社工作，想起了治疗关节炎的一幕。我的心在纠结，我慢慢发现我的无知、幼稚，后悔连老中医的名字都没问，那时人家正挨整， 冒着风险来给我治病的；乔拴仁花钱买酒买药，那是他家卖鸡蛋的生活费呀，我也没有付给人家一分钱，令我悔之不已。人世间是一本大书，我刚刚翻开第一页，还没读懂第一句，怎能不让我心痛。今后的路还很遥远，要懂得用心与人交往。
为忏悔自己的过失，安抚自己的良心，不管工作多忙，我买了礼品，回村看望帮助过我的恩人。
到了村子我径直去了八奶奶家，依旧老习惯，上炕喝茶吃酸菜。几年没见，说不完的话。寒暄之后，我问起拴仁叔。八奶奶低头不语，泪水不断。拴仁叔不在世了，我的恩人！
第二天，生产队长赵存宝带我去拜谒拴仁叔的墓。来到墓前，把烟酒果品摆在碑下。我伫立着，心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赵存宝安慰我说：“跟拴仁说几句话吧。”话没开口，我哭了。晚了，我回来的太晚了， 想报答的恩人见不到了。
我的苜花，我们心中的苜花！
苜花知青小组连续获得公社、凉城县、乌盟先进知青集体，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知青先代会，获自治区知青先进集体奖。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30多个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责任编辑：赵献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