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盛世修志。而在历史上乱世修志的例子却并不鲜见。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风云激荡、军阀割据、兵祸连结、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之时。国民党经过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统治而成为号令全国的执政党，在南方国民党背信弃义，调转枪口，开始大肆屠杀并肩作战北伐的合作伙伴共产党人。同时，为了粉饰太平还急不可耐的在各地开始修志工作。

河北省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省份。从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开启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至1928年6月奉系军阀统治结束时止，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最愚蠢腐朽的时期长达16年之久。这十几年间，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府尔虞我诈、你争我斗，象走马灯一样先后累计更换总统十三任，平均每任仅一年有余。民国初期，觊觎皇位的袁世凯力主定都北京，全国省级行政区设置多袭清制，在今河北省区域上仍设直隶省。1927年8月，民国党政俯迁都南京以后，相较其他省份，直隶省“京畿之地”这一重要而优越的政治优势已成昨日黄花，而且“直隶”之称更是名不符实，于是更改直隶省名字的问题便迫不及待的被国民政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决定，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原来的北洋政府的京兆尹公署撤销，其所属的二十县划归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天津为河北省省会。并在6月28 日，中华民国政府向全国公布了上述决议。1928年7月4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即于天津成立，晋军将领商震被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甫一成立即开始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员着手地方史志的编篡整理工作。在省政府的要求下，各县也纷纷开始筹备县志的编辑工作。《河北通志稿》是 1931年 9月由河北省通志馆组织编撰的一部省志，却因1937年 7月间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实际是一部残缺的未竟之作，是一部民族危亡之时的乱世之书。

乱世出奸佞，板荡识忠臣。李树春就是一位热爱家乡，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典型代表。做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为了造福乡里，他创办实业，兴修水利；因自己的崇高威望，他受聘担任地方政府要职，正直无私，嫉恶如仇，同地方上的“大老虎”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晚年面对敌寇入侵，在民族存亡关头义无返顾的投身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中。这样一位热爱家乡，坚持真理，为民族解放献出最后生命的老人，竟是一位在自己老家《藁城史志》上被“拉黑”的人。

李树春（1864——1939），字渭泉，藁城区廉州镇表灵村人，光绪年间秀才。任滹南书院教习，乡里学塾教师，光绪三十三（1907）年任高等小学总校董，后任县劝学所所长。民国六（1917）年创办女子乡村师范学校，成为女校的第一任校长。并于校内附设女子完小和幼稚园，属省内先例之举。当之无愧成为当地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和功勋人物。他儒雅倜傥，善诗文、好剑术、爱操琴，是一位有着剑胆琴心，有修养有作为教育家。从1917年到1929年，李先生兢兢业业在女校校长任上竟长达十二余年，任内为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他亲自谋划设计，筹资建设教学楼，曾遭遇地方黑恶势力的阻挠、恫吓，甚至持械围攻，他无惧生死与对方斗智斗勇，双方各不相让，直到走上法庭，对簿公堂，历尽艰难曲折，教学楼终至告成。老先生喜极而涕，挥毫题赠教学楼“告成楼”。 他告老退休时已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了。鉴于李公的特殊贡献，当时的河北省政府特向他颁发了“有功教育”的铜质匾额。

    “九一八”事变后，不服老的李先生，以满腔热忱开始创办工业、兴修水利的艰苦创业生涯。在石家庄创办成美职业学校，这也是石家庄有史以来的第一所以培养工业技术人才为办学目标的职业教育学校。又相继在老家和石家庄市开办利田机械铁工厂，生产新式水车、压花机、打包机、榨油机及其他民用生产生活用品，产品一时名播遐迩。在石家庄开办工厂期间，他徒步深入到西部山区考察，研究论证西部山区治兴水渠治水患，引水出山，灌溉农田，变害为利的方案，经省政府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终于建成了第一条联结井陉、平山和获鹿（即鹿泉）三县的“源泉水利渠”，是我省水利建设史上的壮举。在省内也开创了由政府和民间联合兴修水利的先河，省政府再一次为他颁发了“功在桑梓”的铜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开始从政，曾先后两次担任县保卫总团副总团长（总团长由县长兼任）。任职期间，他严于自律，刚直不阿，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骨子里有着仁人志士所崇尚的“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品质和气节，即使对“灭门知县”这样的顶头上司，他没有“摧眉折腰”、丧失原则底线而同流合污。对于凡是来藁城担任县长的“要员”，对于公道正派、履职尽责者，他尊之敬之乐之，尽心尽力辅佐；对道貌岸然、假公济私、贪腐享乐之人，则极端鄙视，大义凛然，痛陈直言，丝毫不把自己安危放在心上。

任传藻于民国二十二（1933）年出任藁城县长，一到任就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首先拜访德高望重的李先生，千方百计恳请其出任县保卫总团副团长一职，并以设“亲民堂”、继续修志、勤政守法、秉公治县等措施相许。新任县长诚恳态度、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勾画的施政蓝图，先生开始心有所动，遂一口答应出山，走马上任。

看着李先生勤勤恳恳、履职尽责，任县长江山稳坐，心里暗自欢喜，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时间一久，任县长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滥施淫威，令人敢怒不敢言，民众舆论四起。李先生闻之震怒，遂在由任传藻亲自主持的全县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李先生一见任某的面开口便“敬”称直呼他“任青天”，大家闻听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开始台下窃窃私语，甚至对李先生无端的阿谀奉迎报以鄙视和嘲讽。任县长却喜形于色，放下对众人的倨傲神态，谦恭的向李先生点头微笑示意。李先生却并不理会，无不揶揄的对大家继续说道：“你来藁城之前，我县天低，经过你任县长的治理，全县天高三尺，你任县长真不愧为任青天！”任传藻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没回过味来。李公横眉冷对以手点指，疾声说道：“全县经你任县长大刮地皮三尺，天何能不高？”无情的嘲讽和揭露，一时令任传藻手足无措、瞠目结舌、脸冒虚汗，如同一具僵尸。会场的气氛骤然凝固起来，大家内心里虽然为李先生的机智的语言和正气凛然所折服，更为眼前的紧张事态担心焦虑，在内心里李先生捏了一把汗。李先生早已坚定了辞职不干也绝不助纣为虐的心理，说罢就昂然拂袖的阔步而去。任传藻恼羞成怒，对李公恨得咬牙切齿。一散会，他就气急败坏的找来已编纂告罄即将付梓印刷的县志文稿，一笔就把记载李公业绩的篇章全部删除。其后出版的藁城县志上，对为家乡做出巨大贡献、有着重要影响并享有崇高威望的的李先生竟不着任一字提及，好像藁城根本就没有李先生这个人存在过。

在任传藻这样“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人眼里，对于名节高尚的李先生在县志上将其一笔购销，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用生死薄宣判了死刑，一定会刺痛甚至会令李先生呕血而一命呜呼。不料，李先生却对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没有丝毫的“疼痛”反应。以这样阴险卑鄙的方式打击李先生对此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李先生光明磊落的态度却更令任县长狗急跳墙、穷凶极恶，他视李先生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不置李先生于死地怎肯善罢甘休？扬言不将“老东西”革职罢官、弄进大牢，不把“老东西”玩死不算完。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与李先生决一死战。任县长的淫威和恫吓不仅吓不倒李先生，反而更坚定了李先生为藁城人民除害的决心，富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向李先生施以援手，帮助支持其奔赴省城上书面陈告发任传藻的污迹劣行。任传藻虽然自恃有亲属高官作靠山，但众怒难犯、民意不可违，在事实和铁证面前最终还是被革职调离了藁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已年过七旬的李先生却像众多怀揣理想、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一样，不顾耄耋年迈毅然决然的千里迢迢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临谢行前绝一切亲友的好言劝阻，将利田机械铁工厂工厂的大部分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无偿捐献给八路军修械所，就携同老伴和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徒步踏上了新的征程。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终于1938年春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亲切接见，对他的革命行动给与了高度评价和称赞。他详细认真地把自己的身世向领导一一作了交代，诚恳的表达了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再三请求到抗日最前线参加去参加战斗，上级考虑到他毕竟是快要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婉言恳切地劝他留在较为安定的延安，安排他到炸弹研究所从事他熟悉的制造研究工作。第二年春天，李先生因偶感风寒住进四十里铺边区医院，谁承想这样一位用不服老的坚强的老人，在刚刚实现了他革命愿望不久，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1939年5月11日晚在医院不幸逝世，享年75岁。

对于李先生的去世，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5月15日在延安体育场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延安党政军各界及李公生前好友共计数百人参加。延安市主要负责同志在悼词中，对李先生的一生给予了崇高评价。追悼会上，八路军政治部题赠的挽联备受瞩目：“致力民族解放，不畏艰辛，扶杖远涉到边区，大业未成身先逝；秉承抗战国策，万众一心，誓逐日寇出中国，收复失地慰英魂”。对这位革命老人的事迹和精神进行精当概括的概况和赞扬。《新中华报》于5月26日发表了追悼会的消息。李树春先生的事迹迅速传遍了解放区和革命队伍，鼓舞了人民战士的斗志和战胜日本侵略者坚定信念信心。

乱世，被粉饰太平的统治者修成必然是“乱史”。一个在“乱史”里直接被“拉黑”的耆老宿儒，在革命根据地却赢得了人民的广泛尊敬和爱戴。在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李树春先生虽然在生命进程行将结束之时找到了革命真理，才真正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的名字、事迹和精神在我党的历史上永远是金光闪闪，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