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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湖(报告文学)
作者:王磊

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草原湖(报告文学)

王磊

    岁月是条永不干涸的河,从身边潺潺流过,总有几片残叶,几粒沙砾,几把泥土,留在心灵的港湾。岁月尽管流逝,但它留下的痕迹永远不会消失。所有与以往联系的一切,都会在心底最深处闪现。
    “洁白的天鹅,在苇湖的绿波中漫游,远方的客人来到我家,摆酒设宴将你挽留……”每当我想到这首优雅细腻的乌拉特蒙古长调“鸿雁”时,似乎那沙砾、泥土和残叶在我心中搅动,深深感到一种痛楚。那低回悠深的曲调,尽管描绘的是难忘的家乡,但在我心里却感到忧郁、惆怅,甚至凄凉、凄迷。因为,这歌声让我想到一位十六岁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女知青。
    那是1973年春末夏初时节,为贯彻国务院下发的21号文件,乌盟知青办组织调查组,到各旗县调查了解知青的生活、住房、婚姻等情况,我被抽调作为调查组成员参加工作。
    我们从四子王旗走近路来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希拉穆仁苏木。牧区的苏木与农区不同,规模不大,只有一条街。苏木政府门前一桩电线杆上挂着红色的大喇叭,正播放着“草原之夜”:“……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悠扬的歌声在空中飘荡。我们赶了一天的路,与苏木领导见面时已是下午了。
    晚餐后,夕阳还高高挂在西边的天空上。我听说离苏木不远的嘎查(
村)有一组北京知青,很想去看看他们。我也是北京知青,但我曾在农区插队。牧区知青的生活什么样,还真不知道。怀着好奇的心理,我找到了他们。
    知青点并不住蒙古包,与牧民一样,都是青砖平房。两间房,男女各一间,旁边一间堆着干牛粪,那是做饭烧水的燃料。我推门进去,几个知青正在聊天。简单自我介绍后,他们知道我是记者又是知青,就像见到了久别的老同学,共同的话题无拘无束地谈起来了。
    一位男知青抢先说:“我们是八个人,音乐学院附中七零届的毕业
生。”
    “看你们挺小的,初中毕业生吧。”
    “那当然。我们十六岁就来了。”看样子,他们挺自豪的。
    “噢,来三年了。你们对今后生活怎么打算的?”我开始提问题。
    “不知道。没想过。”一位女知青回答。
    “你们说真话,有没有恋爱的?”我单刀直入,这是调查组要调查的问题之一。刹时,沉默了。他们还小,我问得有点唐突,有些后悔了。
    突然,门“吱”的一声开了,两个女知青推门而入。“我们才不恋爱
呢!”其中一个小个子女知青进门就说。我注意到这位说话爽直的女知青,眉清目秀,皮肤白白净净,黑黑的秀发披至肩上。只是显得清瘦,个儿也不高,好像还没长大的样子。“什么是结婚?人干嘛要结婚呢?”小个子女知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大家,眼光转向我,似乎要我回答。
    “哈,哈,哈……”看到她傻乎乎的问话和那认真的样子,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一个男知青指着她说:“你们看,她问这话,就是她想结婚啦!快说,男朋友是谁啊?”男女知青们吵吵嚷嚷,嘻嘻哈哈。
    “别瞎说啊,谁有男朋友啦?我才不结婚呢,一辈子都不!”她显然有些不高兴了,嘴角一撇,甩了一下秀发,不理他们了。
    我要离开了,起身与他们告别。这个小女知青拉着另一个女知青说:“我们送送你,带你去看看我们这里最美的草原湖。”我欣然接受了。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绚丽的晚霞,将自身的美丽慷慨地洒向大地。蓦然,一片湖水呈现在我们面前。湖边的景色真美。山如翠屏,水似碧绸。一眼望去,绿水纯情似人心。山,不高;水不阔。那山,拥着湖水,俨然一位壮汉护卫着他的心上人。湖水很轻柔,涟漪轻泛,酷似多情的少女。山水相间,微风轻佛;霞光盈盈,花草暗香。
   “嘿,记者同志,你看这湖多美!”初次相识,小女知青简单明了地称呼我。“你知道吗,牧民们管这湖叫淖尔,蒙语就是湖的意思。”
   “是的,好多地名就用淖尔。”我应和着,“咱们相识了,告诉我你们
有蒙族名字吗?”
   “当然有啦。我叫娜仁托娅,她叫其木格。” 
   “噢,汉语什么意思?”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你们听到的蒙语名字,那不是姓,只是名。比
如,布和,意思是结实;巴图,是坚强。”
   “我们报社有人叫阿尔斯楞,什么意思?”
   “狮子。巴特尔意思是是英雄。我们知青都有蒙族名字。一开始,他
们给我起了好几个名字,娜仁是太阳,萨仁是月亮,敖登是星星,还有什么其其格,花儿的意思,其木格是花蕊。她就是其木格。”娜仁托娅指着同伴说。“我的名字娜仁托娅是霞光,霞光万丈呀。我是晨霞,早上的霞光,多美!好听吧?”
   “好听,真的好听,多富有诗意。”
   “娜仁托娅名字好听,她唱歌才好听呢。”其木格开口说话了。
   “给我们唱支歌吧。”我顺便提出来。
   “想听什么歌呢?我们苏木广播站天天播那蒙族歌曲好听着呢。‘草
原之夜’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绿色的原野》插曲,是一首描绘草原夜色的歌曲,被称为‘东方小夜曲’。”我发现,娜仁托娅年纪不大,懂得不少呢。此时,夕阳早退到幕后,天空暗下来。月亮悄悄出现,月光淡淡的,铺洒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上。我们三人坐在湖边。
  “你唱的蒙族歌曲好听但不好唱。咱们一起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情’吧,记者一定会唱。”其木格不但提议还说出理由。
   “对。文革前,纪念五四青年节,我们班还排练过这首歌呢,男女生两声部。”我回答道。
   “你听过三声部吗?以后我给你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咱
们国家著名音乐家瞿希贤1958年创作的。但这不是她的代表作。真正让你如醉如痴的是瞿希贤的无伴奏混声合唱‘牧歌’。听了好过瘾!好啦,以后再详细讲吧。”娜仁托娅像个小老师,似乎在上音乐课。“咱们就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吧,我唱开头。”随即,娜仁托娅沉浸在那舒缓的、悲凉缠绵的乐曲中。她随口哼起来,嗓音甜美,带几分稚嫩。我们也跟着唱。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娜仁托娅像正式排练似的, 立即重复后两句,再接着唱。
   “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
   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
   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
   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
   暮然,娜仁托娅歌声停下来,低下头,抽噎着哭了。我惊讶了,示意其木格,怎么回事?,“她想妈妈了!”其木格极小声地在我耳边说,“你不知道,她挺可怜的。”
   “啊,有什么不幸吗?”
   “她妈妈是歌唱演员。文革开始时,在一次下乡去演出的路上,出车祸去世了。”娜仁托娅听到我们在说她,哭得更厉害了。在她心里,巨浪已经訇然涌起,正在向礁石扑去。
   远处,天已完全暗下来。只有淡淡的月光洒在湖面上。四周静静的,更显出她的哭声。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哎,不幸的女孩。我不禁想起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一句话:“凡是美好的事物,往往背后都有某种悲剧的成分。哪怕是一朵小小的花,也要熬过了阵痛才能开放。” 
   在其木格的劝慰下,娜仁托娅站起身,把垂下的秀发捋顺,愧疚似的说:“真不好意思,湖边唱歌多美好,让我给……”没等她说完,我插话说:“没关系,以后吧,我们还有机会。”“真的吗?你一定要来啊!”真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刚才还在哭,转眼就爽快地邀我再来。
   草原的夜晚,青草香味扑鼻。踏着小路,我们往回走。临分别,我依据自身的体会,告诫她俩:“蒙古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他们热情好客,为人朴实。你们身在草原,无亲无故,只有把牧民作为亲人,你们才有依有靠。”
   他俩送我到苏木政府,我感到言犹未尽,顺手撕张纸,写道:“送给你共勉:生活对我们可能不公正,可是我们对自己必须公正!”
  春去秋来,为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1974年秋,我们报社蒙汉编辑部合作,到牧区采访,我又来到希拉穆仁苏木,同行的是一位蒙文记者乌力吉。
   我们先到乌力吉的熟人家。主人是苏木的民兵队长,叫格日乐图。这天,格日乐图骑马正在山上巡逻,我们乘坐的212吉普车还在半山坡,早就被他看到了。乌力吉与格日乐图是老朋友了,一见面,俩人拥抱在一起。我们上炕围桌而坐。我关切地问:“北京知青娜仁托娅您熟悉吗?”
   “哪能不熟悉!那是个好孩子。”格日乐图一开口就夸赞,“给我们
唱歌、跳舞,还学会了马头琴。现在是妇女队长,跟我们蒙族成一家人似的。”民兵队长近五十岁了,典型的蒙族说话粗犷的特点:“北京知青是我们蒙族的孩子,俗话说,‘胳膊断了也在袖筒里’,筋骨相连,蒙汉一家亲啊!”听了民兵队长的介绍,我想见到娜仁托娅,庆幸她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阴影。
   下午,我径直来到知青驻地。可巧,她出去放牧了。我请一位男知青把她替换回来。我环顾屋子的四周,发现炕上只有两套被褥。不一会儿,娜仁托娅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一进门就大喊:“记者,你真棒!说话算数。”
   还是那么爽直,说话无遮无挡。一年半刚过去,娜仁托娅可真变样了。俊俏的脸庞,白里透红。身体长高了半头,也比原来胖了,胸部微微挺起,俨然是个大姑娘,再也不是瘦小的初中生了。“你们屋只有两人住?”我提出了疑问。   “是啊,原来四个人,有两个人被抽调走了。”她不动声色平平淡淡地说,“你还记得其木格吧,她在和我作伴。”说着,她拿出日记本,翻开一页,“你看,上次你离开时给我写的,‘我们对自己必须公正’。说得多好!这两年,我用这句话鼓励自己,谢谢你!不过,这次你还要给我写几句。”嗬,又表扬又要求。
“你一定看过史诗《东方红》吧?”问话转入正题。那是1964年轰动全国的,哪能不知?“可是,你知道胡松华的爱人吗?”胡松华的一首“赞歌”红遍全国。对他的爱人,我孤陋寡闻。“听我爸爸说,胡松华的爱人叫张曼如,你们看到的伴舞是群舞,那个领舞的就是张曼如。她是东方红的舞蹈编导之一。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张曼如的独舞《灯舞》轰动一时,那是她的代表作。可是,文革开始,她被关押、审查,至今不知下落。”娜仁托娅低沉的语调,充满着同情与无奈。她小小的年纪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我另眼相看了。
   “娜仁托娅,我觉得你对文艺界好熟悉,与你家庭有关系吧?”
   “是啊,我们家都是搞文艺的。我妈是独唱演员,我爸呢……”她欲言又止,低头不语。沉默了一会儿,她扬起头看着我说:“外边的太阳多好,咱们到湖边吧。”我们走出来,踏着小路,向草原湖走去。
   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蓝天似乎离草原很近,白云伸手即得。已是深秋时节,远山一片深浅不同的黄色,深黄色转而棕色,深棕色转而红色。脚下的青草变黄了,微风吹过,小草摇曳着。太阳西斜,阳光与黄色的大地融为一体,显出草原秋天的色彩。娜仁托娅对草原的景色早已司空见惯,“我们前些日子可忙呐,一到立秋,立即割草,圐圙里面的草全部割完。草原的气候跟北京不一样,这里是‘白露百草枯’。夏天我们到夏营地放牧,秋天回来割草备冬。”娜仁托娅熟悉了草原生活,如数家珍般的讲述着。
   “你知道吗,我现在可不一样了,心里总是惦记着天气啊,雨水啊,骆驼、牛羊马。原来是想着自己,现在想的是天呀,地呀,草呀,惦记着小牛、小羊。当然,我最想的是嘎查的姐妹,牧民对我可好呢!”一路走着,娜仁托娅不断说着。她真的变了,由原来只想自己变成了心如草原般宽广,里里外外都变了。出于职业习惯,我萌生出写一篇人物通讯的想法,题目是“草原湖边的娜仁托娅”。说着,我们来到了草原湖。
   深秋的草原湖,更显出它的清纯的美。纯净的湖水,淡淡的绿色,像
纯情的少女。走近前,湖水不是绿色的而是透明无色。湖水清澈,一眼望到底。湖底的碎石,清晰可见。草原湖的清澈之美深深打动了我。望着草原湖,老子的话语如映其中,“世间惟水善利,万物不争。”
   “想什么呐?你都出神入化了。”娜仁托娅笑起来了。姑娘的美在笑声中。   “没想什么,世间的人要是都如清澈的草原湖多好!”我有感而发。
   “哪能呢,世间万物,人最坏!”噢,这是话里有话。“你说说在草原
的故事吧。”这是采访的方式,在聊天中得到最真实的材料。
  “我跟你说的不许写文章。”她是聪明人,知道深浅 。
   “哪有这么神秘?聊天嘛,随意吧。”我应和着 。
  “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的牧民常常聚在一起,黑夜里大家秘密唱一首
歌。这歌好听极了。我也学会了,你好好听着,给你唱一遍:
   洁白的天鹅,在苇湖的绿波中漫游,
   远方的客人来到我家,
   摆酒设宴将你挽留。
   洁白的天鹅,在苇湖的清波中漫游,
    四方的亲朋来到我家,
   设宴摆酒将你挽留。”
   娜仁托娅用低沉委婉的音调,唱得抒情动人。我沉浸在歌曲的悠扬、苍凉、辽远、高亢之中。这是蒙族自古以来延绵不断的极具感染力的蒙古长调。
   “你唱得真好!让我沉醉了。这是一首什么歌儿?”
   “这首歌是乌拉特民歌,歌名是‘鸿雁’。传唱了几百年。 
   “这是民族歌曲,我们要保护的,干嘛要秘密唱呢?”这是我迷惑不解的。
   “我还没说完呢。”娜仁托娅接着说,“后来,这首歌又有人做了改
编。他叫祁达楞太。刚才我唱的就是他改编的。祁达楞太七岁当活佛,十岁还俗,解放后读书,高中毕业在包头参加工作。他是巴盟中旗人,文革前他在自治区歌舞团,对鸿雁歌词做了改编,曲调还是原来的。”
   “改编的挺好的。”我说。“问题出在他这个人身上。他当过三年活佛啊,属于‘公安六条’监控人员!他创作、改编的歌一律不许唱。牧民们怕受牵连,不敢公开唱‘鸿雁’,只能在夜深人静关起门来唱。我和他们一起唱过,亲眼看见牧民们流着眼泪唱……”娜仁托娅说着眼圈红了,流下泪来。一首歌,一首民族歌曲,牵动多少人心!
   草原湖静悄悄的,山无语,水轻涌,微波涟漪,似乎倾诉着人们心中的悲情。
   抬头望去,不远处有一棵傲然挺立的胡杨树。“娜仁托娅,走,咱们看看那棵树去。”我俩走近前一看,噢,树叶落光了,胡杨树死了!胡杨树挺拔站立着,似乎在看着脚下的土地,看着远方的山坡,看着不言不语的草原湖。娜仁托娅呆呆地看着胡杨,伫立不动。
   “咱们回去吧,快到晚饭时间了。”我招呼着。娜仁托娅不情愿地转过身, “我还有事没说呢。”“好,咱们往回走,边走边说。”
   “我有件事请你帮忙。”平时爽直的娜仁托娅怎么吞吞吐吐啦?
   “是这样的,我好几年没回家了。因为我爸爸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一听就明白,这是当时流行的语言,意思是说,她爸爸被批判,还没有人身自由。
   “我爸爸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专门研究音乐理论的。”怪不得娜仁托娅对音乐知道的那么多。
   “可是,他们非说我爸是反动的。我就搞不懂,爸爸是爱国爱人民的,
怎么是反动分子呢?”娜仁托娅很平缓地叙述着,她学会了冷静。我静静地看着她,听她在讲,心里却翻腾着,16岁到草原,失去了母亲,又见不到父亲,这姑娘多坚强!
   “1971年冬天,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家里竟没人!听邻居们说,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我爸爸被监禁了。因为我爸爸说了一句话,‘尺子的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我怔住了,不得其解。“他们说这句话是反对毛主席。”我无言以对了。 
   “你什么时候回北京,能去音乐学院吗?你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什么时候能解放?”看来,就是这事要我帮忙。
   “年底吧,我回京探亲,去你爸爸单位了解一下。”
   我们在希拉穆仁的采访结束了。临行前,我按照承诺,给娜仁托娅写下一句蒙族谚语送给了她:“对于远行的骆驼,最可怕的不是眼里尽沙漠,而是心中无绿洲。”她身处不幸之中,多鼓励她勇敢生活下去。
   隆冬时节,四届人大召开了。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一些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娜仁托娅的父亲也恢复了工作。利用一次出差机会我与这位老教授见面,他告诉我,与女儿通信了,约定好父女即将见面 。
   内蒙的春天,稍纵即逝,转眼就入夏了。娜仁托娅给我来信,讲述苏木政府号召牧业学大寨,改变靠天吃饭。她正带领女青年们打井。她说,草原湖是美好的,但它不是活水,牧民不宜长期饮用。要完成一眼大井,直径五米,深十三米。牧业学大寨,人定胜天,新一代青年决心创出奇迹。
   读了来信,我有些担心,因为希拉穆仁是半干旱沙漠草原,从五十年代起,牧民们多次打井都失败了。
   两个多月后,我在编辑部编写稿件,突然一个来自希拉穆仁的长途电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想是娜仁托娅报告打井胜利的消息吧。接通电话,却是其木格的哭声!“娜仁托娅出事啦!井壁塌方,井壁塌方!”“人呢,人怎么样?”我焦急地问其木格。电话中只是哭声。原来,娜仁托娅带头在井下作业,不幸的塌方终于发生了。经抢救无效,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姑娘与世长辞了。
   任何语言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情。一朵小小的花,刚刚熬过了阵痛,本来就要开放,却枯萎了。我把编辑部的事处理完,请假赶往希拉穆仁苏木。
   一路上,以往的一切在我脑中闪现:美丽的草原湖;湖边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低沉悠扬的歌声;娜仁托娅讲述与牧民夜间偷偷唱苍凉辽远的“鸿雁”情景;民兵队长格日乐图对她的夸赞;她真情地讲述热爱大草原的感情;那爽直的快言快语;那黑黑的齐肩秀发;伫立在胡杨树前呆呆的眼神,……还有没来得及讲的瞿希贤的“牧歌”。
   我来到希拉穆仁,见到了娜仁托娅的父亲,女儿的后事老教授已处理完毕。我知道,言轻莫劝人,无法挽回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晨曦在呼唤黎明,一抹晨霞的光芒温柔地撒向大地。娜仁托娅的父亲准备返回北京了,我陪伴他到墓地再看一眼女儿。披着晨霞,我们走向草原湖。老教授踏着小路,低着头,一路无语。墓地在草原湖西边的山坡上,那久居偏远傲骨坚挺的胡杨树依然挺立,默默地目向远方;草原湖轻泛涟漪,微波涌向岸边,发出细碎的声响,似乎在倾诉,在哭泣。山无语,水轻涌,一份情,一份爱,拥抱着无语长眠的娜仁托娅。
   老教授站在墓前,沉默着,沉默着,“闺女,闺女啊,”老教授突然大声唤着独生女儿,语刚出口,泪水夺眶而出。“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教授失声痛哭。“爸爸只有你一个亲人,现在都没有了”我流着泪搀扶着他。教授转向我说:“女儿到内蒙插队,我只给了十元钱!她这一辈子只有这十块钱!”,说完,痛心地大哭。哭声响遍草原湖,响遍草原!远山在哀鸣,湖水在哭泣,风吹草原在呜咽。
   时光荏苒,十二年匆匆而逝。岁月长河中那几片残叶,几粒沙砾,几把泥土,停留在我心灵的港湾。草原湖,湖边长眠的娜仁托娅,还有那深沉悠扬的蒙古长调“鸿雁”,在我心中久久难以忘却。
   洁白的天鹅,在苇湖的绿波中漫游,
   远方的客人来到我家,
   摆酒设宴将你挽留。
   洁白的天鹅,在苇湖的清波中漫游,
   四方的亲朋来到我家,
   设宴摆酒将你挽留。
                ( 1987年6月《内蒙古广播电台》配乐播出)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30多个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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