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条件比较贫乏的过去，粗粮是经常吃的食物，记忆中包括黍米粥、黍米干饭、破米粥、棒子饽饽、白薯面汤等。只有在来客人或是有勾当时，才能吃到大米、白面和肉食等比较精美的食物。
黍米是红高粱米脱去硬壳而成的，做成粥时呈棕红色；做成黍米饭时，质地较硬，吃到嘴里口感不太好。一般家里蒸上一锅黍米干饭，再用白菜熬点粉条，就能填饱肚子。中途饿了，盛上一碗黍米饭，偷偷从油罐子舀上半小勺荤油（用猪的肥膘或是挂油等熬的大油），再倒上点酱油一拌，叫“和（huo）油油儿”，那可是难得的美味。现在讲黍米含有很多营养物质，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还含有很多粗纤维。虽然含有大量的脂肪，但膳食纤维的作用不会在体内积累，而且主要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分解多余的脂肪，把废物排出体外，能达到良好的减肥效果。在当时，总觉得难以下咽。
玉米搓成粒，用大簸箕簸去杂质，到碾子上去碾碎。边碾压边用铁“筛子”筛出细渣和碎面，上面的粗渣倒回碾子继续碾压。后来有了打粮食机器，相对轻松了很多。拿着棒子面回去后，再用“筛箩子”筛一下，分出粗一点的棒子渣和细面，棒子渣做“破米粥”，细面用来做“棒子饽饽”。“破米粥”刚做出来比较稀，放一会儿就会粘稠起来。一般人家就着咸菜瓜子，条件好点的会用咸菜瓜子炒鸡蛋，这些往往是早餐；午餐一般是大锅里炖上菜，四周把和好的棒子面贴在锅边，做成“棒子饽饽”。盖好“盖衾”用布捻严开始烧火，烧到一定火候接锅。用铲子把“棒子饽饽”铲到用柳条编织的“浅子”里，菜盛到盆子里，一家人放上桌子开始吃饭。“棒子饽饽”带着焦黄的嘎疙，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儿，咽起来有些费力。
晚饭是棒子面、白薯面做的疙瘩汤，或是破米粥等稀饭。庄稼人普遍认为，晚上也不用干活儿，吃干的就是浪费。偶尔吃顿大米饭或是面食，那就是改善生活了。如果平白无故割肉、炒鸡蛋吃就是那就是不会过日子，要遭人耻笑的。
碰上家里来客，或是有别的勾当，就会去镇子上割点肉、打点酒。用白面烙饼或是包饺子，抑或捞点米饭，再炒点菜。放上炕桌，家里男主人陪着一起吃。主妇屋里屋外伺候着，孩子们则躲到另一个屋等着。来客有时寒暄一下：“都过来一起吃吧！”，男主人坚定拒绝：“他们都有事儿，咱们先吃！”或是摆规矩：“小孩子上桌儿，那成啥了？”然后心安理得地陪客人喝酒、吃菜。
如果吃饭时间过长，小孩儿忍不住掀开门帘儿一角偷看，心里嘀咕：“怎么还不吃完？”“别都吃了啊，给我剩点啊！”客人吃完，主妇收拾碗筷，把剩下饭菜端到另一个屋子全家人开始吃。如果剩的不多，孩子们吃完所剩无几，主妇只能用点冷饭对付了。
招待客人最高礼遇好像就是“八盘四碗”了，一般只能在过年过节或是办喜事的时候才有。“八盘”为四凉四热，“四碗”为鸡鱼双肉。待客前一天，主人杀鸡买鱼肉及熟食做凉菜。炒菜不外乎蒜苔、芹菜、葱头、土豆等炒肉，凉菜用猪下水煮了或是买点灌肠；鱼炖了装在长盘里，煮熟的鸡胸脯和鸡大腿撕成长条儿装在碗底儿，带骨头的放在表面，一支鸡能装好几个碗儿；猪肉煮好了分别切成长条儿和四方块儿，肉皮一面贴在碗底，紧紧的装一碗儿。鸡碗儿和肉碗儿分别浇上肉汤，开席的时候和鱼盘一起偎在米饭的四周加热。待炒菜和凉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酒席上的掌舵人高喊一声：“刮干饭”代表酒喝完了。主妇赶紧接开锅，将四个碗儿端出来。鱼盘直接端上桌，鸡碗儿和肉碗儿分别用另一只碗一扣，快速翻转过来。端到桌子上客套一下：“都喝好了？再喝点啊！”“喝好了就吃点饭，吃块肉”，四个碗儿一般作为下饭的菜。吃完一看桌上，基本提前响应了习总的号召——“光盘行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米白面也上了饭桌，酒席上逐渐丰盛起来。“八盘四碗”变成了十二盘六个碗，到后来的二十个或者二十四个，总之都是双数。杯盘罗列摆一大桌子，很多菜根本都吃不到。菜品质量也不只局限于猪肉，而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棵里蹦的，应有尽有。每当有喜事来临，要提前几天准备——借桌凳、盘碗筷子，购买各种原材料，邀请别家主妇帮忙……费时费力。有人看出商机，推出包桌服务，钱虽然多花一点儿，但什么也不用操心。逐渐形成了一种规模，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别说是办大事，就是过年过节谁家操办三桌两桌，也懒得自己去弄。于是乎几家一凑，找个包桌，相当省事。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思想。有的人开始得瑟：“你说现在吃啥都不香了呢？现在这东西都是药物催生出来的，远不如小时候的好吃”。甚至在去年袁隆平老先生离世时，不知死活的人还进行诅咒：“他发明的转基因大米，真不好吃啊！”听到这样的话语，我只想说：“你是没有尝到挨饿的滋味，这样的人就应该让他饿几天”。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本，才能更好的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