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良先生生前照
2017年5月14日凌晨两点钟，我的朋友周庆良去世了。我很震惊，但并不意外，我知道，他的病是很难治愈的。他呢，好像对自己的病也不太在乎，什么会都参加，参加了就侃侃而谈，一谈就是半天一天，看那精神头，你很难想象他是重病之人。 震惊的是今年春节,我打电话给他拜年，他中气十足，哈哈大笑，和我讨论我们出版的运河文化丛书问题，说哪几篇文章应该改，哪段句子还需要润色，哪个提法还有些问题……前几天吧，他还为政协文史委几部书稿卧床修改校订，还在询问他的新书《漕帮秘笈》出版事宜……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我和庆良相识是在1981年9月，那是我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天。我在文化局工作，宿舍被安排在文化馆的小平房里。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再加上秋天的臭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乱叫，弄得我是心烦意乱。大约过了十二点钟吧，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我被骂声和水声惊醒。出门一看，是个个子不高的精壮汉子，在我宿舍前的水池子哗啦哗啦的洗制钱。谁啊？深更半夜的，嘿，这家伙愣头磕脑的，是看大门的吗？不太像，职工的家属吗？谁有这样的家属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一个同事。同事神秘地笑了笑，谁？周庆良呗，周伯。前两天，和咱们局长干起来了。嘿，惹得满院子都是人。这家伙！真够楞的。这不儿，从图书馆副馆长给发配到文物管理所了，嘻嘻，文物管理所？整个管理所，就他一个人。还是新建的，你说你能闹出圈儿去？
说实话，我对“闹出圈儿”“闹不出圈儿”的事真的不感兴趣，我的兴趣是文学创作。对搞创作的人有种天然的亲近感。至于其他的吗？那可就另说了。尤其是机关那点破事……你升了他降了，你鼓了他瘪了，你挤兑我我挤兑你，嘀嘀咕咕，出出哩哩，极为反感。我觉得，一个单位的关系复杂，大都与这“嘀嘀咕咕”“出出哩哩”有关。这事很快就过去了，庆良呢，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直到有一天，庆良在文化馆《运河》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古刹留民谣》，这才引起我的注意：嘿，这哥们儿粗粗拉拉的还能写东西？行，那就聊聊吧。其实，我和他的宿舍只隔一间房，但聊天的机会还真的不多。见面不过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这天，我来到庆良的宿舍，刚一推门，就弄我个倒憋气。嗬，他这个宿舍，——说是宿舍，其实还兼着办公室、库房和冲洗文物照片的暗室，哎，太简陋了。有一桌一椅一床，有两个书柜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字样。十几平方米的空间，还堆积着制钱呀瓷片啊一类的出土东西。那味儿呀，嘿，呛得你喘不过气来。阴气森森的。知道的说是宿舍，不知道的还以为掉到坟圈子洞里。我连忙拉着他到了我的房间。我们聊了起来……在聊天中，我发现庆良善良，聪明，是个奇人怪人。一方面他对领导绝对忠诚，是块“砖”的角色，哪位领导都可以“搬”，“搬”到哪儿都可以用；他当过小学老师，做过管理知青的干部，在教育局编过小学教材；到了文化局（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呢，他的事就更杂了，宣传队这帮小子不好管，让谁去呢，庆良啊，庆良能干这个，某某单位不好弄，让谁去呢，庆良啊……不过，他主要工作还是下乡。当时下乡是非常频繁的。学大寨、大麦二（两）秋、中心工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划生育……等等，领导干部都得下乡支持，文化局当然也不例外。那么文化局谁去呢？当然是周庆良啊。年年如此。这自然引起非议，您当领导的都不去，还奢谈什么革命？这不是唱高调吗？领导呢也真有办法，聪明，要不然怎么人家当领导呢？某领导领到下乡任务后，先撅搭撅搭上医院开药，回机关举着一包药开会。意思是我有病，真的不能下乡，哪位同志替我下乡，谁去呢，还是庆良去吧。庆良去了一星期回机关汇报工作，一进门就听到唱京剧的声音，谁呀，嘿，还真有闲情逸致！一听，是该领导。该领导坐在门口边拉京胡边唱着：“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呵，庆良这个气呀！当然，庆良下乡也有“得以”（得益）的时候。一次，是地震之后吧，他随某村党支部书记检查工作，其实，所谓的检查主要是动员村民离家在外搭窝棚居住。他和书记一前一后，走东家儿串西家儿，谁想刚进一户人家的门，书记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庆良忙问怎么回事。那书记大骂，他妈的，倒了大霉了！怎么了？怎么了？大白天就敢光屁股睡觉，这娘们还他妈的大抹笼。您说，这叫什么事呀？大抹笼？庆良说，原来，这家女主人，上下无条线，光着身子睡觉，让书记给碰上了。“大抹笼”是通州的土语。后来庆良写《谈通州的土语》一文，将它用上了。文化局组织学习，谁都知道，那时的学习就是糊弄事儿，庆良却格外认真，业务科就由他来组织，其实，所谓的业务科也就是他和王梓夫（后来的著名作家）两个人。庆良念，梓夫听。庆良拿着报纸声音琅琅，唾沫星子乱溅。梓夫盯着庆良，微笑着，半个小时过去了，梓夫突然说庆良，咱们还学吗？庆良一怔……二人大笑起来。
庆良的另一方面就不好说了，是桀骜不驯还是别的?说不清。有时这“砖”您还真不是那么好“搬”的。您领导得有个领导样吧？如果没有呢，那就麻烦了，“砖”可要砸手了。关于庆良被调到文管所，有多种版本，我只谈一个吧。一次，某位领导让庆良开个供暖会议，庆良真的去了。主持会议的领导见了庆良，有点恼火，说我让你们领导来，你怎么来了？你做得了主吗？做不了。嘿，知道做不了你还来？这是钱的事。好尴尬啊。嗨，要是别人，这事也就算了。可庆良不，较真。他回来就找到了某负责人。说这会应该是你们开啊？您怎么让我去了？怎么了？还怎么了？人家把我给轰出来了。不就是怕人家和咱们要暖气钱吗？至于吗？有钱咱们给，没钱也别躲着啊？咱们得见人呢？领导火了。用你来教训我？叫你去你就去，废话少说。怎么了？我就不去。就得你去……二人干了起来。庆良急了，一把揪住某领导的脖领子，来到院子里。来啊，大家伙给评评理，有这样当领导的吗？这样的人能当领导吗？某领导拼命地挣扎。好家伙，文化局的院子里可就乱了，满院子全是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当时，文化局和卫生局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您说能不乱吗？再说了，平常也没个乐儿，上哪找这乐呵事啊？您乐呵了，领导的脸上能挂得住吗？怎么办呢？图书馆副馆长的位子是不能呆了，得给他找个位置，可让这“货”上哪啊？嘿，您甭说，还真有主意高的，上级不是让咱们成立文物管理所吗？就让他去！反正就他一个人。当然，这是耳食之谈。至于别的版本，我就不说了。总而言之，说被贬也好，工作需要也罢，反正就是这样了。嗨，说起来还真得感谢文化局的领导们，没有他们，庆良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顶多您弄个科级，凭他的性格，他会华丽转身吗？会成为通州的“活历史”、“活地图”吗？会成为中国运河文化研究有通州味儿的顶级专家吗？会成为一名响当当的中国文人吗？那么，通州历史通州运河文化将会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
嗨，无论怎么说，庆良走马上任了。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全县的文物大普查。唉呀，那是怎样的情景啊？文革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钟鼓楼被扒了，燃灯塔呢，摇摇欲坠，李卓吾墓破败不堪，三教庙还有模样吗？大运河、通惠河更是臭气冲天。更可怕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没了。全民都在搞经济，人人都在想赚钱，谁还管什么文物保护这个劳什子。庆良有些发蒙。应该说，对于通州文物的惨状，庆良还是有思想准备的，没想到，比他想象的还要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干呗！可整个文管所，只有他一个人（后来加上了姚景民），他觉得自己像唐吉诃德。白天，他骑一辆除车铃不响，哪哪都响的自行车，跑啊跑啊，跑遍了全县22个乡（公社）521个村庄与通州城174条街巷。饿了，到小卖部弄把动物饼干或来块蛋糕，渴了呢？就买瓶桔汁或趴在路边的自来水管子嘟嘟弄两口……通州城墙呢？恐怕还有遗址吧？得找。御制通州石道碑呢，到是还在，在通惠河南侧。您再看那石碑，南向面道，艾叶青石制，有七米高吧。碑额篆刻“御制”二字，碑身阴刻御笔，左汉文，右满文，遒劲工正，文之周围浮雕群龙游水。真精美啊！八里桥呢，不错，还比较完整，那长桥映月的美景您是看不到了。张家湾呢，嘿嘿，古镇，曾是大运河漕运码头，是何等的辉煌啊？“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坊，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歌相闻，最称繁盛” “潞水东湾四十里，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 现在呢？他感叹，嗨，白驹过隙，时代沧桑，那城还在吗?还好，那城的遗址还在，那通运桥还在，桥上那车道沟还在，深深的，是不是在诉说着通州或张家湾车辚辚马萧萧的繁华场景呢？漷县呢？延芳淀？遥想当年，辽国帝王贵胄们在这里驻跸狩猎，那是多么壮观啊！ “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鎚、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这是《辽史·地理志》记载：明代的《燕山丛录》说得就更生动了:“辽时每季春必来此大猎，打鼓惊天鹅飞起，纵海东青擒之，得一头鹅，左右皆呼万岁。海东青大仅如鹊，既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欻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鹅惊鸣，相持殒地。”啊，这是多么生动的画面啊！活灵活现，难道这些只能活在史书中吗？现在还有痕迹吗？有啊，还真有。听，那欢快的乐曲，不就是《海清》或《海清拿天鹅》吗？那老者吹得多么带劲儿。这首曲早已飞出漷县，飞出通州，飞出北京，深入到皇宫里。啊，晾鹰台。辽代帝王每季春在此高岗上放鹰猎取淀中天鹅。虽说只是遗迹了，可他引起多少遐想与无奈啊：“苍鹰以去不重回， 金殿荒芜尽绿苔。箫鼓声湮惟鸟噪， 羽林军散低云回。 晴川应识霓旌影， 寒菊曾迎风辇开， 彼日谁能歌五子， 至今殷鉴使人哀。”这是当年漷人董方的感叹。那我们今人呢，面对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我们能不感到汗颜吗？……这不是马驹桥吗？对，马驹桥他太熟悉了。青年时代，他不就是在马驹桥度过的吗？在这里，他当过教师，那真是火红的年代啊发疯的年代啊！人人都在发疯，他也在发疯，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文物呢？那享誉北京甚至影响全国的大南顶碧霞元君庙呢？哪闻名朝野的香场庙会呢？碧霞元君庙北向三进，西近河，东临道，明成化年间所建，清乾隆时重修。玉皇阁五间：“崇殿杰阁，自门达庑，每逢庙会，附近百十村庄，京中男女人士皆来此上香，南来北拥，络绎不绝于道。张旗鸣鼓，吹演弹唱，街中列市，商贾云集，大开利市，大发其财 ……“元君宫接马驹桥，香火遥分岱岳高。龙凤旗翻翠羽盖，山河影动赤鹴袍。何人得见三花树，此地曾无千岁桃。金鼓声微幡盖远，月明应自度云璈。” “柳映红亭水映桥，碧霞宫殿郁岧峣，年年五水开香社，大好风光慰寂寥。龙岡委宛似卷呵，披拂薰风爽气多。一带苇棚临水岸，酒徒豪饮姣童歌。”……毁了，一切都毁了！他的心里发疼，我们做了多少混账事啊！子孙后代能原谅我们吗？这一切的一切，都将记忆在历史里。……关帝庙呢？天后宫呢？静安寺呢？他踏勘着，他寻找着，哪些古迹已经消失？哪些古迹还有遗址遗存？他记了厚厚的几大本文物账，当然这些古迹也印在他的心里。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很繁琐很枯燥的工作。您想啊，里外就他一个人，走访、测绘、记录、拍摄、洗印、填表、收集、宣传……这得多大的工作量？您得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吧？您得看看文物现状吧，最主要的还是要访问当地的老人，您以为老人是那么好找的？您早上去了，人家说了，对不起，我们家老爷子串门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可就难说了，要不然，您下午再来？下午呢，嘿，您来的怎么那么不巧呢？这不儿刚走，不知道上哪转悠去了，是不是上东街找人玩牌去了，您再等等……这样的事发生多少回呢？说不清。后来，庆良醒过梦儿来了，嗨，这年头谁愿意陪您聊闲篇呢？他们闲得住吗？或场院或猪场或畜棚或园田……对，就上这些地方找他们。庆良还真找到他们了。聊吧，老人和老人还真不一样，有的老人就像闷罐子，不好说，聊起来也就那么两三句，您听起来还挺费劲；有的老人就不同了，善聊，云山雾罩的。我告诉您，这坟是古坟，有年头了，听说里面埋着某某？您怎么知道，是我爷爷的爷爷说的？我爸爸告诉我的。小时候我经常到这玩。这桥是当年皇上下令修的，可积了大德了……寺庙。匾额、驿站……真让庆良开了眼界。当然，在勘查中也会遇到危险。这不儿，在牛堡屯三间房村东口大水塘边拍摄日本侵华罪证——1942年所筑暗堡时，不就碰到危险了吗？坝窄而滑，他一下子跌入水里，水多深呀！他紧紧地握住照相机，几番挣扎才脱险上岸。唉，这是小菜。最让人后怕还在后面，1984年12月的一天。这天清晨，大姚（姚景民于4月调到文管所）感觉不对，唉，怎么没见到庆良啊！平常早就起来了，再说，文化局今天不是还有会呢？怎么回事？爬窗一看，哎呀，不好，庆良口吐白沫滚到地上了。景民将门踹开，忙颠似火地将其送进医院。原来庆良整理文物档案过了夜里十二点，疲惫不堪，匆忙睡去，谁想到煤火炉子出了问题，结果，弄了个煤气中毒。那时，我已调到文化馆，听到消息便匆匆赶到医院。此时，庆良已经醒来，一见到我很是激动，高声朗诵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
白天勘查普查，晚上呢除了冲洗文物照片，填表格，整理收集来的文物外，他就拼命地读书。读什么呢？什么《诗经》《楚辞》《史记》、《春秋》、《汉书》，《旧唐书》《新唐书》《辽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他读的最多是北京的志书，正史、野史，通州各个朝代志书。《通州志》《漕渠志》《通惠河志》《日下旧闻考》《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尤其是大运河的各种史料，他反复读，认真研究。庆良读书有个习惯，无论读的是什么书，凡是涉及通州的内容，他都做摘录，制卡片，他卡片真多啊，有五六抽屉，上万张吧。那位说了，这有什么呀，新鲜吗？学者或做学问的人，读书谁不做卡片呢？不做卡片怎么写好论文呀！嘿嘿，您错了不是。庆良做卡片可不是为了什么论文？他完全是为了背诵。庆良的背功堪称一绝。什么重点朝代、建筑、遗址、诏书碑文，甚至连哪年哪月哪日、长宽厚实物尺寸、段落句读，连带民间传说都要背诵。白天背，晚上背，吃饭背，睡觉做梦背……有一次，我们聚会约他吃饭，他骑着自行车吟咏着：“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当……咕咚……哎呦，什么东西？嘿，他撞到了电线杆上…… 他就是这样做学问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有效的办法。凡是和庆良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奇怪，没见过他翻过书啊？也没见过他拿过什么资料，嘿，邪了，无论您提起哪个村哪个街道有什么文物或遗迹，他张嘴就来，滔滔不绝，什么年代啊背景啊特点啊，价值啊，逻辑性和真实性不差毫厘。奇了怪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刘祥有言：“他的学问是脚走出来，他的学问是熬出来的，他把通州吃透了……”。
踏勘、读书、读书，踏勘……就这样，历史在他面前活起来，通州在他面前活起来。大运河在他面前活了起来！ 通州，西汉建制，初称路，后称潞，因漕运通济之义改称通州。唉，建制已有二千多年了，她见证了历史上多少风风雨雨。通州呢是大运河的端头，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漕运进入鼎盛时期，通州成了上控京阙，下控天津，“……舟车辐辏冠盖交驰，京畿转漕之襟喉，水陆之要会”，成了京津水路交通枢纽，重要的漕运码头和货物集散地。“舟艘直入积水潭，帆樯林立” 每年运粮漕船二万余艘，“岁入粮四百万石。”官府的水师船和商船一万余艘。船队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万舟骈集” 成为有名的通州八景之一。“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梯行满潞川。”帆樯林立人如蚁，灯火星罗浪泊鸥。是漕运造就了通州，繁荣了通州，没有大运河，通州只不过是个小镇，至多是个普通的县城，哪来的什么灿烂的运河文化？您还奢谈什么“一京二卫三通州”？漂来了北京城，繁华了大通州，这不就是通州的历史吗？大运河呢？蜿蜒数千里，是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包容的象征。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在中华大地上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人”字的两笔交会于北京，捺的起笔处就在通州。通州啊通州，你承载了多少历史记忆？运河啊运河啊，你是百姓衣食国朝命脉……
这些深厚的历史文化，能在我们手中丢掉吗？得赶快行动啊？不然真的来不及了。行动？怎么行动？对，先把现存文物保存起来，维护起来。他想起了李卓吾墓。政府不是要迁李卓吾墓吗？对，就从这里入手。李卓吾何许人也，嗨，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啊，著有《焚书》、《藏书》等书。因触犯朝廷，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下狱。在狱中夺剃刀自刭。好友马经纶将其运回通州，遵其遗嘱，将他安葬在通州城北马厂村西迎福寺侧。唉，说起来李卓吾墓也是命运多舛，初还真过几天好日子，好友詹轸光为其立《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阳以焦弘手书“李卓吾先生墓”。碑阴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有不少文人墨客前来祭奠，光祭诗就有一百多首。这样，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1912年，倒霉的日子来了，通州北门外马厂村的两个大地主，造谣说“要想马厂好，必须墓石倒”。就这样，在一个狂风劲刮的黑夜，套上八匹骡马，把墓碑推倒。墓碑断了三截。1926年，民国政府又复立此碑，1953年，国家要建结核病研究所，李卓吾墓又在用地范围。因迁李卓吾墓于通州城北牛作坊（原名大悲林村），安葬尸骨，复建碑楼。文革初期，李卓吾墓碑惨遭破坏，后因李卓吾被划为“法家”人物，1974年碑楼又重新修复。嗨，往事如烟啊！现在呢，又要搬迁？嗨，已经是八十年代了？难道还让先生流离失所吗？政府说要迁西海子公园，并有文管所主持迁墓工作，也就是说让庆良主持这个工作。西海子公园，这是通州最美地方啊！应该是先生最好的歇息场所了。庆良崇敬李卓吾，敬仰李卓吾，他读《焚书》和《藏书》，仿佛进行了穿越，啊，这不是李卓吾先生吗？他见到先生了，先生是那样的高大伟岸。再看这群宵小，伪道学家们，他们萎缩在先生面前，听，那是先生在痛斥他们：你们这帮小人，伪君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你们不就是怕吗？我告诉你们，我的书定会流芳百世，你们这群废物早已成为粪土!他见到先生了，见到先生以死谏君，以死殉儒，以死蔑视道学家们：“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啊!这是何等的气慨啊！我一定要将先生的墓修好，让先生不在奔波劳碌好好休息。庆良忙了起来，他请专家，对墓碑及周围地区进行规划和设计，请有经验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他上下协调，八方求援，做了大量的繁杂琐事。还好，一切都很顺利。1983年10月，李卓吾墓迁入西海子公园，建碑楼，砌围墙，植花树，且新立周扬“一代宗师”题词碑与重建碑记。1984年，李卓吾墓也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环绕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
燃灯塔呢，那是通州标志性建筑，通州的象征。清王维珍诗云：“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只塔影映通州”。然而，此塔蒙上了多少磨难？远的不说，就说近代吧，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这帮畜生对燃灯塔进行了野蛮的破坏和疯狂的掠夺，他们用洋枪击断了塔尖宝镜，射掉了上千枚塔身铜铃。文革初期，塔座上所嵌的精美佛、兽砖雕全部被凿毁。1976年的唐山地震波及通州，塔顶莲花座的砖被抖落很多，塔身也略有酥裂，岌岌可危……”如果再不维护，这1400多年的宝塔就有坍塌的危险。他想起了钟鼓楼，是啊，那钟鼓楼也是通州标志性建筑之一吗？那可是明代建筑，与燃灯塔齐名啊！有人说通州城像一只大船，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中，那坐落在北大街钟鼓楼就是这只大船的巨舱，那塔是船头的桅杆，那玉带河（张家湾北门外那条通惠河）是缆绳，而那座河边的铁牛（锚）寺就是定船的大锚。如此，通州城才没有翻船，才得以安安稳稳地停泊在烟波浩淼的海面上，使通州百姓永久安生。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然而，就是这只大船的“巨仓”，文革中竟然被毁，材料被建“五七干校”，这些人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绝对不能！如果燃灯塔再遭毁坏，我们如何面对子孙？通州还能奢谈什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吗？庆良四处呼吁，一定要维修通州塔。保护通州的历史文物。真得感谢市县的领导们，他们拿出了二十九万元，修缮通州塔，要知道，那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九万元，那是多大数字，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何况正是全民搞经济的时刻。
这是一次抢救性修缮，困难还是很大的，庆良小心翼翼，专业古建修缮队来了，修塔尖、补配件、按原色粉刷塔表、油饰檐面、安装避雷针……修缮中，庆良几乎天天在场。当然有督促的意思，此外，他还有个小小的私心，向他们学习古建修缮技艺，他知道，通州还有多少文物需要修复；好好的研究通州燃灯塔。这真是宝塔啊!精美绝伦。是密檐式八角形砖木结构实心塔，塔身十三层，一、二、三、四层每面22根飞头，五、六、七层每面21根，八、九、十层每面20根，十一、十二层每面19根，第十三层每面18根，收缩极小，第一层最高，其正南一面，设有拔券门洞，深到塔心，里面砌有神台，台上安奉燃灯石佛；您还甭说，除角梁、飞檐是木质的以外，全是砖雕仿木结构；其余七面，除嵌仿木砖雕门窗外，都与正南面相同；其他十二层，除无门窗外也都与第一层相同。当然，庆良最感兴趣的就是塔铃了，全塔共悬铜铃2248枚。铜铃的形制也有多种，有平口的，也有联弧口的，有圆肩的，也有折肩的，有长身的，也有阔身的，有清脆音的，也有浑圆音的，有当地人献的，也有外地人捐的，五花八门。每个铜铃外壁都刻有捐献人的姓名和籍贯，有寡妇率子叩拜的，有祖孙三代祭奠的，有鳏夫独自祝愿的，情况各异。刻写的字体也不全同，正楷多，行书、隶书少，个别的是双沟刻法，都很美观。可惜，有1000多个塔铃毁坏或失踪了，没办法，补上吧，对，上张家湾，北仪阁有一个仿古青铜器铸造厂，干这个门儿清，就用它吧。至于老角梁嵌入塔体的相交处的尊神像，庆良更有兴趣了，有立有坐，有披铠甲执剑者，也有着袈裟合掌者，有慈眉善目者，也有凶相毕露者，惟妙惟肖。最令人喜爱的是一尊猪八戒像，肥耳巨嘴，大腹便便，乐颠颠儿的，好像是刚从高老庄出来一样。是不是对考证《西游记》一书创作来源有着重要价值呢？……
庆良真是个有心人，在监修燃灯塔的同时，他反复琢磨研究，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倾心于佛学。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他写了《燃灯佛舍利塔》一文。此文登载在1989年第五期的通县政协的《文史选刊》上。全文分为 “塔名释义”、“建筑年代”、“结构装饰”、“塔上七绝”四个部分。您甭看小文不长，有三四千字吧，但这是我见到的第一次全面描绘燃灯塔的文章。你见到的？对！以前就没有这类文章吗？没有！历史上也没有吗？嘿，还真让您猜对了。您甭看燃灯塔名气大，一千四百多年来，对这座宝塔记述真是不多，有些记述散落各种古籍中，很分散或语焉不详。尤其是塔的结构装饰部分，几乎没有。明代倒是有人指出，其身披“金碧琉璃”，“工花纹，妍色泽，后世实莫及”，那可是清康熙十八年前的状况，而且很简略。至于明代王宣的诗：冰虬峭立倚云霄，云际层峦势并高。一柱界空分晓色，八窗飞雨响秋涛。铎声清引天边鹤，灯影潜通海上鳌。笑拍危阑独翘首，满襟淸兴入吟毫。和王维珍的“一只塔影认通州”，那只是诗人的一种感受罢了。至于不少民间故事，在人们中流传，神神秘秘，我在编著的《大运河的传说》中就收录了十几篇，不过，那只是人们对燃灯塔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想象。和燃灯塔的历史和本身的装饰结构，没有半毛钱关系。
庆良还对古籍中燃灯塔是否藏有燃灯舍利提出了质疑。史料不是有这样记载吗？康熙“十八年地震尽圮……塔顶藏有舍利数百粒，如小米，色淡黄微红，莹彻如珠。又佛牙一，长三寸许……人皆见之，存胜教寺中。知州吴存礼捐募重建塔成，仍置其上”。瞧这架势，好像有，您看，要不然怎么写得这么有根有据言之凿凿呢？可在拆除塔顶时，庆良特意监督施工，小心翼翼，细心寻找，哪有什么佛牙和舍利呢？倒是在第十三层正南面当中，看到一块砖刻诗碑，“巍巍宝塔镇潞陵，层层高耸接青云。明明光影河中现，朗朗铃音空里鸣。时赖周唐人建立，大清复整又重新。永保封疆千载古，万姓沾恩享太平。”这倒是把燃灯塔创建重修事迹、所在位置、特殊景致以及企盼心情都描写出来，而且绘声绘色。但那舍利呢？佛牙呢？没有啊！那么，是不是在地宫里面呢？（一般说来，有塔就有地宫，即在塔基处正中砌有砖劵，卷内放置石函或缸坛，函或缸内收有僧人骨灰）难说。反正将舍利藏于塔顶，目前还没见到什么先例。再者说了，既然塔顶被震倒，那么，又怎么见得所见舍利是藏在塔顶，而不是收于十三层中？还有，牙长三寸，谁的牙有三寸呢？这不也是妄言吗？再者，塔座仍为初建，并未尽圮，怎么能藏舍利和佛牙呢？故此，可以断言，古籍所载，并非实事。当然，也不能说此塔就没有燃灯佛舍利，因为地宫仍在塔下，并没有发掘，一切都应以发掘眼见为主，因此，我们仍然可称其为燃灯佛舍利塔。当然，庆良还考证了塔的建筑年代。燃灯塔建筑年代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北周说，一个是唐建说，此类说法当然有根据，从史料中得来。另一个就是辽建说，这是官方组织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庆良同意辽建说，并根据监修时所见到情景丰富了辽建说：塔的建筑用的砖都是辽砖，塔的形制呢，也是辽塔。辽塔北京还有那么几座，形制与这个几乎一样；燃灯塔康熙时代时重建，塔外表两层皆为清砖，塔心儿用的砖则是辽塔倒塌时剩下的旧砖（残砖）。辽国时期捺钵文化盛行，辽国皇帝贵族到延芳淀游玩，拿天鹅，路过通州，建个塔镇水就不足为奇了。当时的辽国正是强盛时期，有强大的财力来建燃灯塔。
应该说，这是庆良的一次华丽转身，由一个普通的文物工作者向学者转变，《燃灯佛舍利塔》这篇文章，就是转身的拐点。与其说他在做监修工作，还不如说他在做监修工作的同时，亲临第一线，一点一滴的积累知识，一点一滴的研究学问。这种转变，不仅别人没有意识到，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庆良做了多少这样的监修工作呢？这么说吧，凡是通州遗存的有点名气的文物，几乎都经过庆良之手：1989年监修佑胜教寺；1992年监修张家湾城址；1996年监修枣林庄清真寺、张家门楼；1997、1998年监修了马驹桥、张家湾清真寺；2000年监修了三义庙；2001年监修北辛店真武庙正殿；2003年监修了明代通运桥石桥；2004、2005年监修通州清真寺、文庙主体建筑；2006年——2008年监修三教庙、“通州起义指挥部”、冯玉祥驻通营盘钟警楼……到处都留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能听到他粗犷的大嗓门声音，他将自己的全部融入通州的历史文化之中了。
对于新出土的文物，庆良更是格外重视。在他的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庆良在建立304项档案的同时，收集出土文物600余件；在1996、1997的文物普查中，庆良又收集文物100多项。后来就不用说，通州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出土文物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些文物的价值如何呢？看您说的，能不高吗？给您举个小例子吧。您知道1983年那件事吧？对，就是庆良在梨园乡（公社）小街村普查时发现的两合唐代的墓志铭，一合是孙封的，一合是孙如意的。您知道，这两合墓志铭解决了多大的难题啊？谁都知道，通州古称“路”，县城呢就是潞城镇的古城村，那么，是什么年代搬到现在的通州城呢？谁也说不清。“路县城考”一争论就是几百年啊！清乾隆年间学者刘禹锡根据当时出土的墓志铭，倒是推断“当在齐周设渔阳郡之时”，可那只是推断啊！孙如意墓志铭的出现，给予了有力证明。墓志铭有这样一段记述，相当精彩：“念陇钊锻缺，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戌，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墓志铭出土于梨园乡（镇）小街村东南约300米处，墓主人当葬于此地，正好在通州城南。地理位置完全相符。说明路县城由河东迁建于河西——现在通州城这个地方，是在公元550年至577年之间完成的，正好与刘禹锡的推断相符合。尤其是“齐时所置”，妙不可言！更让庆良兴奋的是墓志铭不仅证明了通州城的建迁，他还证明北齐长城存在于通州。庆良读过大量的古籍，知道现今的昌平、顺义、通州、武清诸区县内有一条数百里的土长城。也就说，通州既有运河文化，又有长城文化。文献吗，这当然是考证历史的重要依据。那眼见为实的历史文物呢？不更是有力的证明吗？ 这两合墓志铭就是如此。其实，在清康熙年间，通州城南门外窑厂村东就曾出土过唐贞元六年（790）一合墓志铭，是“故莫州长丰县令李君墓志铭”。铭文载长丰县令李丕埋藏在“县之南三里，潞水之右”。这里的县当然是指今日的通州城，潞水呢就是北运河了。“潞水之右”就是潞水之西，“县之南三里”“潞水之右”不就是今天的窑厂村东吗？确实，窑厂村老村址就建在一条西北——东南的长土岗上。《李丕墓志铭》中还有一句“屹然孤坟，长城之东”，就是说李丕墓这座坟冢，屹立在长城的东面。那么，窑厂村的土岗不就是古“长城”吗？这古长城是什么时候修的呢，铭文没有记载。1983年3月，小街村出土唐公孙封的墓志铭，铭文中有一句“左潞水兮右长城”。是说公孙封的墓左面有潞水，右面有长城。瞧，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小街村南北部确实有一条长土岗，方向与上面所说的窑厂村的土岗在一条线上，铭文中指出了条形土岗叫长城，遗憾的是也没有指明何时所建。让我们再看看孙如意这个墓志铭吧。:“魂埋潞川，东有潞河通海，西有长城蓦山，南望朱雀林兼临河古戌，北有玄武垒至潞津古关，并是齐时所置。”也就是说，孙如意墓地西侧的长城，南面的临河长城戌所，北面的潞县县城和潞河上的关口桥梁，都是“齐时所置”，哈哈，还有比这合墓志铭说得更明白的事吗？再联系到我们上面说得那两合墓志铭所提依据，北齐长城遗址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就是南关窑厂村那个土岗，长约150米，岗地宽15——17米，残高3——5米，顶宽5——10米。夯土而成。这条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公元５５１年至５５９年），距今已有１４００多年的历史，是惧柔然契丹侵犯，故此自昌平居庸关长城，傍河而行，先沿温榆河经狐奴（今北京顺义）至潞县（今北京通州）、后顺潞河（今北运河）至雍奴（今天津武清），终于海河，绵延２００公里……由西北向东南修筑了这条土长城。墓志铭的发现，既证实了通州城迁建的时间，又指出了北齐长城的遗址，您说，这三合墓志铭的价值，是高还是不高呢？
在三教庙里有两根从运河中挖出来的皇木。一根是硬合欢木，长7.5米，截面是长方形，长45厘米，宽35厘米。另一根是格木，长10.85米，截面是正方形，边长60厘米，有“顺太”等红色的三方印和编号。那是庆良抢救出来的。这就是漂来的北京城的证据啊！那博物馆存放的元明清三代10余头大铁锚呢，那是2003年闹非典最严重的时期，庆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到运河西岸铺设污水管道工程现场，抢回来的。庆良还发现了三艘沉船和漕运文物多件。两根皇木历经沧桑，饱受风雨，铁锚呢，锈迹斑斑，它们向我们透露出运河文化的多少信息？
当然，在新出土的文物中，最值得一提是曹雪芹墓葬刻石了。您想，曹雪芹何许人也？清代著名的大文学家呀！他的《红楼梦》堪称中国文学之巅，光照日月。别的甭说，就说对他及《红楼梦》的研究吧，能在全国乃至世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流派——红学，出现了许多由于研究红学而成名的大师。您说，全世界有谁能比得了呢？然而，由于这位大文学家晚年的不幸遭遇，人们对他的坎坷经历知之甚少。他逝于何年？葬在何处？始终是个谜。多少红学家们争论不休。
庆良听到曹雪芹墓葬刻石的消息，非常激动，是啊，如果曹雪芹墓葬刻石真在张家湾发现，无疑揭开了雪芹卒年之谜，填补了红学研究的一项空白。他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啊？运河文化旅游公司和庆良、刘祥等人几经周折，找到了当事人李景柱。据李说，1968年冬，通县张家湾进行平整土地大会战，声势浩大。当工程进行到张家湾城西曹家坟时，发现距离地面一米深处，有一条石。李景柱性好古物，闻讯立即赶到现场，细观察，发现青石正中隐约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左下角有“壬午”两个小字。李景柱读过《中国文学史》，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他将墓志刻石小心地保护好，至夕阳落后，趁天黑，与堂弟李景泉用独轮车将墓志刻石运回家中。再用窗纸拓好拓片后，精心保存。经旅游公司人员及刘祥、庆良等人再三动员，李将刻石无偿献出。墓志刻石长100厘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沉积岩，阳面未磨光，左下角略有残缺，正中有“曹公讳霑墓”字样。字为楷书，阴刻。墓志左下角刻着“壬午”二字。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庆良高兴之极。
曹雪芹墓葬刻石的消息是1992年7月31日北京日报郊区版在头版头条发出的。嘿，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立即震惊了社会各界。红学家、考古学家、古碑帖文字鉴定家、石刻专家纷纷云集张家湾，对刻石的真伪进行了鉴定。各界群众及海外学者也纷纷来此参观。专家们听取了刻石出土情况介绍，观看了出土测绘图，查验出土的墓葬刻石。他们对刻石的形制，书写法度，篆刻程序等各抒己见，争论激烈。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文汇报、文学报、解放日报、中国文物报、人民政协报、红楼梦研究、新民晚报、香港明报及美国纽约日报纷纷发表文章，谈曹雪芹墓葬刻石消息及研究动态；中央电视台两次开辟专栏节目，聘请不同观点的学者、专家座谈刻石情况；就连1992年在扬州举行的国际红学研究讨论会也冲淡了原定议程，会上会下大谈曹雪芹墓葬刻石。全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傅大卣、史树清先生对刻石进行了全面鉴定，引经据典，确认刻石为真迹，兴奋之余，挥笔赋诗题字。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冒高温酷暑，多次到张家湾来察看刻石，向当年目睹刻石出土者调查，根据实地考察结果及历史资料，发表了一篇八千字的论文。冯先生说：“关于雪芹的卒年，已经争论了几十年，过去我是主张‘癸未’说的，但是现在看到了这块碑石上的‘壬午’纪念，再联系到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写得一清二楚的字硬是解释为记错的或写错的了”冯先生以大家风度，毅然改变了自己数十年的‘癸未’说之观点，在刻石面前承认了‘壬午’说。当然，也有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如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但是，无论如何，曹雪芹墓葬刻石的发现，都为红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填补了红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庆良当然也参加了这次讨论，除了质疑红学大家周汝昌的观点外，他还另辟蹊径，对《红楼梦》与张家湾的关系进行研究。张家湾是京东古镇，水陆要会，漕运码头；自古就是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凡万国朝宗，四方贡赋，士大夫仕朝及商贾往来均此。“市马僦车陆行到达京城”。曹雪芹的家人们就经常来往于北京、张家湾、南京之间。曹雪芹家在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据传他和祖母就曾住在张家湾的花枝巷。他生前和朋友们多次在潞河游玩。朋友们留下许多歌颂潞河风光的诗句。那么，张家湾及通州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对《红楼梦》的写作有没有影响呢？庆良兴奋了，是啊，《红楼梦》中描写的民俗风情与历史上的张家湾何其相似啊！书中提到的“十字街”与“葫芦庙”，不就在今张家湾镇村大街东部交叉路口处吗？“葫芦庙”不就是那座小关帝庙吗？长得和葫芦似得。贾珍藏尤二姐处的“小花枝巷”，不就是张家湾城南门内花枝巷西段向北的那条小胡同吗？对了，曹家染坊就在巷口西侧，院内还有曹家井呢。贾宝玉骑马祭奠金钏时的“北门大道”和“水仙庵”，柳湘莲约薛蟠的地方“北门外头桥上”，将薛蟠骗到“下桥二里多路”的“一带苇坑”，是多么熟悉，不就在张家湾城北门外吗？“馒头庵”原名水月庵；“铁槛寺”实际说的是的“铁牛寺”。至于书中17次提到的“栊翠庵”，这您还看不出来？它的影子不就是小西甸村西北角的“栊泉庵”吗？那么，五次提到的“地藏庵”呢？您不觉得熟悉吗？看看西甸村南隔萧太后河的“立禅庵”就知道了（这些清初都圈入曹家典地的范围内）。 “西门外牟尼院”是“假语村言”，真的却是西门内广福佛中的释迦牟尼殿；“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的“外河”，不就是土桥村东的古运河道吗？“闸”呢是土桥村中的“广利闸”。贾元春游的“行宫”离桥闸不远，对，就是“行宫庙”。“玉皇庙”与“达摩庵”呢，不就在土桥村中京、通、张古道的两侧吗，一道教庙宇，一佛教庙宇。至于“过会的热闹”、“道人肩上褡裢”、“宝玉”身上披着蓑衣、刘姥姥说那“镶金筷子比俺那里铁锨还沉”的铁锨、给晴雯治病后找夹去半边银子的“夹剪”、拐孩子的“花子”、“野坟圈子”、刘姥姥带去的“枣子、倭瓜并些野菜”与所看到的“扁豆架子”、板儿手指着纱帐上的绿色“蝈蝈”、“蚂蚱”与行令时“大火烧了毛毛虫”等等景物民风，在张家湾地区不是随处可见吗？现实生活书中情景相互辉映，足以证明，曹雪芹确实在张家湾生活过，张家湾的风情景物是曹雪芹创作巨著的部分生活源泉，曹雪芹死后埋葬在张家湾，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那么，您对那块墓葬刻石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呢？庆良满怀激情，写出了《曹雪芹与张家湾》一文。我觉得这是庆良的一个好作品，成功的作品，是红学研究的新视角，我将其推荐给《农民日报》。《农民日报》副刊编辑是我的老朋友，见此稿件非常兴奋，独辟版面，连续发表……
庆良为自己制定了文物工作者三字铭。铭曰：“志如鸿，胸如湖，坚如刚，胆如虎，面如铁，情如炉，目如剑，心如烛，品如松，操如竹，实如山，怀如谷，清如泉，身如柱，直如炮，爽如秋，习如钉，工如牛。”
庆良将全部的心血倾注在通州的历史运河文化上。那么，家呢，嗨，他哪有家啊？妻子还记得，那时，两个孩子还很小，他呢住在单位，每周回来一两天，自己和孩子住在一个破旧的平房内。当时窗户都糊着报纸，一下雨屋子里到处漏水，唉，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只能把孩子搁在窗台上。他周末回家，我本想和他说这个事，可他进来后，就一直在屋里来回踱步，想文物的事，地面都是湿的，他踩着也不知晓。我出门一趟，回来他都走了。有一次，他外出几天，也没有通知家人，“还以为他走失了，不回家也联系不上，后来辗转找到朋友，才知道是去修书了。”
庆良的名气大了，找他了解通州历史、运河文化的人自然就多了。不管您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只要您想了解通州历史，了解运河文化，来者不拒。市县的领导来了，想了解通州的历史，找谁呢，周庆良啊？专家学者呢，想了解运河，找谁呢？庆良，庆良能干这个。至于各个委办局的领导，各乡镇的头头们，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就连“红领巾”们都要找他座谈。大运河畔我经常见到他的身影；电视台里我经常听到他的声音。通州可以作证，大运河可以作证……
他讲运河开漕节，祭坝，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啊？每年三月，第一艘漕船到达通州，就举行祭坝活动，主要是祭祀吴仲等人，您知道吴仲吧？就是他，疏浚通惠河，为朝廷分忧，为人民解了难，他是顶了多大的压力啊？人民呢，当然忘不了他，生前就为他立了生祠，死后又祭奠他，生荣死哀啊！他讲土坝和石坝，漕运码头，对，就在葫芦头附近。他讲大光楼这个验粮楼；那副对联写得那么大
气：高处不胜寒，溯沙鸟风帆，七十二沽丁字水；夕阳无限好，对燕云蓟树，百千万叠米家山。他讲潮白河与温榆河在这里交汇，二水汇流，成为运河的端头。谈军粮经纪密符扇的奥妙。讲漕船规制；讲仓储，大运中仓、大运西仓、后南仓，谈运河闸坝、讲与漕运相关的人员与行业；谈漕运机构；谈运河衙署坐粮厅；讲《潞河督运图》，谈漕帮……讲与漕运有关的村庄，砖厂、盐场、小神庙、皇木厂……讲皇木厂的石权、古河道和老槐树，那老槐树是明朝管理皇木的官员植的，文革中有人聚众要砍老槐树，一位藏姓老人，手持大斧，站在老槐树的面前，要砍先砍我……他讲万寿宫，那是全国少有的漕运会馆；他讲山东会馆、潞河驿、三教庙，儒释道三座不同派别的庙宇呈品字形排列，虽形式各异，但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运河文化的融合性。他讲燃灯塔，天气晴朗时，佛塔和天空中的白云相互映衬，蔚为壮观，被称为通州八景之一“古塔凌云”。他讲漕运给通州带来的繁荣；讲那些来通州使团著名的朝鲜学者感叹：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震荡不宁。“千樯云集，车毂织络。盖天萸之都会，而水路之冲逵也”。“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尤其是讲到“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盛，可抵长城之雄”时， 庆良满脸放光，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讲八里桥大战，中国军民抗击八国联军；讲大汉奸殷汝耕建立的伪防共自治政府；讲通州暴动痛击日寇摧毁了伪政权；讲潞河中学的红楼……他讲董芳、岳正、阎应元……
他的演讲感染多少人，人们无不为他的魅力所折服，无论官员还是专家和学者，甚至挑剔的记者，人人都很兴奋，脸上都是钦佩的目光。是啊，没见他拿一张纸，更谈不上什么资料，走一路说一路，您提啥咱答啥，无论是历史还是运河文化，丝毫不差。
这真是个奇才怪才啊，他不是科班出身，师范毕业，37岁才搞文物，在通州这个地面上，却硬生生的搞出名堂来，真是个奇迹。有时，我甚至在想，是不是冥冥之中老天眷顾通州，派一个文曲星或什么星下界来眷恋通州的历史、运河文化呢？
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庆良也是格外重视的，他研究通州土语、谚语和歇后语，写出了《谈通州的土语一文》；他搜集通州的民间故事。在我的《大运河的传说》一书中，就收集了他的“八里桥的故事”、“通州燃灯塔”、“土桥镇水兽”、“里二泗的传说”、“狗塔”、“马坟”、“赖候”等八篇作品；他研究通州的庙会，什么里二泗庙会、鲁仙观庙会、徐辛庄庙会、马驹桥庙会、永乐店庙会……他研究通州的民间花会，西集、马桥、漷县、张家湾……“京畿花会何处观，十人九说张家湾”，马营的秧歌牌（楼）营的会，皇木厂的竹马排成队”。对了，他还向我推荐过皇木厂的竹马，说那是皇封。我到北京图书馆查了一下，哪是什么皇封啊？竹马南方居多，我想，皇木厂的竹马，很可能从南方漂来的，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产物。对于谱牒文化，他更感兴趣了。漷县的李氏家谱、陆辛庄的季氏家谱，恐怕都有他的心血吧；对于曹氏家谱，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曾抱病参加了曹家祠堂的祭祀大典，对曹家祠堂的维修更尽了全力。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某某村有一个奶奶会，你能不能看一看。也许是信号不好吧，我没有听清他说的到底是哪个村子，最主要的是我担心他的身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玩命？赶紧回来休息。至于什么村呢，我现在都没弄清楚。我现在还在琢磨，奶奶会到底是什么样呢？活动方式呢……对于通州许多新建小区和奇怪的建筑，庆良更是格外反感，什么武夷花园啊，芙蓉路啊……和通州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通州建制2000多年，每个村名地名都有故事，都是文化，村名没有了，文化丢失了，愧对祖先哪！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来谈什么文化建设，我们做了多少错事和蠢事啊！为了留住乡愁，保留我们的地名文化，给祖孙后代有个交代，庆良用他的丰厚文化修养，写出了《通州地名趣谈》一书。
他视文物如命，谁破坏文物就是要了他的命，谁不尊重文物就是不尊重他的命。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以命相搏。庆良得罪人是很多的。什么文物贩子、企业家、大小官员等。他得罪的人都是为了通州的文物。尤其是各级官员，让他得罪不少。好像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吧，他陪同一县级干部视察八里桥，这名官员对八里桥有不敬之语，不就是一座破桥吗？什么？破桥？你他妈知道什么呀？庆良像吃个苍蝇那么恶心。庆良是政协委员，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庆良说话了，说我们有些干部是棒槌干部，烂菜花干部……当时在场的某位领导就急了。说周良你说谁说谁？点出名来……不点出名来，咱们没完。某书记，那我可就说了。你说，某领导拿出了日记本。棒槌干部是某某，烂菜花干部是谁谁谁……领导一听，连忙拦阻，说周良周良，停下停下，会下再说，和我说——（周良是庆良的笔名）……庆良年年几乎都会被评什么先进的，这年也评上了，得，就这么一通发言，先进闹没了。其实，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通州曾有一个地标型建筑方案，庆良觉得这玩意实在是不伦不类，就直接上书给领导，也许是语言有些过激吧，惹得领导大怒。封杀他，以后报刊影视媒体都不许上。嘿，笑话，都什么年代了，您封杀得了吗？就凭您？……某位领导，为了经济发展，竟然将某村的一个大院给拆了。庆良多次阻拦，也没有成功，那可是一个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啊！当庆良知道是某领导同意后，就连忙报告给市文物局，市领导也管不了啊！您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啊！庆良异常愤怒，填了一首词痛斥。名为《忆秦娥。哭古迹》。下有小注云：1993年6月，某县文物保护单位某家大院被擅自拆除，闻讯前往调查后愤作：空悲切！谁家古院声呜咽？声呜咽，精雕化粉，画梁飞屑？无天无法专权孽，无知无识为人蔑。为人蔑，千秋之丑，万年之虐！也是巧了，后来那位领导到市里工作，带几个人来通考察，大谈所谓的文物保护问题。庆良笑了，您还有资格谈论文物保护，那某大院不就是您同意扒的吗？……
至于庆良依法保护文物取得的效果吗，嗨，这得看您怎么说了，就凭庆良那种犟劲韧劲认真劲儿，能没有效果吗？
1982年4月，庆良听说宋庄公社（镇）邢各庄某村民盗掘清代墓葬事，就一边搞普查，一边核实情况，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跑公安局，上法院，见没什么效果后，就连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上报给县委、县政府。刘正书记亲自批示，县公安局立即行动，将盗墓者带到公安局，没收其所盗文物，追缴所卖文物款。此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同年7月依法没收了郎府公社（现西集镇）金各庄村某人非法拣选的出土铜币。
1986年春，庆良发现牛堡屯镇南火垡村东戚斌墓出土的墓志铭没了，结果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细致调查，掌握了证据，在法院的支持下，最终迫使大兴县长子营乡拖拉机冒着大雪送来了墓志铭，并赔偿损失5000元，有力地打击基本建设中破坏古墓的违法行为。
对于非法购销文物，庆良更是格外注意。是1992年吧，庆良掌握了甘棠镇某村村民非法购销文物的真实情况，所购品种、数量及所放位置，依法报告给通县文化局，在县公安局、工商局的有力配合下，突击非法购销小贩的家，没收非法经营的文物30余种，其中4件是珍贵品。
1999年5月2日，庆良正在休假，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北仪阁村南挑沟发现了不少铜钱，嗨，大家正在抢呢，人脑子已经打出狗脑子来了，您快看看吧！庆良急忙租乘一个“小面的”赶到施工现场，找到出土铜钱地点，发现是一处汉代铜币窖藏，立即找到该村党支部书记，并勒令机手停机。在即时宣传、斗争下，追缴被哄抢铜钱20余斤，完全是汉代“五铢”钱，使国家文物免遭损失。
2003年闹“非典”的日子，人们都不敢出门，周良却坚持到马驹桥镇划给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那块地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新桥北端下坡取土坑内的汉唐砖室墓被破坏，他立即联系相关部门，成功地对那块地周围进行考古勘探……2006年5月，周良在去宋庄镇收集文物的途中，发现武夷花园小区东侧正在进行地质勘探，当即联系有关部门，要求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谈判，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勘探，经过艰苦辩论，考古勘探获批准，后在那里发现了较大汉代砖墓群。
最惊险的要数1998年了。一次，庆良听说某工地在施工的过程中发现地下文物，庆良骑着自行车立刻来到现场，令其立即停下。什么停下，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文管所的。就你，呸！干！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躲开，不躲开就压死你。庆良岿然不动。推土机开过来了，铲车就到了脚下，庆良爬进了大铲里。大铲高高的扬起来，又重重地撴下去，扬起来撴下，扬起来撴下，就这样，一连几次……推土机终于停下来，文物保住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文物，因为他，才得以幸存。1989年12月，庆良再次获得国家文化部，公安部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2002年获国家文物局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基金奖。
当然，庆良做出的最后贡献就是路县古城的发掘了。其实，在通州被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前，庆良在政协会上就多次呼吁，要重视路县古城遗址的研究勘探工作；通州被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庆良凭借多年来对相关文献的研读并结合在通州地区发现的一些汉墓遗址，认为文献中所记载的西汉路县古城就在通州区内，很可能就在古城村附近。方位已定，庆良通过大量的工作，大致确定了路县古城的地理范围。此后，他一再呼吁要用科学的手段进行发掘。借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东风，路县古城遗址终于在2016年7月得以重见天日。虽然，年事已高的庆良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发掘工作，我想，路县古城遗址成功挖掘，说庆良是功不可没，恐怕没有什么异议吧！
庆良就是这样承受“雷暴风雨”，进行了艰苦的“华丽转身”，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学者，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顶天立地的中国文人。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与学术素养，出版了大量史地及文学专著。有《通州文物志》《通州漕运》《通州地名谈》《潞阳杂叙》《潞水吟》《漂来的北京城》《图说大运河·古运回望》《周良文史选集》（上、下卷）《安清帮秘籍》《古代张家湾》《四言通州文》《通州名人》等，我算了算，有三四百万字吧。有许多著作是开创性的，如《通州文物志》，它填补了通州志书的一个空白。从策划到出书，五十万字，他仅用了一年。《漂来的北京城》呢，那是大运河对北京城的贡献，没有大运河，哪有现在的北京城。至于《通州漕运》，则详实记载了通州河流，漕运的历史、漕运与通州关系，漕运的各种设施等等。《通州地名谈》前面已谈，不再详叙。《潞阳杂叙》主要谈的是通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安清帮秘籍》秘籍呢，那就是典型的运河文化了。
他建议并大力参与创建通州博物馆，编写《古代通州》《曹雪芹墓石展》《骏马腾飞展》《漕运与通州》等多个展览脚本并提供展品，参与制作和展陈。
他对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非常重视，《古韵通州》《烽火通州》、《辛亥革命在通州》《通州民俗》等书籍都渗透着他大量的心血；至于说《京东重镇——张家湾》、《京畿重镇——马驹桥》《千年古镇——漷县》《检翠新华》等，那就更不用说了。书中的历史沿革部分，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书中的内容，有的书几乎有一半多都是他的。他对历史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内容和文字上都不能有一点错误，因为这是历史，弄不好，危害极大，会遗祸子孙。他多次写文章，反驳某些人错误观点，用详实的资料阐述自己的史学主张。
有那么一段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每年要开几次会，会议除了征集资料外，如有计划出书，还要组织八九个人找个地方，分三个组，进行封闭式的稿件修改或校对，每次需要四五天。庆良通宵达旦的工作，总是第一个完成文稿，上面密密麻麻写出他修改的文字。
闲暇下来，他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喜欢的事好像都和文化文物有关。他喜楹联，喜书法篆刻。每次开会，他都要撰写楹联祝贺。胡建功兄说他“书联篆刻无所不精。兼善诗文训诂，笺疏墓志碑刻。其章地书法在业界独树一帜，近年篆刻的《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国学蒙学经典，刀法娴熟，字体变化多样，既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弘扬国学教育后人的名篇佳作。”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不过分的。据我所知，他有不少书法作品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有《重修佑胜教寺碑记》、《重修菩萨庙碑记》等10余篇碑文镌刻于石。在近几年参加全国性的书法大展赛中，有70余幅作品获得了金银奖。他是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中国李贽学术研究学会会员，北京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北京分会会员，政协通州区（通县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通县志》副主编，通州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庆良终于修成了正果。
庆良走了，真的走了，他走的太匆忙，太匆忙了！苍天何不佑英才？大匠暝世众心哀！追悼会上，通州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四大家”的领导们来了，在哀乐声中他们缓步来到庆良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这位为通州运河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三鞠躬……通州各界百姓们来了，数百人呀，稚嫩的“红领巾”，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满含泪水，要看老人最后一眼，要送这位德高望重老人最后的一程……“德高仁厚胸中洒洒不挂一尘满心皆爱系通州，志深节贞身外清清了无半石一生至情为运河。”这是朋友写的挽联，它默默地诉说着庆良的一生，是庆良一生的写照啊！人民网、光明网、中华社区网、中国美术家网、中青网、新浪网、网易等网站都发表了文章，文章充满了惋惜和悲痛：文保专家周庆良病逝、通州痛失“活地图”、通州“活地图” 临终批文稿……尤其是我在凤凰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为“如今周公已仙逝，通州历史可问谁？” 这是写实。那种惋惜，那种感慨，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现在有些事想起来不可思议，他呢，走之前也只是个中级职称，原因呢是他的学历不够。笑话，老天公吗？老天真的不公啊！可人民是公平的，历史是公正的。“名在人间草木香，魂归天上风云惨”、“纵然建置两千载，通州再无周庆良”、“大运河史诗撼华夏，活地图伟业传通州”、“通州痛失活地图，京畿送别文史君”、 “扛鼎通州文史，匡扶世道人心……”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呢，早已融入运河文化中，融入通州历史里，他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的一个部分。
他就没留下什么遗憾吗？是啊，他在文物战线整整工作了三十六年，经过多少雷霆风雨？怎么能没有遗憾呢？他有多少事没有做呀？他还有多少话没有说呀？！
燃灯塔塔尖上有一株塔榆，主干直径17厘米，高3.7米，树冠4.2米，没有主根，须根丛集，密布在整个一面瓦下，形状如同扇面，最长一条细根2.5米。它是怎么长出来的，没人知道。砌砖时用满灰——江米汤和灰，树根怎么能扎下去呢？它就靠这一面瓦存的薄薄一层土生活，春未才发芽，秋中就落叶，二百多年来，它饱受烈日暴晒而干渴，痛被寒风袭击而冻害，顽强拼搏，奋斗不息……1986年春天修缮塔顶时，将它移植在塔下葫芦湖畔。庆良喜欢这棵塔榆。
我忽然感到一种悲凉。
庆良，你安息吧，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您保护的历史文化正在融入这个古老城市的血夜中，您的心血没有白费，您的著作必然发生大的作用，老兄，值了。通州记住你，大运河记住你。庆良，安息吧！
2017年7月14日草于通州三元村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庆良已经去世六年了，六年啊，朋友们无时无刻不想念你。想起你就不胜嘘嘘，每遇到文物方面的难题，人们争论不休时，有人就会说，唉，庆良在就好了。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庆良，你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庆良，愿你在天堂上活得不要这么累，要活得更好。
郑建山又及 2023年6月12日
郑建山简历
郑建山，笔名 久兴 北京通州人。1953年2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后到北京通州区（县）文化局工作，尔后又到文化馆，曾任文化馆副馆长、文学室主任。1997年获副研究馆员职称，2000年后多次被聘为北京图书文化系列（群众文化）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郑建山作品选上、下》《通州的民俗文化》《通州文化志》；散文集《旧语新说》《大盘点》；民间故事集《大运河的传说》；《聊聊通州民俗那些事》；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与人合作）《孟宪峰》（与人合作）长篇传记文学《孽阉录》；发表和演出的剧本有《深夜两点钟》、《除夕夜》《地火》等；10集广播连续剧（大地的回声）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与人合作）；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其中《郑建山作品集上、下》获北京市“文荟北京”一等奖；散文集《旧语新说》获得二等奖；《大运河的传说》《通州的民俗文化》获得采风成果奖；戏剧小品《除夕夜》在北京第一届法制小品大赛上获奖，被北京电视台多次播放。剧本《大地的回声》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通州的民俗文化》获第七届“文萃北京”三等奖。有《献给大运河的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等10部电视艺术片、专题片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放；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通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