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左）、郑建山（右）
今年是浩然老师逝世十周年，想写点文字作个纪念，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浩然老师生前，每年春节，我都要去看望他，给他拜年，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们一起聊天，聊我的妻子，聊我们的孩子，聊我们的生活，就是不聊文学。我就将他当成我的父辈，我的亲人，我崇敬他，爱戴他。去世后，许多文友都写了文章纪念。我没有写，我被巨大的悲痛笼罩着，实在捋不出头绪来，再加上前两年，我和张宝玺局长去看他，他躺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唉，他消瘦，脸色蜡黄打着点滴，不知是昏迷还是昏睡。再看那病房，简陋之极。我想，一个好人，一名忠厚慈祥的长者，一个立誓“要为农民写，写农民”并留千万字文学作品的文学大家，一个对中国文学有特殊贡献的人，就这样……我的心抖的凉了起来。我心中竟然想起鲁迅先生去世前的感觉。我觉得实在无话可说了。
我和浩然老师相识于1979年，那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一天，我的同学刘占绵说咱们看看浩然老师去。占绵入学前是密云县文化馆的创作干部，对浩然老师相当熟悉，我呢只是神往。是1972年2月吧，浩然来到通县搞“文学绿化工程”。出刊物、办文学创作班，带领业余作者下乡体验生活。咳，搞得是相当红火。当时，我正迷恋文学。白天，我到生产队劳动，晚上，我拼命读书，写东西，如痴如醉。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见到浩然老师啊！我喜欢读书，我们那个小乡村虽然偏僻，信息很闭塞，但我读的书还是不少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及《说岳全传》《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还有《八十一梦》《李有才板话》，巴金的《家》，外国小说《红与黑》等，文革时读的书反而少了。除了鲁迅的一些著作外，有《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我是在知青那里得到的）有半本《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李学熬的《放歌长城岭》、李瑛的《枣林村集》和《红花满山》。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浩然老师的书，《艳阳天》呀《金光大道》等，人物栩栩如生，萧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大炮……这些人物仿佛从书里蹦了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唉，我要是能见到浩然老师该多好啊？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农民，怎么能见到浩然老师呢？对，浩然老师不是在文化馆搞文学辅导吗？就上文化馆！可跑了几次文化馆，也没有见着浩然老师。只见到了文化馆的张树林。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浩然是著名作家，他要写东西，搞创作，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怎么能长期待在通州呢？能见到树林已经不错了，那时我非常崇拜树林。人家都说树林是浩然大弟子，能见到大弟子，不也是一种荣幸吗？文化馆也是我最崇敬的单位，认为张树林就是文化馆，文化馆就是张树林，那时树林英俊潇洒，走路都带有一股仙气，他拿着一本《通县文艺》给我看，使我对他更加崇拜了，后来又见到了孙宝琦和刘子英，他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也是我中戏毕业后到文化馆工作的原因之一吧！1976年7月26日，我接到县里的一个通知，不知道是文化馆发的还是其他什么单位，说让我28日参加文化馆组织的文学创作班，浩然主讲。我高兴极了，这回我可以见到浩然老师了。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在炕上折腾，想，见到浩然老师我要说些什么呢？这时，可就到了28日的凌晨三点多钟了，我有些迷迷糊糊了。突然，远处传来瘆人的呼啸声，我一机灵坐了起来，天空刹白，瞬间黑暗，房屋在哆嗦，大地在颤抖，咔嚓，电线杆子折了，呼隆，房山倒了，鸡在院内飞着叫着跳上了墙头，我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地震了。我依里歪斜地跑出屋。……天蒙蒙亮了，整个村子一片狼藉。人们跑出了自己的屋门，惊恐万分。过了一会，我看到西集公社第二书记石奇骑着自行车进了村，他是来查看灾情的。我来到汽车站，想参加那个学习班，可汽车始终也没有来，咳，那个学习班还办不办呢……后来，我上了大学，但始终没有忘掉那个学习班，惦念着浩然老师。一天。我来到图书馆，翻阅了一本南方刊物，是《广东文艺》吧，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批判浩然老师和他的〈西沙儿女〉的，杀气腾腾的，我就更加担心了。
如今，能见到浩然老师，我该怎么办？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来到浩然老师的家。是两间楼房吧，几层忘记了，非常简陋。我们敲了敲门，门开了，眼前出现了一位浓眉大眼微笑的中年人，我想，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浩然吧？浩然老师把我们让进屋。占绵和浩然较熟，也很随便。我呢开始心里有些紧张，但一聊起来紧张感顿时消失了。我想，这就是那位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浩然吗？咳，分明就是一位忠厚慈祥的长者啊！那天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浩然老师那微笑忠厚的面容，鲜亮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通县文化局工作，浩然老师的家也安到通县，我们接触自然就多了起来，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学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通州当然也不例外。一次办文学创作班，竟然达到了几百人。在刘绍棠浩然的支持下，通州（县）办起了文学刊物〈运河〉，文学作者各个热血沸腾。我呢反而沉浸下来。我和浩然老师接触虽多，但很少谈文学。谈什么呢，主要是谈生活。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他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有一次，下班了，他来到文化局业务科，在我的办公室竟然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是我的长者啊！另外，我这个人说毛病也好说性格也罢，我从来没有请人，尤其是名家看自己的作品，更不要说请他们推荐发表了。这到不是什么清高，我觉得对老师和长者的尊重，就是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尤其是绍棠和浩然老师，他们为了创作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他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就亲眼看到浩然老师为了某些琐事干扰创作而烦恼。我又何必为了自己的创作而麻烦他们呢？况且文学创作是个创造性极强的个体劳动，每个人的思想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不一样。我记得曾在〈农民日报〉发表一篇散文，名字叫〈夜〉，听朋友说，浩然老师看了，说，建山散文写得不错，哎，就是形式……这篇文章我用了一些意识流的手法。当时还算是新的手法吧。因为我当时正在读汪曾祺。
我和浩然老师第一次谈论文学是在1990年，这时，浩然老师已经复出了十几年，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里，浩然老师竟然写出三、四百万字的作品。并写出反映新农村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苍生〉。〈苍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发表40多篇评论文章。评论界认为，这是浩然新时期的一个代表作，国际舆论认为，这部作品是浩然的再一次崛起。此作品得了大众文学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人民日报》开始关注浩然。当时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刘梦岚大姐找我约稿，让我写一篇关于浩然的文章。这时，浩然老师已经移居河北省三河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文学绿化工程。我来到了三河县政协给浩然老师准备的小院。也许是春天吧，院子里屋檐下有几蔟绿茵茵的小草。浩然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询问通县的文学活动情况。听到我的诉说后，浩然老师有些哀伤。咳，通县的文学创作溃不成军啊。我默然。是啊，我能说什么呢，短短的几年，浩然老师走了，绍棠老师病了，梓夫上了人民艺术剧院，宝玺也没了动静，（后来知道他在家里苦写），《运河》停刊，大批业余作者流失，我真的感觉对不起浩然老师。浩然老师为通州的业余作者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而我们呢，这些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浩然老师看我的情绪有些消沉，就微笑着说，不谈这些了，谈谈你的任务吧，咱们共同完成。谈任务……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和我景仰的大作家来探讨文学，了解他的创作和思想状况，心情当然紧张。谈着谈着，我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仿佛在聆听父辈传奇故事。他谈了他如何加入了共产党；谈他的舅舅如何想霸占他家的财产使他走投无路，是共产党员黎明帮助夺回家产；从此，他参加了工作，参加了党校的学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他谈面对社会上各种思想沉渣泛滥，马列主义遭到践踏，社会主义受到嘲弄他的苦闷，彷徨。谈他从通县移居三河，来到泃河岸边。泃河，是他信仰的发源地。四十年前，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人是从猴子变的，懂得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家乡这块土地上，他拼命地汲取政治营养，默默地净化着自己的灵魂。
他讲他的创作，谈到他的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的遭遇；那次经历让他终身难忘，耿耿于怀；谈到著名作家巴人出版他的小说集《喜鹊登枝》使他的命运发生转折，谈老作家叶圣陶先生对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的鼓与呼。谈作家萧也牧对他的帮助，说你的长篇小说有生活气息，但你的功力不够，很难驾驭，你最好是先写些短篇小说；他听了萧也牧的话写了一百多个短篇小说才写了长篇。他谈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和备受争议的《西沙儿女》；他讲了文革后他的反思，他将自己的书稿全部梳理了一遍，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并立下了座右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
说实话，有些话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这是文坛上最活跃最复杂的十年啊！热热闹闹的文场，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有时一个人发表一两篇作品，或讲一两句过头话就可以成为作家文人。文坛上互相吹捧轮流坐轿者有之，争名逐利不顾廉耻者有之，甚至玩文学也混迹于市。更有甚者，商家也打起他主意，某位饮料商家，请他打广告，说喝了某某某，我还能写一部《艳阳天》。他拒绝。他认为，“作家必须甘于寂寞，如果不甘于寂寞，整天儿浮在上面，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作家必须安于贫困，当然这贫困是相对的。特别是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没有稿费；现在有稿费了，如果不安于贫困，为了稿费，粗制滥造，急于发表，就很难拿出象样的东西。” “作家的成功，要靠作品；作品的成功，要靠真实；真实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真实感受二者结合产生的‘婴儿’。”要想获得这个‘婴儿’，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去。“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素材的源泉，而是作家智慧、力量、信心的源泉。”他热情地拥抱生活，和人民融为一体。土炕上，他和老农们聊家常，谈收成，谈儿女；田间地头，他和青年们一起谈理想，谈家庭，谈婚姻；同喜、同乐、同恼、同悲。十年间，他以通县、三河为基地，跑遍了全国近百个县，访问了近千人次，对改革开放后的新生活进行深刻思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他的创作是非常勤奋的，可以说是“埋头苦写”。初安家时，家里没有暖气，为了创作，他和女儿一起用小车推煤、拉煤。创作《乐土》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躲避干扰，他跑到通县党校的地下室里工作。地下室里潮湿阴暗，蚊蝇乱飞；室内只有一桌一凳一个光板床。他在床上铺上了报纸，他在脚下点燃了蚊香。写累了就躺在光板床上休息，睡醒了就从床上爬起来再写。就这样，整整苦写了一个夏天，终于完成了《乐土》的创作。仅近十年，他就发表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迷阵》、《苍生》、《乐土》等近三百万字的作品……
采访回来后，我对浩然有了全新的认识。浩然一生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写当代文学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浩然的。我觉得浩然不但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个人品高尚、信仰坚定的大写的人。当然，对浩然的质疑是有的，尤其是一位文学泰斗那个简单明了的讥讽“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句话就是现在也还在流行。八个样板戏不用说了，有许多大师们是最不能容忍的，有一位我尊敬的大师就说过，他听有人清唱“样板戏”，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可见成见之深。可话说回来了，您不愿意不行啊！群众愿意听啊，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当然，这是闲话。那一个作家呢，就是浩然了。浩然在他们眼里也是容不下的。
其实,对这位泰斗的话真的不必当真，举个例子吧，1956年，这位老先生对刘绍棠真是赞赏有加，他在当年九月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说：“中国地大物博，大有人在，通县不是出个刘绍棠。他的《山楂村的歌声》我看不见得比苏联那个差，……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新生活被他描写得风光旖旎，栩栩如生！笔下的人物写一个活一个，活脱脱的犹在在眼前。”后来，后来，反右开始，这位大师前辈立刻翻了脸，连写了三篇文章，批判刘绍棠，还把他收入论文集中。他说没想到共产党会给右派平反（这有点投机的味道吧）。现在，他又说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对于这样的大师，我们又怎么能信服呢？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契科夫的《变色龙》。（其实，那个年代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如小说《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桐柏英雄》等，只不过是这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罢了。）
此外，就是质疑他的作品《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了。有学者某公说《艳阳天》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歪曲了生活真实？您图解一个我瞅瞅。其实，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还真不能胡批乱猜，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特别是叙事性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叙事诗）更离不开人物。一个作家有没有本事，能否成为大师，关键是看他在文学史上增添了几个人物。无论两军对阵也好，还是二元对立的模式也罢，关键是看作者是不是从人物出发，关键是看他给我们创作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我们可以忘掉莎士比亚，但忘不了哈姆雷特、夏洛克；我们可以忘掉王实甫，但忘不了崔莺莺、张生，尤其是红娘。我们可以忘记鲁迅，但忘不了阿q；我们可以忘了《艳阳天》的故事情节，但忘不了肖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大炮……老舍先生说得好“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永不垂朽。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再给您举小例子，笔者在西海子公园遛弯，见几个人在玩牌，“敲三家”计分的。玩了一会儿，一个老者急了，和一个年轻人吵道：“你怎么跟马立本是的，尽记花账。”马立本在《艳阳天》中并不是主要角色，而这位老者记忆之深，可见《艳阳天》影响和浩然塑造人物之功力。至于说浩然将地主“妖魔化”，那就看您怎么说了，那么“南霸天”这个典型算不算妖魔化呢？“黄世仁”呢？我们共产党干革命不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吗？其实，说白了，学者质疑的恐怕不是浩然，而是那个年代。质疑那个时代呢，您又不敢说，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党中央还没有否定合作化，没办法，您只有拿浩然来“砸筏子”了。其实，任何作者的写作离不开当时的生活环境，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观点、价值观来评价作品，如果那样，我觉得和文革没什么两样？我发现有的学者批文革，却用的是文革语言批判浩然，用恶毒的语言说空洞的废话。话说回来了，如果您处在浩然的位置上，又会如何呢？就说大跃进吧，有多少文人学者对其大加赞颂，郭沫若不用说了，周扬先生编了个红旗歌谣，这可是真真的。就连咱们国歌的作者田汉先生不也敢为天下先，写了一个剧本叫《十三陵畅想曲》吗？说过了二十年咱们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一棵树上可以长出各种水果；倭瓜长得像磨盘，肥猪一头1500多斤，一人一天能吃一头猪，人们到火星旅游等等，可到了1967年呢，老人家已经进入了监狱。您说谁能想得到呢？所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谁都不要说嘴儿。您看看浩然这一时期，有这样的作品吗？大概很难找到吧，因为浩然扎根于人民。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浩然的《新春曲》。就从这一点上看，我说浩然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一个高度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恐怕不过分吧。对于《金光大道》评价也是如此，王馥荔不就是因为《金光大道》中的“天下第一嫂”而闻名影坛的吗？其实，对浩然的作品，不少学者还是说了公道话的：著名学者易中天就说过“在那个时代里，我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无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作品，充满乡土气息，贴近人民群众，全无八股腔调，至今值得学习。”著名的评论家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很大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当然，这样有良知学者还是很多很多的。
另外就是《西沙儿女》了。最近，我把《西沙儿女》又看了一遍，也许我的水平太低，我怎么也看不出《西沙儿女》是歌颂江青的。我倒是看到《广东文艺》李冰之的文章《评浩然和他的西沙儿女》倒像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我真替作者汗颜，您还是本地的作家主席或副主席呢，就这水平。按照您的逻辑，浩然不该写这部作品，写这部作品就是为江青树碑立传，这就让人看不明白了，他不写，那么谁来写，您吗？您又不写或者说江青不用您写，那也得有人写呀！这是多么重要的题材呀！难道写这个题材还有罪吗?如果按照您的逻辑推断，难道说西沙不是中国领土吗？西沙保卫战打错了吗？您要是那样，恐怕会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了。对《西沙儿女》，我不想多说，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小说。第一，他是第一个写“西沙之战”的小说作品。第二，他反映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西沙儿女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三、他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四，浩然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西沙，结构作品，是浩然千万字作品中另类。是形式上的创新。当然，并不是说这篇小说艺术多么高明，就是因为它有那么多第一，必然存在着缺陷，就像胡适早期的诗歌《两只蝴蝶》一样。“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就这首诗，放到现在，连县级刊物都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第一首白话诗，因而成为经典。文学史上就有地位。浩然的《西沙儿女》也是如此，作者西沙生活的先天不足，靠采访得来的材料，造成了人物的单薄，我认为这是小说致命的缺陷。
浩然对文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他的文化绿化工程了。关于文化绿化工程，有许多作者都写过，我不想多说，只谈两个小例子吧。一个是通州的张宝玺，宝玺自幼喜欢文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发表一些小作品，是1972年吧，浩然到通州（县）搞文学绿化工程，他自然参加。第一期学习班应该说出了不少人物，如杜德印、王梓夫等，张宝玺当然也在其中。应该说宝玺在这次学习班中收获不小，他写了两篇作品，一篇名《秧苗》、一篇叫《志刚》，《秧苗》经浩然修改后发表在《通县文艺》上，名为《翠绿的秧苗》。当时宝玺二十多岁，已经是某公社党委副书记了，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后来，宝玺又当了公社书记，县团委书记，水利局长、交通局长，文化局长。每次提拔，领导都要找他谈话，说，听说你还在写小说，不要写了，写那玩意有用吗？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啊！是啊，现如今，当官想当更大的官，有钱想有更多的钱，大家都很忙，都很累，您想，谁还管文学这个劳什子？可宝玺不行，他哪能放得下文学呢？白天，他就拼命的工作，晚上呢，他就加班加点写小说。写完了也不发表。一晃18年过去了，宝玺积攒了大量的小说。宝玺是北京市市政协委员，一次，他到北京去开政协会，正好与一位名作家也是政协委员做邻居。宝玺就拿自己的小说，敲了敲那位名作家的门。那位名作家好像在给上海的一个什么人打电话，讨论什么问题。名作家打完电话，见到宝玺，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宝玺小心翼翼地说，这是我的小说，想让您给看看……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我没空儿！宝玺说，我先搁您这儿，您什么时候有工夫您给看看。那位名作家冷冰冰地说，我没工夫，没时间！宝玺也是个有血性的人，他哪经得起这个，他拿起自己的稿件摔门而去。
过了几天，他和梓夫去看浩然，那时，浩然正在三河搞文学绿化工程。说了几句闲话后，浩然拿出了十八年前宝玺写的小说《志刚》，给了宝玺，说物归原主吧！宝玺捧起这篇小说，见上面有浩然密密麻麻修改的文字，眼泪差点儿流了下来。是啊，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普通业余作者的草稿，浩然将他细细修改，并保存了十八年，这是什么样的情分啊？他想起了那位名作家，想起那次尴尬遭遇，天壤之别呀，他从心里发出，浩然才是我们的人啊！第二天，他将自己的小说稿给了浩然，说您给看看，这就是我现在的水平，我想找一家出版社出书，请您给写个序。浩然热情洋溢给他写了序。这就是张宝玺的第一部小说《女人和月亮》。在序中浩然对其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并给予鼓励，从那以后，宝玺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出《运河恋》、《大河惊梦》、《爱之梦》、《野神》、《雪梦》、《沉重的爱》、《鲜花送给你》、《沧桑》、《盼你早回家》、《三生梦》、《潜流》等，浩然也多次为其作序，称其为“张宝玺现象”。并在美国出版《张宝玺文集》六卷本。张宝玺成为中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
不仅如此，在其担任文化局长期间，他毅然调整了领导班子，聘新生代作家刘祥担任《运河》的执行主编，并出版《运河文库丛书》，现在，在刘祥的主持下，《运河》已经出版了近百期；《运河文库丛书》呢，已经出版十一辑，每辑十部或十一部书，大约已经有2000多万字了吧！至于培养的作者，那就不用说了吧，我想，这个成就是与浩然老师文学绿化工程密切相关吧！因为这是接力呀。
另外就是陈绍谦了，我不认识陈绍谦，完全是耳食之谈。陈绍谦是平谷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喜欢文学，做着作家梦，但他的小说又苦于无处发表。浩然知其情况后，亲自看了他的小说，并在他主持的1990年《北京文学》一期上，一下子就发表了陈绍谦小小说25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赞扬声夹杂着嘲骂声”接踵而至，浩然老师不为所动，亲自邀请评论家、编辑、记者等，举行陈绍谦作品讨论会。1991年1月因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年仅34岁。在陈绍谦病逝六年后，浩然又筹钱为陈绍谦出了书：《陈绍谦小说集》。并将陈绍谦的作品喻为“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您说，这样的作家，对人民忠诚的大作家您哪找去。不仅是这两个人，梓夫说我们这代人是被两位大师（浩然、刘绍棠）搀上文坛的。那么，周围区县的作家们呢，我想，没受浩然恩惠的恐怕很少吧！
那么，三河市浩然的文学绿化工程呢，那就甭说了。据浩然文学绿化工程统计，以前，三河就没有作家，现在呢，文学创作异彩纷呈，2014年先后实施了“中国都市作家群文丛”、“红字系列四部曲”、“苍生文艺丛书”等多项出版工程，为40多名业余作者出版了50多部个人专著。建立起24个文艺家协会，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会员队伍已发展到1300多人，其中廊坊市级会员560人，省级会员180多人，国家级会员69人。我想，这都是浩然文学绿化工程的果实吧！
浩然走了，走了十年了。浩然不朽，浩然精神不朽。在十年前那个追悼会，近千人呼唤着浩然，
忽然，我想起了《艳阳天》电影中那优美的旋律：“燕山高又高，金泉水长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敢斗风浪的好带头，和咱心贴心，汗水往一块流，汗水往一块流。啊......，迎来丰收心欢畅，争得山河似锦绣。”
是啊，“乌云遮不住艳阳天”。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最近，我看到一本书，是梁秋川写他父亲的，叫《曾经的艳阳天》。我想，还是用梓夫在《曾经的艳阳天》序中结尾的那句话吧！“曾经的艳阳天，永远的艳阳天，曾经的浩然，永远的浩然。”浩然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艳阳天。
2017年11月26日草于三元村
这是篇旧稿，写得很匆忙，也很草率，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现在六七年过去了，他的局限就更加明显了。
如今，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由小康社会向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迈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因此，浩然老师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这些作品就尤显珍贵，他的作品栩栩如生的人物就显得更加可敬。那些污蔑他的跳梁小丑就觉得特别可笑。现在，对浩然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成绩，有的地方还有突破。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我呢，这方面研究不多，热情很高，成就很少，只好拿它来凑数了。这篇旧稿，虽说草率，确是真情。
郑建山又及
2023年6月24日
作者简介：
郑建山，笔名 久兴 北京通州人。1953年2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后到北京通州区（县）文化局工作，尔后又到文化馆，曾任文化馆副馆长、文学室主任。1997年获副研究馆员职称，2000年后多次被聘为北京图书文化系列（群众文化）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郑建山作品选上、下》《通州的民俗文化》《通州文化志》；散文集《旧语新说》《大盘点》；民间故事集《大运河的传说》；《聊聊通州民俗那些事》；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与人合作）《孟宪峰》（与人合作）长篇传记文学《孽阉录》；发表和演出的剧本有《深夜两点钟》、《除夕夜》《地火》等；10集广播连续剧（大地的回声）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与人合作）；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其中《郑建山作品集上、下》获北京市“文荟北京”一等奖；散文集《旧语新说》获得二等奖；《大运河的传说》《通州的民俗文化》获得采风成果奖；戏剧小品《除夕夜》在北京第一届法制小品大赛上获奖，被北京电视台多次播放。剧本《大地的回声》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通州的民俗文化》获第七届“文萃北京”三等奖。有《献给大运河的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等10部电视艺术片、专题片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放；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通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